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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舍与鲁迅的“国民性”书写

更新时间:2009-03-28

在一般大众的认知范畴里,老舍作品的知名度要稍逊于鲁迅。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作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脊梁,塑造了凝聚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人物形象——阿Q,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讽刺和批判。而老舍小说中的国民性书写在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对鲁迅的传继和发扬,在这一方面,老舍本人曾有过辩解,“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意承认”[1]。诚然,老舍和鲁迅的作品中虽然都涉及到国民性这一问题,但从根源和表现方式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式中:Ci为未知样品中分析元素i的含量;Di为分析元素i的校正曲线的截距;Lik为干扰元素k对分析元素i的谱线重叠干扰校正系数;Zk为干扰元素k的含量或计数率;Ei为分析元素i校准曲线的斜率;Ri为分析元素i的计数率;N为共存元素的数目;a为基体校正因子;i、j、k分别为分析元素、共存元素和干扰元素;Zj为共存元素含量。

崇祯十四年,《宰辅年表》将张四知排名于谢升前,然张的官职却低于谢。查《明史·张四知传》可知,张四知担任过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间当在崇祯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罢相之前,《宰辅年表》失载。今从《崇祯实录》,按照“范复粹、张四知、谢升”[6](崇祯实录卷14)的顺序排列,张四知地位高于谢升。

一、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书写

老舍是出生于北京的贫民,在父亲去世之后仅依靠母亲替人做工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他生活于北京的最底层人民之中,对身边街坊四邻的生活有着切实的感受。正因如此,他了解他们性格中的勤劳、踏实、直爽、爱憎分明这些优点,他同情他们,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但他也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禁锢让这些“老市民们”难以前进,他们同样故步自封、卑怯懦弱、忍气吞声、追求中庸。最具代表性的《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谨遵着“知足饱和”的古训,在国家蒙难之际,他考虑的依然是如何操办寿宴,认为只要把家门用破缸顶住,家里存够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外面的任何枪炮声都与自己无关。诸如此类的人物形象在老舍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二马》中的老马、《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离婚》中的张大哥等。老舍除了在作品中揭露这些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国民性弱点之外,更多的则表现出一种同情和宽容,“由于宽容,老舍对‘善’的讽刺又常常带着真挚的怜悯,发出的是含泪的笑”[2]。因为地域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包在老北京这个地方显得尤其突出,这也体现在老舍小说中很多人物都表现出中庸和忍让的性格特性。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老舍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并没有进行尖锐的批判,当他写到张大哥中庸天平的失衡,写到祥子的落魄,他更多地表现出对他们人生的一种同情和关怀,这和鲁迅相对激进的“怒其不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上文说过,相较于老舍的温和善良,鲁迅作品中的国民性批判则显得尖锐很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对其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态度。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像一把把剑,刺穿人们含蓄的外表,把国民性中的愚昧、落后、麻木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笔者认为鲁迅的这种行文风格和他生长的地域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从小和农民接触较多,而中国农民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小农思想尤甚,并且更加容易受到世代传袭的落后思想影响,浙东地区的鬼神祭祀风俗繁盛且深入百姓心中,这在他的小说中也不难看出。鲁迅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痛恨人们用“捐门槛”的鬼话吓唬祥林嫂,可也悲哀于中国农村无数的“祥林嫂们”深信着“捐门槛”的说词;他渴望重逢一个鲜活的儿时玩伴,却看到了一个全无神气的闰土;他盼望国民的觉悟,却看到无数的“华老栓们”把人血馒头塞进病重的孩子口中……传统文化在鲁迅笔下变成了洪水猛兽,变成了“杀人”的礼教,吞噬着人们的心灵,也让我们这个民族的前行变得愈加艰难。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影响下,鲁迅作品中的国民性书写才变得更加尖锐,他的民族忧患意识使他渴望暴露,让更多的国人通过他的文字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从而才能思变。

前文已经说过,老舍对于他作品中的老北京市民,抱有一种宽厚温和的态度,他坚信感情是文学的特质之一,所以他在作品中并不急于要将这些人身上的弱点一一暴露出来接受众人的审视和抨击。他曾说过,“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4]。正如在《骆驼祥子》里,我们厌烦虎妞用卑下的手段换取和祥子的婚姻,但同样同情虎妞在原生态家庭中畸形的存在。老舍并不想把虎妞塑造成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人,她只是一个想要用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的女人而已。对于祥子同样如此,我们同情他的遭遇、感念他想要创立自己的一份事业的决心,但在最后当我们看到他如行尸走肉般的灵魂时,我们同样感到憎恶,这其中更多的是扼腕叹息。他对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抱有这种怜爱和温情,希望他们变好却也不愿意“赶尽杀绝”。因此,我们看到了独属于老舍的艺术表现方式——幽默,老舍作品中的幽默不是为了博得读者哈哈大笑式的浮夸式媚俗,而是老舍人生观的折射。他的幽默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是作者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克制和对分寸的拿捏,从而让他的作品产生出一种笑中带谑、悲喜交加的艺术力量。通过这种艺术表现方式,老舍作品中对国民性的书写就有了更高的视角和更深刻的底蕴。

