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构建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图片源自网络

孟尧：今天谈话的主题指向一个还未成型的展览—— “大健身”。 “大健身”也是《画刊》杂志本月特稿的名字，这期特稿既是我们互动、交流的结果，也是未来这场展览的一个项目。对杂志来说，这次合作是我们更新自己生产方式的一次实验。作为策展人，你的目标和兴趣又是什么？

王亚敏：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一直对杂志的展示方式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杂志是写作者和读者共同构建的空间，我把它称之为一个文本的展示空间。就像我们以前多次聊到的，我认为今天一切都是展示。 所以我一直想邀请杂志来策划一期展览。当然，这个展览计划是要“倒退”一步来展示的，是要“倒退”落实在我们美术馆的具体空间里的。我的关注点是，美术馆的物理空间展示和杂志统合的媒介传播方式怎么来互文互质，以及揭示其中的进退的。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能探讨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尤其是，今天的展示技术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是自带政治性的。

孟尧：你刚才谈论的杂志，我感觉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纸媒杂志。王亚敏：实际上从印刷文明肇始，文化传播、展示的方法、规模、强度等都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一直感觉是，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任何倾向在固定的时间、地点的物理空间展示，都是有问题的。在今天，屏幕的交互展示，建立在屏幕上的数字传播已经无所不在了。所以我一直怀疑物理空间的展示，虽然我目前的策展工作依旧以物理空间的展示为主。但我很担心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方式或者物理空间展示的无效。今天媒介环境和阅读方式的变化，也让传统意义的纸媒不复存在。因此，我认为线上和线下之间，仍旧有很多联结、共赢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脑卒中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低频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肌电生物反馈治疗，三者联合治疗可以持久地降低肢体痉挛，提高患者肢体运动功能，为脑卒中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式。

孟尧：对于“大健身”这个主题，你目前是如何构想的？

王亚敏：是的，一切都在流变中。我们现在这样讨论，就已经是在表演，是在展示。

目前，国内外对农业节水灌溉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计算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模糊评价法及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方法[7-10]。以上方法虽然有各自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如灰色关联分析法，数学处理简单，能使用样本全部信息，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但部分指标最优值难以确定。专家评分法在缺少统计资料时可以做出定量评价，但专家的主观倾向性不容忽视。每种方法的单独使用都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与区域性节水灌溉发展现状。因此，本文将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相结合，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确定体系指标的综合权重[11]，以期得到汾河流域节水灌溉水平的科学合理评价。

  

王亚敏在托马斯·赫希霍恩《评价的幽灵》插图上的笔记涂鸦，2017年

孟尧：我一直觉得“大健身”这个词很有传播力，但是它看起来并不是很具体。你先说说怎么转到健身这个方向上来的？

王亚敏：从原始想法讲起。初始点是这样的，“国际计划”已经做了两期，计划要做第三期。在前面两期，是从上到下的一个主观性的入手方式。从第二期开始，我对此也有反思，所以，这次我想更具体、更感性一点。当然它和前两期“国际计划”的整个思路肯定是有联系的，不可能完全抹掉来路。这其中一贯的线索，就是我对艺术大生产的关注。第一期展览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生产的流水线。第二期我更加关注艺术生产中主体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个体主体，它可能是机器、各种虚拟组织、小公司、小集团等等，大型主体，包括最大的“丝路国际”等，这是一种主体的变异。沿着这个思路，我想第三期的内容，可能既包含生产的主体，也包括它的生产方式，但是一定要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形象上。我希望结合到一个感性的方式上，不要像前面两期那么抽象，那么自上而下地阐释。

孟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可能很难在今天的讨论中完全展开。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在具体的语境里逐步深入。我暂且还以“大健身”来称呼这个未来会成型的展览，它其实是你策划的“AMNUA国际计划”的第三回。在策展思路上，它和以往两个系列有什么区别？

孟尧：建构？你具体指什么？

王亚敏：有传播力好，抓住了欲望。去年我膝盖断了，在家躺了好几个月，现在还在恢复期，我膝盖里的钢钉和铁丝罩子还没有拆掉。以前工作忙碌的时候，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体。这次伤病，实实在在让我意识到身体的存在感。当你不能走路、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时候，也就是当你身体残缺和功能障碍的时候，你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因为需要长期的功能恢复锻炼，我慢慢开始关注健身的问题，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今天商业健身行业的蓬勃发展：遍布城市的健身房、各种各样的健身社团、五花八门的健身APP，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健身产业链。在这种健身热潮的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欲望营销：男人和女人对理想和标准身材、形体的渴望。它可能传播的是一种带有成功学性质的身体价值观，譬如其中一种，社会精英都拥有良好的身材，失败者都大腹便便，等等。这是资本和商业驱动的“身体焦虑”。 它跟我前面两次“国际计划”展览探讨的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社会大生产方式、技术、伦理等是挂钩的。

