“逆城镇化”是相对于“城镇化”而言的，是指由于交通拥堵、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益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从发展视角看，“逆城镇化”通常是国家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发生的，其主要特征是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的流向开始转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1］，与发达国家相比，城镇化水平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而逆城镇化现象在当前正在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我国却已逐步显现，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潮流［2］。尤其是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移居到以大理为代表的西部宜居村镇，“逆城镇化”的行为方式正日益成为一部分人逃避城市问题、追求向往生活的选择。

一、研究综述

1.国外“逆城镇化”发展进程研究

“逆城镇化”的思想可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华德（Howard，Ebenzer）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1898年，霍华德在其著作《明日田园城市》［3］中针对英国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用理想主义色彩的“城乡一体化”描述了一个新型的“田园城市”的社会。而“逆城镇化”的正式定义源于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波恩提出的，用来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波恩，1976）［4］。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用“S”形曲线来表述城市化的起步、加速和稳定阶段，认为在城市化的后期出现增长缓慢或停滞的状态，即“逆城镇化”现象（诺瑟姆，1979）［5］。后来，逆城镇化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有所表现，并日益受到学者关注：

第一，逆城镇化移民人群的特点研究。Champion（1989）［6］认为移民农村具有低死亡率、高就学率、低污染、低犯罪率和低失业率等特点，这些都说明它有能力成为迁移的目的地。Shepherd（2006）［7］认为逆城镇化是由大城市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来决定的，人群日益增长的住在乡下的偏好反过来决定了其迁移到农村地区的能力，因此这也促进了大城市向外移民的倾向。

第二，移民的动因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一些城市人群趋向于农村归因于“以人为本”和“就业导向”的解释。例如 Halfacree（1994）［8］列出了17个原因，包括通勤区距离的缩小、改善的交通、大城市的社会问题、重新构建的经济活动、退休人员迁移的增加等；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工作的原因所导致的迁移（Green，1997［9］；Findlay，1999［10］）。

第三，移民的结果及趋势研究。Vartiainen，（1989）［11］认为“逆城镇化”就是对城镇化的一种反驳和挑战。但是一些学者不认可这样的说法，Halliday和Coombes（1995）［12］认为逆城镇化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行为和文化的“扩散现象”，而不是真正反城市的表达；Schama（1996）［13］和 Brace（2003）［14］描述了“农村”将作为人类生活中深厚的文化和心理归属中心，但也是城市市场和人群流动而形成的；正如Dutton（2005）［15］认为的这是城市郊区化的一种延伸，更进一步说是社会网络全球化结果的体现。

归结起来，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逆城镇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在成熟的基础设施和优异的生态环境背景下，能看到逆城镇化发展的优势。随着移民人群的日益增多，城市的生活方式正日益渗透到农村地区，也让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人的视角关注移民生活方式。

Stars are dense and don’t twinkle, strong wind will blow next day.

2.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逆城镇化”问题（张善余［16］，1987），90年代，主要侧重于对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和理论的介绍（黄小花［17］，1997）。2000年以来，有学者开始关注国内出现的相关问题，廖筠［18］（2003）、陈伯君［19］（2007）等人认为“逆城镇化”是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借助“逆城镇化”机遇发展小城镇，从而形成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如“引导或激励一些城市产业向村镇转移”或者在村镇发展新兴产业，如乡村旅游、观光农业等，亦是“逆城镇化”的选择。另外，中国逆城镇化也加剧了中国社会阶层化的趋势，从住房分化的角度看，富人所在的高尚社区和低收入者居住的棚户区及城中村导致了居住隔离的趋向，并加深了社会分层现象（王兴中［20］，2000）。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前“逆城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一些不足：（1）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视角对相关概念、发展体系进行宏观阐述，但“逆城镇化”对社会、个体化影响的研究都缺乏一定的描述和深度挖掘。（2）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对农民工“非转农”及返乡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对大城市人口逆向异地迁移的研究并不多。近些年来，北上广等大城市人口向村镇迁移的现象日趋明显。（3）从研究地域看，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近几年来西南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交通系统以及自身的文化和环境优势，已日益成为逆城镇化移民目的地的选择。

