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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学视域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审美意蕴

更新时间:2009-03-28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此后8年里,战争“以其巨大的能量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动荡中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组合”[1]69。战争中,中华民族再次迎来了历史上最血泪交割的迁徙与流亡。如此际遇下,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师生被迫南迁,加入流亡者行列。战争使三校抱成一团,强强联合,精诚合作。1937年8月,奉教育部之令: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从那时起,中国教育史上不朽的奇迹就正式诞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下,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举家”西迁进入云南。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

在昆明的8年中,“在民族危难之际,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自觉地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忍、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创造(学术、文学),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2]27,它以非凡卓越的成就傲立于世,让无数“粉丝”魂牵梦萦。或析其诞生之原因,或论其精神,或扬其不朽之功勋。然而,对其平常与平凡的日常休闲生活则少有提及。因此,对西南联大师生平凡日常的一面进行“曝光”就显得尤为必要。下文以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活动为视点,从自然中愉悦、艺术中漫步、茶馆中娱乐三个方面说开去,尽可能进入历史现场再现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原状。

在自然中愉悦

不论古今中西,“休闲作为生命的一种形态,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3],是日常生活的必须部分。休闲可使疲惫的身体得到放松、休息、调适,使烦躁焦灼与无聊的心灵得以滋养,可以培养高雅生活态度,可以展示高级生命姿态。对于西南联大师生来说,外来的侵略、内有的腐败与压迫给他们心灵带来极大的影响。迁徙流亡途中,愉悦休闲似乎对这些带着家国重建、民族延续、文化涅槃重生等使命担当的西南联大师生来说是不可企及的。但是,正如西南联大学子汪曾祺所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4]256确实,如果板着面孔过日子,恐怕侵略者还没赶走,使命还没完成,责任还没尽到,梦想还没实现,自己就已经抑郁而死了。也正如西南联大的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在讲工作和娱乐究竟有什么区别。我想这问题有了你来就一定可以解决了。我刚才和老费说:工作是累人,使人疲乏,娱乐是起到疲乏之后又使人恢复的作用。”[5]452由此可见,休闲娱乐在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中所占之分量。一定程度上说,正因所处境遇的艰难与责任的艰巨,脆弱敏感的心灵才更加需要得到慰藉与滋养。

1963年,苏联科学院提出用激光引发核聚变的建议,并于1968年用激光照射氘—氚靶产生了核聚变,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中国科学院从二十世纪60年代起就已开始准备激光聚变的研究。1972年,美国学者首次公布了聚爆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激光除了可使靶丸加热外,还能使靶芯压缩,成千倍地增加靶芯密度。

尽管VCR具有强大的矫形能力,能切除整个椎体及其附件,但是不能治疗脊髓内的病变;传统VCR需要前后路联合进行,而在胸椎、胸腰段及腰椎行前路手术时,因解剖入路不同,术者需要具备丰富的解剖知识及精湛的手术技术。

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落后,大自然就毫无疑问成为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休闲的“免费午餐”,是愉悦身心的不二抉择,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断面。哲学家叔本华说:“美丽大自然的景象这一优异特质首先解释了它造成的印象为何如此和谐、令人满足;此外,这也解释了为何大自然美景会对我们的整体思维发挥出最良好的影响——我们思维的形式部分由此调校得更加准确,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过滤、纯净,因为这种唯一完全没有瑕疵的脑髓现象使脑髓总体上处于完全正常的活动状态。”[6]201-202确实,大自然那一片净土,是那样纯美与动人。身心疲惫的西南联大师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可以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遇里解放自我;可以感受生命的自由自在;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从而沉潜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考察西南联大历史,似乎大自然和他们有着剪不断、但又值得捋一捋的情缘关系。