我的同事是大名鼎鼎的秦淮八艳，其中最有名的那个叫柳如是，她喜欢打扮成男人的样子，我常常怀疑她跟我一样是穿越来的，要不她怎么知道“中性风”会流行？！

孟尧：这种“身体焦虑”很少转化为持续有效的健身行为，一般都是虎头蛇尾。焦虑通常是3分钟热度的。办了年卡会员，年初去几次，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但你是如何从这个点展开你的展览思路的？

王亚敏：我家小区曾经有个透明的矮马刷二维码的健身舱，我从来没有见人到里面锻炼过，后来矮马把它悄悄拆走了；我也听说有商业开发商想要建立移动的扫码游泳舱，像沿街的透明的卡拉OK舱那种样式的。这些例子表明，身体焦虑的背后是欲望营销，这个是市场行为，我不是专家，没法具体深入地解读。但我觉得，在上面的例子中，自我表现的焦虑是被算计在营销之内的，自拍和转发是最成功的健身营销的开发案例。打卡健身，像上班打卡一样，是一段身心被买断后的工人行为，只不过，这种买断现在是不分工作和生活、劳动和消费（其实是劳动力再生产）、身体和金钱、签到和逃班的。健身卡，就是一张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银行兑现的借贷卡吧，“人人都是投资者”的那种银行借贷卡。银行自管投资去了，谁管你要如何收入身体？

  

《理想身材合成效果图》 来源于网络资料

王亚敏：所以我也希望通过和印刷、数码等方式的传播和展示的互文，讨论不同的传播展示模式的差异和实质问题。今天，还有很多人把数码展示方式仅仅视为一种技术层面的转换。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转换，实际上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转换，像脸书通过转换方式直接把资本主义生产植入进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搜刮数据植入进来。我其实想思考的是：当前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数码时代的传播和展示方式，究竟有多少人认识到它的威力以及要害之处，它的政治实质？

王亚敏：我现在还没有确定是否叫“大健身”或者“超级健身”。可以肯定的是，“健身”前面是要有一个前缀的，这个前缀一定要突出这个现象或者是这个展览关注的是全民性、群众性、社会性的，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或者是一部分特殊群体的现象。如果我们用“大”来看的话，这个“大”是什么意思？既是全面性、广泛性的广大，也包括健身是从内到外、从肉体到灵魂的深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的维度，展览讨论的艺术生产的主体，不仅仅是“艺术家”，还应该涵盖艺术产业的一切生产者和劳动者，尤其要扩大到业余爱好者，扩大到全部的网民，甚至扩展到非人、机器人，当然现在不可能做到，但是我的思路一直是这个方向的。另外要说的是，这个健身的“健”，不仅仅指向一般意义上健康的概念，它还强调一个建构的含义。

我开始四处找寻白丽筠，出入小城各种场所，希望不经意间碰上她。我听见有人传言说，白丽筠被一个小白脸甩了，得了神经病。我揣测那个小白脸指的就是我了。本市和附近的几个精神病院我都去过了，但是没有白丽筠的踪迹。还有传言说，白丽筠跟着一个南洋来的大款到外国去了，如果她真去了外国，那我就鞭长莫及，毫无办法可想了。但是这个传言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又有人说，在皖南山区的什么地方曾经见到过白丽筠。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到山里去了。我想白丽筠为什么会出现在山里呢？莫非是削发为尼出家了？于是我走访一座座庵寺，希望意外地逢着一个剃着光头的尼姑，她便是我从小认识的白丽筠。可是，没有，到处都没有白丽筠的影子。

王亚敏：我指的是对身体的重新构造和锻炼养成。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不断被建构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存续形式，它既不是纯粹干净自然的，也不是在社会管理之外的。在这方面，这种对身体的人工和政治的规制性，既是一代代的身体意义上的，也是一个个身体意义上的，更是每一天每一秒的身体意义上的。一个人嗑了很多毒药，他的身体，从古到今，他的身体在医疗标本意义上、在社会禁忌排斥意义上，都是在变化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不断快速迭代的环境里，人越来越被“人工化”，被铆进大数据的物体链条中，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重新更新自己对身体的意识，要不断主动锻炼建构自己的身体，至少对自己身体的状态和将来发展成什么样要有一个负责的，要有一个自己脑袋里的建构意识，是要保住自己的主体性意识。现在是传统威权以数码威权的形式挤压你，挤压你不断地聊天、知识生产。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局面，要主动掌握和转换这种威权方式，就像在工业时代要主动掌握和转换车床机器一样，去主动建构我们现在的身体，去积极地建设、积极地生产。我们不可能回到印刷和机械复制的年代了，任何想要逃避网络，戒掉微信、微博、脸书、推特、instagram等等各类社交媒体的做法，都是痴人说梦，就像以前工人把一腔怒火发泄在砸毁机器、到处盲流或者自治一样。

