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留洋采箐，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大潮流。继留学日本、欧美之后，留学苏联是这一浪潮的延续。与前两者不同，留苏学人除认同苏联在科学教育方面的先进性之外，还认同苏联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先进性。关于中国人留学苏联的历史，国内外学界已有相当研究，但涉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苏的论著明显多于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的题材；研究重点一般放在国共两党与苏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留学生与中国革命、两国政府间留学政策等方面。①国内相关研究最初集中于1925年建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如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而赫世昌、李亚臣的《留苏教育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田涛、刘晓琴和李喜所的《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和黄利群的《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留苏教育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主持编写了回忆录性质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邓守强的《留苏岁月》（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具有较明显的资料性。国民党员曾是1925年建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主体，因此台湾方面对此也有研究，但基本以回忆录为主。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由蒋经国亲笔作序的《60年代来中国留俄同学之风霜踔历》，台北中华文化基金会，1988年。余敏玲所著《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史集刊》29卷）和《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史集刊》29卷）是不多的以俄文原始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论著。台湾学界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历史基本没有研究。俄罗斯（苏联）学者的研究基本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人留苏活动，代表作如发表在《远东问题》（1977年第2期）上的叶菲莫夫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eфимoв Г.В.，Из ucmopuu кoммyHucmuчecкoгo yHuвepcumema mpy∂ящuхcя Кumaя//Пpoблeмы ДaльHeгo ВocToкa, №2, 1977），以及乌索夫（В.H.ycoв）发表在《远东问题》（1987年第5期）上的《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在培养中国党和革命干部方面的国际主义援助》（ИHmepHaцuoHaльHaя noмoшь cccp в ∂eлe no∂гomoвкu кumaǔcкuх napmuǔHых u peвoлюцuoHHых кa∂poв в20-30гo∂aх//Пpoблeмы ДaльHeгo ВocToкa, №5, 1987）。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档案解密后，潘佐夫（a.В.ПaHцoв）依据新档案撰写的《中苏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TaǔHaя ucmopuя coвemcкo-кumaǔcкuх omHoшeHuǔ.Бoльщuвuкu u кumaǔcкaя peвoлюцuя（1919—1927），Мocквa，2001），在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问题上增加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和有价值的观点。欧美学界对上述研究不多，笔者仅查到潘佐夫的《中苏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的英文版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Richmond： Curzon，2000。20世纪50至60年代，有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学习和生活，这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最正式、最规范和持续性最长的文化交流行为。笔者认为，留苏学人在沟通中苏民间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角色，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将其对苏联的亲身感受直观地传递到国内，成为中国人了解苏联的重要途径，由此构成一种特殊渠道形成的“苏联形象”。

一、留学俄苏之兴起

（一）清朝时期的留俄

有清以来，中俄两国自17世纪中期开始正面交往。因国界相邻、流民往来、经贸渐盛及侵占我土，俄国成为清政府首批交涉国家。

始建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的俄罗斯文馆是中国最早公立的外国语学院。按照清政府设制规定：俄文馆的“学生学成后，或派往中俄边界充任翻译，或进理藩院供职，或留俄罗斯文馆充任教习”［1］。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作为其附属学校同时开立，陆续设立了英文馆、法文馆、布文馆（德文馆），亦包括因袭前制的俄文馆。地方如湖北、新疆、吉林、黑龙江等地也设有俄文书院或学堂。

1899年，京师同文馆学生张庆桐、傅师贤、陈瀚、郝树基受清政府派遣赴俄，这4人成为中国派往俄国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其中，张庆桐被派往彼得堡法政大学留学。1905年12月，张庆桐从彼得堡给仰慕已久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信并送他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中国40年来大事记》。张庆桐在书的扉页上恭敬写道：“谨以最虔诚的敬意，致俄土之上的伟大作家。1905年12月1日，彼得堡。”［2］托尔斯泰非常高兴地回信写到：“在我整个漫长的一生中，我几次见过日本人，可一次也没有见过中国人，也没有机会和任何一个中国人有过来往。”［3］

