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是世界性竞技游戏，足球自身有其整体性动能，其在中国的传播仅仅是足球在世界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英式足球对中国观众的影响力要远超过对球员的影响，以至于很多中国的足球观众从来未曾将自己看作是足球意外地域的人，这种感觉和很多中国球员的感觉不同。其实，中国人所理解的足球颇具独特性。中国人更习惯于将足球竞技当作类似中国武戏、神话、传奇故事的新型承续品来对待，却很难将其看作是一种值得下场一试的参与性体育项目，足球中的蛮性因素依然存在，它构成了和中国足球观众之间的一条鸿沟。当今中国足球的整体性滞后现象并非足球本身的缺陷所致，而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儒教文明与罗马文明、尚文观念与尚武思想冲突与抵牾的结果。来自西方的足球可以在中国造就出很好的观众群，却未必可以催生出相同品质的球员，其原因也体现在这里。质言之，足球在中国犹如一场大戏，无以计数的中国人当起了看客，而演员总是那么稀少。

1 足球中的战争仪式元素对其表演性元素的消解

球类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其滚圆的外形，这种独具特质的球体不仅构成了球类运动的主体，还是一种弥漫于自然界中的寻常物体，各种各样的球体早已成为自然世界中最常见的物象。曼·艾根和乌·文克勒曾经论述过游戏的自然性：“玻璃珠中隐藏着某些神秘的东西。光的反射和折射使它能发亮。在我们游戏想像中的反映，它是唤起生活，它所象征的意义是对无常变化、经常变形的征服：即从原子到晶体，从分子到基因，从有生细胞到有智力的生物，从符号到逻辑，从音符到和谐的音乐。它的命运也是托付给骰子的，即它视而不见地遵循着游戏中的规律—就像在自然界中偶然按照物理规则的轨道发生一样。掷骰子和出现的规律，它们是偶然和自然规律的象征。”[1]人类社会的游戏种类繁多，却以球类游戏最显风光。球类运动有其独特的魅力，无论何种球类都无法脱离其本身的特性，其对人的吸引力则也大致相同。在人类竞技体育的三大球项目中，体积最大者为篮球，其次为足球和排球，但是，由于规则的差异性作用，足球在三大球中的地位最高。

球类运动有其独特的审美含量。处于人为作用下的篮球、排球和足球都会产生诸如飞行、旋转以及弧线之类的元素。受到球体旋转、移动与空气摩擦的作用，球体的运行轨迹既有规律又无规律，模糊化的球体运行线路给球类运动创造出令人捉摸不透的线条美。人类对球类运动线条美的感知意识和猎食类动物对极速运动物体的反应意识并无多大差别，它主要受到本能的支配，而非理性的思考。人类对高速运行球体的兴趣可能来自狩猎时代，那里寄托着一种令人着迷的镜像。球体永远是猎物的象征体或替代品，而任何一种飞行中的物体都会引发人的好奇心、震惊感和单纯的愉悦感。美国美学家桑塔亚那曾说：“一切快感都是固有的和积极的价值，但决不是一切快感都是美感。快感的确是美感的要素，但是显然在这特殊快感中掺杂了一种其他快感所没有的要素，而这要素就是我们所知所说的美感和其他快感之间的区别的根据，留意这种差异的程度，将是有益的。肉体的快感是离美感最远的快感。”[2]不得不说到人类的原始快感。人类的狩猎快感来自获得猎物的基本需求，这种快感代代相传，逐渐积累出一种为追猎飞行物而衍生出来的快感基因。球类运动对人的作用还体现在球体自身的两重属性。简言之，球既象征了飞奔或飞翔中的猎物，又象征着人类手工制造的猎杀工具。所有的球类运动的价值都体现在人和球体的深度接触过程中。不妨作出这样的描述，球体兼有远古猎手手中或身体其他器官发出的器具的象征性意义。于是，一种非常动人的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飞行的球既是田鼠、兔子、羚羊、斑马之类的猎物，也是猎手投掷出去的飞镖、梭镖、长枪、尖叉。足球的飞行轨迹和猎物的奔跑轨迹很相似，而投出去的武器与足球显然充满了相似性。捕猎过程使得猎手的肾上腺素上升，并极有可能急速地将猎手的荷尔蒙提到了至高点，猎手在这里获得了期盼已久的快感。这便是足球给人类带来极乐元素的缘由。当然，人类为追逐或掌控球体所激发出来的快感和性感生成过程十分相似。“虽然场上的比分会大幅度地上升，但足球的观众肯定也会大幅度地下降，进球固然精彩，但差点进球、快要进球、进球不算，会更让人感到遗憾、惋惜、回味，这有点像爱情最迷人的时候不在举行婚礼，而是快要得到对方的激动人心的那一刻。”[3]球体给观众带来的快感就蕴含了猎杀猎物与击发武器的双重象征性意向。

