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字为男子添得多少魅力？文质彬彬，文采风流，这种另类典范与男权观念中的“男子汉气概”判然两途。本文以诗人徐志摩为例，试图描画徐志摩这一现代诗人的“文人才子”形象及其文学呈现。在此，徐志摩既作为历史人物，也被置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进行考察。雷金庆（Kam Louie）曾指出，中国尽管保有铁血男儿的“武”传统，却也有“一种柔情智思的男性传统”与之调和——“‘才子’或‘文人’所代表的读书人，往往压制那些武夫和肌肉男”（Louie 8）。探析亚洲文本内部生成的范式，而非一直举目于欧裔美国人的规范，可以为亚裔美国人也为全世界发掘各式各样的男子气质。

人们认为不同性别或性向的人对魅力的看法有别——本文表面上围绕男子气概展开，但陆续登场的文之典范也将打破这种武断的区隔，文中呈现的才子形象吸引了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同时，他所赞赏的女性典范，也与占据好莱坞的中国娃娃、龙女、女侠等形象大相径庭。这位才子的显著特征之一，正是他总为才女倾心沉吟、神魂颠倒，也总对才女青眼相看、平等相与。

关于“文”的概念，一般指“古典学者在追求文学与艺术时，所洋溢的优雅和教养”，但决不专属于有闲阶级，而是面向“社会上好学求知的更广泛阶层”（Louie 20）。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往往是“才子佳人”文类中的男性角色。要强调并将随后阐发的是，在这类小说中，才华超众的青年主角，不仅相貌非凡，更个个谈吐风雅，辞趣翩翩。这种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男性样式颇有魅力，颠覆了西方人眼中要么是功夫英雄、要么是亚洲呆瓜这种刻板印象。“文”人与“武”士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跟女性的关系：“才子佳人故事作为常见主题，表明习‘文’的男女总是难分难解；而习‘武’的英雄，却是通过抗阻女性妩媚的诱惑来展现其阳刚之气。武士必得斩断儿女私情，文人却注定会与佳人共赴云雨”（Louie 19）。

最后，地方高校自身服务能力相对较弱，极大地制约其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高校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不重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性研究密切相关，因此地方高校服务能力相对较弱。这主要表现为理工科研究的科研成果转化实际应用型成果比率低，社会科学研究侧重宏观理论方面的问题，缺乏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联系，如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应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就导致地方高校无法为地方经济建设、乡村振兴提供高水平的信息咨询服务和实用技术服务等，从而弱化了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设的支持力度和贡献率。但专门性的地方性农业类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成绩较为突出。

然而，我们并不完全同意雷金庆的观点，因为他坚称“文武是男性的专长”：“只有当女人化身为男人时，文武二长才对女性适用。社会生活中，文与武的层面跟女性是绝缘的，所以女性在这对概念中不能被有效讨论。”雷金庆认为“文人，只作‘有文才的男人’解。女性倘若文才卓越，就被视作反常”（Louie 11,12）。他的说法基本适用于‘武’的传统，但放在‘文’上就离谱了。“才子佳人”类型的创作滥觞于17世纪中期的明清两朝，雷金庆特别强调这些文本塑造的是知书达礼的男子，其不知“文”在女主人公的基因里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马克梦（Keith McMahon）所言：“这类作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于描绘锦心绣口、蕙质兰心的少女，毫不逊色于男主人公，甚至在文才、德行与灵气等方面更胜一筹。”这类作品“赋予女性角色一种自我决断力与自我创造力，这不仅超乎寻常女子，也胜于等闲男儿”；小说中这类女性的出现，可以对应“十七世纪中期的历史现实，为数不多但不容小觑的女性，活跃在一般不容她们参与的社会上和文坛上；同时，“对女性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认可度，也在明清晚期有所提升”（McMahon 227-228）。强调女性在“文”上实现的成就以及与男性的平等，早在1934年的文类研究中，郭昌鹤就对12篇才子佳人小说进行定量分析，据其中的33位佳人归结出她们不仅玲珑乖巧，清纯俊美，性情幽柔贞顺，更有“超等天分，长于诗词，博学，足智多谋”①。我们甚至认为“才子佳人”小说应该更名为“才女才子”小说。在男权世界里，女性舞文弄墨、灵心慧性，无论口才还是诗才，都常把“才子”比下去。此类浪漫故事支持有情人不拘父母之命，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心智的灵犀一定先于肉体的结合。用马克梦的话来说：“纯真无邪的恋人，以文字代替了情爱：诗词，书信，矜持有礼地交谈，他们成为‘知己’——对方是情谊深厚、亲密无间的伴侣，也是世间最懂得自己、最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圆房，也以文字的形式达成——形诸笔墨这彬彬有礼的媒介，青年情侣实现了结合，通过了婚姻的考验，也是历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诗意的表达”（McMahon 229,245-246）。

⑯“飞机去济南只差三十里，几分钟就应当落地……”（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文”的特质，并非男性专属而从不眷顾女性；我们认为身为学人，若能欣赏异性的文藻翩翩，正是其魅力所在，这点与徐志摩的例子十分相关。尽管为博得最初的认可，个别“女文人”需要女扮男装，但与其说这表明了“此概念暗含着男性的专属特权”（Louie 12），毋宁说凸显了进行性别区隔时歧视女性的武断。此外，才子佳人的类型通常表明，男女两性有目共赏、情致相当：追求文学艺术造诣，也珍赏心上人的文艺禀赋；殷勤体贴，善解人意；真诚而不自欺地选择知己为伴侣。

中小企业内部控制面临的社会环境使企业处于财务风险之中，所以内控体系的构建必须要与风险管理相融合。首先，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的岗位授权体系。明确界定涉及风险管理的每个岗位的授权对象的范围和数量。建立和完善财务风险控制报告制度是对每个员工行为的约束。其次，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与审批制度。对于涉及财务风险管理的重要事项，必须明确审批的程序、条件、范围和限额，必要的文件、部门和授权审批人员及其相应的职责。另外，要构建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体系，并纳入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之中，确保出现任何财务风险的时候，都能够尽快实现对内部管理漏洞的补救，确保企业财务管理指导企业人事管理、企业经营决策管理等工作。

至于书生和才子的区别，据我们判断，才子往往出身贵族，而书生常常生于微门——在此将二者统称为文人。文人之所以魅力难当，在于其温文儒雅、出口成章、敏思聪鉴，更在于其能够识察并敬重与之才均智敌、心当意对的佳人。

许沁抿了抿嘴，露出一丝讥笑，嘲讽道，我明确告诉你，她早加入了外国国籍。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法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如果说复兴尚武的英雄形象，可以化除亚裔美国男人身上“娘娘腔”的标签，那么重塑文人的典范也可以消弭那种“没有男人味”的刻板印象。文人形象反驳了亚洲男性拙口钝辞、不解风情的偏见，更彰显了男子气概里兼具性感与玉润无争的这一重层次，也打破了人们假想中同性恋与异性恋行为方式的对立，男女皆宜。如果说“武”之理想契合了美国的开拓精神，将男子气概诠释为身体上的勇猛，那么“文”之理想则是东亚尤其是中国特有的了。（西方语境里最类似的大概是“典雅之爱”②。）然而，本文并不是要从故纸堆中复古怀旧。当我们谈论文人时，看重的并非他们书生或才子的敬称，而在于其人格修养：会心，识礼，风趣，磊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美德放到今天，依然可以说“此之谓大丈夫”。

