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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化武危机中的俄美外交话语对比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言

2013年发生的叙利亚化武危机是叙利亚问题中最重大危机事件之一,俄罗斯和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围绕是否对叙利亚进行武力打击的问题展开了紧张的外交博弈。危机最后以叙利亚接受化武换和平的方案和联合国安理会2118号决议的通过得到消解,期间俄美两国展现出高超的话语水平。本文拟采用文化话语研究方法对此次危机事件中的俄美话语进行综合研究,呈现俄美话语运用的图景,分析它们实现外交目的的途径,希望对当代中国的热点外交话语实践提供参考。

二、外交话语研究

当前,国际上对外交话语或外交领域使用的语言日益重视,这与各国语言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不断提高的地位有关,比如美国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2005)、《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2005)、《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即“关键语言”战略)(2006)*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每天早上6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二十多名世界顶级潜艇观察家、航空专家、密码专家和语言学家都要聚在夏威夷的司令部,他们的工作是分析过去一夜的各种情报。参见《美媒预估西太霸权遭遇挑战》,《环球时报》,2013-05-03。、《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2011),英国的“国家语言战略”(2002),法国的“法语国家语言战略”,亚太经合组织的“英语和其他语言战略行动计划”等。中国对“语言”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在陆俭明看来,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性、情感性,还有“资源性”,“国家语言能力不仅关涉软实力提升,而且关涉硬实力提升,关涉国家安全”。[1]

冷战结束后,语言的使用或者话语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毕竟“话语作为一种社会权利形式,应该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中”。[2](P.39) 在孙吉胜看来,“语言对认识国际关系具有本体和认识论意义” [3](P.3),而“国际关系中的一切活动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完成”。 [3](P.5)国外学术界也纷纷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转向。*相关研究可参见 Neumann,Iver B. ,“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Case of Diplom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31(3), 627-651. ;Okulska,U. & Cap, P. (eds.),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mpany. 2010.在中国外交研究进入新时期后出现的转向中,话语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

(一)外交话语研究回顾

然而基于对“话语”概念的不同理解,此类研究的视角、方法和目的不尽相同。一类是从传播学角度考察外交话语的使用效果。比如吴瑛采用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分析了西方媒体对我国外交议程进行的反向设置。*详论参见吴瑛《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第 1-16页,第13页。第二类是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解读语言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关心外交话语与社会实践、国际关系实践之间的联系。陈以定考察了中国外交话语的变迁,提出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外交话语体系,推进中国外交话语的理论研究,拓展话语传播平台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详论参见陈以定《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学术界》, 2012年第7期,第79-87页。叶淑兰呼吁学界应当加强外交话语的理论建设。*详论参见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外交评论》, 2012年第5期,第 68-81页。而Qing Cao讨论了儒家和平话语(Confucian pacifist discourse)在外界产生的效果。*详论参见Cao, Q,“Confucian Vision of a New World Order? Culturalist Discour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In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07,(5).更多的是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外交活动中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比如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相关论述可参见汪志霞《言语行为理论与外交话语翻译》,《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5-117页;武瑷华《从外交话语的言语行为模式看话语秩序》,《外语学刊》, 2013年第5期,第52-56页;晏梅《中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言语行为对比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3。和语用学*相关论述可参见陈晨《外交话语中的语用模糊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6;刘涛《基于合作原则和得体原则视角的外交话语语用模糊现象探究》,《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第200-201页;秦小锋《外交活动中语言的元语用意识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第 222-224页;张娜、姚苑蕾《从语用角度分析外交话语的模糊性》,《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第5期,第17-19页;郑萍萍《外交话语中恭维语的语用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进行的分析。其中,熊涛、何劲借助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理论对外交话语的信息功能和互动功能进行了分析。*详论参见熊涛、何劲《 外交话语的信息功能和互动功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86-89页。秦小锋研究了外交人员的元语用意识。*详论参见秦小锋《外交活动中语言的元语用意识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第 222-224页。尤泽顺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对外政治话语以及它与中国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详论参见尤泽顺《当代中国对外政治话语:建构模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Aditi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了记者招待会。*详论参见Aditi, B.,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Discourse and Society, 2006, 17(2), 173-203。 Bastow、Moir对外交话语中的修辞进行研究。*详论参见Bastow, T,“Friends and allies: The rhetoric of binomial phrases in a corpus of U.S. defense speeches”; Moir, “J. The language of political opinion: Discourse, rhetoric and voting behavior”,in Urszula Okulska and Piotr Cap(eds.), 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武瑷华、曹阳从对等原则出发,分析了外交话语的语言学特点。*详论参见武瑷华、曹阳《对等原则与外交话语》,《外语学刊》,2011年第4期,第28-31页。此外李战子、庞超伟分析了外交评论话语中所包含的元语言和话语分析元素,探讨了话语分析的元理论角色对话语意义建构的作用。*详论参见李战子、庞超伟《外交评论话语中的语言学因素——以奥巴马访华的6篇述评为例》,《外语研究》,2011年第4期,第15-22页。翁青青讨论了外交话语中的隐喻与身份构建的关系。*详论参见翁青青《气候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和身份构建——以英国、加拿大、中国在历次气候大会上的发言为例》,《当代亚太》 2013第5期,第139-156、第160页。这些不同学科视角下的探索为外交研究打开了视野,丰富了外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然而受制于对“话语”(主要是西方“话语”)概念的理解偏颇,外交话语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基于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分析,以及相关的社会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文化话语研究者看来,外交话语应该是一个外交活动过程的整体。这种“整体观”可以进一步丰富外交研究的学术视野,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外交活动的意义。