由上图可以发现，相关系数和输出SINR形成零陷的频率增量Δf周期为3 kHz，与理论计算值一致。改变干扰位置为(9°,65 km)，使得干扰角度与目标角度不同，但仍在主瓣内。仿真图如图5、图6所示。

孟尧：刚才你几次提到斯蒂格勒，你怎么看待他的理论？他对你有哪些影响？

王亚敏：没错，手机是会上瘾的，屏幕是一日三变的白骨精，但是这些都无法避免。你无法抛弃它，只有它抛弃你，它还得费劲来处理你这个人工生物废料。因此，我们必须投身其中，发展出积极性，在现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里不断地工作，不断地联结锻炼，积极地、创造性地利用它。具体怎么做，现在能说清楚和具体的不多。我觉得这个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千万不能想要逃离和撇清与数码的贴身肉搏。我们以前也没有说有一个具体的怎么对付印刷技术带来的巨大冲击的方法，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很牛逼自豪自觉地把纸本阅读当作貌似自己的人性自然一样的东西去维护了吗？我们对付文字不也是靠着不离不弃，靠和它贴身肉搏挺过来的吗？我不太明白里面的神奇，我相信人向自身之外敞开的自觉和信心。人不都是一个个赤裸无助地来到这个人工世界的吗？当然，一些具体的建设性抵抗，譬如和精英阶层的重新相互跨阶层和解等进路，需要具体分析具体解决，还是要回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把握矛盾的变与不变。所以，“建”一定是一个积极意义上的，变被动为主动。

  

机器人学家戴维·汉森（David Hanson）在2016-GMIC 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介绍创作类人机器人索菲亚的历程

  

“丝路国际——AMNUA国际计划二”现场，李牧项目中的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视频作品，南京艺术学院超市，2016年

孟尧：所以，健身的主题更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去重新建构自己的心、脑、身体？或者说，你想从一个商业健身的模式出发，去讨论今天我们被屏幕、各种网络信息资源所捆绑、驱策的被迫的状态，从而引发观众去关注一种“被健身”的社会现实。

SAEW-2：ACC：（60.0±1.9）mg/L，p H:6.45±0.24，下述简称：SAEW（60）。

王亚敏：这一阵是直接接触，所以影响比较直接。我们邀请组织了他的现场讲演讨论活动（具体情况可以参见特稿的相关部分），活动主要聚焦在关于今天的以压倒性的、以屏幕为界面的生产和生活，它对我们自身的智性身心建构的挑战，包括它的政治挑战，我们提出的是：“锻炼，用屏幕去活！”有朋友问我们是否在宣传鼓动，一点不错。斯蒂格勒也说他就是过来积极活动做事的，我觉得他不主要是来做研究沉思的。我和他陆续请教讨论了不少我感兴趣和有所疑虑的问题。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在自我锻炼上是非常严格自律的，譬如，每次坐车，他总是在敲打笔记本写作，一边讲演和讨论，一边忙不迭地去弄一张学校的游泳卡去锻炼。他也乐于带着儿子一起走动锻炼，对，他经常提到儿童的毛绒洋娃娃，包括当代的“电子毛绒洋娃娃”的警示。

  

扮演川普和金正恩，2018年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现场，网络新闻截图

孟尧：除了4月下旬在南艺美术馆举办的斯蒂格勒的“屏幕”讲演活动，4月上旬你还参加了在四方美术馆举行的一次名为“历史中的身体”的对谈。这两次活动，其实也属于你展览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展览的名称没有最终确定、展览的结构也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展览的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

孟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没有哪家公开发行的纸质媒体只做线下传播，也没有人可以躲开线上的屏幕生活。但这些变化，并不一定指向纸本传播

孟尧：我理解你的意思，虽然我不喜欢用表演来描述这种状况。但是这种方式确实让媒体的生产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让媒体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偏移。或者说，我们的特稿项目对你展览主题的呼应——现场的对话、音频记录，后续的录音整理、文字修订、挑选配图……后续通过微信、邮件、电话的来回确认——这些都属于你提到的积极的健身行为。