1917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李瑞东从京城回到武清家中过年，因使用煤炉不当，煤气中毒于次年正月初一日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据统计，1899年后清政府和地方各省向俄国派遣官费及自费留学生共40多人。［4］这种留学生派遣规模相对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但正是这批先行者将俄罗斯风土民情乃至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著名学者和革命家张西曼于1912年赴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阅读了正在秘密传播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张西曼在《十月革命怎样地感召了我》中写道：“十月大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艰难阻险，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成为促进中苏永久友善和沟通中苏文化的前驱，虽然我精神仍在痛惜中国民众未能及时克服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继续作祟。然而我仍要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追随中国革命群众之后，在革命三民主义的大旗下，完成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的任务。”［5］张西曼回国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创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依据美国国内法庭做出的判决，美国商务部没有法律依据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然而，法庭同样也没有明确表示美国国内法禁止当局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因此，法庭模糊的判决依然赋予了商务部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无疑增加了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

由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智能电阻焊接联合实验室举行了揭牌仪式，会议嘉宾还参观了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制造现场、智能电阻焊接联合实验室，亨龙智能以全新的面貌展示了新一代电阻焊接技术及无铆钉铆接、FSPR 等行业先进工艺，分享了亨龙智能最新的金属连接工艺技术成果，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

1925 年 9 月筹备成立的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oммyHиcTичecкий yHивepcиTeT Tpyдящихcя КиTaя имeHи cyHь ЯTceHa）即是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产物，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学，［7］随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展开留学人员招募活动。在广州的留学生招募是公开进行的，这里招募的学员90%以上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上海、平津等地的招募由于军阀战争原因只能秘密组织，由中共党组织进行推荐，此三处招募的学员多为共产党党员。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第一批中山大学学员共计340余人分别从广州、上海等地出发，陆续于1925年底及1926年初到达莫斯科。［8］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由托洛茨基主持并发言，与会者“不论是参加开学典礼的俄国人还是中国的学生，无不为之感到振奋。大厅披上了盛装，列宁和孙中山像分别挂在大厅两侧墙上两国国旗下”［9］。

中山大学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经历了短短五个年头（1925—1930），但却留下了深远影响，中山大学“在中国留苏教育史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总共接受了来自国共两党的859名留学生”，“其毕业生多数在国共两党担任要职，如中共一方的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权、陈绍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等，国民党一方的蒋经国、郑介民、邓文仪、张镇、谷正纲、谷正鼎等，他们的留学生活对其日后的政治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10］

以绘本为例，家长普遍认为其图画多、文字少，对于成人来说没有太大的阅读价值，这其实是对绘本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美国绘本作家莫里斯·桑达克是一位有着卓越成就的绘本大师，他是美国第一个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被称为“童画界的毕加索”“绘本创始以来最伟大的创作者”。他有一本很特别的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从画面到文字，复杂又晦涩难懂，被誉为“迷一般的书”“挑战所有人阅读智慧的一本书”。它从故事的主题意蕴、绘画的风格，到细节的隐喻暗示以及作家创作的背景，都有丰富的阐释性，不仅适合儿童阅读，也适合家长阅读。

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趋同，以及复杂国际形势的推动，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文化教育领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理想推动了留苏浪潮的兴起。

工作人员倾听、记录群众意见后，先在锻炼对象中开展认领，超出能力权限的通过临时党支部交办到所驻社区城市基层党建联建委员会，在驻区单位党员、住区党员中开展认领；对需要市委、市政府层面解决的，通过城市基层党建街道共建委员会上交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上报到市委市政府，变成全市共同行动，让党及时听到了群众的“声音”，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一）留学人数

从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正式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院校（军事院校除外）学习之规定”，从1951年8月13日中国政府首批正式派遣375名留学生赴苏算起，至1964年最后一批学生派出，在14年间总计有8357人赴苏留学。［11］具体年份及派出人数和类别如下表。

 

中国政府派遣留苏人员统计表（1951—1964）

  

资料来源：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0～224页。

 

年份 大学生 研究生 进修教师 实习生 总计1951 136 239无无375 1952 209 11无无220 1953 60 523无无583 1954 1226 149无无1375 1955 1660 239 33无1932 1956 1343 619 123无2085 1957 40 269 174无483 1958 8 235 135无378 1959 65 300 95无460 1960 158 66 93无317 1961 8 30 36无74 1962无30 16 9 55 1963无15 1 1 17 1964无无3无3总计 4913 2725 709 10 8357