高血压自我管理方法对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效果分析………………张树芳，庄丽娟，戴宇明，杨 倩，孙仁莲（83）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堪称超越疆界的浪漫精灵：中国才女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见之倾心；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视之心仪；印度诗人泰戈尔，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团体的狄更生（即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 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本文采用徐志摩本人的译法）、傅来义（即罗杰·弗赖Roger Fry，本文采用徐志摩为他取的中文名）、福斯特（E.M.Forster）与之交游，彼此通怀；民国精英胡适、梁启超、沈从文、林长民对之赏识，彼此亲近③。所以徐志摩的形象出现在姜镛讫（Younghill Kang）的《从东到西》（1937）、张邦梅（Pang-Mei Natasha Chang）的《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1996）和闵安琪（AncheeMin）的《中国珍珠》（2010）这三部时间跨度70余年的亚裔美国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篇幅所限，在此只讨论后两者。④在这两部作品里，徐志摩示范着男性的磁力、文化的交响与游子的情怀。他眉目清朗、热血满腔、文采风流，足以颠覆美国人对亚裔男人的普遍成见。徐志摩的例子揭示了男子气概的另一重可能，我们以此反对通过迎合西方想象来修复华裔美国人的男子气概——这种倾向可能加剧自轻自贱、大男子主义，甚至恶化对同性恋的仇视。身为现代派的文人，徐志摩没有诉诸武力、经济或政治权力，自是响当当的男人。本文主要聚焦构成他男性吸引力的三大要素：他在多国文学中的浸润（包括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英国和美国）；他对浪漫爱情一意孤行的勇烈追求；他惜才爱才，将自己的精神力量赋予其他才子与才女，给予他们赞赏与支持。就像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一样，他嘤鸣以求的不只是貌美的女人，而更是挚友、至爱，乃至知己。徐志摩的这些面向照映在传记性和虚构性的文本中。因此，在分析文本之前，我们先提炼一些他人生中的关键点。（以下行文，一般以“徐”指代历史人物，“志摩”指代小说中的形象。）

现代派文人

李欧梵（LeoOu-fan Lee）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中指出，“文人”的概念在 20 世纪20年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文人在社会中以文学为职业，这是一种“现代现象”，与社会变迁及政治沉浮息息相关；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制度渠道，因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永远终止，他们也就把注意力从国家转移到社会上（Leo Lee 248,250,251）。李欧梵解释说，现代文人与传统才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被“外国时尚与新式思想”“现代化”了，新式文人向往“拜伦的情事，济慈或雪莱的悲情结局，甚至乔治·桑大胆的偷情”。现代文人还善于社交：维护老交情，结交新朋友——无论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为报刊供稿，出版自己的杂志和书；也资助其他作家（Leo Lee 38）。李之专著以两章专写徐志摩，显然是将其视作新式文人的典型代表。生前蜚声文坛，死后10年间似乎声名愈噪，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徐前卫的诗歌创作，是他在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上的造诣，是他对浪漫爱情的亮烈追求，是他四海之内皆知音，且无论国内同胞还是国际友人都胶漆相投。

郭昌鹤归纳出的“模范才子”，大致“生于江苏或浙江”，多是文弱美貌、颀长白皙，具有“极超等的天资，长于诗文”，“好色风流”⑤——仿佛正是徐志摩的写照。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就有“神童”之誉。18岁与张幼仪（1900-1988）结婚，但很快就离开她，赴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攻读法律。1918年赴美留学，次年以一等荣誉生资格从克拉克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接着，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1921年，“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⑥，投奔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得到“中国通”狄更生（1862-1932）的帮助，主修英国文学、浪漫主义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1922年，回到中国，成为新诗运动的领袖，1924年创建“新月社”（以泰戈尔的散文诗《新月集》命名），成员多为欧美归国人士（林徽因和凌叔华是仅有的两位女性成员）；1931年，徐遇难后不久，新月社解散；新月社还创办过《新月》月刊。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正是徐组织了自己偶像的这次访问，并与林徽因一起担任口译。出资赞助此行的英国人恩厚之（Leonard K.Elmhirst）写道：“泰戈尔当即认定（徐）一则是位诗人，二则是个幽默的人，三则是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精神”（Elmhirst11；转引自Leo Lee 146）。徐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在多家书局兼任编辑，直到34岁那年，搭乘由南京飞往北京的飞机，罹难。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世，在民间还是文坛，徐都以其非凡的个人魅力闻名遐迩。通过对相关的传记性文本和文学性文本进行爬梳，我们将其迷人的个性归因于他混洽的文化、蓬勃的意气、不羁的情思、充盈的才智，且都不惜投注在女子身上。然而我们并无意推崇徐，尤其鉴于他对原配妻子弃若敝屣，拈花惹草，浮浪不经，及其精英阶级背景。不过，徐确实异乎好莱坞塑造的无聊乏味的亚洲男人，相比那种不性感、不浪漫、不善言辞的陈腐形象，徐的光彩何其夺目。他在肉体上、情感上和文学上怀着“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⑦，赢得的万千爱慕也不分性别、不分国界。

若论游子的性情与文化的混洽，四海为家的徐堪称是今天很多跨文化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大概是直把异国当故乡甚至宣称深情尤甚的中国作家第一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而言，绍兴的代言人是鲁迅，湘西是沈从文，北京是老舍，而徐志摩所代表的是英国的剑桥。”（Ng&Tan 575）。全亚洲的中国文学教科书里都收录了《再别康桥》这首诗。徐在1926年发表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回想剑桥时光，勾起的竟是“思乡的隐忧”（Ng&Tan 576）。

而且，时值西方种族主义猖獗，徐在一大批英国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狄更生的帮助下，徐成为国王学院的“特别学生”，结交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好几位成员：“他来了一趟，就赢得了我们的心。他住在罗杰（罗杰·弗赖，即傅来义）那儿”（大卫·加涅特致朱利安·贝尔的信，1935；转引自 Laurence 132）。徐自己给傅来义写信道：“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也就这样固定成形了”（Mody10）。梁佳萝（即梁锡华）记下徐朋友圈里的名字：狄更生、乔治·里兰兹（George Rylands，人称 DadieRylands）、威尔斯（H.G.Wells）、傅来义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也被引见给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们与狄更生一道密切了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的联系（Leung,1994;Laurence 129;Wood 191）。恩厚之是中印友好事业的支持者，曾陪同泰戈尔访华，也与徐结下友谊，至死方休。恩厚之也曾为徐在1928年7月的第三次访英赞助了旅费（Stirling 88）。恩厚之1971年曾致函凌叔华，说他喜欢徐的“无穷魅力、善解人意、充满诗意的想象力与温暖的情谊”（Laurence 145）。

作为一位男士，徐兼具东方的“文”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举止儒雅，文艺风流，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与戏剧中传统的才子形象。同时，他仰慕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尤其倾慕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即徐笔下的“曼殊斐尔”）。回到中国，他主张个人解放“真正的个性”，包括情欲（Laurence 126）。他在《艺术人生》一文中写道（原载于1922年《创造季刊》）：“我们现今习惯将实利主义的西方看成没有心脏的文明，那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明则是没有灵魂的，或者说至少没有意识到其灵魂的存在。倘若说西方人被自身的高效机械和喧扰忙闹拖向无人可知的去处，那我们所知的这个野蛮残忍的社会，则是一潭肮脏腐臭的死水……”他继续论说：“我们没有艺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生活。”（Xu 169,172）徐对内在精神生活的尊崇清新警策。他将自己中式的抒情诗浸入西式的韵律，再浇灌以浪漫主义的精魂——“打破过去传统诗歌的音节格式，以西方诗歌的押韵和音节来取代”（LeoLee 147），被誉为“中国拜伦“和“中国雪莱”（Spurling174）。徐在中国的文学影响力经久不衰，叩动知识分子诗学的潜能，也叩动西方文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里萌生新的花果，正如中国文学已在西方生根。