(二) 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外交话语

Joseph Nye最早提出“软实力”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外交政策是国家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之一*详论参见Nye, J. S.,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4。。他认为:“一国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4](P. 166)自从软实力概念被提出以后,中国学界积极展开对中国软实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5](P.2)。学界注意到软实力与国际关系问题和外交政策的内在联系,提出“必须将文化软实力研究与国际关系问题, 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研究相结合”。[6](P.17)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落入西方“软实力”概念的窠臼,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诸如“综合国力”等概念*详论参见Keane, M., “Keeping Up with the Neighbors: China’s Soft Power Ambitions”, Cinema Journal, 2010, 49(3), 130-135。;有学者提醒我们“警惕美国以文化‘软实力’西化、分化中国”。骆郁廷直接称中国提出的概念如“综合国力”是中国的“创新话语”, “既是讲文化的国际吸引力,更是讲文化的内部凝聚力,是文化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7](P.21)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概念与Joseph Nye的“软实力”有着根本区别——后者强调一国文化的“价值同化力”,以本国文化的独占性来否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实现 “人随我欲”“达己所愿”;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概念是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基础的,强调 “和而不同”,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多种文化的共同发展。不仅如此,西方也开始积极开展中国软实力研究,关注中国的软实力之争对西方形成的挑战。理性的声音如Suzuki指出中国软实力建设非常多元,并不是如批评者所说的挑战西方的“北京模式”,也不是单纯面向发展中国家。*Suzuki还认为出于对西方或美国优先战略的担忧将导致对中国软实力理论的狭隘而虚幻的理解。参见Suzuki, S.,“Chinese Soft Power, Insecurity Studies, Myopia and Fantasy”,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4), 779-793。在Kurlantzick看来,中国的“软实力”指除了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外的任何力量(anything outside of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alm)。*详论参见Kurlantzick, J.,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宣威市龙场镇根据实地田块调查,病害和虫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根据秧苗期应及早防治,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快搞好苗期的各项防治工作,杜绝秧苗期病虫害的传播,提高水稻的产量和质量。

中国已然认识到软实力及其在国家政策中的积极作用,这一因素为中国在亚洲地区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界也把外交认定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组成之一,或者重要资源之一。*相关论述可参见Cho, Y. N., & Jeong, J. H. “China’s Soft Power: Discussions, Resources,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2008, 48(3), 453-472; Yanzhong Huang and Sheng Ding,“Dragon’s Underbelly:An Analysis of China’s Soft Power”, East Asia,Vol.23,No.4,2006,22-44;魏恩政,张锦《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几点认识和思考》,《理论学刊》,2009年第3期,第 13-17页。软实力外交(soft power diplomacy)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详论参见Lai, H.,“ Introduction: the soft power concept and a rising China”,in Hongyi Lai and Yiyi Lu, Chinas Soft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而外交软实力首先体现为外交话语权。*详论参见孙亮《“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的建构原则与构成要素》,《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第 145-147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话语,为中国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扩大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中国软实力又成为中国外交最有力的武器。[8](P.5)

