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抽绎传统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开启一个动荡而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明代社会变迁是极富魅力的历史现象，是明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明末以来，明之遗老遗少及后世学者，或从政治角度，或从社会经济视角，或从近代化/现代化视域，或从社会的视角及世界的视角，[1]1-17著书立说，予以检讨，成果不菲。然而，相关问题研究还远未结束，还需不断推向深入。赵玉田教授的新著《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下文简称《环境与民生》）共计40余万字，除绪论、结语、附录等内容外，凡八章二十五节，结构合理，立意新颖，论述递进展开，逻辑性强，文字洗练，就明代未能完成社会转型问题作了新解释，堪称环境史研究与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环境史：明代社会变迁研究新视角

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得以冠名，40余年间，西方环境史学发展迅速，成就不菲。环境史研究在美国兴起阶段，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环境灾难频发、环保运动高涨之时。是时，西方掀起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传统价值观的思潮，检讨人类以往破坏环境之“劣行”，重新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西方环境史学应运而生，它以救时为宗旨，以反思人与环境关系为重点，以解决环境问题为依归，被称为“救时史学”。[2]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环境史学“舶来”中国之前，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传统史学学者及历史地理学、农林史、灾荒史、考古学等领域学者已就“环境史”有关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研究。如徐中舒、蒙文通、陈高佣、丁骕、杨予六等学者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

近年来，西方环境史研究由“救时史学”转向“新史学”。如环境史家王利华先生所论：“环境史学在最近几十年迅速兴起，首先是由于强烈的现实需要——面对全球性的严重生态危机，人们需要向历史拷问种种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符合历史逻辑的重大学科进步：历史学发展到今天，不仅需要从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历史（就像以往所做的那样），而且需要透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认识历史，以便更好地回答人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和怎么办这些根本问题。环境史研究试图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现人类生存环境的历史面貌，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并重新认识人的历史。它不仅开辟了新的史学领域，而且提出了新的历史思维，将形成新的历史知识体系，还可能引发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场革命。”[3]

无疑，环境史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思维范式与研究领域及史学视角，是跨越国界的。然而，就中国环境史研究而言，不应“照抄照搬”西方环境史理论方法而失去自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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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田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侧重生态环境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探究。明代社会变迁现象始于何时？早在1986年，明清史家赵毅先生通过对明代盐业生产关系及其变革情况深人研究，论证15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即各个经济领域抽绎总体变迁，主要表现为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4]1993年，李洵先生撰文称：“公元十五、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亚洲历史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结构变化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将是深人理解中国古代到近代历史转折点和形成中国近代社会构成诸要素的重大研究课题。”[5]智者见智。近些年来，更多学者接受十五世纪中叶即明代成化（1465-1487）、弘冶（1488-1505）时期开启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学说。[1，6-10]如明清史家万明认为：“晚明社会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大量史料表明，明前期和明后期的社会具有迥然不同的面貌，分水岭即在成、弘年间。成、弘以后，社会显示出明显的变迁迹象，晚明社会变迁的特点也逐渐彰显出来。”[1]2《环境与民生》作者持“明代社会变迁始于十五世纪中叶”说，并以大量史料（又增加许多新史料）论证了这一学说。