老舍和鲁迅生长于不同的地域,地域文化的不同也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习惯和思维模式,所以同为国民性书写,老舍的表现带有更多温和的审视,而鲁迅的书写则更多抨击中的求变。

二、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书写

岁甲午十月,我年当五十。知命犹未能,知非正其日。堂中伐大鼓,笙竽张四壁。大儿捧兕觥,小儿列瑶席。诸妇玉面妆,诸孙亦林立。拜跪不可数,彩衣纷如织。各各介眉寿,深杯几盈百。九微夺明月,满座皆佳客。颂祝吐奇葩,珠玑已成袭。人生遇欢会,欢会莫此极。我心惨不乐,欲泣不成泣。酸风射眼来,思今倍感昔。[9]272

老北京贫民出身和满族身份深刻影响了老舍的国民性思考,他经常提及自己幼年贫苦的大杂院生活。他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切近的,并没有显现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也没有想改造他们、引领他们的意愿。他对于市民的描写细致而精到,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烟火之气,试想《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不就是身边普通人的写照吗?人们盼望太平安乐的生活,不希望战争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国家”这么大的概念和自己的一日三餐相比,孰轻孰重,他们自有掂量。另外,作为满族人,老舍对汉族的统治有自己的见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满族人就跟老北京们一样,国家变革并不能引起他的关注,他只希望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因此,社会运动疏离于老舍的作品,他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才是他着重要表现的。老舍的作品中还展现出一些国民性优点,这可以说是老舍国民性书写特有的,也让他的作品显现出温情的一面。

三、不同的思考维度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书写

鲁迅作品中的艺术表现方式则更加多元化。鲁迅生活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作品中表现出对封建主义强烈的战斗激情,字里行间透露出深深的悲哀。小说很少涉及单纯的个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侧重表现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他善于在作品中将个人命运放置在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展开,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并结合插叙、倒叙、补叙等结构形式。为了揭示“国民性改造”这个问题,他还在作品中对辛亥革命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艺术反思,提出了对中国农民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在表现国民精神特征方面,他借鉴了域外小说侧重心理描写的经验,又汲取了传统戏剧“白描”的艺术手法,刻画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吕纬甫等在20世纪20年代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当然,这些艺术表现方式并非只是为了展现人物形象的精神病态,而是提出了对国民进行彻底思想革命的问题,同时将矛头指向病态的社会本身。当人们开始审视自身,审视社会,才会有改变的可能。

鲁迅最早提到“国民性”一词是在《摩罗诗力说》中,“裴伦大愤,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前所谓世袭之奴,乃果不可猝救如是也。”[5]指的是民族劣根性。他曾和许寿裳有过关于“国民性”的探讨,他有三个疑问,“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可以说,这三个问题是鲁迅国民性思考的起点。鲁迅的国民性书写多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反思历史,鲁迅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是中国广大农民的愚昧。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他去揭露这种愚昧和麻木,虽然旧有文化传统中也存在很多闪光因素,但这些已被封建思想侵害殆尽,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思想氛围,孕育出给革命者助威的《呐喊》。在这部作品中,“人”的独立问题被提出,吃人的礼教吞噬了国人的灵魂,人的存在价值丧失殆尽,可以说,对国人精神的审视是鲁迅国民性书写的思想基础。

除上述三点之外,老舍在国民性书写中更多地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中英文化的对比上,如此宏观的角度会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在他的作品《二马》中不难体现。鲁迅的视角受到时代所限,则更加集中于农村这个范畴。以上不同也值得我们关注。

综上所述,老舍和鲁迅的作品中都有关于“国民性”的书写,前者致力于展示国民性并显现出一种温和的关切,后者则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并展现出一种激进的批判。毋庸置疑,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开启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热潮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当我们站在历时的角度去审视他们的创作时,会发现两者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他们从不同的地域文化、艺术表现方式和思维角度上表现出对整个民族的关注。在他们之后诸如张天翼、梁实秋、沈从文等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到国民性书写,对这个话题的探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永久的话题,而国民性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关注的。

参考文献:

[1]曾广灿.老舍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赵苗.老舍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差异性分析[J].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84-86.

[5]于美辰.浅谈改造国民性——老舍鲁迅小说共同主题之异同[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7(1):165-167.

 
沈燕
《怀化学院学报》 2018年第03期
《怀化学院学报》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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