但相对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在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方面还是一个小国,有必要从国家战略、文化规律和现有问题出发来推进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详论参见张志洲《为中国崛起构建坚实的文化软实力根基》,《 当代世界》,2013年第2期,第 11-15页。而这当中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化与话语的内在关系。话语是文化的表征手段,文化是话语的思想基础,不同国家的话语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联系。所以,要研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要研究中国外交话语。

综合而言,尽管学界已经关注语言的使用在外交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研究依然存在两大缺陷:其一,研究视角还比较单一,研究者往往从单一学科出发讨论外交和国际关系。考虑到话语在社会语境中运用的复杂性和现代外交的综合性,这样的视角往往难以全面地分析问题,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其二,这些研究理论往往具有所谓普世性特征,大多未能注意到话语的文化差异,未能提出符合中国话语的文化特性,从而在研究问题中缺乏应有的中国观察。

(三)文化话语研究视角下的外交研究

在文化话语研究者看来,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以语言为核心形式进行的交际。话语研究应该包含这种交际所涉及的诸多语境因素,因而其研究对象不仅包含话语的内容,还包括话语的主体、客体(即言说对象)、话语的形式和媒介、话语的效果等等,即对话语的运用情况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详论参见施旭《文化话语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Shi-xu,“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 I. Karen Tracy, Todd Sandel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First Edition ed.),John Wiley & Sons, Inc. 2015.,这与以批评话语分析为代表的西方话语理论有很大不同*详论参见Shi-xu.” In Cultural Dialogue with CD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4,11(3), 360-369。 。而外交实践根本上说是一种国家之间的话语实践活动,包括言语交际、言外行动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因素。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基本思想: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整体研究,这是因为外交话语本质上是一种交际活动,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演化的过程性;第二,关于研究内容,我们将综合研究俄美叙利亚化武危机话语,比较双方的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和话语效果,即整个言说交际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并联系两国的外交目的,分析话语的效果;第三,关于研究目的,我们希望揭示话语交际过程中的权势关系,特别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话语竞争关系,并希望这样的研究为促进文化对话与话语和谐提供参考。

与武汉中欧自贸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以来,国际商务教研室的老师多次组织集体讨论,就如何让合作办学落地,如何在企业中开展实践教学,如何评估合作效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初步的方案,但是由于企业人员的调整,方案在执行中不得不暂停。合作办学还有许多方面没有落实到行动,以至于合作效果不理想,合作流于形式。企业在合作办学中热情不高,缺少参与和投入,也使得校企合作效果大打折扣。

比较双方的话语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话语仅仅抓住叙利亚化武袭击的事件,推出武力打击的计划,基本上这些话题都是美国的掌控和引导之下由美国主动推出的。而俄罗斯的话语内容其实是围绕着美国的话语主题展开的,话语中的话题均符合美方话语提出的话题。可见,俄罗斯并没有掌握设置议程的权力。

二、话语研究

(一)危机背景

早在2013年3月国际社会就发现叙利亚境内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进入8月“叙利亚化武危机”进一步升级,一度把叙利亚问题推到了西方动武的边缘。本文所说的“化武危机”的时间指的是2013年8月21日古塔化武袭击事件开始到同年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2118号决议为止。期间由于古塔地区的化武袭击事件促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对叙利亚的武装干涉计划。其中主要大事件包括:

2013年8月18日,联合国化学武器调查小组抵达大马士革,开始在叙利亚为期两周的调查工作,调查小组组长由瑞士科学家塞尔斯特伦担任。

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反对派指控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大马士革郊区,宣称多达1300人遭杀害。叙政府军否认指控。

2013年8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英国首相卡梅伦通电话,一致认为因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决定数日内对叙境内圈定目标发起导弹打击,以“保护叙平民”。

2013年9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欢迎俄罗斯关于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建议,并考虑建议安理会要求叙利亚将化学武器转移至能够安全存放和销毁的地点。