[5]李洵．下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

二、环境机制：明代社会变迁现象理论探索与建构

其二，史料翔实，旁征博引，扩展了明史与环境史研究的资料范围。毋庸置疑，搜集史料是决定历史研究能否成功的第一要义。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之难，难在史料收集与分析。为此，《环境与民生》作者下足搜集史料功夫，广泛搜集实录、正史、政书、文集、笔记、方志等一百八十余种原始文献，以及当代中外学人的相关论著五十余种，其中包括十余种原版英、日文著作。广搜文献史料和博采各家之长，使得《环境与民生》具有充分的史料支撑，言之有据。据悉，《环境与民生》初稿字数80余万字，史料文字多达60余万字。作者穷尽相关史料之努力，令人为之赞叹。正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基础上，作者旁征博引，去伪存真，使其学术观点令人信服。同时，《环境与民生》作为一部环境史专著，其广泛而有针对性的史料搜集及整理之举，拓展环境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兼具“范例”之功。当然，范例的树立并非让学界同行尽皆“效尤”或望而却步，而是批评与借鉴，为中国环境史及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有明一代，时值“明清宇宙期”（或称之“明清小冰期”），气候趋于寒冷干燥。是时，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灾荒严重。据历史学家邓拓统计：明代“灾害之多，竟达一千零十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一百五十六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饥有九十三次；疫灾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灾有十六次。当时各种灾害的发生，同时交织，表现为极复杂的状态。”[11]鞠明库统计得出，明代统共发生自然灾害5416次。[12]较之以往，明代灾害频率明显增快，灾害次数增多，灾民数量巨大，灾区民生极为悲惨。正如邓拓所论，明代“灾害之多”，属于“前所未有的记录”。为此，《环境与民生》以明代灾区社会为切入点，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主要运用环境史理论方法，系统分析生态环境、民生与明代灾区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同时就明代“灾区化”、“三荒现象”、“灾害型社会”等问题予以理论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明代社会转型未果与明朝覆亡原因。如作者认为：“成化以来，灾害问题更加严重，‘三荒问题’不断累积，‘三荒现象’更加普遍，进而催生部分地区的‘灾害型社会’状态。‘灾害型社会’由‘点’而‘面’，继而使大明帝国陷于‘灾害型社会’陷阱。”[13]而“灾害型社会”作为小农社会“死去活来”间隙的特殊社会状态，是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它耗尽明代社会转型所必需的物质积累并摧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明代社会完全陷于频繁灾荒与持续动荡之中，继而覆亡。

史无定法，环境史的书写也不应有固定的模式。但是，需要具有一定意义的典型范例。《环境与民生》布局谋篇独具匠心，对环境史研究有示范之功。

在提升生物教学质量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以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带领学生进行实践教学，进而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深度理解。例如：在讲解“绿叶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的过程时，由于本节课为实验课，在展开实验之前，教师可以向学生明确相应的教学目标，让学生明确绿叶中色素的种类和作用。在确定教学目标后，可让学生进行简单的预习，并按照课本中的知识研究无法理解的问题，在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自主教学，以便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然后再带领学生进行生物实验，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这对于提升生物课堂教学质量具有良好的作用。

为深人剖析明代灾区社会相关问题，《环境与民生》提出“三荒现象”、“生态型”流民、“地理耦合型”流民、“见在户社会”等概念。是著认为，中国历史上，“三荒现象”时或出现。所谓“三荒现象”，系指“灾荒”、“人荒”、“地荒”三者在空间上耦合、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一类极其悲惨的灾区民生状态与乡村聚落荒废现象。其中，“灾荒”是指天灾频发，饥荒严重；“人荒”是指饥民逃荒，灾区人口锐减；“地荒”是指耕地抛荒，土地荒芜。“三荒”发生次序为：“灾荒”发生，“人荒”随之出现，“地荒”接踵而至。灾区乡村社会遂呈自然化倾向，终是村落萧疏，荒草弥漫。“三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乡村，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与生态环境恶性互动而灾区社会自然化现象。其中，以“脆弱生态环境+脆弱乡村社会”为特征的区域社会环境是“三荒”问题爆发的前提条件；掠夺性土地开发使脆弱生态环境与脆弱乡村社会二者恶性互动，环境危机成为“三荒”问题的一个主要发生机制。而“三荒现象”作为小农社会“死去活来”间隙的特殊社会状态，它是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是自然界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报复”，也是人类的“自作自受”。小农社会通过“三荒”形式短期区域性“休克”而为其继续提供可能，是小农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环境机制之一。