当然,除看电影外,歌咏、舞蹈等其他艺术欣赏活动也给西南联大师生带来了快乐与愉悦。可以说,抗战时期,物质生活尚不能满足,要追求像今天一样“奢侈”的娱乐显然不可能。但就在如此艰辛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依然很好地将抗日宣传、责任、使命、建国、文化、社会、科学等重大命题与休闲娱乐完美结合起来。他们利用最有限的条件进行着日常生活中最必要的休闲活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来自物质和文化的压力,从而释放较为全面的本真人性”[12],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众所周知,西方的康德、席勒、斯宾塞、谷鲁斯等人曾将艺术的起源归结于游戏说。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是,文学、音乐、戏剧等艺术确实具有稳定情绪、净化心灵、排遣寂寞等功能,积极的艺术毫无疑问可以让人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汪曾祺也说过:“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4]181。这是汪曾祺对文学艺术的殷殷期待。在西南联大,教师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常与学生联合组建众多社团,开展壁报、读书会、讨论会、学术、文学等艺术活动。如“九·一八”七周年纪念日时,西南联大学生联合昆明大中学校一起举办场面宏大、振奋人心的歌咏晚会,会后还举行了提灯会活动;1938年底“西南联大话剧团”成立后,为给前方将士募捐,他们演出陈铨改编的剧作《祖国》并取得极佳效果;还有一次“计划最周全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先锋队群社及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联合举办的夏令营。主办方的目的是借助同甘苦共娱乐的活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而不是致力于政治宣传或宗教灌输”[7]214。实际上,西南联大举办的很多艺术活动都是为宣传抗战、培养爱国热情而带有极强功利心理。但是,这些活动却给师生枯燥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欢乐与愉悦;这些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培养了西南联大师生积极乐观昂扬的精神,也使得师生更加团结。

在蒙自,生活条件及学术环境都十分艰辛,聒噪无聊自然而生。于是乎,创造性地寻求休闲娱乐放松就显得尤为必要。他们一边进行艰苦的学术学习,一边“苦中寻乐”,最大限度地放松自我。喜爱围棋的浪漫文人吴宓用木板自制棋盘,用纽扣作棋子,便开始和汤用彤等人博弈;哈佛留学归来的陈岱孙成立网球协会并举行比赛以供师生娱乐;富于冒险精神的师生可以远足山区和当地农人攀谈;略微富裕者则咖啡屋里点一杯咖啡,畅聊战争与时事。但是,限于条件,大部分师生的日常生活休闲还是以大自然为主,特别是蒙自的南湖,更是赋予了西南联大师生休闲放松特别之意义。西南联大研究专家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的一段话似乎可见此中真义: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身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他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手杖,步伐却很矫健。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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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南联大师生来说,近可在小家碧玉的翠湖里怡情;远则要么乘木筏赏大观楼长联,要么远足到高原峻岭,近距离观察少数民族生活习俗,要么爬到西山峭壁嶙峋的龙门远眺浩瀚的滇池,要么泛舟滇池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要么到附近的石林欣赏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貌。总而言之,大自然就是战时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更需要灵魂安放的地方,更需要愉悦身心。经济条件的落后,使得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成为他们愉悦放松的首选目标,也是西南联大师生一直以来和大自然都保持剪不断的情缘关系的原因。在大自然怀抱中,西南联大师生暂时逃离现实的残酷,心灵得以滋润;他们沉醉在自然的美景中,洗涤着焦灼与不安,从而更加智性地思考生与死、盛与衰、意义与虚无、家国重建、文化涅槃等课题。

相比蒙自,昆明风光更让人流连忘返。首先西南联大旁边就是婀娜多姿的翠湖。抗战时期,翠湖是人们放松游玩的好去处。正如曾经的西南联大的学生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含情脉脉地写道:“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来的游子,对翠湖充满感激。”[4]362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能用一颗闲适、天真的‘童心’来看待与记述自然界与人世间的一切生命,而绝非仅仅是以叙写市井百姓的闲适生活方式来取悦读者。他笔下的自然与人一样,是自由的、适意的,也是平等的。”[8]确实,汪曾祺对翠湖的感情正是一种闲适与纯真。由此也可窥见,翠湖带给西南联大师生心灵的愉悦、灵魂的归宿、创作的灵感。也难怪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学时,每天必游翠湖,直到晚年,他还对翠湖念念不忘、依依难舍。