2013年9月1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日内瓦就转移或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达成协议。

草33区块被西南部的石村断层及东北部的草25断层所切割,地层向西北倾没,总体构造形态为向东南方向逐渐抬升超覆的平缓鼻状构造,地层倾角为2.0°~3.0°。油藏埋深884.0~1 014.0m。储层为疏松砂砾岩,厚度小于6m,但分布较稳定、连通性好。储层孔隙度一般30%,渗透率变化范围为(1 340~7 752)×10-3μm2。原油密度0.967 1~0.993 4g/cm3,50℃温度条件下,地面脱气原油黏度10~60Pa·s,属特稠油油藏。

9月9日,俄罗斯积极斡旋下叙利亚决定交出化武以避免军事打击。各方反应积极。

2013年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议,授权对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查和销毁。

9月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叙利亚问题特使普拉希米通电话。

(二)俄美外交话语互动

俄美是叙利亚问题中最有影响力的域外大国。在叙利亚化武危机中,最关键的阶段介于发生大规模化武袭击的8月21日至俄美双方达成消除化武行动计划的9月14日。以下是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和美国国务院网站、美国白宫网站综合举要而成的化武危机重要话语事件。

8月21日,叙反对派指责叙政府当天在大马士革附近使用化学武器。

8月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8月26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兰博基尼Esperienza驾驶体验活动是这个意大利超级跑车品牌自2014年开始推出的一项综合的全球驾驶体验方案,旨在让车迷和潜在用户能够获得专业试驾和初步探索兰博基尼世界的机会。兰博基尼Esperienza驾驶体验活动由兰博基尼赛车运动管理部门Squadra Corse主办。该部门同时负责兰博基尼Accademia驾驶学院活动,在赛道和冰雪上为客户提供驾驶培训和竞速入门训练,并管理致力于为年轻车手打造完美初级赛事体验的兰博基尼Super Trofeo超级挑战赛,以及为经验丰富的车手提供驾驶兰博基尼赛车参加GT3等全球赛事的机会。

8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叙利亚问题特使普拉希米通电话。

8月30日,美国白宫发布报告认定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反对派,国务卿克里发表讲话同样指出叙政府多次发动化武袭击,并称美正准备军事打击叙利亚。

在小山坡的山腰僻静处,范峥峥转身偎依到贾鹏飞的怀里,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日夜的思念,今天居然在山野团圆,真的,说农民工建设了城市,可是这小城却没有我们夫妻的一张床啊。喘着粗气的贾鹏飞边说边转过范峥峥的身子,让她抱住一棵大树,然后从后面褪下范峥峥的百褶裙子……

8月31日, 美总统发表声明称将就在叙境内进行有限规模的军事打击寻求国会授权。

9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国会领导人商讨叙利亚动武问题。

综上所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在过去的6年里各年龄段行眼部破坏性手术的主要原因不同:儿童以视网膜母细胞瘤为主,青壮年则主要因眼外伤导致,老年患者多以急慢性的角膜疾病及青光眼为主。故而在不同年龄段宣传预防医疗保健知识及诊治重点有所不同。

9月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9月6日,美常驻联合国代表讨论所谓叙化武问题,呼吁国际社会作出反应。

9月7日,奥巴马发表每周讲话,声称将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有限精准军事打击。

2012年,胜利油田“四化”工作开始标准化采购,并于2014年在全油田推开。实施标准化采购以来,油田物资采购模式发生积极转变,不仅质量管控更有效,采购流程更顺畅,而且采购资金降幅也更大,为油田降低成本4亿多元。油田物资标准化采购比例大幅提高,物资采购实现了从“传统采购”到“定制采购”变革。

2013年9月26日,克里与拉夫罗夫均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就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草案内容达成一致,该草案提出不允许采取军事行动强迫叙利亚政府遵守有关销毁化学武器的协议。

9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请国会推迟就对叙动武问题的表决。

9月11日,普京在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上发文,阐述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

9月1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解释俄提出化武换和平计划的来龙去脉。

不过,朱鹏立2018年年初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一部分患者尽管拿到精准的预约就诊时间,但是还是会提前较长时间来医院,院内人流量还是很大。

9月14日,克里和拉夫罗夫就解决叙化武问题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9月13日,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叙问题特使普拉希米会晤。