另，作者指出，明代流民按其成因可分为“生态型”与“地理耦合型”。所谓“生态型”流民，主要是指由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变增多，在频繁灾害打击下，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灾民基本生活无法维持而不得不逃荒的灾民。明中后期北方一些地区的流民主要是遭受严重环境灾变与频繁自然灾害袭击而无法在原村落生存下去，藉以造成“生态型”流民。所谓“地理耦合型”流民，系指明代北方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与灾荒加剧，灾荒导致贫困人口增多，灾区、贫困区与脆弱生态区地理耦合而造成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而无法提供其生存最低保障而逃离家园的灾民。逃亡则成为“地理耦合型”流民求生的最后出路，藉以造成灾区人口大量逃亡、村落败落的景象。“见在户社会”系指灾区由未流亡的“见在户”构成的简单而脆弱的社会，该社会中，人口流移过多而陷入地荒人稀境地，经济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或陷于崩溃，或陷于混乱状态。

再有，作者还重新界定“利玛窦现象”，①庞乃明先生在《试论晚明时期的“利玛窦现象”》（《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一文中，界定“利玛窦现象”为“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并予以深入而全面论述，颇有见地。即晚明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一批比较开明、具有“世界眼光”的“士大夫掀起的一场以译著、传播西学及天主教教义为主要途径与内容，以富国强兵为依归的西学救时运动”。并就“利玛窦现象”与明朝覆亡关系予以探究，提出明朝亡于“成化时代”的观点。

要言之，《环境与民生》力图填补运用环境史理论方法研究明代社会变迁问题这一学术空白，力求从环境机制维度构建明代社会变迁新的解释范式。

一日别母于归,题诗云:“深闺一夜别,小女十年情。”余见而异之,因日事吟咏无辍。亚韩公正色曰:“女子无非无仪,奈何留心风雅!”细君遂焚其稿,不复作。无何,读《彤管遗编》,慨然曰:“班姑、谢女,后先掩映,岂遽不如男子耶?”更从事焉。每至夜分,不少间。[注]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第130页。

三、独具匠心：环境史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

相对于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经济落后的北方而言，江南是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区，奈何也陷人“灾害型社会”陷阱？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论述。作者研究得出，明前期江南各地不间断的“灾区化”极大消耗小民家资与社会财富，加剧社会动荡，社会财富总体上难有积聚；明中后期，“三荒问题”在北方地区由“点”而“面”，地域扩张迅速且席卷江南之地。以“灾区化”与“三荒”为基本“环境”，加之制度及观念桎梏，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万历以降，明代江南社会经济虽然走上艰难的“辞旧迎新”之途，却遭逢北方“三荒问题”一再拖累。至此，多灾多难的江南社会经济不仅无力支撑明代“近代工业化”及“社会变迁”完成，且已濒临崩溃。无疑，这种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通过问卷调查与京剧上演情况可以看出，京剧在徐州地区仍有许多戏迷。而徐州地区的京剧爱好者呈老龄化（见图一），与戏曲目前存在的问题一致。除了剧团商演会上演京剧外，高校也有京剧巡演，而以“少儿京剧团”为特色的段庄一小仍在坚持发展京剧团。同时京剧戏迷也会在社区、公园等地演唱传统的经典京剧选段。