施工作为建筑全寿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将消耗大量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行业人士逐渐意识到这一严峻形势，并大力推广绿色施工。绿色施工是指工程建设中，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并减少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从而实现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1]。

中国人对足球的理解一直具有矛盾性或多维性，一部分足球关注者已经为西方足球文化所同化，他们同样会对美式、英式足球的符号化传播形式所激动。同时，中国人的另外一部分足球关注者则仍然眷恋古典化、田园化、花园化的足球游戏，对中国古老的蹴鞠、踢毽子、踢瓦片之类的非强力性的踢击性游戏有着深厚的认同情结。简言之，中国人的这种独特的用脚踢物的观念来自其文化中的另一种传统。且说蹴鞠，蹴鞠在中国一度风行，且极具表演性，蹴鞠因而一度拥有大量的迷恋者。中国大量的普通足球关注者认为，足球就是现代的蹴鞠，很可能是一种嬉戏性、杂耍性和玩闹性的表演性游戏，而未必是一种竞技性游戏。在竞技本位的立场上考量，蹴鞠更像游戏机，而足球更像战争。2014年巴西世界杯结束后，中国足球观众曾将这项赛事和游戏机联系在一起。“其他的球王接班人们，却接连在关底挑战大BOSS德国时被干掉。普斯卡什和克鲁伊夫仅挑战失败一次，游戏便宣告GAME OVER。梅西则接连挑战了3次，结果3次皆被德国打倒。前两次交手时梅西还没有达到准球王的高度，所以德国队自然也不是大魔王的角色，而是普通的通关BOSS。前两次挑战失败后，梅西并未GAME OVER，而是熟悉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少侠请重新来过’。此番梅西接近于球王即将满级时再度挑战德国，德国也升级变成了大魔王。但这一次，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再度通关失败。”[4]媒体使用了“魔王”之类的语汇来描述梅西卓越的游戏能力，其思维的焦点大体局限于游戏机的竞技格局中。

胡伊青加从游戏的视野关注到了仪式、游戏和表演的关系。“仪式是一种dromenon，意思是‘被表演的某种东西’，即行为、行动。那种被扮演的东西或行动的材料就叫drama，意指在舞台上表演的行为、行动。此种行动既可作为表演而发生，也可作为比赛而发生。仪式或‘仪式行为’所表现的是一种宇宙发生(a cosmic happening)，即自然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8]当代中国学者也曾高度概括戏剧、仪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戏剧是对人类经验的摹仿，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比它更贴近于生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它在表演过程中不仅完成个人身份的创造，也间接地完成了人类集体仪式与文化意义的创造，后者是由戏剧的仪式本质所决定的。”[9]可以说，在摹仿的高度上，仪式与战争、游戏与非游戏的界限得到了重构，而游戏的原点在于摹仿。亚里士多德则说：“从孩提时代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10]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史诗、戏剧和音乐皆源于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10]仪式始于身体，具有天然的超文本价值，其在史前社会、体育世界以及戏剧范畴内都显得异常重要。“戏剧与体育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两者在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上有着太多相通。但是，由于戏剧与体育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分属不同学科且相距甚远，世人似乎忘却了他们共同的血缘关系与相似的个体特征。如果让戏剧与体育共同认祖归宗，那么，仪式一定首当其冲。古希腊的戏剧节与运动会都和祭神仪式相关，戏剧源于酒神祭祀仪式已成公论，而运动会亦传说与宙斯、赫拉克勒斯、珀罗普斯等祭祀仪式有关。”[11]由此可以理出一条逻辑延展的线索，摹仿欲催生出游戏冲动，而游戏冲动衍生出仪式，这里的仪式则专指战争仪式，或与战争相似的戏剧性表演。仪式化的战争消解了人类的好斗欲望，才使得人类社会在更为和谐化的环境中平静地生活下来。由此可见，足球是一种对战争的虚拟化、游戏化与仪式化的表达方式。在仪式内涵的促动下，足球的高强度对抗价值催化出一种宗教化的特质。涂尔干认为：“我们在论述中一刻也没有提到过精灵、妖魔、神圣人格等字眼。而如果某些作者由于这个原因，就拒绝把图腾制度视为宗教，那却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宗教现象观念并不确切。”[12]足球的宗教性、表演性和仪式性价值在此再度得到验证。质言之，包括足球在内的大型体育赛事本身就具有战争隐喻的特质。潘忠党认为：“战争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成为人类积累经验和文化的重要活动，关键就在于它是人类的物质生存的基本活动，它源起于狩猎，发展到对食物和‘领土’(食物生产和群体活动的空间范同)的争夺，当它的物质生存活动方面的意义随着物质生产的发达和理性化而逐渐减弱时，它发展成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构筑模式，这一点正是通过战争作为我们话语中的隐喻而实现的。”[6]胡志毅认为：“从现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来看，戏剧起源于宗教祭祀是大致可以认可的。”[13]足球思维在中国的分裂化现象看似并不明显，实则存在已久。在足球的世界里已经充满了太多的异化性、分裂性和杂质性的元素。申花队的观众基本着蓝色的主队队服，申花队的观众基本着蓝色的主队队服，西方人更喜欢竞技性思维，而中国人偏爱表演性思维。西方人求真，中国人求美。表演化的足球文化理念一直影响到中国球员的踢球思维，且时常为中国球员和观众带来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足球观，这种中国式足球观一旦延续到中国的足球赛场上，必然会引发出文化的诸多冲突。应当肯定，中国球员的炫技性动作和中国观众对于炫技性动作的需求关系密切，其根源在于两者都受到过浓重的蹴鞠思维的浸润。