原始数据中除面状河流外、同时存在线状河流数据。其中线状河流与面状河流共有以下三种拓扑关系：相交、相接、相离。图 8（a）、（b）、（c）即为原始河流数据中线面三种状态的可视化。图 8（d）、（e）、（f）为运用本文算法、并对应三种拓扑关系的中轴线提取结果。对于原本由线状河流栅格化得到的单线条河流都能够很好的保留。当线状河流与面状河流存在重叠或相连时，面状河流提取中轴线与单线条河流在重叠或相连处仍可以保持完整连通的状态，不会对提取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实现了全自动化的中轴提取。

二、调查地的选择与研究方法

1.案例地的选择

本研究的调查地点选择云南省大理古镇及其周边农村。2010年以来，随着名人效应及洱海周边观光旅游的开发，大理的生态和文化环境进一步被外界认知，加上近年来发达地区频发的雾霾，选择来此定居的外来大城市人群的数量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他们逃离北上广，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大理古镇及周边农村由此成为很多外来中产阶层定居的选择地。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分别与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DLOHW）、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LOZB）以及证券投资跨境资金流入（DIZQ）等三项跨境资金流动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为在大理古镇及周边农村定居的外来中产阶层，并且是从中国发达地区过来的定居两年以上的移民。访谈对象总计50位，其中居住在大理古城北边的磻曲、上银和下银村的共18位；东边的东门村、才村和双廊的共12位；古城西部的水碓村10位；古城南部五里桥和七里桥村10位。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等总体情况列于表1中。

基于此，本文从“大理逆城镇化”现象出发，探讨城市中产阶层在“逆城镇化”移民之后的生产方式、价值追求、社会关系网络等生活方式的特征，并从社会学视角深度挖掘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当代人的生活追求趋势及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

2.研究方法及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社会学的访谈法开展调查，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结合文献研究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阐释。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笔者于2015年至2017年间先后多次在大理古城及周边的调研。调查采用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对古城周边农村50个外来定居的中产阶层及20个本地人进行半结构性的访谈，每个调查对象访谈时间为60－120分钟，访谈内容包括：移民定居的意愿、生产经营、生活现状（包括消费、交往、娱乐）等，访谈对象涉及艺术家、企业主、教师、手艺人等人群。

 

表1 大理古城外来中产阶层移民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样本总数50人性别分布 男：26人 女：24人年龄分布 20－30岁：10人 30－40岁：18人40－59岁：20人 50岁以上：2人来源地分布 北上广：45人 其他：5人移民时间分布 2－5年：32人 5－10年：13人 10年以上：5人职业 从事民宿、艺术、教育、餐饮、自由职业、养老

访谈期间，笔者和调查对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常参与他们圈子的各类活动，为访谈资料的真实性提供了保证。此外，笔者还利用QQ、微信、博客等新传媒方式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有效地辅助了对这一群体生活方式的理解和研究。

3.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研究框架的构建

对生活方式，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人们依据一定文化模式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运用社会环境提供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活动方式、配置方式［21］。

近年来，国内不少社会学研究者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状况进行了研究，涉及不同的年龄、性别群体，并涵盖了当代中国社会绝大多数职业层次，其中也有不少对中产阶层群体的研究。中产阶层，按照社会学的视角，从职业上来划分，即主要是指“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具有某种特别技术水平的社会劳动者”［22］。应该说，中产阶层代表着一定的社会阶层的人群，这类人群的生活方式有以下特征：第一，生活方式可以通过个体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第二，生活方式体现出该类人群的文化特征和精神追求。中产阶层是时尚文化和小资文化的传播者，也易于接受多种文化，并在文化的品味中体现出该类人群的精神追求；第三，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网络也较能表现出该类人群的生活方式特征，中产阶层通过扩展、建构及区隔，较好地形成了自身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逆城镇化”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与主流社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这是需要去考察和研究的。为此，本研究将从生产方式、价值追求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方面拟定生活方式的框架，并展开阐述和说明。生产方式，即物质生产的过程，创作生产资料，获得劳动报酬，有一定经济收入满足基本生计的过程。中产阶层生产方式表现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获得收入的途径；价值追求，主要指对一定价值目标执着向往，并力图达到的强烈的驱动倾向。中产阶层价值追求体现在除了满足基本物质需求基础上的对生活、社会、心理、文化的进一步的探求和思考；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指镶嵌于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的网络。网络能够给个体人以支持和帮助，使其更好地发展，进而个体对所处的关系网络产生荣誉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中产阶层社会关系网络主要体现于在“新环境”中关系圈子的构建，以及如何适应不同关系圈的内容。