9月27日,安理会一致通过叙化武问题决议草案2118号。

(三)整体分析

1.话语主体

从话语的主体可以看出,俄美双方的话语主体身份层级比较高。从本研究搜集的俄罗斯外交部网站上的信息来看,在俄罗斯方面,在此化武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除了俄外交部“官方代表(official representative)” Alexander Lukashevich,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Gennadiy Gatilov以及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处(the Information and Press Department of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相关官员之外,其余言说主体均为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后者完成了超过一半的话语事件,成为俄罗斯最积极最活跃的言说主体。俄美两国的总统,也是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都参与了直接对话。 美方话语主体还包括国务卿和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可见双方在话语运用中均体现出较积极的一面和相当力量的投入。

目前,全区37个行政执法主体中,有10个行政执法部门和单位先后将安全生产、卫生计生、建筑质量、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10个领域,涉及28个大类的行政检查权、违法行为制止权、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了27个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4个工业园区管委会及12个下属事业单位或执法机构行使。

2.话语形式

在言说方式和媒介使用方面,俄美双方外长和国务卿通过电话和会谈的形式保持了频繁的直接对话,如8月23日、8月26日、9月5日和9月10日;俄罗斯充分利用G20主办国的身份,在美国拒绝了与俄罗斯双边会晤的情况下利用圣彼得堡G20峰会期间的会议间隙促成了普京与奥巴马的非正式会谈(在双方话语中都有确认),为后期化武危机的解决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俄罗斯总统甚至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直接批判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认为美国正在酝酿的军事打击是一意孤行,它会造成局势进一步升级和平民伤亡,甚至将造成冲突外溢,同时阐明俄罗斯的立场是坚持和平谈判。他针对叙境内化武使用问题直接指出是由叙反政府军队所为,例举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问题上因动用武力却使问题更为严重的结局。*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3年9月11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 。普京的文章把俄罗斯进一步推到了道义的高地。

3. 话语内容

俄罗斯的话语内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花了相当精力澄清叙利亚境内的化武使用的问题。比如,俄外交部针对化武袭击的报道做出声明,或通报联合国对事件调查的工作,其中就表达了对叙利亚政府的支持,并指出化武袭击是反对派故意挑衅之举。其次,话语中涉及俄罗斯如何与美国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体现俄罗斯直接通过外交努力避免美国对叙利亚的武力打击。比如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的通话,或表达俄罗斯对美国武力威胁的担忧,或者直接反对美国的武力威胁。第三,话语中体现俄罗斯如何做叙利亚的工作,比如俄罗斯敦促叙利亚配合调查,并维护联合国的调查。第四,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解释“化武换和平计划”*即叙利亚销毁所有化武的情况下美国放弃对叙武力打击。9月1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专门解释俄提出化武换和平计划的来龙去脉。的出台过程。比如从一开始俄罗斯关注到美国国务卿的口头评论,到俄罗斯呼吁叙利亚全面销毁化武, 俄甚至解释了这是“化武换和平”倡议的缘起,最后通过俄美会谈,提出了该计划。

美方的话语中首先是对于叙利亚境内的化武使用进行描写并且认为叙利亚政府是罪魁祸首。其次是关于对叙利亚进行武力打击的计划,包括提出计划、讨论计划、宣布计划,到最后取消计划。

由于中国与俄罗斯立场相近,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长期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批评,本研究希望俄罗斯的对美话语可以成为中国外交中对抗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参考,同时为中国在危机处理中如何发挥自身影响力归纳出话语运用方面的建议。

4. 话语客体

两国的话语客体都包含媒体记者,也包含对方领导,如俄外交部长对美国务卿,俄罗斯总统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话语客体包括国会领导人(congressional leaders),作为美国总统商讨武力打击计划的言说对象,也包括美国国民(如奥巴马对全国讲话),体现了美国把叙利亚问题与本国事务或本国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俄罗斯的话语客体相对于美国则体现出更多的外向性,包括叙利亚政府,美国公众(普京文章的受众),也包括其它客体如法国、土耳其、德国、加拿大、利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长,当然也包括叙利亚外交部长。