无论生前身后，徐天性的自我表达和他对文学的热切，都激荡着整个文坛。费慰梅（Wilma Fairbank）曾将新月社的成果归功于徐“发现与召集”志同道合者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在同侪中点燃“新的理念、新的志向，当然还有新的友谊”（Fairbank 12）。诺拉·斯特林（Nora Stirling）是赛珍珠一部传记的作者，她指出徐“国际化的背景与可人的性情”，使他无论当老师还是做编辑都大受欢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晚报》任编辑，“对学生和作者都慷慨相助，在同事中几乎成了传奇”（Stirling 88）。作为《晨报·副镌》和《新月》月刊的主编，他助力开启了不少扫眉才子与慧业文人的文学生涯，比如丁玲（1904-1986）、沈从文（1902-1988），还有同他甚为亲密的凌叔华（1900-1990）。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徐在丁玲和她的朋友们“最早的创作尝试”中给予帮助（Spence 151）。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认为徐在“沈从文最早发表作品时起重要作用”，他是沈在文学上关键的良师益友和长久的灵感来源：“多亏[徐]的赏识和提携，沈才开始得以靠笔杆子为生。”徐逝世后，沈意图将其“美丽放光处”“移殖”⑧到自己的作品中来（Kinkley 82,224）。

徐的率性任诞与热情不羁，赢得无数心慕笔追。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认为，当时无论在中国、英国还是美国，自我表达与多情善感都被视作“‘女性化的’弱点或情感上的个人耽溺”，所以徐的“情感”算是“出格的行为”（Laurence 155）。徐一心追求自己择选的伴侣（而不安于他的包办婚姻），这让人联想起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西方浪漫爱情故事里都上演的抗婚。他的爱慕对象不一而足（且都远近驰名）。他力争与张幼仪离婚，是爱上了林徽因（1904-1955）⑨。林徽因一直都是徐的朋友，也一直与他通信直至他离世，但却嫁给了梁启超的长子、也同为建筑师的梁思成（1901-1972）。徐之所以搭乘那架让他送命的飞机，是为了赶回北京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建筑艺术演讲会（Chang 199）⑩。林徽因嫁人后，徐爱上了名媛陆小曼（1903-1965），她当时还是一位军官太太，后来离婚嫁给徐⑪。正如李欧梵形容的那样：他们沸沸扬扬的罗曼史，“就像直接从传统小说中借取过来的”（141），不妨视为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徐对陆的追求，“留下了一些非常坦率的表白文学”，“诗人内心感情的迸发冲击了多少年轻人的心灵”。既是泰戈尔的翻译，又是陆小曼的情人，这使他全国知名（LeoLee 141,142）。⑫

徐的浪漫并未在陆小曼这里止步。根据一些中英文的材料，徐的情人中还有画家、作家凌叔华，徐称之为“中国的曼殊菲尔”（Welland⑬149）。稍后将进一步讨论，这段常被忽略的关系也许就是闵的小说《中国珍珠》中赛珍珠的终身挚友薇柳的原型故事。徐死后，徐父请凌在胡适抒情不足的铭文之外，再为他的墓碑题写一份诗意的碑文。她改写了《红楼梦》中的一句，拟为：“冷月照诗魂”（Welland 224）。徐与这些中国女性的风流韵事成为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主题（2000）。较少曝光的是他与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和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1892-1973）的交往。根据史沫特莱传记的作者珍妮斯·麦金农（Janice MacKinnon）和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的说法，“史沫特莱最早接触的中国人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和杨杏佛，但她最迷恋的是徐，这个“东西方的完美结合体”：“1929年仲夏，他和史沫特莱谈了一场恋爱”（MacKinnon&MacKinnon 143）。麦金农对此加了脚注：“大约两年前，徐曾与赛珍珠谈恋爱（366，脚注 17）”。⑭徐和赛珍珠的艳闻，无论是史实还是想象，都被闵在《中国珍珠》中演绎得煞有介事。⑮

且不论徐与赛珍珠是否情人关系，他二人实在志趣相投，不仅因着文化混杂的相似背景，也因着对“另一种”存在的深刻洞察，他们都对自己的文化做出了切中肯綮的评价。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Edward Said）提出的流亡者，徐和赛珍珠的多重视野激起了一种复调（contrapuntal）的意识——“削弱了正统的评判，增强了欣赏的同情”（Said 148）。两位作家的人生都如萨义德所形容的那样“漂泊，去中心化，复调”，“处于惯常的秩序之外”（Said 149）。尽管父亲和丈夫都是传教士，赛珍珠却强烈反对传教士的优越感。从这点上看，她好似徐在剑桥最好的朋友狄更生的美国翻版，不过她对中国的认识远远超过狄更生。至于徐，也在指出狄更生对中国施以了浪漫化与神秘化之后，大无畏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尽管“真诚的朋友”如狄更生、罗素等人对“我们冷静的生活态度、节制的爱”大加赞赏，但徐在接受这种恭维的同时，发问道：“除了把感情的神圣火焰抑制得奄奄一息——除了这种对生命赤裸裸的否定之外，冷静的生活态度还有什么呢？除了为思想和行为上的怯懦粉饰开脱之外，节制的爱还有什么呢？”他自答：“我们已然太理性、太明智，以致丧失了爱的激情，正如丧失了对宗教思想的激情一样”（Xu 173）。那几位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所赞赏的中国人的品质，与美国保守派所赞扬的美国少数族裔模范之儒家美德一致，而“文”之典范徐志摩却是率先质疑恪守常规与社会规范的中国人之一。

哈尔滨市、大庆市分别制定《哈尔滨市2017年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计划》《大庆市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实施方案及年度实施计划》，均确定地下水超采区治理的年度工作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2017年末哈尔滨市孔隙水超采区面积为111.27 km2，与2016年同期相比缩小了6.01 km2，中心地下水水位年初到年末回升0.76 m。大庆市隐伏型孔隙裂隙承压水超采区出现阶段性消失。2016年度，黑龙江省地下水开采量位居全国第一，并呈现增长态势。按照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的规划，将地下水开发利用控制指标分解到各市(地)和省农垦总局，并逐级分解到县(市、区)和农场。

无疑，在其生命与诗歌的不羁表达中，徐毫不儒家。李欧梵恰如其分地将他比作伊卡洛斯（Icarus），因为徐吻合着亨利·A.默里博士（Dr.Henry A.Murray）所提“伊卡洛斯综合征（Icarus syndrome）”“上升者（ascensionist）”的性格：“激烈的热情、自信心的急剧提升、想象力的飞跃、兴奋得意、精神膨胀、难名的狂喜”（Murray,1955;LeoLee 173）。徐在他的散文《想飞》里写道：“那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接下去，仿佛徐对自己大限的语谶：“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Leo Lee 172,173）。1931年 11月 19日，当他乘坐飞机连同两名机师从上海飞往北京，飞机撞在山东济南附近一座山上⑯，起火坠落，徐“得到伊卡洛斯式的死亡”（Leo Lee 173）。

诗人在诗中描摹自己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这诗句被切实地“铭刻”，铭心刻石——可徐志摩却并非轻轻地道别，而是在大爆炸中告辞，且对他无数的挚友而言，他也带走了云上人间所有美好的色彩。这位诗意的伊卡洛斯一生情感奔涌，不能自已，这一死，报刊上作家的诔文挽歌也澎湃宛转，滔滔不尽。徐在34岁盛年离世，和曼殊斐尔一样。凌叔华（被他比作曼殊斐尔的中国作家）哀哀追悼：“你不是对我说过……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现在这世界只有一日比一日丑化贱化，为什么你竟忍心偷偷的先走了呢？”（Welland 223）。林徽因写道：“这消息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墨……我们失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可爱的人格。”（林徽因 2，6，7）胡适引着徐的诗行悼叹：“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然而]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胡适）中国知识分子深切哀悼并公开缅怀徐，这不仅反映了徐富有魅力的个性，也表明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徐所留下的余音。