旅游危机事件当事人、利益攸关方、新闻媒体、官方代表及其他网民等传播主体的作用贯穿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整个过程，舆情主体对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网络传播媒介往往容易将片面的情绪和失真的“噪音”混入舆情之中[15]。情绪和噪音的泛滥导致公众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政府及时、公平、公正、公开地对事件做出合理的处置，对公众舆论给予正确的回应和解释。

三、大理古城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实证调查

1.中产阶层移民的类别特征分析

表1为受访的50个外来中产阶层移民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大理外来定居中产阶层的状况：主要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尤其是来自北京的占多数。受访人中，移居大理十年以上的占10%，5－10年的占26%，2－5年的占64%，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移民都是最近几年伴随着大理旅游业的兴旺移居过来的。

本文对该群体做了一个图表分析，按照收入和体验两个指标对这类人群进行了划分（如图1所示）：第一类（A），追求生活品质型人群。这类人群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追求，该类群体主要是年龄层次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群；第二类，理想创业型人群（B）。这一群体以年轻人群为主，他们选择将移居环境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做事业，努力实践一种理想和生活双结合的人生；第三类，旅游体验式的定居者（C），他们的经济收入不稳定，但倾向于追求独立和个性化，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居在这里，他们没有计划，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这部分人也是以年轻人居多。

  

图1 移民类别

2.定居的方式：生产与生活相结合

居住在大理的外来中产阶层并不是纯粹地休闲养生，他们大多选择边工作边享受的生活方式，他们移民定居的模式便是生产与生活相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自由化、信息化为这部分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笔者参加了一群来自北京的白领移民的聚会，他们正以各种方式积极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他们中有做民宿的、办教育的、做网络营销的等等各种职业，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基本上能够达到知识、技术较好地衔接。

LGZ，（男，42岁，咖啡厅老板）（B1）：曾经在一个海外自愿服务社区任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他认为自己有那么多管理经验，来大理应该可以有一番事业可以做的，完全可以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一个平台。ZL（男45岁，自由职业者）（A1）：以前在广州做外贸，积累了一定资金，2006年就来这里买了房子，现在全家都已经搬过来了，平日里炒炒股，享受生活。GX（男，45岁，培训机构负责人）（A2）：5年前来大理，做培训咨询，常年在全国各地出差，他觉得住在哪里也差不多，但更喜欢大理的环境和氛围。XM夫妇（40岁，自由职业）（A3）：妻子博士毕业后来大理大学工作，随后举家迁过来，他们在网络上开了一家古董店，生活自在而且过得挺惬意。

访谈发现，新移民人群中有想法的人很多，多数人能将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附加于经营中，亦可叫作“生活方式型企业主”［23］即自己创业，但他们对赚钱又没有过多的欲望，创业只是为了能在圈子里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家人一起选择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努力实现内心的一些追求。如开酒吧的LW（男，40岁，广东人）（B2）所售酒水质量高、价格实惠，在移民圈里颇有人缘，生意非常红火；媒体人CC（女，38岁）（A4）因每周组织移民家庭做西餐而成为大理饮食圈中的名人；CC的老公Joson无意间绘制了“大理古镇手绘地图”而成为网红，不少商家纷纷向Joson订制出售。再如由一些海归人士——他们中有野生动物学家、运动员、环保人士——组建的“自然观察群”，致力于带领圈里人体验观察大自然。这些外来移民既发挥了特长，也服务了社会，自身也获得了较大的满足。

XS（男，法国人，38岁，做美食）（B4）原是一位记者，后来在银桥村开了一家美味私人厨房，一天一桌，价格不菲，但吃的人络绎不绝。LL（日本人，30岁，做生态农业）（C1）带着妻儿来农村旅居，进行纯生态的耕作实验。LD（美国人，58岁，民宿老板）（A9）将民宿做得有声有色，许多美国人通过他了解了大理，认识了大理。