王亚敏：这似乎是一个数字时代的文化生产工作者的典型状态：不停地通过各种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分身在各种微信和社交媒体群里、各种数字会议和交流、不停地访谈、不停地回应社会文化事件和评注。这和我头脑里那个具体的文学形象非常吻合——每天不停地与各种移动终端、触屏和键盘周旋，投身全面性的拇指运动！这是一种基于“活劳动”层面的知识生产。这就像一个人在跑步机上被设定的或者不断加快的速度，不停地跟跑，疲于奔命的一个锻炼者的形象。积极的，是努力跟上这个时代的生产步伐；消极的，是在跑步机上的小白鼠。活的劳动是情感交往、人际交往的生产劳动，当代生产力是出在这一部分，出在交往、讨论、观念运输等。最近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让我很惊讶的是，一个美国大学的马克“人工”压迫的，一种走向“新人”的建构，所以现在我想呈现这样一个转变的维度，展览可能会跨越上面这两头。往前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往未来跨也是为了更好地抓住现在，历史总是当代史，未来总是现在。我觉得整个计划只能是一步步走、一环环圈出来的，像爱情那样，还是那个老生常谈，你坠入了才有爱的罗网，不是先有网的。激进不是计划出来的，群众之爱的脚步很生猛。思主义经济学家竟然对当代数码时代的生产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不置可否。马克思在今天应该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有一些是可以肯定的，肯定不会在大学，肯定活跃在各种微信群里吧。他总是很积极地升级锻炼自己，他说过，“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他每天都在向外敞开，发展和冒险，从不需要一种保证和承诺。是的，他是第一代职业革命家，想象力爆棚，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这就是积极健身行为。

加强教师对混合式远程培训的认识，转变学习态度首先，教师的认识要由“被迫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内化学习”。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得到他人的尊重是人的高层次需要，每个人都有自我精彩的一面，渴望得到认可，应当开展分享交流式学习[4]。其次，教师要学用结合，追求培训的实效，打破空间限制，积极参与线上的个人学习空间与教师工作坊，以教育教学中的问题驱动学习、交互。

  

上·瑞士艺术家米洛·莫蕾（Milo Moir é）在伦敦表演行为艺术作品《镜箱》 2016年

  

下·《Instagram女孩》 阿玛莉亚·乌尔曼（Amalia Ulman） 线上行为艺术 2014年

孟尧：我们再具体一些，你目前对具体展览的结构的设计是怎么样的？

王亚敏：因为现在的思路发展是从传统的身体建构，就是从传统的身心建构，发展到现在数码时代的。作为人面临着他所发展出来的极端化的

孟尧：我突然想到你前面说到的问题，你认为现在的物理空间逐渐失效，但是你这个展览又最终必须在美术馆里去呈现的，你怎么办？

王亚敏：说失效有点过于算计了，我收回，不太好。这个实体空间仅仅是一个触点，一个比较大的移动终端？一个石器时代的屏幕？反正它不应该是一个停滞之处，这个空间应该变成一个事件的场所。但是我越来越对物理空间感到厌烦，我有点感到没有希望，这个时代，物理是不是也很奢侈？就在今天上午，我还砍掉了一个物理空间的展览项目，我觉得，即便是恋物，也要花样翻新转移吧，不然就是死翘翘的驱力，和欲望无关。目前看来，当代艺术的展览是非常尴尬的，所谓的“没人气”吧。应该不是市场营销放过了它，可能是垄断的问题吧，或者自由主义在这一块不太顺，可能是它的营销链条太长。你想想，从自由、崇高和美到内涵段子，这个链条太长。我老是想，教堂时代，甚至是大沙龙时代，这个链条也不短，为什么有可能会有一种当时的群众当代艺术？回到展示技术，数码技术提供的不仅仅是貌似更加便捷民主的技术希望，真正的希望是，我们已经被美术馆、白盒子、替代性空间等营销剥夺的感性。因为数码技术带来的艺术生产和展示的产业技术跳跃性升级，因为微信，暂时敞开了一个大家重新锻炼学习沟通的机会，也是一个新的市场营销相对薄弱的建设阶段，群众一下子敢于感受和互相评头论足了。我们在《从“新生活运动”谈起》里谈到了行为表演的身体的变迁、当代艺术家的典型形象的变迁、当代群众的典型行为等，当代的身体实际上处在重大的危机和机遇并存的关头，这也是当代艺术的关头。实际上，如果你想要所谓的“展览的人气”、想要大爱，就要抓住现在的欲望，抓住现在的欲望重建的机遇，这个欲望重建就是今日健身的终极目标。