张邦梅（Pang-Mei Natasha Chang）《小脚与西服》（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小脚与西服》是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与她侄孙女张邦梅的二重回忆录。张邦梅生于美国，她爷爷是幼仪的弟弟。幼仪15岁那年嫁给志摩，18岁生下大儿子，22岁生下小儿子，那一年，志摩与她离婚——“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Chang 5）。在这场包办婚姻里，志摩显然从未爱过幼仪，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短暂的婚姻令幼仪相当难过。1920年，幼仪赴伦敦投奔志摩；她回忆起下船上岸时，志摩冷漠的相迎：“他的仪态绝错不了……在那一大群接船的人当中，独独他一个人流露出不想待在那里的神情。”（Chang 103）。当她第二次怀孕，志摩让她把孩子打掉，这在当时是有生命危险的。幼仪拒绝了，于是志摩把她一个人抛在伦敦。只因《孝经》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基本守则，她才没有自杀（Chang 125）。令发妻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位失踪的丈夫怎么还能在这一时期写出一些他最著名的诗句——何以“将痛苦加诸每个爱他的人身上”，自己却“灵感迸发”（Chang 147）。幼仪后来在德国生下孩子彼得，志摩现身，带来了离婚文件。彼得五岁时夭折，因为幼仪钱不够，没法送他去好医院救治。

志摩如此残酷无情，读者大概会等着看幼仪和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对他笔诛墨伐，但除了最初的怨言，一切恰恰相反。幼仪没有痛斥她狠心、负心的前夫，而是表达了真心的感谢：“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大概永远都无法找到自我，也无法成长。他解放了我，让我活出一些名堂”（Chang 201）。她的话呼应了徐的一封信——1922年3月，他写信要求离婚，宣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忍无可忍的，要把“自由偿还自由”。“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LeoLee 134）。的确，历经独自挣扎与丧子之痛，幼仪在德国学习，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但她未将成功归结于自己的坚毅，而是对志摩心存感激，只缘他的遗弃激发了她的潜力：“我一直把自己的一生看作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坚强起来，无所畏惧”（Chang 149）。而且，“离婚后，我们相处得反比离婚前好……我们甚至亲近起来”（Chang 187-188）。

尽管给志摩所计功劳太甚，但幼仪的言论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则，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发现得到印证：男性编造出来的“女性魅力”（即大多数女性都对自己为人妻母的传统角色乐在其中）远不属实，事实上很多女性从成就事业与施展才干中获得满足。二则，志摩作为那个时代的男性偶像，也属于第一批对坚强、有成的女性格外青睐的中国男人，不喜欢所谓小鸟依人的伴侣。志摩对幼仪愈发敬重，无疑是因为她从一个垂首帖耳的家庭妇女，转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如果说志摩曾因她是个乡巴佬而满怀鄙厌，那么随着她和他一样跨多国文化、通多国语言，他渐渐开始钦佩这位前妻，她与他这一生中倾慕的其他女人并无二致。

张衡诞生于南阳郡汉水流域白河之畔的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是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地震学家和发明家。他提出浑天说，发明浑天仪，开启了中国航天遥测技术；他探索地震起因，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动仪。

志摩对独立女性易动情，这是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志摩跟很多男人不同。传统中国男性惟恐女人与自己旗鼓相当，甚至更胜一筹；志摩的每个恋人，无论情侣还是灵魂伴侣，都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林徽因是诗人，是中国首位建筑学女教授。陆小曼，用胡适的话说是“一个画家、歌唱家、作家，会说法语和英语”（Laurence 148）。凌叔华是画家和作家，她的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于 1953年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Laurence 84）。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名英勇的记者，她为无产者所做的一切被“指控为间谍活动，迫使她逃离美国，死在国外”（Wood 209）。赛珍珠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徐还崇拜曼殊斐尔，翻译她的作品，并在她丈夫麦雷（John Middleton Murray）的安排下与她相见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Laurence 203）。这是怎样的一份才女榜呵。推崇徐的男人，包括沈从文、胡适、姜镛讫（即《从东到西》中的韩青坡）、狄更生、福斯特、瑞恰慈（I.A.Richards）和泰戈尔等人，同样是开拓性的先驱和著名的作家。这些“男神”“女神”大多也是前卫的思想家。

正如志摩学着欣赏脱胎换骨的幼仪，幼仪对前夫的印象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起初，她告诉张邦梅，他提出离婚是因为林徽因的关系，“但到最后她又说，是因为他尊重女性，不希望见到她们妥协的缘故”。“哪个才是真相？”张邦梅问。“难道幼仪把对徐志摩的怒气，扭转为爱意与钦佩了吗？”（Chang 192）张邦梅的问题是个谜，我们只知道“幼仪把徐志摩形容得像个英雄”（Chang 192）。张邦梅对志摩的反应也同样出人意料。她将自己的姑奶奶视作女权主义的先锋，就像《女勇士》的叙述者声称她的无名姑姑和她的母亲是自己的先驱一样。然而，在记述幼仪一生的过程中，张邦梅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志摩——他成了她的另一个榜样：

徐志摩的西游记令他充满自我改造的热望……[他]致力于成为他所推崇的西方美德与精髓的活化身：爱，热情，真诚……我恨他那样对幼仪，但又忍不住钦佩他的为人与作品……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成为学贯中西的人。（Chang 94）

志摩对幼仪的所作所为令张邦梅痛心切齿，但他的双语能力，他打破陈规、不拘绳墨，他与杰出的英国作家和批评家的友谊，又都让她钦羡不已。1989年夏天，张邦梅访问剑桥大学，遐想着1921到1922年间徐志摩在此地制造的“轰动”：瑞恰慈邀他“参加异端社（Heretics’Club）”这个专门讨论韵律学和翻译的文学圈子的活动；福斯特描述说与志摩会面是“他毕生最兴奋的事情之一”；狄更生也“一直戴着志摩出于仰慕而送他的瓜皮帽”（Chang 110）。

关于狄更生再多说一点：作为外国文化的仰慕者和母国文化的批评者，他恰如英国版的徐志摩。狄更生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作，谴责英国带来“帝国主义军队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双重损害”（Wood191-193；也见于 Laurence 167,169）。他在1913-1914年访华期间告诉傅来义：“我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我想我上辈子一定是个中国人……这个民族享有怎样的文明啊”（Laurence 135）。在徐和狄更生的研究中，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相反相成的对称。狄更生是个非典型的英国人，徐是一个反传统的中国人；对这两人而言，对“他者”文明的沉浸与欢享，永远伴随着自惭与自省：“彼此瞩目对方的文化和艺术，继而批评自己的”（Laurence 176，详见Cheung,“Self-Critique”）。

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某种同性恋的吸引力。通过狄更生的安排，徐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为“特别学生”。弗朗西斯·伍德（Frances Wood）证实了张邦梅对瓜皮帽的看法：“狄更生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就是戴着徐志摩送给他的黑缎子瓜皮帽。”（Wood 194）狄更生是同性恋。福斯特是狄更生的好友兼传记作家，他也是同性恋。他们对志摩殷勤热情，是否纯粹止于才智层面？与美国人对男子气概的观念迥然不同，“文”之理想趋于忽略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容貌举止上的预设差异，认可一种宜于任何性取向的风流态度。