本课题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空腹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值、BMI值，结果见表1。从表1可见，组内比较：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空腹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值、BMI值低于干预前，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患者无明显改变，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比较：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空腹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值、BMI值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微信群语音功能宣教饮食-运动疗法在中老年糖尿病前期人群血糖调节中发挥良好作用。

通过对调查对象的生活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很多过来定居的移民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定居下来后利用自身拥有的专长和资源，结合自己的兴趣点嗅到了商机，于是又在大理开始了自己的新事业。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外来“新移民”原本就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而有点额外的收入是多数人来此定居后才衍生的附带创收。

3.生活价值追求的选择

中产阶层社会关系网络主要体现为“新环境”中关系圈子的构建，以及如何适应不同关系网络等内容。网络能够给个体人以支持和帮助，中产阶层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在融入当地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关系圈子。

（1）对生活环境品质的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

CT在骨与关节病变筛查中的适用人群,具体如下:①对于在X线检查中被骨皮质遮盖而无法清晰显示骨、肌肉内细小病变者;②脊椎、胸锁关节等结构相对较复杂的骨、关节存在病变;③对于X线检查显示因关节面细小骨折、髓内骨肿瘤等造成骨皮质破坏的疑似病变者,可通过CT检查进一步观察病变组织浸润情况。

多数逆向迁移的中产阶层开始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逃离大城市的污染。大理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冬暖夏凉的宜人气候，成为很多中产大众的首选。最初只是试探性地居住，但时间久了，习惯了对环境的依赖，反而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大城市生活。

FJW（男，45岁，北京人，自由职业者）（A5）：他说北京的气候非常不好，使他喘气困难，雾霾厉害的时候就决定撤离到这里了。ZJ（女，55岁，北京人，教育机构总裁）（A7）她不能忍受孩子长期生活在雾霾下，便在2年前带着孩子移居过来，每天在朋友圈晒这里的山水、气候，都会引来大家的热捧。

随着国内一些大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群自主性选择的增强，对生活环境的关注和对生活质量需求的提升，成为不少大城市人群离开城市到农村生活的主要原因。最近两年，大理古城及周边房地产的火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一部分移民会选择租房，为了专门体验农村生活，他们会选择在周边农村租住一个老院子，在不改变外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装修改造，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村民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有效保护了当地的古建筑。

AL（女，35岁，来自北京，艺术设计者）（A8）租下了银桥村一套老宅子，将古宅改造得非常完美，外表上看是民族特色的老院落，内在则是现代的各种舒适的设施与装饰，中西合璧，非常具有艺术感。ZSL（男，42岁，来自北京，企业家）（B5）认为租住老房子也还算是给古建筑做一个保护，否则就会被村民推倒。ZJ（A7）在农村租房一租就20年，老院子完全被她打造成时尚的院落，每天在院子里看云、看山，享受着带来的乐趣。

碟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由美国的MDAC、NASA及DOE等发起研究。目前中国、韩国、德国等国家科研部门都在开发该技术。其技术原理是用集热器集中太阳能产生高温，推动斯特林发动机带动发电机转动，实现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目前该技术已经商业运营成功，兆瓦级碟式太阳能热电厂已有上线，百兆瓦级电厂正在施工。

在国内，很多城市人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向往，有自己的一块世外桃源，寄安静、柔和、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于山水之间，过一份清静、闲雅的生活。那么，正如多数人更愿意选择来这里的意愿，轻易满足于这座小镇带来的小小自在和幸福：处处是随意、时时是生活，大理正变成他们逃离污染和压力，选择自在精神生活的场所。HL（女，35岁，上海人，家庭主妇）（B8）在生完孩子之后，患上了抑郁症。两年前来这里后特别开心。她说从来没有这样舒畅过。《离开北京去大理》［25］的作者IKO（B9），辞去在北京奋斗的工作来到大理，认为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甚至还意外收获了超出想象的惊喜，她出了书，有导演找她拍了视频，认为人生了无遗憾。

大理的本土文化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传统性与时尚性，蕴含多元、包容、民族的特征。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化元素。