第一，20世纪20—40年代派驻苏联的“老留学生”，共计44人。［13］其中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留学生或其子女，他们或因国民党政权反共无法归国，或因抗日战争爆发导致路途阻断而滞留在苏联；30年代中共中央将革命后代通过各种途径派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保育院、瓦斯基诺国际儿童保育院和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保育院就学；194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已经全境获得解放的中共东北局负责组织、培训和派送了21位中共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去苏联学习。这21个年轻人，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党支部，直接归中共东北局领导。这个党支部的代号即为“4821”。［14］这21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他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一是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二是要根据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需要选择水电、经济、航空、地质、轻工业等专业；三是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除2位学生病休回国之外，其他19位学生都以优异成绩完成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回国工作。

（二）留学类型

1951年10月15日，张闻天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递交的报告中表示：“现在苏联的留学生，共计609人。其中包括下列各方面：1.今年新来的留学生375人，其中副博士学位研究生136名。分布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喀山、萨拉托夫、诺沃契尔卡斯克等6个城市；2.军事留学生：海军留学生53人，在列宁格勒；空军留学生30人，在莫斯科。青年团留学生22人，在莫斯科。东北工业实习团88人，分散在库兹涅茨克、顿巴斯及其他各地工厂。老留学生，多系干部子弟，其中有苏联籍19人。”［12］由这段史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留苏学生主要有四种类型：

这14年的留苏学生群体主要以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为主，他们学习苏联的科学文化知识，目的在于为新中国建设贡献知识力量。这一留苏浪潮为中苏两国间最正式、最有计划和持续性最长的政府行为，无论从派遣学生的规模、所学专业的门类、学习和居住地域还是接收规格和实际效果而言，都是满清和民国两个时期无法相比的。

第二，向苏联中央团校派遣、旨在培养青年干部的“团校留学生”。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15］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Apartment based on Timesharing Vacation Mod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HEN Suping,TAN Meilan 36

第三，根据中苏合作项目以及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派遣学生赴苏学习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例如根据“一汽”项目及“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之协定推广到‘中苏石油’及‘中苏金属’两合股公司事”的派遣人员，以及新疆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的留苏人员都属于此范畴。

高校作为科技和人才的重要结合点，在积累智力资本、提高科技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四，由中央军委单独选拔、单拨名额的“军事留学生”赴苏入读苏联各军事院校，包括陆、海、空军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感觉较之于中国勤奋的工作、生活态度而言，苏联人更注重享乐和休假，注重生活品质：“在中国生活就是工作，是永不停止的奋斗。而苏联人的生活更加多彩，除奋斗之外，还全面地去享受生活。”［30］“苏联人，都很看重休假。他们每年都享受带薪休假。常常全家人一起到海滨和名胜之地，或去疗养院度假”，“（莫斯科居民）在郊区都有一座别墅，周围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周围小溪流淌，地上长满绿草、野花，在附近森林里采蘑菇，吃野餐，尽情地游玩了一天，体验了莫斯科人郊外的假日生活。”［31］中国留学生经常受邀到苏联家庭做客，他们为普通苏联人的居住条件而感叹，“几十平方米的大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柜中摆放着高雅的工艺品和油画，卫生间、洗浴间齐备。还有一台我第一次见到的电冰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家庭中可不多见。”［32］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苏签订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院校（军事院校除外）学习之规定”，通过“组织保送和公开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出来入读苏联普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中的最大群体。

较之于“老留学生”、“团校留学生”、“军事留学生”和“企业留学生”，普通高校留学生多是通过层层考试选拔上来的优秀学生，来自于不同地域、各行各业、各个学科，大多出身于普通家庭。普通高校留学生由于学科分布广、学习年限长，更能够充分感受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而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习经历，在这一特殊群体的视野中培育了不同视角的“苏联形象”。

（三）“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普通层面和个体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认识，关键在于其直接性和细微性的特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学人以其个性化视角，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感知，他们以亲身经历和思想激荡后形成的深刻认知，犹如百川汇流，建构起更加直观和真实的“苏联形象”，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将这种“苏联形象”传递到国内。