足球场是一个仪式化的空间。足球竞技始终呈现出两面性，球场中的炫技性表演构成了其魔幻性的本体，而择优原则决定了其现实性的一面，足球由此变成了梦幻与现实的叠位组合体。“痴迷于足球的人即便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继续着这项运动。不仅仅在作为战争后方的英国本岛是这样(与反对足球的一些上层人士的愿望相悖)，战壕后的士兵也未因繁忙而危险的战事而忘掉足球。像工间休息的工人一样，战争双方的士兵们在战争间歇中找时间组织比赛。欧洲人对足球的这种狂热从如下事例中可见一斑：在交战双方第一次圣诞节休战其间，士兵们在无人区展开足球比赛。”[14]男性观众如此痴迷于足球的心理学基础尚待论证，而男性观众既迷恋战斗又超脱于战斗的自相矛盾现象更值得人们关注。“当英国士兵在1914年第一次组织足球赛时，当地人颇感不解。战争期间，上千只足球从英国和法国运至前线，德国一方也如法炮制。许多最初只是看热闹的观众不久便被这种运动所感染。在位于柏林的鲁勒本集中营(现在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4 000名英军俘虏不久便形成一个微观英国社会，足球是他们最流行的活动，有联赛和淘汰赛，纪律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所有活动都定期刊载在集中营快讯上。比赛时会有上千人观战，其中还包括德国守卫。他们一开始还吆三喝四地，但不久便专注于比赛了。奥地利在俄国的战俘也以同样方式赢得与看守的融洽关系。来自乡村的法国士兵以前从未见过足球，战争期间，他们从英国和比利时盟国士兵那里学会了这项运动。一战快结束时，这三国之间组织了一个三方竞赛，名为同盟杯。协约国家战争期间积极组织与中立国之间的足球比赛，以期将其拉拢到自己一边。这让英法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自己会在这方面占下风。战争中无数足球运动员身献沙场，一些知名球星甚至赢得了最高的荣誉勋章。[14]足球竞赛超越了民族战争，这便构成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战俘营足球构筑了一种另类的战争，它使得战争和足球共同实现了诗意化转型。

目前多数高等院校的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实验教学方法单一、实验课程与学科建设和科研联系不够紧密、实验课程结构安排不合理、实验室开放制度需改善。