WE（男，60多岁，美国人，画家）（C3）他去过世界七十多个国家，最终选择来大理，他作画、卖画，结交朋友，享受其中的乐趣；ZZQ（男，46岁，广东摇滚青年）（B6）和Les（男，65岁，夏威夷人，民间鼓手）（C2）他们认为大理有很多宗教和文化交融的东西，相互包容，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气氛，认为能激发创作的灵感。另外，大理的酒吧、餐馆、画廊汇集了名人、小资、文人、流浪者、嬉皮士等多元素的风格，再嫁接在这本土文化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文化气息。AD（男，35岁，四川人，书店老板）（B7）他在大理开书店已久，他的书店已经形成一种品牌和文化，扎根于大理，又打开一扇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LW（B2）在移民圈中人缘较好，他经常会组织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组织大家拍电视、电影，他认为地方小了，圈子更大了，反而能把来自大城市的各类人才整合在一起做事情。

应该说，大理的多元文化造就了它的包容性，而它的包容性也为各种文化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民族聚居的地方，有本土的、历史的、时尚的、非主流的、宗教的等等多种文化交织并落地生根的现象，这在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因此，中产阶层的小资文化在这里也有丰厚的土壤：装修别致的咖啡馆、简洁淡雅又突出民族特色的客栈、充满意大利风情的西餐厅、一个国际化的小型集市等都说明这更像是一个脱离于中国本土而国际化的小城市，有着更适合中产阶层生活的生命力，而文化又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人际网络，将原本分散的、多元化的人群整合为“类有机体”［24］。

广西师范大学梁业梅在《独立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中提出：“修订完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开展学校、幼儿园联合授课的课程改革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校内外实践教学体系；采用多样的教学方式；完善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这些均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

（3）精神生活的升华——心灵找到归属

（2）寻找文化元素的热衷——找到兴致所爱

（2）及时清理废物。对于圈舍的清洁频率通常要缩短到每天，及时清除粪便可以从源头铲除病原微生物的生活场所，而及时消毒又可以将病菌等进一步灭杀，防患于未然。

一些人选择移居大理，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调查对象中部分人群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力量让他们看起来更接地气，精神的追求让他们更有生机和活力。

XX（女，47岁，北京人，电视台栏目编辑）（A10）原来在中央电视台做栏目编辑，熟悉各种人情世故，厌倦了城市忙碌紧张的生活，她喜欢这里的佛教文化，带着孩子过来，寄情于大理山水间的慢生活。FF（女，台湾人，42岁，时尚设计和美食）（C6）曾经在纽约经历过繁华和精彩，在大理定居和灵修让她找到了心理的安慰，她每天都会去思考生命，不会被一些烦恼的事情所左右，从而做出理性的选择。

总之，建设项目是一个参建人数多、材料多、机械多且复杂的工程集合体，随着工程的大型化趋势，工期增加给业主和承包商带来的风险因素和风险比例也随之加大。工程保险作为一个转移风险的重要方法，应更加得到业主和承包商的重视，同时培养专业性人才，进行专业化管理，通过有效的保险理赔管理，使得承包商能够在出险后获得额外的补偿，最大程度的降低自己的经济损失。

第一，老乡圈子。即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生活圈子，很多“新移民”正是在老乡、亲朋好友的介绍下移居过来的，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群体，群里的人认同感高，可获得帮助和各种支持；第二，兴趣圈子。以兴趣为纽带组建的网络，如艺术、信仰、美食、教育等圈子，大家在兴趣中得以结识，切磋技巧，有效地分享资源和信息；第三，育子圈。出于对孩子教育的关注，“新移民”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正式体制教育的家庭互助教育圈，他们在育子圈中，特别容易形成同盟和共识，找到共同的育儿价值观和活动方式。

本模式以较好的经济性为目标，以发展经济性相对较好的煤电为主导方向，应加大煤电清洁化改造力度。2030年广东较已明确煤电机组再新增装机约20 GW，达到96.47 GW；新增核电装机5 GW，新增风电装机12.5 GW，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5.4 GW。若按等煤量控制，此方案电煤比重须达90%左右，实现难度较大。

正是如此，这里更符合中国中产阶层排解压力、寻找自在生活、提升精神追求等等的需求。而外来的精英在这里找到自己价值的坐标，有的在于内心理想的实现，有的在于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还有的通过自己努力在当地贡献了一份力量，实现着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追求。