无论如何，这位中国诗人与剑桥大学形形色色的教师情投意洽、相得甚欢。张邦梅若有所思地说：“他的那些西方友人一定觉得，徐志摩这人兼备异国情调与堂吉诃德式的气质：这么一个才智过人、浪漫无比的中国人，在西方发现了与自己血脉相通的精神和传统。”她认为志摩比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己更能融入西方世界：“他是如何与西方人成为朋友，而不是被他们喊成‘清客’、加以辱骂呢？”（Chang110-111）他究竟是如何赢得同胞和西方人同等的钦佩？幼仪和她的侄孙女不仅原谅了志摩给发妻造成的巨创深痛，这两个女人还像那个时代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诸多知识分子一样，把他偶像化。正如张邦梅所承认的那样，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作为华裔的她至今仍感觉自己像个外族人、局外人；在那个亚洲人被定型为“异教徒”和“苦力”的时代，志摩却风靡西方，这位现代“文人”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呵。过去10年间，中国和美国的出版界，关于徐的书和他的作品数量激增；2008年，英国剑桥大学在国王学院的草坪上，为徐立起一块大理石诗碑，刻上他最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里的四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2012年夹竹桃出版社（Oleander Press）出版他的诗选；2014年7月1日～10月31日，国王学院礼拜堂举办“徐志摩、剑桥与中国影像展”，纪念他所牵系的纽带——这些统统表明，徐志摩光彩炳焕，在大洋两岸都不曾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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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志摩之所以可以从中国和西方知识阶层中脱颖而出，缘于早在珍珠出名前，他就认可她，鼓励她创作，并由衷叹赏她的作品。他们的文学清谈（就像徐志摩和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通信一样）很有中国才子佳人的韵味。在他们讨论那位由乞丐变成著名二胡演奏家的阿炳（学名华彦钧，1893-1950）时，机锋迅敏，针芥相投。志摩云：“阿炳在音乐中逃离了他的生活。”“是啊，”珍珠亦云，“通过音乐，阿炳成了他所渴望成为的英雄。”志摩顿了一顿，说：“读你手稿时我就是这种感受”（Pearl 133）。薇柳无意间听到志摩以类比阿炳音乐的方式来赞美珍珠《大地》的手稿。薇柳含酸旁观：“他们聊得那样投机，仿佛当我不存在……我能感到一股力量拉近他们，难解难分……活生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Pearl 132）。“语言文字”就是那吸引他们的磁力。

闵安琪（AncheeMin）《中国珍珠》（Pearl of China）

《中国珍珠》是关于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的传记小说。闵安琪曾在尚未读过赛珍珠任何作品的情况下，谴责赛珍珠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赛珍珠因不能获得签证，不能在1972年与理查德·尼克松一同访华（Min,“Q&A”279,280）；次年，她就死于肺癌。几年后，当闵在美国读到《大地》（The Good Earth）时，才得以体味赛珍珠笔下中国农民的故事。她很后悔误解了这位美国作家（Min,“Q&A”279）。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珍珠》是一种“小说赎罪”（Basu）。就像《从东到西》，它糅合了历史上和虚构中的人物。（下文将以“赛珍珠”指代作家，以“珍珠”指代虚构的人物。）《作者的话》表明，闵希望能像赛珍珠的中国同仁那样看待她，因此她从薇柳的视角来写——她在小说中是珍珠终身的中国挚友，其形象融合了闵自己的阅历，以及现实中赛珍珠不同人生阶段的若干朋友（Min,“Note”277）。闵透露，她从小在江苏省一个名叫唐闸的小镇上长大，距离镇江仅一个半小时车程，而镇江是珍珠成长的地方：“我生活着赛珍珠在小说中描写的生活”（Basu 19）。作者描写了珍珠和徐志摩之间的风流韵事，很容易即成为这部传记式长篇小说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她在心中酝酿：“关于这二人的流言蜚语早已盛传多年……他们是两个伟大人物，都兼备东西方文化，也都征服了东西方世界——他们注定会彼此欣赏、相互爱慕”（Min 282）。就像姜镛讫和张邦梅一样，闵安琪凸显徐志摩对双重文化的感受力。在这里，诗人与珍珠声应气求，心心相印。

诺拉·斯特林和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康恩似乎都相信这两位作家之间的绯闻。康恩最先将这段绯闻与事实相关联：“也许是为了报复（她丈夫的不忠），珍珠找了个情人，是杰出的中国诗人徐志摩……恋情断断续续，直到徐死于空难”（Conn 103）。随后，康恩在尾注中提出了质疑：根据访谈，“诺拉·斯特林再现了珍珠韵事的细节”，但“这情事是否属实存在一些争议”（Conn 397，脚注63）。康恩所援引的斯特林推测，这两位作家经常会面，因“两人都为文学活动，频频往来于北京、南京和上海之间”；她还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徐怎样对赛珍珠的生活产生了深重的影响（Stirling 96）⑰。这两位作家之间的恋情在赛珍珠的回忆录中也有所暗示，康恩的书引用了的这段意味深长的文字，闵的小说里也有回响：“一位年轻诗人相貌堂堂，才华横溢，众口交赞，被誉为‘中国雪莱’。他常常坐在我的客厅里，一聊起来就是个把钟头，谈霏玉屑，挥舞着他美丽的手”（Buck,My Several Worlds 178-179;Conn103;Min,Pearl1 31）。“中国雪莱”的昵称泄露了这个青年人的身份。诗人的影子也在赛珍珠的《一位中国女子说》（A Chinese WomanSpeaks,1925）中若隐若现；这篇故事后来演进为小说《东风：西风》（East Wind:West Wind,1930）；据斯特林所言，《东风：西风》的灵感“缘于珍珠幻想自己是徐的妻子”（Stirling 97）。不过，康恩指出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婚姻的苗头：“双方都已婚，而且，尽管《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1957）中有过这种幻想，但他们两人都不会真的突破种族界限去缔结姻缘”（Conn 103）。

这段罗曼史在《中国珍珠》中是重要的情节，尽管直到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志摩才出现，适逢珍珠一边忍受着不幸的婚姻，一边努力成为作家。1917到1935年间，赛珍珠与约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即闵小说中的“洛辛”）是夫妻。他是一位传教士农学家，1915到1944年间在中国工作，闵基本依循了此年表。他们离婚的原因并未公开，但闵在小说中给出了三个答案。他们的女儿卡罗尔生于1920年，患有苯丙酮尿症，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导致永久性的智力障碍。在闵创作的故事中，卡罗尔的病情、洛辛与中国译员莲花的外遇，以及洛辛对珍珠写作追求的阻遏，导致婚姻不和。志摩出现时，珍珠和薇柳正住在南京（历史上，赛珍珠于1920到1933年间住在此处）。珍珠是金陵大学的英语老师，薇柳是《南京日报》的记者。早在两个女人与志摩初见之前，薇柳就是他的粉丝，后来更是深深迷恋上了他：“醉心徐志摩的女人成千上万，我知道自己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对他一往情深，就像投火的飞蛾”（Pearl 119）。

在《中国珍珠》中，志摩的人物形象与珍珠的父亲和丈夫形成鲜明对照。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Sydenstricker）一心执着于拯救中国不信教的民众，以至于完全忽视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因此，妻子凯莉在临终前不准他去探望。“你去救你的异教徒吧”是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Pear l97）。洛辛作为农业专家，跟珍珠结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能当自己田野调查时的翻译。他贬低珍珠在创作上的努力：“尽管珍珠有追求、有志向，可她没技能、没训练……要是她想成为作家，注定会失败。”当珍珠抗议他无权阻止自己写作，他反驳说：“没有你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这一点你很清楚。你把写作当成一份工作，但是……我才是赚钱养家的那个。”接着他对薇柳说：“谁会想读她的故事？中国人不需要一个金发女人来讲他们的故事，而西方人对中国一点兴趣也没有”（Pearl 107,108）。与赛兆祥不同，志摩一生对女人殷勤关心（闵的小说中没提到受屈的原配妻子）；他还一直鼓励珍珠成为作家，这又与低估珍珠写作潜能的洛辛对比鲜明。