从易社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是时,流亡的苦楚、思家的乡愁、家国重建的责任、文化复兴的使命、敌军空袭的梦魇仍然萦绕在他们心头。因此,他们只有浸润在这纯洁的大自然里、在南湖的宁静美景中,方能得到临时的解脱,享受短暂的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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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中漫步

艺术活动是人的高级思维活动,不同于社会实践。“艺术活动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能为人类提供一个美妙的精神世界。”[9]14可以说,浸润在艺术世界里不仅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还可以发泄压力、平衡身心,获得活泼健康的成长。战时的昆明,不定时的轰炸、国民党的腐朽、物质的极度贫乏是西南联大师生们共同的遭遇。敏感的、有尊严的、有追求的、有责任感的西南联大师生面对如此“晦暗无光”的生活,他们需要心灵慰藉、情感依托。因此,一方面他们浸润在大自然怀抱里寻求诗意栖居与精神独创;另一方面含辛茹苦创造神圣的艺术殿堂,过着“苦行僧”似的自得其乐与安贫乐道的生活;最主要的还是展示了“物质上不可得,精神上了不得”的高雅生活姿态。

1.3.3 受试者退出标准 ①出现过敏反应或严重不良事件,根据医生判断应停止试验者;②试验过程中,患者继发感染,或发生其他疾病,影响疗效和安全性判断者;③受试者依从性差(试验用药依从性<80%或>120%),或自动中途换药;④各种原因的中途破盲病例。⑤无论何种原因,患者不愿意或不可能继续进行临床试验,向主管医生提出退出试验要求而中止试验者;⑥受试者虽未明确提出退出试验,但不再接受用药及检测而失访者。

其次,西南联大自觉地进行高雅的艺术欣赏。在西南联大,最受欢迎的艺术欣赏活动莫过于看电影。1940年以前,昆明没有现代化意义上的电影,只有两家颇具云南特色的小影院,播放原版有声黑白英文电影,观众听不懂英语,机智的云南人在银幕斜上方搭起高台,功能类似“说书人”的电影讲解员便诞生了。之所以颇具云南特色,是因为讲解员用云南方言进行讲解。实际上,讲解员也不懂英语,只是他提前看过剧情梗概,再加上讲解员能说会道、动作姿势丰富多样,还会跟着画面插科打诨、借题发挥,使得电影院常常“爆满”。电影院毫无疑问成为崇尚现代化生活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必来之地。影院里,大家是快乐愉悦的,但也有尴尬事件发生。有一次,讲解员模仿画面说:“哎,你要哪样么?”一个西南联大学生也模仿云南腔答道:“过桥米线么!”引起观众哄堂大笑,也惹来了麻烦,还被富于蛮横气息的云南青年揍了一顿。现在看来,那时电影院即使落后,但却是娱乐轻松的好去处,而里面发生的故事更让人忍不住喷饭。

可以说,在物质条件极端恶劣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面红耳赤的争论、彻夜不眠的“卧谈”、油灯下的夜读、弦歌不辍的著述,都是出于对责任、使命、对话、精神的高度追求。因此,正如姚丹在《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中所说:“当他们沉潜于思想的深渊,沉醉于艺术创造的迷田时,物质的需求或者说物质享受的可能性降至了最低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却冲向了可能的顶峰。”[2]97-98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南京陷落,侵略者对长沙的轰炸,长沙临时大学“举家”西迁到昆明。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学院临时设在云南蒙自,其余留在昆明。