2 足球是一种超越人类世俗生活的通道

无可否认，足球除却具有游戏的本体意义外，也更为近似古代的战争行为。笔者曾于2017年6月22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场观看过上海申花对阵北京国安的足协杯比赛。现场出现至少6面以上申花队的队旗，旗帜的展示度很强，申花队的观众基本着蓝色的主队队服，有整齐划一的呐喊声，其情其景，很像古代时期的战争。由此不难看出，现代足球在本质上是一种仪式性的战争，而非战争式的仪式。西方人类学家认为：“在地球上的各物种当中，人类是唯一有组织地、大规模地残杀同类的动物，其形式就是战争。”[5]潘忠党认为：“在各种以集体捕食为生的动物的狩猎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人类的战争活动十分相似的攻守姿态、位置、组织和谋略，所不同的是，人类能够将社会活动的经验以符号的形式予以表现、沉淀和传播，形成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6]足球竞技中就蕴含有鲜明的战争寓意，同时也是一种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游戏形态。王干曾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多年了，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过，但世界上的战火并没有真正停息过，总是有局部的战争在发生，这是因为人类出现之后，总需要战争来保持‘生态平衡’，来刺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但战争是残酷的，它是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人们憎恨战争，憎恨世界大战。”[7]真实的战争蕴含着绝对的非理性，而仪式化的战争则是一种虚拟的非理性，其本质是理性主义的，或者属于理性主义的一种分支。潘忠党进而认为：“战争活动所赖以组织和开展的类别系统、空间与时间的建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就成为我们思考和表述其他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的隐喻式概念系统。”[6]王干曾将足球描述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对抗形态：“但有一种‘战争’却让人鼓掌欢迎，这就是世界级别的足球赛，像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等高水平的比赛，都是伟大而美丽的‘战争’。在这样伟大的战争空间里，人们尽可以把自己多余的能量和极度表现自我的欲望尽情地释放、宣泄，英阿的马岛之战，阿根廷最终丧失马岛，可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连过‘英军’四人直捣龙门的英姿让英格兰人望其项背，甘拜下风。”[7]将足球转述为一种隐喻式战争并无过错。在绝对的意义上看，足球仍是一种游戏，人们可以借助足球的仪式化形态来形容战争的另类价值。现代的中国观众其实已经体验到了足球的战争寓意，但中国观众在潜意识的深层还残留有蹴鞠的记忆，这便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心理干扰。质言之，中国观众对现代足球的理解具有超越性，或者说浸透了对抗性和表演性两者价值选项，而打通这两种价值选项的工具则是仪式。

现代足球的原始基因中蕴含有人和动物的共享性本能。人类创立功业的不可测性、人类种群的终极消亡之忧虑、每个个体生命陨落的极度悲催情境都可以在足球竞技中寻找到相应的感应点。人们常说，足球是人类儿童世界中的成年梦，主要是强调了足球的虚幻化效应，足球的确呈现出了成年人的童年记忆，但它也仅仅承载了一种想象的自由度。终极意义上的足球只能是一种悲剧形态，它犹如原始原野上飞翔的蛮性球状物，各种莫名的动物只知道飞奔捕捉而无视各种风险，它构成了一种飞蛾扑火式的稚拙之美。足球中很难展示人类的高科技，恰相反，它只能成为人们竭力摆脱高科技束缚后的自然性形态。人们大多知道儿童具有超凡的想象力，而很容易忽略成年人的想象力。足球在此时往往会成为成年人培植、繁育并寄托想象力的场域。德国的曼·艾根和乌·文克勒曾经不无感概地说：“难道我们的一切不是来自于游戏吗？首先来看肌体和肢节的游戏：互相协调的行走动作就是在没有目的的乱抓和乱蹬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游戏的意义是：从玩耍的好奇变成深刻的知识，从颜色、形状和响声的游戏中创造美好的艺术作品。爱的起初也始于游戏：眼睛的秘密传情，跳舞、思想与感情的交流，倾心相好—在梵语中称这种爱情者的交流为Kridaratnam，《游戏中的珍宝》。”[1]在包括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背后，隐藏着人类渴望游戏的巨大能量。在自然界中寻求超越性的能量是人类原始初民的普遍做法。利普斯曾将巫术看成是人和自然力量的融合点。“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切哲学和宗教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并且一直延续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原始人认为，一切事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具有某种巫术的力量和性质。我们奉为永恒的自然法则—相同的原因在同样的条件下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却不为原始人承认。他们将一些原因不明显、不易理解的现象—如恶运、成功、死亡、疾病、雨水、暴风和日出日落，都归因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巫术力量。”[17]游戏的天然性、自然性和本然性再度得以展现。