与水仙花/埃迪思·伊顿（Sui Sin Far/Edith Eaton）的《一个嫁给华人的白人女子的故事》（“The Story of a White Woman Who Married a Chinese”）类似，《中国珍珠》设定了一个温柔体贴的中国友人，反衬冷漠麻木的白人丈夫。但又与水仙花故事中的中国丈夫不同，志摩不仅款曲周至，更英俊迷人，充满艺术情调，也与珍珠的特长同声相应。薇柳回忆说：“他离开了，但我无法逃离他的声音，他依然在声声赞美珍珠：‘珍珠和我是灵魂伴侣！’‘我从未读过《大地》这样的小说。这真是一部杰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先要成为这样的人道主义者’”（Pearl 140）。志摩对珍珠赞不绝口，这进一步表明他们之间的爱是心心相印，相互仰慕，彼此理解。“珍珠让我快乐。”志摩告诉薇柳，“她才华横溢，又机智风趣。”（Pearl 142）。由此，《小脚与西服》和《中国珍珠》描画的女性所追求的成就都超越了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吸引的这个男人也非常看重并鼓励她们事业上的追求。

在珍珠和志摩的故事中，才智上的吸引很快就发展为炽热的爱情。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位作家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婚姻都不幸福，各自的配偶都另有情人。两人都同情农民的困境，珍珠坚决以农民作为她小说的主题，志摩力争“提升工人阶级识字的权利”（Pearl 116）。两人都学贯中西，赛珍珠翻译了《水浒传》（Water Margin），她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徐翻译了拜伦、雪莱、曼殊斐尔等等。两人都嗜文如命，对他们而言，写作即生存。志摩告诉薇柳：“内心的力量远比天赋重要……写作是我的米饭和氧气。如果一个人没有这需求，就不必拿起笔来了”（Pearl 123）。“我的朋友赛珍珠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薇柳说（Pearl 124）。两人都是带着股犟劲的硬角色，不向政治形势、公共舆论和教条规矩低头。两人之间产生了赛义德所说的流亡者的“复调”意识，即如果流亡者意识到其他复调的并列，“削弱了正统的评判，增强了欣赏的同情”，就会感到十分欣慰（Pearl 148）。这样意气相投的人常常会彼此吸引，就好比狄更生和他的中国门徒，不过珍珠和志摩是更典型的例子。正如狄更生与徐/志摩二人都对自己的文化憾恨不满，赛珍珠/珍珠对美国传教士提出抗议：“我看到传教士狭隘、不仁……对其他任何文明都嗤之以鼻……置身于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的民族，却粗鄙而不自知，我的心真因羞愧而流血”（Buck,“Case”144）。在塑造珍珠的时候，闵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赛珍珠（Pearl 187），尽管父亲和丈夫都是传教士，她却强烈反对传教士的傲慢。

珍珠和志摩也很欣赏彼此与同胞不同的地方。“徐志摩是我所认识的惟一忠于他自己的男人……敢作敢为，血气方刚。”珍珠告诉薇柳，“我爱上他了，不能自拔”（Pearl 155）。志摩则“确信珍珠比他更中国化”。“听到她用中文说脏话，他特别兴奋。他‘爱这白皮肤下掩藏的中国灵魂’”（Pearl 141）。正如闵所描摹，两人之间的爱似乎是一种反差之爱：珍珠爱的是志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志摩爱的是珍珠身上不西式的地方，好像在对方身上看到了相映的自我。除了欣赏彼此文化的混洽，他们也惊叹于对方可以保有自己的立场，不为舆论所改变。

这部二重回忆录以幼仪的回答作结——张邦梅一再追问她是否爱徐：“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作‘爱’的话，那么我大概是爱他的。说不定，在他一生所有的女人当中，数我最爱他。”（Chang 208）但赛珍珠可能会不同意。

薇柳联想到的这两部戏剧，意味深长。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次对话以十四行诗的形式出现。更明显的是“梁祝”的典故，剧中二人之间的联结就像灵魂伴侣，至少最初未识得祝英台女扮男装的梁山伯应作此想。他们的感情也首要建立在笔墨互通上，正如马克梦所阐释的古典才子佳人——一男一女，“建立了解，往往通过互通文采纵横的雁素鱼笺，尤其是诗。渐渐地，他们情不自禁地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天作之合”（McMahon 230）。闵遵循这一典型情节，再创造地表现了珍珠与志摩之间日久弥深的感情。薇柳用“梁祝”的典故强调两位作家之间的主要吸引力，源于他们才智与艺术上契合的鉴赏力，这通过薇柳的亲眼所见又得到进一步证实：“徐志摩认为珍珠是真正的艺术家，是文学上的阿炳。”珍珠对薇柳说：“除你之外，他是我惟一的中国知音。他激发了我的信心和创造力”（Pearl 135）。因为这种爱远远超越了肉欲，直到志摩离开人世，直到珍珠离开中国，这种爱都没有离开她：“他以他的爱占有了我，然后让我回家。当我回到美国，才意识到他的爱仍与我同在，永远同在”（Pearl 131）。

他们钦佩彼此对双重文化的悦纳，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志摩对薇柳坦陈：“她[珍珠]身上混合着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让我神魂颠倒”（Pearl 142）。珍珠则把自己的迷醉比作“对鸦片上瘾”（Pearl 148），她大概在志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她们幼年起，薇柳就了解珍珠的孤独，她娓娓而谈：“珍珠一直在寻觅自己的‘同类’。并非另一个西方人。而是另一个同样经历并理解东西方世界的灵魂。徐志摩就是珍珠所苦苦求索的”（Pearl 150）。才智上的相称相配，发展成生死不渝的爱恋。“他们的分离从来都是短暂的，好比抽刀断水。在小说里，志摩与他的飞行员朋友一起，每周三次搭乘免费飞机来见珍珠，这位朋友把自己机场旁边的农舍借给他们幽会（Pearl 147-148），不料飞机失事了。”

这位“中国雪莱”，据说就是阻止了赛珍珠的出版社删改《大地》手稿的那位“朋友”（Stirling 102-103），死在了 1931 年；同年，《大地》出版，为赛珍珠赢得了1932年普利策奖，也把她推到了文坛的聚光灯下。但他的葬礼，珍珠（赛珍珠也一样）却在历史现实和纪念文章中，都异乎寻常地缺席。理应为自己终于成功而欢欣的赛珍珠，在这一时期却依旧颓丧。斯特林将她的愁沮归因于徐之逝，尽管赛珍珠“保持沉默”（Stirling 116）。闵在小说中填补了这段沉默——珍珠在飞行员的陋室中“依照中国传统的规矩，为志摩守灵”（Pearl 149）。薇柳带来了一包志摩为珍珠写的诗，珍珠读后也作了一首告别诗（Pearl 151）。薇柳若有所思：“珍珠作为小说家的成就与她对徐志摩的爱之间的联系我想我未来将会明白。”薇柳推测，珍珠在她一生所写的几十本书中，都在延续着一种身后情。“写小说就好似追逐灵魂、捕捉灵魂一样。”薇柳引用珍珠的话，“小说家应邀走进美妙的梦境。幸运儿能在梦中活一次，最幸运的则可以在梦里活过一次又一次。”薇柳总结说，珍珠是“最幸运的人”，“在她的余生中，一定再与[志摩]的灵魂重逢”。她又加了一句：“我认为自己也是幸运儿”（Pearl 151）。志摩死后，珍珠可以继续与他神交，因为令这对有情人着迷的在心灵超乎肉体⑱。