首先,西南联大师生自觉地进行着高雅的艺术创作活动。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创造了一座座多彩的艺术殿堂,并以近乎痴狂的姿态动情地迷醉其中,对艺术的迷恋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虽然吃着独具特色的“八宝饭”,穿着“空前绝后”的鞋子,住着几十人一间的大宿舍,在既不宽敞更不舒适的教室上课,但却感到精神盛宴上的高雅“享受”。学生们课余活动丰富,气氛也十分活跃:有为是直接参加抗战还是安心学习而争论不休、面红耳赤的;有讨论战争时期学习文学、学习文化是否有用的;有像赵瑞蕻、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诗歌信徒常常大声朗诵诗歌的;也有哲学信徒在跳动的油灯下展读哲学巨著的;还有如杨振宁、邓稼先那样的理科天才在清晨高声朗读古诗的。如此热烈的气氛中,诞生了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王佐良,小说家汪曾祺以及科学家邓稼先等杰出人才。教授们则除了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体现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教授会活动上积极建言献策外,也会不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交流活动。他们在西南联大“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10]2的环境下,“享受”着精神文化的盛宴。他们立足于国家民族大义,自觉承担起使命与责任,创造了一座座艺术的殿堂,并以优雅的姿态漫步其中。此时,冯友兰教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在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在西南联大用8年左右的时间写出6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1939年)《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被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11]。同样,金岳霖教授完成里程碑式的著作《认识论》,钱穆教授完成巨著《国史大纲》,陈寅恪教授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教授著《中国史纲》,雷海宗教授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吴晗教授著《由僧钵到皇权》,闻一多著《楚辞校补》和《唐诗杂论》,朱自清教授著《经典常谈》和《新诗杂话》,李广田教授著《诗的艺术》,刘文典教授著《庄子补正》等,如此经典大作如雨后春笋,成为永恒之杰作。

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位于湖南长沙。这里有“五岳”之首的衡山、美丽的岳麓山及附近的寺庙、亭台等。不管自然风光还是历史遗迹都美不胜收,堪比人间仙境,为临时大学师生提供了游玩的好去处。同时,“南渡”来此的临时大学师生纵情这清幽秀美与充满人文气息的“世外桃源”里,总算找到了心灵的安放之所,得以进行精神文化及生命的思考。如当时冯友兰、汤用彤和金岳霖在感怀世事多艰的同时,浸润在无拘无束的自然风光中,用天才般才思分别完成了《新理学》《中国佛教史》和《论道》几部传世佳作就是明证。

在茶馆中休闲

民国时期,昆明和陪都重庆一样饮茶成风,于是茶馆文化悄然勃兴。茶馆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王景山回忆说:“1943年我入学时,昆明大西门内外,青云街、文林街一带,茶馆已经林立了。窗明几净,宽阔敞亮,晚间电灯、汽灯大放光明者有之;窄矮暗淡,深夜灯火如豆者亦有之。规格不同,价格有异。上午一般比较清闲,下午开始上座,晚上则是‘鼎盛’之时。”[13]由此略可见,当年“坐茶馆”成为时人流行生活的景观。

1.2.1 介入组采取在超声引导下行腹部穿刺介入治疗的方法。超声检查探查病变位置,按照异位妊娠囊的具体位置,确定穿刺部位。常规消毒后,将无菌套套于探头上,安装好穿刺架,取21GPTC穿刺针,在超声引导下将穿刺针经探头引导槽穿刺进入妊娠囊内,将针芯拔出后,尽可能抽出妊娠囊内的液体,然后根据异位妊娠囊大小注入50mg~100mg MTX(生产企业: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1020227)。

在战火纷飞之中,西南联大因为校舍、教室、桌椅及图书馆资源等硬件设施非常有限,所以师生们便把学习讨论、娱乐放松、交流交友的“阵地”推移到附近林立的茶馆。除了上课,“泡茶馆”(相对本地人短时间“坐茶馆”,西南联大师生时间较长,因此称为“泡茶馆”)就成为他们主要的日常生活活动了,也是他们寻找的“乐子”。