上述例子当中的“得得嗖嗖”、“蹿哒蹿哒”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反复的、持续的动作，而不是得嗖一下或者蹿一下就停止的。这种动作本身已经带有持续意义了，后面就不能再加“着”了，通常是不会说“蹿哒蹿哒着”、“得得嗖嗖着”的。两个词重叠表现出反复和持续，而这种反复和持续同时也增长了时量，增加了动量。

4.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调查发现，这些外来中产阶层选择大理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动机主要有：体验当地生活、结交朋友、避寒避暑、职业转换等多种原因，但综合起来有几个因素是普遍认可的，即优越的生态环境、文化享受的追寻、精神压力的释放。

皮皮（女，32岁，来自北京，义工）（访C7）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曾就职于北京某高新公司，2年后毅然选择到此做农耕，她认为大城市的生活不真实，喜欢这样较为真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客栈联盟盟主（男，40岁，成都人，客栈老板）（B9）率先建立起客栈联盟，并参与本地的公益建设，如保护洱海行动，捐助贫困地区的行动，他们以这样的行为参与到当地的社区活动中而受到信任。

（1）融入本地人的生活

外来中产阶层移居大理、体验大理的原因不仅因为大理有舒适的自然环境，也因为大理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包容性。在大批外来人口移居大理并重建新生活的过程中，表现为外地人和本地人在社会交往、居住空间、语言理解、饮食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融合。

⑭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

HL（B8）认为本地人很淳朴也很包容，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加倍对你好；ZL（A1）来大理的时间长，认识不少本地人，逢年过节都会被请去吃饭，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大理通了。Les（C2）擅长打鼓玩音乐，每个周末都会到古城公园里免费教孩子玩鼓，时间一长，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

可以肯定的是外地人适应本地人生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首要的是他们带来了资本，诸如资金之类的，做各种投资，慢慢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搅动起当地的活力，然后逐渐和本地人交流，慢慢发展到穿本地人的民族服装、学本地方言，适应本地的饮食。而本地人的生活也在随这些“新移民”的到来而改变着，他们学会了和外地人打交道做生意，学会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适应环境的变迁。同时，新移民们带来的价值观和理念如理性思维、投资理财、行为方式甚至时尚的穿着打扮也都在无形中改变着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维。外来定居的中产阶层有一定的物质积累、文化素养和社会资本。因此，“新移民”在融入过程中能迅速在经济、文化、思想、价值观等各个领域起到引领作用，这种融入并不像帕克融入理论中所阐述的要经历适应、冲突、共融的阶段［26］，反而似乎是一种外来者“入侵”的感觉，在发展的各个领域显现出其优势，甚至上升为本地的精英群体。而这样的融入也可以理解为是“逆城镇化”生活方式植入到小城镇的一种成功的体现。但中产阶层在小地方生活所固有的优越感，也让他们常常把自己与当地人隔离。

（2）建立自己的特有圈子

中产阶层快速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也在积极组建自己的小圈子，大理中产阶层“新移民”的各类圈子以乡情、兴趣、追求为纽带，展示其独特性、创意性、多元性的特征。不论什么样的圈子，都能将大理的“新移民”圈在一起，形成自身特有的资源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分享和获得更多的资本和关系网络。这样的圈子，本地人往往是不容易涉足的。圈子类别主要有：

除了真正为了信仰以外，找到生活的价值，也是很多大城市中产阶层一直以来追求的东西。有些人刚开始来大理时并没有目的性，但是在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变得更能认识自己和具备行动性。

中产阶层“新移民”有他们自身的网络，这种网络代表的是一种异质性强的“弱关系”特征［27］，体现出特有的现代人的个性化色彩；而本地人多以亲缘、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关系网络，是一种“强关系”的特征，不会因为人群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改变。于是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本地人的初级网络关系和外地人的次级网络关系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各自运行着，互不干扰又相得益彰，体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关系网络的融合。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植入到小城镇环境中后有被本土化的特征。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对生态、环境、自然的回归；在心理方面更趋于对宁静、祥和、灵性生活品质的追求。而这种特征展现的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个体人对精神和社会更高层面的追求，也体现出时代发展中个体化发展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一方面城市新移民的到来，带动了村镇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特征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50个外来中产阶层移民生活方式的质性访谈，发现其生活行为方式表现出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模式。主要表现在：