毛泽东对留苏学生的讲话中，有一段非常著名：“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7］对于毛泽东的鼓励，一位在现场的留苏学生记录了其亲身感受：“1957年在莫斯科听毛主席讲话时，我20岁整，1997年在北京追忆这个讲话，已是花甲之年。40年光阴足以使一个人拥有回首青春的资本，但这是以曾经拥有的青春资本的丧失殆尽为代价的！然而，韶光易逝、青春不驻，这仅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而言。只要地球旋转，应有冬去春来，就可朝花夕拾，就永远存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归根结底，毛泽东寄托希望的‘你们青年人’，乃是‘无穷匮’的子子孙孙，乃是无穷无尽的永恒青春。我感到幸福的仅仅是毛泽东的这句永远年轻的语录，能让我幸福地想那个1957年11月17日，能让我想到我也曾经年轻过。”［18］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话语对众多留苏学生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苏联形象的“正面”与“背面”

（一）独特的自然与地理条件

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从东到西横跨11个时区，从北到南纵跨常年冻土带、寒带、温带和亚热带。在中国留学生的眼中，苏联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踏上苏联土地后，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苏联独特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

中国留学生对苏联漫长的冬季几乎都不习惯。以莫斯科为例，一般10月初就下雪，第二年“五一”节后才开始融化。因靠近北极，列宁格勒每年都要经历极夜与极昼（白夜）的特殊气象。“已经是深夜12点了，天色仍不暗，只是灰蒙蒙的，太阳还在这边没有落下。”“天气已到午夜，稍微黑暗一阵就又亮了。”［19］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古诗词是古诗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古诗词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培养民族情感的一个重要途径。新课程标准强调了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初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已经得到教师和学生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只有让学生学好古诗词，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

留学生们发现，由于冬天经常降雪，天气非常寒冷，道路上有积雪或结冰，为了行走安全，也为了保持室内清洁，人们外出时，在鞋外都套上一双橡胶鞋套（留学生们按其俄文发音Гaлoши将其翻译为“卡楼湿”），既可防止走路滑倒，又可保护皮鞋，入室前才在衣帽间里脱去这双套鞋。［20］但同时让中国留学生们惊叹的是，即使气温低到零下40多度，苏联妇女仍然穿着裙子，因为苏联的风俗习惯认为，只有品行不端的女人才像男人一样穿裤子。［21］

寒冷的气候培养了苏联人豪爽的性格，同时为了驱寒取暖，也养成了苏联人爱喝烈酒的习惯。一位留苏学生回忆：“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大瓶伏特加酒，斯拉瓦举起酒杯，一口气把半杯酒喝完了。我只喝了一口就放下了，伏特加酒实在是太厉害了，又辣又冲！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多的酒。从此，我和苏联人在一起也能喝上几口了。”［22］

（二）便捷的交通设施

当时中国留学生赴苏均要乘坐从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特快列车，需要在火车上度过九天九夜。从北京或哈尔滨出发，经过两昼夜或一昼夜的行驶，首先到达中国的边境城市——满洲里。列车在这里停留一小时，苏联海关和边防人员上车检查和验照，办理入境手续。然后把列车开到调车场，给车厢换车轮。这是因为“我国使用国际通用铁轨，轨间距为1435毫米，而苏联沿袭俄国旧制，轨间距为2000毫米，因此需要将每对车轮的间距进行调整，以与轨间距相适应。苏联车体，铁轨加宽，行使平稳，人员定额减少三分之一，活动空间增大，相比中国车体，环境明显改善。”［23］同时，列车工作人员也都更换为苏联人，每日三餐也开始吃俄餐。进入苏联境内后，“人是苏联人，字是俄文字，街上是稀落的木屋，连狗也与中国的不同，一片异国情调，一切都在突然间变得陌生起来。”［24］之后，列车出境至苏联边境站——奥得堡站。“过境时，进行了卫生检疫，每人都注射了一针。苏式注射器管长且粗、药量大，这一针使我腰酸腿疼全身难受，如同大病一场。”［25］而后，列车便进入了西伯利亚地区，这是一片片广袤的原始森林，人烟稀少而荒凉，但途中可以目睹著名的贝加尔湖。经过近8000公里长途旅行，列车最终驶进终点站——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