但薇柳何以认为自己“也是幸运儿”呢？在试着给出答案前，让我们重申之前的猜测，即凌叔华可能是闵创作薇柳这个人物时所参照的原型，参与构成这部小说中的三角恋。闵自云“将珍珠在中国四十年间，不同阶段的好几位朋友形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薇柳的角色。回头去看，我想这是最好的选择”。这确实是明智之选。在构成薇柳的种种原型中，我们大胆加一个凌叔华。在西方，她作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情人身份更加著名。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这个外甥曾提到她“与徐志摩深情热恋”（Laurence 70;Welland 250）。徐于1925年第二次旅欧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当时陆小曼丈夫的盛怒。出发前夜，徐请凌帮他两个忙：一是鼓励陆小曼“培养更多的文艺修习，譬如绘画与写日记”，二是保管他的“八宝箱”，这是一个装着他日记、信件和手稿的小箱子（Welland 175）。徐和凌之间的这种交往为解读诗人的性格提供了一些线索。首先，徐是何等珍视女士对文学的爱好，就像《中国珍珠》里的那个志摩。其次，他的罗曼史是何等依赖通信来激发并维持。第三是他与凌非同寻常的关系。徐告诉凌，他不想把箱子留给陆小曼，是怕早期关于林徽因的日记会引得陆吃醋争风；徐曾对陆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Welland 175）。根据凌的女儿陈小滢的说法，凌对徐的感情明显更强烈，她认为自己的母亲深爱着诗人，但最终嫁给了陈源/陈西滢（1896-1970）——他不仅参与《现代评论》周刊的创办与编辑，更是徐的莫逆之交。⑲

凌叔华与薇柳都单恋诗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都为他保管函稿，都嫁给了他的挚友——这般如出一辙，不可能纯属偶然。凌对诗人的情深意浓只是一厢情愿，而且从未当面表白；薇柳亦然。就在志摩与珍珠妙语连珠地讨论阿炳之际，旁观的薇柳感觉自己“既是这份至爱的见证者，也是伤心人”——“见他们暗生情愫，自己既感动，又有说不出的心酸”，因为她也对志摩一往情深（Pearl 132）。凌告诉过贝尔“她曾爱上徐志摩，但当时不能承认，后来出于责任嫁给了西滢”（Welland 250）；薇柳也从未表明心迹，后来嫁给了林狄克：“回首往事，我意识到是狄克对徐志摩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Pearl 155）。凌和薇柳的先生都是诗人介绍的——凌的女儿推测是徐介绍陈给她妈妈认识的，小说中的志摩把薇柳介绍给自己最好的朋友、《上海先锋杂志》编辑林狄克。徐请凌帮他保管情书，志摩请薇柳帮他传递诗笺给珍珠。徐把他的私密信件托付给凌，以免陆小曼嫉妒；志摩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请薇柳保管他所有的珍贵手稿，包括给珍珠写的信。厘清了二者之间这么多相似之处，再来读薇柳的自我安慰，很难不联想到凌：“我认为自己也很幸运。尽管徐志摩并不爱我，但他信任我。这使我们的普通友谊与众不同。”“徐志摩让我替他保管他诗作的原始手稿。他太太曾扬言要烧掉它们，因为在字里行间，她‘嗅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息’……我告诉自己：徐志摩把一份特别的爱给了我”（Pearl 151）。

除了这份“特别”的感情，薇柳还要感谢志摩（以及珍珠）激励她在才学上有所精进。热衷挑战的珍珠曾对薇柳说，自己从未“崇拜过任何人，直到遇见志摩”（Pearl 155）。对薇柳而言，珍珠与志摩都是她的驱动力。或许是因为两人接纳她而组成美妙的3人组，所以她可以做到对他俩心无芥蒂：“如果生命中缺了珍珠和志摩，我永远也不可能有今天”，“成为一名作家，出版自己的作品，让人们记住我”（Pearl 155-156）。薇柳的丈夫林狄克也同样感念：“如果说我今天算是个巨人，那是因为徐志摩教我分清身高与精神上的高度”（Pearl 155）。

备述凌与薇柳之间的相似性，是为了揭示无论在现实还是小说中，徐都具有的一个特点：他能点燃“她人”的内驱力，让“她人”成就自己，甚至在他死后，这种影响力也不消弭。在那个父权社会，他给予才女们的帮助定会被永远珍视。无论是历史中还是小说里，无论他对其是否有意思，凌叔华与赛珍珠、薇柳与珍珠的例子都展现出徐志摩在文化上对女性的殷勤呵护。如前所述，是徐促成凌早期作品的发表，推动她文学事业的进展。赛珍珠传记的作者斯特林、康恩和斯珀林都认为，是徐鼓励赛珍珠成为职业作家。《大地》大获成功之后，文学杂志《扉页》（Colophon）请赛珍珠讲讲她第一本小说的出版故事。赛珍珠隐晦地写道“一位一直敦促我创作的朋友，问我有什么作品，要我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我要去投稿、出版”（Stirling 97）。徐在文化上平视女性，策励她们发掘潜能、实现自我，这是他赢得万千喜爱于一身的一个原因。

尽管在这几本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中都不是主角，徐志摩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内同侪对他的深情厚谊自不待言，更凸显了他在跨文化语境下的风度翩翩。《小脚与西服》描画出这位旅英才子的神秘魅力，他风靡了剑桥的教师群，也彻底颠覆了西方想象中盛行的对中国男人的成见。《中国珍珠》勾画出两位不同国别的作家谙晓他者的世界观，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位可爱的诗人代表了珍珠艺术上的“激发者”，他对女性郑重相待，怜惜相待，平等相待。

正如在他的代表作中得以不朽的康桥一样，徐志摩本人也是文化融合的永恒化身。他在诸多领域留下的不朽遗产，证明漂五洋、过四海，在不同水域优游涵泳、摛藻雕章，这对“文人”大有助益。徐的这种标志性的男儿特征有三种表现形式。首先，他的“文采”就像他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云彩”意象一样瑰丽斑斓：中国、英国、法国、印度、美国；他跨越国界和多元文化的修养，同时代或许唯有鲁迅和姜镛讫可以媲美。第二，他颠覆了西方男子气概的标准；证明了所谓“女性化”的特征——温柔的举止，多情的表达，诗意的热情——可以很好地在行为和风格上塑造男子。对徐而言，书写即“爱”。徐将手中管城子的万夫不当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从而得到了那个时代的红尘男女以及文人雅士的垂青。第三，徐的“文气”具有反射性，相反相成，互促互进。尤其值得赞颂的是，徐能够欣赏女性与异国人的“文才”。雷金庆认为“文”是男性的专属标准，徐却自如地将其用于异性，对他而言，才女与才子同样迷人。徐同时青睐本国与外国的才女，以及那些同他一样可以欣赏一个（他者）世界、指摘自己文化的男性师长和友人。

林徽因：《悼志摩》，《你是人间四月天》，同心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①⑤郭昌鹤：《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上、下），《文学季刊》创刊号、第2期，立达书局1934年版，第194-215、303-323页。引自欧丽娟：《论〈红楼梦〉的“佳人观”——对“才子佳人叙事”之超越及其意义》，《文与哲》2014年第24期，第129页。

②Courtly love：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学传统，通常描写骑士对公主或已婚贵族妇女热烈而无果的爱情，勇敢无畏的骑士为其女主人赴汤蹈火以示赤诚。这种关系通常发生在精神层面，并不以肉体欢爱为目的，因此被认为是高尚的、理想的。

③最奇特是，徐志摩的两位终身好友的妻子却曾被说成与他有染：陈源/陈西滢（1896—1970），凌叔华的丈夫，《现代评论》创始人；梁思成，林徽因的丈夫——“陈源会为了徐志摩一个人回北京”（Laurence104）；徐志摩的飞机失事时，梁思成正在山东：“他和友人组成第一批搜救队”（Chang 199）。

④对《从东到西》的分析见Cheung,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out Borders。

⑥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⑦⑧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⑨1920年通过老师梁启超，徐志摩在伦敦认识了17岁的林徽因和她的父亲（Leo Lee 127）。据林的好友费慰梅透露，“林徽因爱徐志摩”，但“无法想象自己会卷入有个女人为了她而被抛弃的关系之中”（Chang 162）。