第一，定居后的生产方式的随意性。这类人群逆城镇化的生产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他们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小城镇或农村”长期租房居住，定居后从事自由度高的职业或自主创业，使自己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多数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他们不在于有多少收入，而是在于有更好的生活，对比大城市昂贵的房价，这样的选择不失为一种置换和投资的行为，在经济学视角来看是一种“套利化”生活①，较典型的表现是近期过来大理做投资的人群增多。但本研究所调查的多数人依然是为了享受生活和释放压力而来的。

第二，生活价值更高的追求。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的选择，看似放弃生活，归隐于山水间，但事实上这是他们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这类人群已经不满足于对物质层面的拥有，而更崇尚于对精神层面的和生活质量的追求。清洁的环境、适宜舒适的气候、随意自在的生活、文化的碰撞、艺术的熏陶、宗教的信仰等都成为中产阶层所选择的新目标。近几年来，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多，这一特征越发得到了体现。移民的迁移类型也由最初的生态环境的移民，逐渐在移民地扎根、深入并转为教育移民、信仰移民及精神性移民。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6年3月23日报道，在这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湖边古城，人们的生活不仅仅是有着一抹童话色彩。越来越多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们抛开了现代中国程式化、崇尚物质主义的生活，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感召下聚集到这里②。他们不会受到物质的诱惑，因为这是他们真正听从心的安排而做出的选择。

第三，社会网络建构的交融性与隔离性。中产阶层来到小城镇或是农村，他们其中一部分积极主动者，能够以自身的优势迅速地融入到当地，参与到社区的发展和村民事务当中，并帮助建设、开展慈善公益，较快地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和政府的肯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推动了大理本地的发展；而一部分人不选择融入当地，有部分人是生活失意后过来的，除了和房东有接触外，一般都不和外人交往，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甚至就抱着一种隐居的心态，不希望这里的生活被过多地打扰，定居几年后都不知道村里大小事务的人大有人在。对于这部分人，往往也会成为一些安全的隐患。但总的来说，多数移民在大理生活的过程中都有各自的圈子，和本地人生活平行共存、互不相干、各安其事，实现了人群之间的和谐相处。学者李强认为：东部地区已接近“橄榄型”，中西部地区则仍呈“倒丁字型”［5］的社会结构，那么要充实和发展西部地区的中产阶层，“逆城市化”的中产移民运动可以从一定意义上增加这部分人群的数量，这对于稳定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以及推动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2.“逃离北上广”符合中国逆城市化发展趋势

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逆城市化是历史的产物和必然，并且是以城乡二元结构平衡、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完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现代化为主要模式进行的。从人群结构上看也是从富人阶层逐渐扩散到平民百姓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早已超过50%，在城市化日益明显的状况下，逆城市化现象也是不可回避的。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逃离北上广，精英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以逃避一线中心城市的生活压力与户籍限制；另一种是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将户口迁回农村老家，以分享当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无论是第一种逆城市化还是第二种逆城市化，对于当事人和国家都是一种损失，第一种逆城市化是户籍体制与土地垄断导致的逆淘汰，它降低了城市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力，使大批精英逃离一线城市，降低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而大批精英被迫逃离一线城市，也导致他们丧失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台，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率的下降，进一步固化了阶层结构，激化社会矛盾。但是从这种“逆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上看，是否能够看到一些好的方面呢？笔者认为“逃离北上广”真正符合中国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并且将会带来移民迁移的一个质的飞跃。从物质条件上讲，这部分人群经济基础较好，甚至其中很大部分人是有钱人，他们中更多的人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品质；从行为意愿上说，他们是主动的，不像前两者是为了生存和利益而采取的选择规避风险的被动式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行为。而“逃北”③（简称）则是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自主性的选择，那是一种看尽沧桑浮华后的沉淀与沉思，对人生有感悟后理性选择的回归方式。从发展的方式上看，按照马斯诺需求论理论的观点，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关怀和爱的需求、受尊重和社会价值需求来看，“农转非”和“民工荒”是从物质利益角度追求的发展，是最基本的初级的发展，而以后这两类群体选择的追求和发展的空间会更大，可变性也会较强，这两类群体所呈现出来的逆城市化现象可能是一种“伪装性”。而“逃北”人群是直接从精神追求和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形成的“逆城镇化”发展，这样的形成状态较为稳定，这也必将是中国未来“逆城镇化”人群发展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3.中产阶层的逆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城镇化“未饱先变”现象的体现