现代足球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足球的从业者再也不用担心自身职业的正当性。在职业化道路上行进了百余年的职业足球已然十分强大，并有足够多的手段用于解决足球和现代社会一度存在过的矛盾。赛事组织者既需要大批量的优秀球员出现在球场，也需要在编制比赛程序方面要更多的创造性举措。足球赛场上需要呈现出精妙的镜像，而这种镜像很可能来自全新的足球理念，足球还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凝聚场，于是，足球更需要保持自身公正性的足球思想。曾帮助阿根廷获得1978年世界杯冠军的肯佩斯也对2014巴西世界杯决赛有过评价：“我认为梅西在世界杯上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阿根廷缺少一个大脑，在球队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出现。”[15]肯佩斯的话里隐含有两重意味，其一，梅西一度以炫技的方式打进很多球，其二，梅西未能在世界杯的决赛中获胜。中国人对南美足球的认可与崇拜心情同样具有两面性，但是，中国的道家思想和南美文化中的某种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具有化学反应式的兼容性。2013—2014赛季，巴萨教练为阿根廷人马尔蒂诺。在马尔蒂诺的心目中，南美球员的价值再度得以体现，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要让一名球员重拾信心有时候需要言语激励，有时候则需要行动激励。为了激励25岁的桑切斯，巴塞罗那主教练马尔蒂诺同时使用了以上的两种手段。‘我想看到那个在贝尔萨手下踢球的桑切斯，’马尔蒂诺说。他指的是当年贝尔萨执教智利国家队时桑切斯，他没有提到后者在意甲乌迪内斯效力的情况，也没有提到桑切斯以3 800万欧元转投巴萨一事。”[16]马尔蒂诺不愿意过度依赖欧洲足球的理念，而更喜欢依照南美足球的整体理念来改造巴萨、调配足球战术并展示足球哲学。尽管马尔蒂诺并未在巴萨取得成功，但其执着的个人至上的理念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跟4S店约好的时间是上午10点，田朵怕迟到，就破天荒地没跟小宁继续掰扯下去。可到了店里，田朵的心里更不爽了，本来早上的气还没顺过来，小宁却火上浇油——田朵跟他说话他爱搭不理，只自顾自地围着店里的新车和美女导购转，还嬉皮笑脸地跟人家闲聊：“你这么瘦是不是天天减肥呀？”“这么巧咱们是校友，哈哈……”

巫术一度受到多元性文化的压制和歧视，巫术的法术的确承载着过多的非科学、非理性以及反现代性的内涵，但巫术思维则极为普遍，至今仍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活，且有其积极的价值。游戏和巫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体育史家哈肯斯密斯讲述过游戏的巫术元素。“竞争性的户外运动在有史人民的宗教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且一村的运动员与另一村的运动员的比赛，对参与比赛的人以及观众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运动员在数周前即练习运动的基本动作，并通过练习跑步来增强耐力以准备参加预定的比赛项目。在此训练期间，巫师或教士规定禁止食用某些食物与两性的性行为，并且每日举行仪式以抵制对方的教士所施行的魔法。在比赛的前一日，巫师用草汁调制清洗剂清洗，自此时起一直到比赛结束，运动员不得对其自身有所脏污。在比赛前一日的晚间，运动员参加村民所举行的典礼仪式，在此仪式中他们担任舞蹈事宜，不论胜败，每一个人都参加盛宴与狂欢会。”[18]足球场域中的巫师仍旧经常出现在现代足球赛事当中。2008年非洲杯举办期间，很多球队都请来了巫师作为所谓的“技术顾问”，引发了笃信无神论的中国记者的惊叹：“几乎每支参赛队都配了特殊的技术顾问—巫师—作法，可不照样还是被淘汰了，‘饿滴神啊’，连神也靠不住了！”[19]2009年10月初，西班牙的《世界体育报》披露：“一位名为佩佩的巫师下诅咒要令C罗受伤，结果一周之后C罗真的受伤了，而且伤势还越来越严重，这令他错过了本月葡萄牙的两场世界杯附加赛。佩佩家中还有十分齐全的施法工具，他将两张C罗的图片放在一堆骨头中间组成一个微型法坛来施法，其中C罗正面的图片是他身穿皇马白色队服的图片，另外一张背面的图片则是C罗穿着黑色训练队服，这样的摆设似乎是根据乾坤图原理。佩佩还将C罗的照片钉在一张乾坤图上施法。”[20]竞技体育本身是一种游戏，但作为游戏的足球和作为体育的足球仍有区别。在游戏性足球中，人的自主性更强，其生发艺术元素的几率也更高，而在体育的足球中，人的自我性较弱，球员要服从战术需求，还要兼顾团队精神，刚性的纪律也会迫使球员放弃个性化的表演。其实，体育和游戏的兼容空间很大，但同时也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矛盾。当代游戏学和体育学的融合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它使得游戏的合理性与体育的合理性都受到了冲击。就地域领域而言，欧洲人和亚洲人更近似体育人，南北美洲人更接近游戏人，而作为熔炉之国的美国则融合两者之长，将欧洲人的理性主义和美洲人的自由主义融汇为一体，形成了一整套的游戏行为和观念。