孟尧：你想抓住什么欲望呢？

基于湖北省科技查新数据库信息，分析不同行业或领域在不同计划类别的支持力度变化情况，通过纵横向比较，确定优势特色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如发展动态、模式及其重点技术领域和发展趋势等，识别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情况和企业技术创新情况，揭示全省产业发展和科技扶持政策的变化情况，反映未来发展趋势及发展变化因素的认识，为科技产业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为政府部门以及和企业决策者提供实施决策的基础信息。

王亚敏：譬如，我前面提到被营销的欲望，我们可以从类似“完美和成功的身材”着手；或者，就是我们被营销的恋物癖刷新，譬如，对不断推出的新一代的iPhone的果粉，以及手机上瘾、网游沉迷、微信上瘾等。要抓住这些普遍的焦虑，重建欲望。要抓住成功学的焦虑、知识生产的焦虑、闲聊的焦虑、刷微信的焦虑，抓住这些普遍的焦虑，重建欲望，锻炼自身的对自身欲望的重新感受、确认、传移和把握。具体的展示操作，也会从这些欲望去捕获和操作，（艺术家）健身达人、功夫太极、电子竞技、刷微信、快手，包括勤奋刻苦的职业艺术（家）、“人人都是艺术家” “策展”“策划人的时代”等等。展览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欲望营销作出反应，要开放、捕捉和好好策划与展示平庸。福楼拜说要好好写平庸，我们要好好策划欲望，今天，是比福楼拜时代更加现实主义的印象派的时代，欲望的超级现实主义的印象派时代。东西，一个展览不一定是一个终结的产品，仅仅完成一个现场的审美循环。一系列展览，很多凑到一块的展览，可以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的装置，捕捉和设计装置，总体是朝向一种社会性的引诱、“丑闻”，你的展览要以其他展览为上下文，积极地去设计它。杂志和传媒也是如此策展的吧。

你谈到“参与和互动”，这些确实已经是很容易被景观化地生产，成为展览的美学和伦理学营销。回到具体的现场展示和操控来看，传统美术馆或者白盒子空间的展览，其实是像工厂流水线一样，试图把观众的身体动作模块化，走走看看，固定程序和标准动作的操纵。你知道，福特式的机械化标准化生产，工人和机器人的动作就是固定化、标准化和可替换化的。“后福特”也是，只不过固定和标准化的对象是人的活劳动。后福特制的当代艺术展示生产和操控也是如此吧。

应同时考虑发生滑坡灾害时的间接经济损失，国土资源部[18]统计得出的滑坡灾害间接经济损失为直接经济损失的1.1倍。由此可以确定滑坡灾害损失值为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总和。

孟尧：你既想要非物质化地展示传播占据主导，又希望在美术馆的物理空间能有偶然事件、互动性的作品或者项目来匹配，是这样吗？

王亚敏：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得先好好用好“平庸”的展示。一般的观念是，观众和作品和展，在现场完成一个审美循环，这是一个一般的审美消费的循环。我其实比较自由主义一些，从现场到观众，可以是他们整个人生的审美循环的一个节点而已。他们可以在这个展览上仅仅是娱乐，下一个展览也许会得到些，再下一个也许会被雷到，再下一个展览也许会被震撼到，再下一个展览也许他们参与了一个丑闻。是这样，展览可以是一个装置化的

孟尧：福特的生产线针对的是一个具体的执行目标，这个目标是有非常明确预期的。

王亚敏：更传统的展览就是这个目标，就是审美动作的福特生产线。它预设你走到这里停几分钟，再走到这里停几分钟，在一个录像前停留几分钟，在一个参与项目中参与几分钟。从美术馆的监控录像看，观众的动作和工厂、商场非常相似。偶尔会有骚乱，像突然出现的“业余艺术家”突然阴谋地往美术馆塞进一个小便池，突然在《泉》上小便，突然吸引进来成千上万只真的苍蝇，突然“故意”让大师否认自己的展览。这就是一种可能的生产的混乱和失控，我们暂时获得了感性交往的短暂空隙，我们的注意力和自主欲望暂时恢复了。通常情况下，则是审美和艺术的营销生产与消费。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艺术背后的欲望，是身体。所以，极端点说，展览并不重要，它是身外之物，我们是要对自己的身体掌控和负责，有一个刻苦自觉、共同锻炼的自觉和展示。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再一次领会和展示“一个身体的本领”才是最实质的艺术，才是我们美学和伦理上的政治任务。

声明解释为，“EN+、俄铝和GAZ正在规划企业管理调整，调整规划可能给管控这些被制裁企业造成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