上述比较发现,美国的话语客体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的受众,而俄罗斯的话语客体则并没有如此倾向。这从一个方面向我们说明,美国的外交和内政紧密相连,形成了以国内话语引领国际话语议程的强势国际主导者的形象,而俄罗斯外交话语并没有这么突出的内政性。

5. 话语效果

对于速断保护而言,忽略保护动作时间,考虑断路器分闸时间0.13 s、合闸时间0.2 s,当重合闸整定时间由2 s增加至2.5 s时,允许滑落性故障的延时,将从2.33 s增加至2.83 s,对于滑落性延时故障的重合成功率也有提升。

从话语效果来看,俄罗斯外长9月9日率先提出了具体的化武换和平计划:叙利亚化武接受国际监督、销毁化学武器和加入禁化武组织;*2013年9月9日18:44俄外长拉夫罗夫发表此声明。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http://www.mid.ru/en/web/guest/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safety/conflicts/-/asset_publisher/xIEMTQ3OvzcA/content/id/97430,2016-01-08。作为交换,美国放弃对叙利亚的武力打击。此提议随即获得美国和叙利亚的支持。在美国武力打击叙利亚呼之欲出之际,俄罗斯的方案成为美国放弃武力打击的体面借口,叙利亚最终以销毁化武并加入禁化武组织的形式换取了避免武力打击,国际社会因此而松了一口气。

纵观全局,俄罗斯似乎成为扭转时局的最关键因素,其在中东的影响力确实因此进一步增加。不过,仔细分析俄罗斯方案出台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的语境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自始自终,美方始终把使用化武的责任算在阿萨德身上。*参见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8/230705.htm,2016-03-14。为此,从一开始美国威胁对叙利亚军事打击到后期接受俄罗斯化武换和平的提议,美国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的认定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变化。但是在奥巴马准备寻求国会批准的同时,克里在英国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军事打击,然而又以“说漏了嘴”的方式“不经意地”提出了“叙利亚交出化武可避免军事打击”的方案。此处隐藏了一个“隐秘日程(hidden agenda)”,即表面上在说军事打击的议题,实质上却开启了寻求化武换和平的议题。对此,我们需要注意其中细节,涉及到说话人的影响力,如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话方式,如在媒体记者会不经意间说起,避免了美国落入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失败者”和“食言”的尴尬;说话的时机,如美正在寻求国会批准而俄罗斯与叙外交部长穆阿利姆正在莫斯科会晤之际。当然同样很重要的还有3个要素:(1)化武袭击实际上突破了奥巴马在叙利亚动武的底线;(2)美国国内民众反对对叙利亚武力打击,骑虎难下的奥巴马需要创造机会借坡下驴;(3)此前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在对叙动武问题上遭到英国议会的否决。在此情势下俄罗斯顺水推舟,利用叙外长访俄的机会紧急调停叙利亚促成叙利亚接手化武换和平的方案,而美国则是体面地就台阶而下,奥巴马暂时避免了作出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身份相冲突的决定。正如王晋所言,“对于美国来说,通过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管的协议,美国成功地获得了通过联合国框架来影响叙利亚政府的途径,并且能够运用“调查”来左右叙利亚未来战局的发展,从而又将叙利亚内战的主动权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参见http://gb.cri.cn/42071/2013/09/16/2165s4255891.htm,2016-06-11。很多人都把化武危机的解决“归功”于莫斯科,然而如果没有克里的漏话,就没有“化武换和平”这一议题的开启,也就没有莫斯科提出方案的可能。无论奥巴马和普京在G20峰会期间“悄悄”说了什么,在公开的话语交际中,就公众的观感而言,正在掌握话语权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紧紧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的美国,尽管俄罗斯毫无疑问也因为提出“化武换和平”方案而获得了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奥巴马对此中玄机实际上曾直言不讳,他说“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武力胁迫,才有外交解决的可能”。*参见美总统每周演讲(Weekly Address)“Pursuing a Diplomatic Solution in Syria”, White House,https://search.whitehouse.gov/search?query=syria&op=Search&affiliate=wh],2016-02-17。可见,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损害利益,恰恰相反,整个话语过程表明,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掌握了话语设置的权利,尽管前者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获得了地区影响力。