中国足球观众对新世纪以来的巴萨足球情有独钟的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巴萨足球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有不同的色彩。足球专业人士认为：“在所有巴塞罗那参加的比赛中，他们都能把‘控球、传递以及用技术瓦解对手’的理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攻守方面较为均衡，使得在足坛被誉为来自外来星球的球队。”[23]2012年的新华网就有文章以中国的巴萨球迷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为题写过评论，而且将巴萨队比喻为宇宙队，此名称和20世纪70年代由贝利加盟的美国“宇宙队”相同。劳伦特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国家，中国的巴萨球迷总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我们2010年曾来到北京比赛。明年再度来中国比赛的事正在积极运作中，希望能够继续来到中国，为中国球迷再度献一场精彩的比赛。”[24]在观赏足球的深层地带，专业人士与观众的区别并不大，前者较为注重足球的客观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后者则关注足球的审美性、观赏性和可视性。中国钢琴家朗朗曾经在诺坎普演奏过钢琴，朗朗毫不掩饰自己的足球审美趣味：“这两支球队很难说谁更优秀，但是我更欣赏巴萨，他们的比赛更加富有艺术性，就仿佛音乐一样美妙，但我也很喜欢有身体对抗的比赛，这就是为何同样欣赏迈克尔·乔丹的缘故。”[25]朗朗还将巴萨众多球星和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家一一对应。“梅西就是莫扎特，他如此聪慧和不可莫测，伊涅斯塔同样具备高超的足球智商，他更像舒曼，哈维则是场上的指挥家，和贝多芬相近，内马尔带有无限的激情和才华，就仿佛拉赫玛尼诺夫，普约尔则让我想起了巴赫。”[25]从朗朗的巴萨情结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形似之处。

3 表演性欲望延续了艺术足球迷恋者怀念原生态世界的情结

中国人迷恋表演类足球的文化根由很明显，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中就包括了对艺术的依恋情结。《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6]其中“游于艺”的生存方式和中国人在静态的环境中观看诸如巴西足球之类的艺术足球极为吻合。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对巴西足球之类的艺术足球的好感和迷恋理由了。事实也确实如此，1982年以后，中国的“巴迷”们开始进入一种对于艺术足球的迷信性程序，其情其状，近似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昆曲和京剧的痴迷情结一样。中国人的这种不尚竞争的精神具有东方性的典范性。阿伦·古特曼曾经阐述过非竞技类游戏的特殊品质。“当今社会崇尚竞赛的重要性，因此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有组织游戏都不具有竞技性。例如，日本‘蹴鞠’(Japanese Kemari)经常被西方的观察家称为‘足球’，因为这种球的玩法是用脚踢球。这种游戏的目标是使球不落地，而参与者也绝不是竞争对手。日本‘蹴鞠’场地四角分别植入柳、樱、松、枫四种树木。参与者在这种场地上踢球，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普适和谐(Universe Harmony)的境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在密克罗西亚(Micronesia)也有一种类似的游戏。据一个人类学家记载：‘人们普遍不太热衷于这种体育活动的输赢，人们注重的是优雅和技巧。’”[27]足球初入中国时，中国人一直以为它是一种优雅的游戏项目，这种优雅的游戏可谓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并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感性化的时尚文化基因。“这项有部分游戏性质，并且有部分参与自由的运动，似乎一直不断地以更为优雅的方式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进行着，直到19世纪晚期。朱塞兰在1901年评论道：‘足球运动仍然存活了下来……以其原始的形式，同样的基本规则，同样类型的参与者，在同样的日子里进行，正如圣战时期一样。’”[27]中国第一支学院足球队是成立于1901年的上海的圣约翰书院队。“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国也成立了最早的足球组织—上海足球会。该会成立于1902年，但当时上海是租界时代，球会也由英国人所控制。虽然球会举办了各种正式比赛如联赛、杯赛、锦标赛、星期赛等，但都不许中国人参加。甚至在最初，中国人连观看比赛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国人称此会为‘西联会’。西联会从创立到结束共43年历史，先后举办的比赛达14种之多，有国际杯，史考托杯，高级杯，初级杯，预备杯，字林杯，以及甲、乙、丙、丁、戊、预备组各个级别的联赛。其中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要算史考托杯、国际杯、埠际大赛和甲、乙组联赛。特别是史考托杯赛共举办40届；经历42年之久。另外，国际杯赛举办了32届，字林杯赛19届，甲组联赛36届，其他比赛则持续时间较短，在西联会的前20多年里，都没有任何中国球队，自1926年起才有华人队参加。”[28]早期足球的表演性、时尚性与休闲性价值很容易植根于中国观众心中，并成为国人的一种基本修养元素。然而，足球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数度遭受其他文化的干扰，最终导致游戏性、娱乐性和优雅性的流失，并一度外化为一种舆论性、威权性或集团性工具，中国竞技体育工具论的文化与社会格局在客观上贬低了中国足球的价值，异化了中国足球的根本，亦几乎葬送了中国足球的前途。由于价值观相左而导致的文化冲突始终存在，现代中国人十分热衷于在类似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赛，事实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是一种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补课行为。