⑩也有说法，他之所以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张不在机上，是送其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报告东北危急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华北局势，亦非常危险，顾不会不告诉徐。1931年11月18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杨不在家，徐留下字条，便成了他的绝笔：“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可见北京的局势才是他亟亟回去的原因。（韩石山《徐志摩的学历与见识》文艺报，2016-11-16（5））“致杨杏佛的信”见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页，当页有脚注：“这是作者的绝笔，写于当日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杨澄《志摩绝笔遗墨》文中；又载1982年8月13日《新民晚报》十日谈副刊。”李欧梵的说法则是：“当他乘坐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准备到北京大学教书时”（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而在闵安琪的小说中，他是为了去跟赛珍珠约会。

⑪“传言徐志摩在一次慈善表演中认识了陆小曼，当时徐志摩扮演老书生，而陆小曼则是俏丫鬟；这场戏还没有演完，男女主角便堕入爱河，无法自拔”（Leo Lee 140）。徐其实也跟林徽因合演过泰戈尔的一个短剧《契忒拉》（“Chitra”）——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北京的学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林扮演公主，徐扮演爱神”（Leo Lee 146）。

“博雅课程”的目标旨在培养“品重学成、冠冕群伦的拔尖创新型人才”，课程由4大领域、10个模块和若干专题组成（见表1）。

高恒文、桑农：《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⑬萨沙·淑凌·魏兰德（Sasha Su-Ling Welland），是凌叔华的妹妹凌淑浩的外孙女（她的中文名“魏淑凌”就是为了纪念她的外婆吧）。她将这对姐妹的故事写成《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A Thousand Miles of Dreams:The Journeys of Two Chinese Sisters.Rowman&Littlefield,2006）。值得注意的是，凌叔华是魏淑凌的姨奶奶，张幼仪是张邦梅的姑奶奶，两部回忆录的作者都很仰慕隔一代的传奇。

⑭1942年前后，史沫特莱和赛珍珠曾有交集。那时，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财政境况岌岌可危，赛珍珠与她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出手相助：“这两个女人的机缘比她们所自知的更多：她俩都不知道对方曾在不同的时间与徐志摩相恋”（MacKinnon&MacKinnon253）。

⑮斯特林与另一位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德·康恩（Peter Conn）都认为她是徐的情人（Conn 103;Stirling 86）。斯特林将这段情事追溯到1928年，那时因南京政局动乱，赛珍珠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尽管“赛珍珠的三位密友都略知她有桃色新闻”，但这位男士的身份直到1978年斯特林采访“萨拉·伯顿”（赛珍珠在上海的室友莉莉丝·贝茨的假名）才被揭开：“徐志摩……比赛珍珠年轻4岁……赛珍珠和徐无疑相遇在南京。作为英语老师，她必定出席了泰戈尔的讲座。不难想象徐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为自己的成就春风得意，又让他人都如沐春风。而此时，她正处于谷底，陷于僵死的婚姻，面对没救的孩子。”（Stirling 86,87）显然，赛珍珠与徐的恋情时断时续，直到1931年（Conn 103），另一位赛珍珠传记的作者希拉里·斯珀林（Hilary Spurling）却认为他们之间的恋情似乎“没太有可能，因为他是当代的文坛巨星，而她那时最多只是个旁观者。”但即使是斯珀林也承认赛珍珠对徐怀有幻想：“在写下《一个中国女子的话》很久之后，赛珍珠承认她幻想自己嫁给了一个徐志摩那样的青年”，“《北京来信》中，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男主人公身上揉进了徐志摩的影子”（Spurling 175）。

阿鱼不让人骑，干活却是憋足力气的。所以，爷爷待阿鱼很好，每天半夜起身给它加草料，隔三岔五用自己做的大毛刷给它梳理毛发。

⑰赛珍珠所有的传记作者都认为，在徐志摩遇难25年后，赛珍珠在《北京来信》中塑造了美亚混血的杰拉德，以纪念自己往昔的恋人：“我看到杰拉德奔跑着，优雅得不得了……阳光在他乌黑的发梢跳跃闪亮，如漆的明眸流转灵动，肌理细腻，肤如凝脂。”在赛珍珠的小说中，雨爱云欢是确凿发生的：“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们第一次燕好欢合……我从没将我们妙不可言的秘密告诉过任何人，他也没有”（Buck,Letter 90;Stirling 88）。

⑱在见到志摩本人之前，珍珠曾寄给薇柳一段志摩写的散文《自杀的道德》，并附上了自己的评注：“你教我如何不爱上这位作者的思想？”（Pearl 117）。因此，珍珠，也许连同现实中的赛珍珠，通过一遍又一遍读他，并投射于无数化身来一遍又一遍写他，得以继续与徐志摩的灵魂厮守，就像赛珍珠的传记作家们演绎的那样。

⑲陈小滢在接受劳伦斯采访时透露，她的母亲“曾追求徐”，尽管“徐只当她是知己”（Laurence 70-71）。根据陈小滢的说法：“徐在出国期间（1923-1924），留给凌叔华很多信件和日记。直到他去世，还在她这里。我想，徐的遗孀很不高兴，所以试图索回信件。徐也爱林徽因，她也给徐写信。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母亲这里连一小片徐的信笺或诗札也没有。我猜测是因为她嫉妒徐的朋友，所以大概成了徐的秘密敌人”（Laurence 70-71）。陈小滢的这一声明令人十分困惑，似乎暗示是凌出于妒忌而故意毁掉了徐的函稿。

参考文献：

软件可视化程度是用户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示模型和计算结果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软件使用效率，对提高设计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可视化技术与软件框架结构密切相关，如何在提高显示效率的基础上，提供可视化手段是可视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新框架下的可视化技术，并在软件研发中使用，提升软件的整体水平。

⑫徐死后，陆“同意出版他们在热恋时炽灼狂烈的通信，在出版界掀起轩然大波”（Stirling116）。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使教师自身的教学指导能力与科研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促使教师更加全面、深入地接触和了解社会，拓宽了教师的视野，以便他们能够寻找更具有价值的科研和教研课题，进一步增强广大高校教师的科研意识，全面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目前，我们的许多思想政治课教师只做到了“教书”，却忽视了“育人”。而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能够在教学中发现问题，还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地完善自身的教育教学，继而明确教学的方向，加快创新步伐，并最终切实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胡适：《追悼志摩》，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53-61页。

作为信仰、践行、宣传和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先驱，徐在与方圆殊趣的人交往时，糅合了西方宣扬的个人主义与东方倡导的大同风尚。他对外国文化开放的心胸，对不同诗学兼收并蓄的尝试，对跨越文化志同道合者的欣赏、激励、鼓舞和驱动，使其赢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喜爱。胡适在追悼志摩时，道出了诸多友人的心声：“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他的知己无界，不曾偏废巾帼或须眉，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新知或旧爱：赛珍珠、陈西滢、狄更生、福斯特、傅来义、姜镛讫、梁启超、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甚至原配张幼仪。这芸芸众杰的人生中都不可磨灭他，是可谓徐志摩之才子魅力与“文”之奥秘。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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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和表3对比可知，闪速吹炼采用优化后的生产控制指标能使铅在渣中的分布平均提高近8%，铅在粗铜中的分布平均降低近4%。所以，优化后的闪速吹炼生产控制指标有利于入炉铅在吹炼过程中造渣或挥发进烟尘，有利于提高粗铜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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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防工作场所侵犯行为，Douglas等(2001)[21]提出组织还要采取措施评估和筛选具有潜在侵犯倾向的员工并加以干预，比如筛选出那些处于愤怒情绪状态且具有侵犯倾向的员工。在评估方法方面，Lutgen-Sandvik等(2008)[22]认为运用多等级系统评定(如360度评价)能对员工行为有全面评估，能鉴别和监督工作场所侵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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