[3]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J]．历史研究，2010（1）：10-14．

其一，布局谋篇严谨而有新意，结构稳健，有的放矢，逻辑性强，作者表现出高超的写作能力。是著，在研究路径上分述明代南方与北方的灾区社会问题，论证逻辑上则采取递进展开而又“合而击之”策略。首先，作者缕析明前期江南脆弱生态环境与脆弱社会环境二者恶性互动关系，探讨了江南“灾区化”的生成机制；随即，作者笔锋转向北中国，论述河南、山东等地掠夺性土地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天灾人祸踵至、农民贫困化、乡村萧索等悲剧根由；紧接着，作者专论灾民生计方式及其与灾区社会秩序“悖逆”关系，讨论了救灾机构、救灾制度、乡村组织、备荒仓储、地方官、富户和灾民的救灾举措与灾区秩序，从而反观江南“灾区化”及北方农业环境恶化之社会、政治与生态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继而采取个案研究，突出重点，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分别探索京畿地区水环境与“水灾社会”演变过程，同时剖析成化六年和万历二十二年的救灾成败事例，诠释生态环境与灾区民生、灾区控制的复杂关系。进而，作者对上述历史现象予以“形而上”思索与探究，重点探讨明代中后期的“三荒现象”与“灾害型社会”问题，论述“灾害型社会”与明朝覆亡关系。作者得出，“成化时代”的明代社会已蜕变为“灾害型社会”。面对统治危机，明中后期一些尚有担当的士大夫掀起此起彼伏的救时运动。如何认识“救时运动”与明朝覆亡的关系？这是一道全面分析明代社会变迁未果现象的必答题。作者对此心领神会，巧妙布局，从两条线索进一步论证明代社会变迁夭折与明朝覆亡的不可避免性。一则明中期社会转型抽绎之际，以丘濬为代表的士大夫“有效”救时方略“见弃”的遭遇；二则以“利玛窦现象”为代表的明后期士大夫“西学救时”举措及其无果的命途。二者“互证”“灾害型社会”专制主义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改良”努力注定失败的宿命，藉以加深对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未果现象的再认识。

“生态环境”不是明代社会变迁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关键在于，如何建构生态环境与明代社会变迁关系？或者说，二者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一问题的展开，首先要将明代经济社会生活置放于多样化而变动着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系统而深入探讨二者之间多维互动关系。“灾区”这是二者密切的共域。

1.着重学习过程当中的评价。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也会展现，所以对过程的评价很重要。

以史为鉴，《环境与民生》通篇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生态伦理价值取向。毫无疑问，是著亦反映了作者宣传生态与环保意识、为生态文明“鼓与呼”的学术追求。不过，作为明史及环境史研究大部头著作，亦有“瑕疵”。如引文有一些重复之处，未免令人有“缺憾”之感，实应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

参考文献：

(2) 随着排水管壁试样面积的增大，在渗流力作用下流失的细颗粒能够进入排水管壁内部的面积也相应增大，附着在排水管壁表面形成“滤饼”和进入排水管形成淤塞的概率也增大，从而表现为稳定梯度比Gr值和相应试样单位体积含土量随着排水管壁试样面积的增大而增大(如图5所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历史反复证明这一基本规律。

[1]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赵玉田．环境史刍议[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2）：44-45．

针对霍童古镇旅游人群的构成，建议应加强对古镇的宣传力度，利用传统促销方式结合霍童旅游产品的特点进行促销。

[4]赵毅．明代盐业生产关系的变革[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4）：49-55．

关于明代社会变迁发生机制问题，史学界主要从社会经济因素及文化视角反复探究。《环境与民生》则透过环境史视域，致力于生态环境与明代社会变迁关系问题研究。《环境与民生》是赵玉田教授继所著《明代北方的灾荒与农业开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文明、灾荒与贫困的一种生成机制——历史现象的环境视角》（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之后又一部环境史研究大作，也是一部难得的有关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的学术巨作。概要说来，《环境与民生》主要运用环境史理论方法，深入分析明代“灾区化”、“三荒现象”、“灾害型社会”等历史问题，明确提出“灾害型社会”作为小农社会“死去活来”间隙的特殊社会状态，是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借以探究明代灾区社会与明代社会变迁关系，试图全面、细致地勾勒明代环境、民生与灾区社会三者互动图景，力求从环境机制的角度建构明代社会变迁新的解释范式。

[6]林金树．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J]．中国史研究，1994（4）：28-39．

设定一个疗程的时间为4周,期间全部患者接受相同的护理干预,对照组接受阿司匹林治疗,300mg/次,此后根据患者病情调节药量为100mg/次。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加以氯吡格雷治疗,300mg/次,此后根据患者病情调节药量为氯吡格雷75mg/次,阿司匹林100mg/次。

[7]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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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轶峰．明代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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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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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