基于以上特点，此阶段要考虑的是能力问题。创始人把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开，开始退居到董事长的位置，任务是制定决策，并从企业内部或者外部选择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总经理掌管企业经营的各项事务，并对董事会负责。同时在社会上大量吸收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才，组建良好的团队。

游戏的自然性始终充斥在足球竞技的每一个细节，观众之所以陶醉其中，主要还是为了寻找童话、动物性、本我、梦幻以及足以代替梦幻的极乐世界，但是，游戏中的人也不乏有一种捉弄他人、宣泄情绪甚至暴力攻击的动能。在很多迷恋艺术足球观众的心目中，梅西就是这样的可以制造童话的人。面对梅西的种种非人类所可领悟的表演，许多人的想象力都得到了激发。“要如何阻止梅西？如果说穆里尼奥只能想到诱惑他泡网的招数的话，那么无疑在广大球迷那里他能找到更加五花八门的选择。野蛮一点的办法是：‘让蒙塔里铲折他一只脚踝就成了’。财大气粗的办法则是：‘让莫拉蒂马上花2亿欧元买下他，并补充规定说不许让他打完这赛季接下来的比赛，这样我们就解决问题了’。激进分子的办法是：‘我们绑架他，作为赎金我们找拉波尔塔要决赛资格来赎人’。童话派的手段是：‘我们传给他球，诱他到圣西罗区的一栋别墅里，把他摆在花园里当第八个小矮人’。夜生活派的建议则是：‘在比赛前一天我带他去一个有八十名模特，四十个花边女郎以及一个罗纳尔迪尼奥所参加的派对去。我给他灌上20杯巴西鸡尾酒，除非他开始把柱子当作麦孔在过人的时候我才把他交还给瓜迪奥拉’。”[21]“在梅西最近一次上演帽子戏法之后，租借到萨拉戈萨的前那不勒斯后卫孔蒂尼对他的评价已经成为经典：‘梅西跑时快得简直就像穿过时间空洞，要么你就踢中他的脚踝，要么你就踢中空气。’”[21]2013年1月15日，巴萨3：1击败马拉加队，其精彩的传球极具表演性和攻击性，并由此获得了众多人士的认可。“连对手也为巴萨的中场喝彩，马拉加中卫德米凯利斯就表示：‘当他们开始传球，就像今天这场，那你肯定有一种要为他们鼓掌的冲动。’巴萨中场球员在球场上玩起了漂亮的‘遛猴’游戏，皮球的速度和传球的准确，让对手很难防守，因为对手往往会空出一点空间，或者慢上一步。巴萨的四大中场风格不同，然而，他们却踢着一样的足球。包括替补的蒂亚戈和罗贝托也是如此。他们都懂得用自己的方式解读比赛。”[22]网络文章使用了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遛猴”的术语，隐含有强烈的戏谑特征。文章旨在凸显足球的游戏性，使得人们更渴望理解巴萨足球的魔幻色彩。