首先,茶馆里“泡”出了许多了不起的成果。西南联大师生大部分“泡茶馆”是为了学习、写作、讨论、寻求灵感。汪曾祺曾经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和大部分读书报告就是在茶馆中“泡”出来的。其次,在“泡茶馆”中追求心灵的慰藉,“培养浩然之气”。可想,“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4]374。最后,在“泡茶馆”中还可以促进交流、娱乐身心。在茶馆里,学生可以组织交流会、老乡会以促进同学之间或师生之间的交流交往。但是,对于西南联大师生来说,在茶馆里打桥牌才是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因为打桥牌已然成风,这常常引来“乡下人”沈从文的批评与不满。他曾说:“每次我从住处附近什么茶馆前过身,看到明亮灯光下,一些衣冠整齐的年青仕女,脸上表现从容欢乐的颜色,一面轻轻吹口哨,一面用极溜刷手式分散扑克牌给其余同座时,就想起一个离奇问题,将二十岁左右的有用生命,每次投资到这个玩意儿上,这种不经济的耗费,是谁设计作成的?应当归谁来负责?是个人的羞辱、教育的失败,还是国家的损失?”[14]他的批评反对却引来王佐良的反驳。王佐良站在平常人角度认为,在战争的枯燥时间里打桥牌属于正常娱乐,不应受到限制。实际上,“沈从文他是坚持他的‘沉默坚忍’的为创造‘民族明日经典’而埋头努力的一贯的战时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打牌完全是‘浪费生命’,是一种对个人、对民族都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王佐良,可能更有一颗平常心。即使在战争期间,人也仍然有消闲、休息的权利和需要,无需把牌戏如此上纲上线”[2]102

综上所述,茶馆不仅是他们学习生活的“优越”场所,还是他们休闲与娱乐放松的重要去处。换句话说,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师生选择“泡茶馆”,一方面选择了基本的学习之地;另一方面也选择了身体上的放松之所;更是选择了灵魂安放和精神滋养的“蜜田”。他们在茶馆中把娱乐和学习、思考和创作完美粘合在一起,既度过枯燥无聊的战时生活,也在文学艺术、科学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战绩”。

结语

烽火硝烟中崛起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一路“南渡”、几经波折的西南联大师生,战乱带给他们心灵的创伤比任何人都要严重,因此,他们的身心比起任何人来说更需要调适与放松。他们在非常时期创造性地利用最有限时间与生命创造最“平常”的休闲娱乐并沉潜其中,思考家国重建、文化复兴、生命意识等重大课题;他们绝不是单纯为休闲而休闲、为娱乐而娱乐;他们是在休闲中“怀秉对心智活动的挚爱,他们不惧怕痛苦,义无反顾,那是一种全身心的沉潜,生命进入深邃、神秘、玄奥、灵动的领域,知性与感性交织、个体与世界融汇”[2]98。这也正是他们在日常休闲中的“不同寻常”之处。真正的“休闲并不是工作的对立面,也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其强调的是精神和思想层面的追求”[15]。因此,言说西南联大师生的“苦中作乐”并不是要时下之人去过“苦日子”“难日子”,而是要承继西南联大在休闲中孜孜不倦的对思想与审美的执着追求精神。这才是它给我们的启示。

[1] 张全之.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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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新瑶.汪曾祺美文的“闲”与“雅”[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31-34.

[9] 杨争臻.“休闲”的美学意蕴[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5.

[10]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笳吹弦诵情弥切[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1988.

[11] 杨绍军.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学术发展[J].学术探索,2017(1):91-100.

[12] 潘立勇.休闲美学的理论品格[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06-111.

[13] 王景山.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J].炎黄春秋,2003(10):71-73.

[14] 沈从文.论投资[J].生活导报,1943(15).

[15] 刘慧梅,陈恳.《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炫耀性消费——休闲视角下的解读[N].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24-29.

 
刘正忠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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