此外，苏联城市内部便捷的公共交通设施，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地铁分上中下三层，可供三条不同线路的列车在此交叉换乘，莫斯科有七八条直通线和一圈环形线彼此交叉。只要进入地下线网就可换乘全市任何一个地铁站，方便快捷，票价低廉，地铁每天运送全市半数以上的乘客。”［26］“莫斯科的地铁站就像一座艺术的殿堂，每个车站都有雕塑、绘画和华丽的灯具等，而且每个车站的装饰装修都不相同。”［27］

（三）深厚的文明素质

苏联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都很高，“在大街上，看不到痰迹、看不到纸屑、烟头等，也没有见到行人随便吐痰、随便丢弃废物的。在公交车上，当老年人上车时，青年主动给老年人让座，当妇女上车时，男性公民主动给她们让座；俄罗斯人很讲究仪容，不分贫富都非常整洁。皮鞋擦亮、裤线要熨直，头上及身上不准有头屑。”［28］此外，苏联人认为干扰和妨碍别人是一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因而从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大吵大嚷。在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卫生状况极好，一般散场时地上没有一点纸屑和杂物。总之，苏联人的教养体现于举手投足之间，体现于细节之中，诸如进入别人房间一定要先敲门，排队购买商品很少有加塞者，注重仪表，尊重妇女等等，已经潜移默化成为一种习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相继爆发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进步青年中得到广泛传播，相当多的中国青年萌生了去苏维埃俄国学习的想法，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中国学生到‘俄国去看看’！说得恰当一点：在我们方面，是要去学习苏俄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取其长，去其短，发挥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来。”［6］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这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与苏俄的联盟宣告成立，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政治指导思想。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及新领导集体推行了政治改革，这一重要变化自然反映在留学生眼中。一位留苏学生对于这种政治环境变化的体会是，“政治上提倡公开化，以往保密的许多资料都解禁了。”［44］在赫鲁晓夫“政治解冻”背景下，苏联社会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没有政治运动，也没有名目繁多的政治学习。”［45］

（四）不同的观念习俗

浙江省特殊的地理环境，极易遭受台风和强对流天气产生的暴雨袭击。台风暴雨强度强、总量大，夏秋季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也极易形成短历时强降雨，由于暴雨分布与山洪灾害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者都极易诱发山洪灾害。短历时暴雨没有规律可循，突发性、随机性强，限于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短历时强降雨预测预报的准确度不高，山洪灾害预警不确定性大，给防御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相比中国单调和保守的服饰，苏联人的服饰更为色彩斑斓和花样丰富。“男人们个个西装笔挺，衬衣平整无皱。妇女的服饰则更具风采，几乎都是穿着连衣裙或西装套裙，花色各异，色彩斑斓，她们追求服饰的个性化。”［33］

苏联人性格上的豪爽和奔放还表现在对待感情问题上，“苏联青年在休假期间常在晚上幽会，那时我们中国青年对此看不惯，但他（她）们却视为平常。”在对待男女问题上，苏联人不像中国人看的那么泾渭分明，相对来讲比较开放。在苏联，“和妇女一起并肩走路时，一定要挎着她的胳臂，如不这样，则被视为没有礼貌、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人。”［34］

苏联人不论男女老幼，对于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和革命历史都怀有深深的尊敬之感，中国留学生们看到：“列宁、斯大林墓前经常摆放着苏联人民敬献的鲜花。有的青年男女还在墓前举行结婚典礼。”［35］“当时的苏联人对列宁和斯大林充满着崇拜。电影和小说将其神话为偶像；在公园、广场等到处都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塑像；许多工厂、学校、电站等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36］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当时全校一片哭声。两天后，学校通知中国班学生去莫斯科圆柱大厅向斯大林遗体告别。”［37］在经过几道关口和层层审查之后，“进入大厅后，我们看见斯大林安详地仰卧在鲜花丛中，我们向他行鞠躬礼，含泪瞻仰了这位伟人的遗容。”［38］