设P点可以接收到m个信标节点的信号,将m个信标节点以3个不共线的为一组分组,假设一共有k组。通过第1部分的数学模型可以计算出k个P点的坐标值,分别是(xP1,yP1),…,(xPk,yPk)。这k个坐标值即LOGGWO算法的部分初始值,通过算法寻优得到未知节点P的优化坐标。设改进灰狼优化算法的种群大小为N。若k≥N,则选用根据适应度值从小到大选取前N个作为初始值;若k

长达两千余年的儒家社会的训练已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失去了对高强度竞争性游戏的兴趣，并导致中国人对类似力量足球的拒斥倾向。梁实秋曾记述：“据传说李鸿章看了外国人打篮球，对左右说：‘那么多人抢一只球，累成那样子，何苦！我愿买几个球送给他们，每人一只。’不管这故事是否可靠，我们中国人(至少士大夫阶级)不大好斗，恐怕是真的。可是他还没见到美国足球比赛，他看了会觉得像是置身于蛮貊之乡。”[29]美式橄榄球在中国难以开展，这件事也在另一层面上证明了梁实秋所言的正确性。阿伦·古特曼认为：“现代社会中竞赛的重要性从词源学的角度可见一斑。‘运动员’(Athlete)一词来源于Athlos—竞赛(Contest)和Athlos—(Prize)。大部分美国孩子的游戏都被成年人组织的竞赛所取代。对于美国人来说，像纳瓦霍人(Navajo)这样的非竞技性民族的游戏显得古怪而且可笑，甚至是‘幼稚’。美国人的这种看法使我们认识到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重要的东西。”[27]在强大的儒家文明面前，人们显然无法选择一种对抗儒家文明成长的意识形态体系，于是，尚文的中国人开始在艺术足球的场域内寻找自我。换言之，对大多数喜爱艺术足球的中国足球观众来说，每届世界杯期间的巴西队的提前出局现象意味着世界杯就此结束了。足球的虚幻性再度将世界割裂为一种分离的状态，人们在此无法挣脱。

中国或许并非一种完全适合足球发展的地域，但中国可能是一个观察足球的理想性国度。中国是一个地缘、政治和文化大国，大国具有溶解一切外来文化的能量，人们可以将这种含融力量称作惰性，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矫正单一文化泛滥所造成的特有文化的生态灭绝的挽救性力量。在当下性的境遇中，拒斥西方文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这种情况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曾经出现，且以节日为例。诸多的海外节日逐渐占据了中国的节日场域。就在西方的元旦几乎击败了所有国家的原始年关节日之时，中国仍将自己的农历春节当成了本民族最大的节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忽视西历元旦的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春节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元旦。足球的情况与此类似，就在世界各国的民众都在为足球迷狂的时候，中国仍可以将其置之度外。于是，一种奇特的镜像赫然出现，足球可以征服世界，却很难征服中国。面对外来文化，中国展示出了应有的宽容与消解、改造与吸纳的能量，但也同样表现出其不羁的大国惰性、野性以及豁达之性。假如说足球是一种缰绳的话，中国以及同样为文明古国的印度都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最后几匹难以驯服的野马。中国人忽视现代足球的理由很复杂。中国人亲蹴鞠而厌足球，重表演而轻抗争，喜圆满而恶悲剧，如此的精神惯性足以将现代足球置于非核心的文化地域。

4 结 语

现代足球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其高度的现代性内涵早已深入到世界各国民众的心理世界。中国也有自己的以脚触球的游戏，其以蹴鞠为代表。蹴鞠是中国人发明的以脚触球的大型球类游戏，蹴鞠的衰败在于其失去了人作为高等级猎食动物应有的本性。蹴鞠的杂耍性不仅未能帮助其延续其生命力，反倒成为一种淹没其存在价值的元素。以英式足球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更好地兼容了人类的动物性尊严，并最终将一种浸润着丰富的恶的本性的原始足球变成了现代足球。尽管现代足球中也有大量的炫技元素，但其炫技性一直蕴含在争胜欲望的基础之上。中国从来不乏超大型的足球观众群体，却未必拥有超强的足球竞技者群体，这种现象和中国的文化匹配感很强，中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也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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