同样,作为话语效果的重要内容,2013年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2118号决议。我们至少看到两点直接的正面描述:(1)决议肯定了俄罗斯、美国在危机中提出的消除叙化武的行动框架;(2)肯定了对俄罗斯和中国提出的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路径选择。这次决议案是2011年3月以来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通过的首项决议。

而从深层次来看,美国外交话语的特征反映出美国外交的“天赋使命观”思想,后者造成了美国国内意志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的外交话语风格。无论美国总统还是美国国会对叙利亚动武的议题设置都体现了这种强权政治的外交影响,其本质是霸权主义。

在研究中还发现邻近病灶周围的甲状腺组织即使二维声像图尚未显示明显异常,但其弹性图像已表现为蓝色渲染,同时检测该区域SWV值常显著增高,甚至测及为“x.xxm/s”,本组47个局灶性病灶周边组织SWV均值为4.31±1.64,与正常甲状腺组织SWV值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当病灶范围较大时,因甲状腺一叶均显示为蓝色而缺乏良好的弹性对比图像,此时可应用VTQ技术于不同部位进行采集,其SWV值亦常明显增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联合应用两种弹性指标可为准确测量病变范围,发现潜在的病灶提供可靠依据。

俄罗斯外交体现“防守进攻型”话语风格。本例中俄罗斯的外交话语是从“防守”开始的,美国出招,俄罗斯接招。该话语反映出俄罗斯善于在逆境中寻求外交突破,易守为攻,能够化劣势为优势,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普京在《纽约时报》的发文即是易守为攻的典型:一方面,对美国开启的对叙利亚武力打击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地回应,详细分析化武事件,揭示真相;另一方面,重视媒体的作用,也重视受众(包括媒体记者、美国公众)的情感因素。俄方主动出击,直抵美国本土舆论高地,还原事件真相,说明俄罗斯立场,从而在国际舆论和外交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逐渐扭转局势,最终促成化武换和平计划的落地,反映出俄罗斯外交中固有的“全世界回应能力的文化精神”[9](P.65)。这一场话语交际既避免了武力打击叙利亚从而影响俄罗斯的中东利益,又扩大了俄罗斯在中东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了俄罗斯在外交舞台上的的国际形象。

如图4C所示,在处理过程中,增温处理下美国薄荷叶片超氧自由基产生速率较对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处理7 d时,增温处理下美国薄荷叶片的超氧自由基产生速率较对照下降了2.1%。而在处理 14 d时则较对照显著上升了 15.5%(P=0.038<0.05)。且第14天测定的薄荷叶片的O2-·产生速率均显著高于第7天,这说明后期的增温处理引起的活性氧毒害作用加强。

美国的外交话语则体现出“压迫打击型”特点。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体现出主动进攻、主导外交的霸权思想。“武力打击”叙利亚是美国率先强势发出的话语,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主要是国内外情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调整方案,逐渐接受化武换和平计划,但自始至终都体现出在该问题上的话语权,并给俄罗斯制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呈现出明显的压迫之势,体现了美国国家意志和利益优先的原则。通过对内言说寻求国会对叙利亚动武的许可则是这种“以内凌外”的外交风格的生动体现,体现出美国居高临下的霸权主义思想。

6.俄美外交话语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此例中俄美双方都体现了积极外交的话语风格,积极参与话语交锋,设法掌握对时局的控制和主导权。遗憾的是,在议程设置方面,美国掌握了话语交际的主动权,俄罗斯则是被动地回应美国议程,尽管在策略上努力寻求化被动为主动,但本质上依然没有挣脱美国议程设置的影响。