（五）苏联人不关心政治

中国留学生既发现了苏联社会鲜艳亮丽的一面，也看到了苏联人日常生活及其消极的一面。

对于初入苏联的中国留学生而言，出发前在听惯了关于苏联人民政治进步之类的宣传，但是到了苏联之后发现“苏联人并不像电影里所描绘的那样，他们对政治很冷淡，很少谈论，对国家大事也是一闻了之。学校里没有政治学习制度，也没有专门的政治学习时间。国内外发生了大事也从不专门组织学习讨论，反应十分冷淡。”［39］在留学生看来，此时苏联社会的政治氛围并不浓厚，“学生一般都比较贪玩，在政治上毫无要求，学生中没有党的组织，也没有党的活动。学生活动主要由共青团负责，而团的生活一般是文娱活动，没有日常思想教育，更没有国内的‘批评会’等会议，也没有努力表现要求进步的概念，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政治距人们很遥远。他们对政治对国家大事都漠不关心。”［40］苏联的低生育率，造就了大批的独生子女，“苏联同学大部分为独生子女，又是在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很少会照顾和关心别人，也不把帮助我们作为己任，下了课就去游逛，常常是深夜12点后才回宿舍，交谈时间很少。”［41］

（六）妇女能顶半边天

由于卫国战争牺牲了大量的青年男性，以及俄罗斯民族较低的生育率，因此苏联出现了一个主要社会问题——男性劳动力缺乏，许多本该由男性承担的重体力活转移到女性身上。“铁路维护工作多数由女工承担，她们一个个都粗粗壮壮地拿着铁镐干活。也许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中年妇女显得特别多。这种情况，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都差不多。”［42］农村同样缺乏青壮年劳力，因此每到农忙季节，都要从城市临时抽调大批人力给予支援。苏联政府还大力推行奖励生育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英雄母亲”。

（七）等级差距与分配悬殊

当时苏联社会存在着等级差距和分配悬殊的问题。留学生笔下记录了一位卫国战争英雄的抱怨：“你们到莫斯科最豪华的特殊商店去看看吧，金银珠宝、高级服装、外国昂贵的消费品什么人去买？工人、农民、教师买不起，就是那些党政军高干的夫人、小姐买得起，卖得再贵，她们也能买。苏联有一个特权阶层，只顾自己过幸福生活，不顾人民的疾苦！”［43］

（八）苏共二十大后出现新变化

在苏联，不论大小城市，还是乡村小镇，都有无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该城的历史和发展都历历在目。普通苏联人都很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在公共汽车和地铁里手捧书刊，埋头读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周末，人们经常去看电影和听音乐会。对于苏联人而言，“影剧院被视为展示人们文明的地方，苏联人把进入影剧院看作是一次文化社交活动，都穿上自己最喜爱的服装，打扮得整整齐齐。”［29］而留苏学生在赴苏前，也都经历了专门的欣赏音乐、欣赏绘画、学跳交际舞等培训。在每年的假期，通过学校组织的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列宁格勒的冬宫、夏宫、以及十月革命发源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等地的旅行参观，也了解了俄罗斯深厚的文化、历史、艺术背景。

由于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人们逐渐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吸取了教训，不再轻易崇拜任何人。“在短短几年间，苏联人对待领袖的态度竟然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从虔诚崇拜的偶像，变为肆意嘲弄的对象。”［46］

在“政治解冻”背景下，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趋宽松了。尽管苏联政府大力宣传无神论，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参加东正教活动。“每逢礼拜日我们看到许多苏联人——大人小孩都有，据说还有共产党员——到教堂做弥撒。这种现象在苏共内部曾讨论过（最后将其定性为）：这在苏联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神学信仰。他们去教堂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这实际成了一种慰藉心灵的生活方式。苏联党和政府既不干涉，也不提倡。”［47］