第一，按照学者诺瑟姆［28］的观点，城市化的后期出现增长缓慢或停滞的状态，即出现逆城镇化。逆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城市病问题的远离及乡村生活重新繁荣的见证［29］。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拐点大约出现在城镇化率达到70%的时候。就我国当前城镇化的进程水平而言，还远未达到这样的饱和状态，但通过调查发现，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向我国西部大理等小城镇移民的潮流正日益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可以预见，随着大城市城市病的爆发，这种趋势也愈加明显。也就是说逆城镇化现象已在我国西部以大理为代表的部分小城镇有所显现。可以说以外来中产阶层西向移居大理为代表的，将城市经济、文化向西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散的倾向——大理逆城镇化现象（简称大理现象）——是一种“未饱先变”的逆城镇化。正如学者李培林所说：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发展中继郊区城镇化之后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30］。本研究的调查也表明，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代表反城市化，当城市重新复兴的时候，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回归。这种逻辑是合理的，西方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已经证实了这个想法，“逆城镇化”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是个短暂的现象，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活环境的提升、城市病问题的减少，多数人又选择了“回归”，毕竟，城市的发展是未来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发展也不例外，城市承载了太多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完全放弃城市化而提倡逆城市化无论是从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或是从大多数人的追求来看都是不现实的。所以不排除“逆城镇化”化现象有可能只是城市化一个阶段发展的产物，是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产物，而当城市回归合理、治理好自身问题的时候，“逆城市化”也许自然而然地就不存在了。

第二，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其功能性。从正向功能上看，一方面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容纳压力，排解中产阶层的城市生活压力，当城市已不能满足其对自身生活质量提升、文化、精神等的更高追求，那么选择离开，重新构建一种新的生态的生活方式，也不失为一种尝试；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好、有文化特色的小城镇及村落也日益受到“中产阶层”的青睐，城市化人口的逆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部小城镇的发展。而西部特色小城镇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模式，并且发挥其文化特有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大城市的各种矛盾，并让城市人从心理上得到认同，这也是西部移居村镇具有独特魅力的地方和值得推广的方面。小城镇能够在这些社会中产阶层“精英”的带动下发展当地经济，改变乡村的空心化现象，使得当地的土地和房屋增值，也能吸引不少年轻人返乡就业，充分增加了原住民的收入和工作机会，同时也带动了当地乡村文化生活的繁荣，而且在注入更多文化活力的同时，又能有效保护传统文化。

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中产阶层移居当地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推高了当地的物价，不可避免会带来外地人“入侵”式的占领空间的后果，如对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治安难度的增大等。不仅如此，中产阶层一部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本地人的想法，他们学会了斤斤计较，计算利益变本加厉，时间长了，原本朴实、热情的传统价值观也将随之逐渐淡化。

总之，以生态、文化和生活价值追求为特征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更能适应大城市选择回归人群的需求，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病”带来的问题。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城镇化“未饱先变”的现象体现：一方面体现出中产阶层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城市病”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对城市不满及对村镇田园生态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个体人在现代化生活中对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更高层面追求，显现的是对人本身更多的关注。中产阶层逆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会带来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因此，应该发挥中产阶层“新移民”在本地正面的作用，避免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促进这种现象健康发展。从政府角度来说，要对移来的这部分中产阶层新移民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让其参与到社区的民主决策中，积极发挥其能力进行社区共建发展；从微观个体层面，协调各方矛盾和问题，建立一定的约定、规则、秩序，使得这部分人群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当地村镇的生活中。

注释：

①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以有利的价格同时买进并卖出或者卖出并买进同种或本质相同的证券的行为，在实际中，套利意味着有风险的存在，它也许会带来损失，但是有更大的可能性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② 贾元熙：《美媒：中国“中产阶级”逃离城市涌入“香格里拉”》，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60325／1109308.shtml。

③ “逃离北上广”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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