四、 俄美话语的启示

俄美在该化武危机事件中的话语交锋,生动地展示了外交话语的影响和艺术,对新时期中国的外交话语运用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在叙利亚问题上,甚至在其他热点问题上,美国依然起着主导作用。美国威胁以武力打击叙利亚,而俄罗斯通过努力化解了这一威胁,这一话语对抗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和历史文化关系,是一种充满竞争甚至斗争的活动,反映出当今世界俄美外交甚至东西方外交依然失衡的事实以及美国习惯性的霸权主义思想。中国虽已崛起,但依然不能忽视国际关系领域的美国影响,对当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能盲目乐观,要意识到中国可能遭遇美国的外交压迫甚至外交攻击。叙利亚问题爆发以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批评中俄“阻挠”阿盟方案,并称之为“荒谬的行为(travesty)”,*2012年2月5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会见保加利亚首相之后的讲话。参见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2/183342.htm,2015-01-18。《纽约时报》批评中国在叙利亚难民上没有尽职,没有提供足够的救济,*见环球网有关评论,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5-09/7462909.html,2015-02-01。奥巴马甚至讽刺中国长期惯于“搭便车”,*2014年8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专访时说,“他们(中国)搭了30年的便车了,且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并且还说“我们能像中国一点吗?没有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情”。这些都说明了外交对抗的真实存在。

第二,外交博弈的核心是话语(权)之争。该事件中俄罗斯的话语总体体现为被动反应的特点,它无法设置话语议程,但通过巧妙的话语运作,化“危”为机,走出被动局面,实际上为俄罗斯扩大了地区影响,维护了国家利益。此例也说明在美国霸权主义话语压迫之下,运用话语维护自身利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断加深,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多外交博弈的压力和机会。中国须认清话语(权)争夺的形势,无论在叙利亚问题还是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上重视话语的运用,积极主动开展国际政治的“议程设置”,甚至包括话语诸要素在内的整体的“话语设置”,实现化被动为主动或者以守为攻的外交目的。

第三,外交话语需要积极灵活的手段。话语目的通常是明确的,但话语运用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多样。外交话语兼顾“说什么”、“怎么说”等整体行为。纵观此例中俄罗斯外交话语的具体实践,俄罗斯并不拘泥于常规的话语途径,也不局限于正式的外交渠道,而是采取了灵活而积极的言说手段,甚至在俄美外交僵持的阶段俄罗斯还利用G20会议间隙促成两国元首的非正式会谈。这种灵活性当然也包括普京在《纽约时报》上的发文解释俄方立场。此外,俄罗斯具体而生动的外交语言,比如拉夫罗夫详细讲述俄美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为中国展示了与美国博弈中外交话语实践的良好示范。

第四,外交话语应有风格。缘于两国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俄在热点问题的交锋中呈现“压迫打击”和“防守反击”的话语关系。这同时也体现了俄美文化中冲突、对抗的思想,这与中国外交话语的“贵和”思想并不一致。*详论参见汪学磊《从叙利亚问题看“中国方式”外交话语及其贵和思想》,《中国传媒报告》,2017年第3期,第12-22页。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以文化之”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热点问题,追求的是“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外交话语实践应当坚持这种文化的外交话语,反复强调会坚持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中东以及其它国际事务中保持坚定的和谐外交的大国形象。

五、 结语

叙化武危机的化解充分体现了“外交”的“和平”内涵,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和平”的目的。本例中俄罗斯话语说明不干涉不等于不参与、不等于不领导。在国际热点问题上难以置身事外的中国可以而且也需要通过参与、引导甚至领导国际社会走向不干涉的和平外交之道。最重要的是俄美话语案例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话语运用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表1罗列了PISA与中考数学在不同内容主题上的分布,可清楚地得出PISA题和中考题对运算和几何概念考察比例相差不大,不过中考题的三角几何知识所占比例较大;PISA题的数据展示、统计和概率相加达到34%,高于中考题;另一方面,中考题包括函数的知识,而在PISA题内并未涉及,而PISA题中涉及的测量和消费者应用方面,在中考题中也未出现.表2罗列了从认知要求维度上的分布情况,可得两者执行程序认知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中考题涉及的回忆的知识和证明题较多,而PISA题中解决非常规问题比例较高.因此PISA题倾向与要求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建立数学和实际的联系,而中考题侧重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通过对超越语言形式的话语各要素的综合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充满了抗争和博弈的外交互动过程;也正是在文化话语研究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上述整体分析和采用文化政治的立场,我们看到了话语研究能揭示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了俄美外交博弈的实质。这一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丰富了外交话语研究的新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外交和研究中国外交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实践层面,考虑到中俄在国际政治领域类似的文化政治环境,本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示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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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urlantzick, J.,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周力:《俄罗斯文化精神对外交的影响》,姚海:《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汪学磊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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