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在改革中表现出的急躁冒进等问题，特别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使苏联人民难以从感情上转变过来，在苏联社会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一位留苏学生的记述可以反映出这一情况：“教授联共（布）党史的教师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老乡，常常在讲课时流露出对赫鲁晓夫的藐视。”［48］“联共（布）党史老师对斯大林很有感情，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不满意（将斯大林的话改为‘党说’），感到很别扭，所以多次讲课完后总是两手一摊，耸耸肩膀，嘿嘿地笑着说：其实我讲的‘党说’都是斯大林说的。”［49］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对于苏联国内、社会主义阵营乃至欧美国家都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影响，继而中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同样反映在中国留学生与普通苏联人的日常交往过程中。一位留苏学生回忆：“我有一个学中文的苏联同学叫季马，后来季马偷偷地告诉我说，中苏之间有了分歧，他哥哥是现役军人，以后不能再和中国人来往了。”［50］而那些极少数已经获得苏联国籍的中国人，在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也变成不为苏联政府信任的人了。一位同苏联姑娘结婚的中国留学生回忆：“我虽然加入了苏联国籍，与苏联公民结了婚，又是老苏共党员，在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任副所长，按理说应当得到信任、有职有权，但实际上是挂个名，任何重要的事都不让我知道，更不用说参与了，特别是中苏关系变坏后，就更没法说了。”［51］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目睹了一些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和负面现象以后，思想上的激烈碰撞促使他们去冷静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眼前的苏联，他们意识到“我国过去关于苏联的宣传存在着片面性，不够完全地实事求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把它理想化、完美化”。［52］

四、结语：岁月有痕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们回忆：“11月17日，星期日。莫斯科的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都集合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来听我国代表团团员陆定一同志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这天来的人特别多，大约有3500人。陆定一同志的报告到下午3点才结束。下午6点钟，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团员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由刘晓大使陪同来到了莫斯科大学。毛主席走到讲台的前沿，从左边走到右边，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时台下出现了一片手的波浪，大家都举起了手来向毛主席欢呼致意，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直持续了十分钟左右，才逐渐静止下来。”［16］

毫无疑问，中国留苏学人这一特殊知识群体的“苏联形象”饱含着浓郁的“苏联情结”，但也蕴含着更加深刻的理性思考。他们学成回国后，将这种特殊经验运用于日常工作和个人生活，运用于看待国际政治和中苏关系，对中国人构建苏联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由此看来，肥料利用率、有机肥替代、减施增效等政策引导，使高能耗的复合肥产业面临转型，其结果将导致复合肥进入产业调整和行业“洗牌”，使钾肥等上游原料企业经受考验。

［1］ ［19］［20］［22］［24］［25］［27］［28］［29］［31］［32］［33］［34］［35］［36］［37］［38］［43］［44］［45］［47］［48］［49］［50］［51］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第 6，84 和 113，133，15，100，129，146，133，274，274，146，146，133，110，83，83，83，190，105，147，104，22，66 页。

刘佳把嘴巴捂着，一脸防备地看着我，我咧着嘴，风从缺口漏进嘴里，我向他保证，我不亲你，真的。我还把手竖起来发誓。

［2］ ［3］《托尔斯泰全集》（ToлcToй Л.H. ПoлHoe coбpaHue coчuHeHuǔ.М.，1958，T.56.），莫斯科：1958年，第56卷，第62～64页。

［4］ 达旗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俄关系史》（ДaцышeH В. Г. Иcmopuя poccuǔcкo-кumaǔcкuх omHoшeHuǔ в кoHцe ХIХ — Haчaлe ХХ вв. КpacHoяpcк，2000），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000 年，第 113 页。

［5］李长林、张小曼：《张西曼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8页。

［6］王觉源：《留俄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第4页。

［7］［9］黄利群：《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7，33页。

［8］［10］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11］ ［12］［13］［15］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0～224，230，73，74～75 页。

未来，比亚迪叉车将持续提升叉车最核心的三电（即电池、电机、电控）技术，并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性能，丰富产品类型，实现物流搬运车辆全覆盖，继续完善大客户的直销、经销、合作销售、租赁等多种发展模式，在世界舞台展示中国品牌、中国制造。比亚迪叉车也希望中国叉车制造商也能一起研发锂电、发展新能源，加快推动“油改电”进程，助力行业绿色发展。

［14］杨飞：《“红色海归”：神秘的4821》，载《文史博览》2010年第1期。［16］［17］《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

［18］童道明：《永恒青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21］ ［23］［26］［30］［39］［40］［41］［42］［46］［52］邓守强：《留苏岁月》，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8，22，28，28，16，16，33，29 页。

调查表明，高管交互、协同激励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高管激励方式很多，通常采用“基本薪酬+奖金+股份”的多元化经济奖励方式，还可以有职位上的奖励。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通常采用激励方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让其发挥更大的潜能。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多元化的激励方式更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对于技术员工，应当对其潜能进行激励，促使其在技术上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