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的马华文学，存在着两种令人忧虑的主要发展趋势，第一种趋势是文学作品社会性的低落，第二种趋势是马华文学的独特性的逐渐丧失。……一些年轻作者，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媚外和殖民思想日益浓厚，他们的文章，越来越远离马华文学的传统与我国的社会现实。”①

“很多人觉得传统应该到中国文学去汲取，不知道我们也有。”②

移植

四十多年前（1963/9），台湾人类学先驱李亦园教授曾经到马来半岛柔佛州的麻坡小镇做研究，探讨几乎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现代马来西亚小镇的形成，题做《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描述了华人移民的“易地而处”：受需要大量劳工的橡胶或锡矿产业的吸引，从中国南方移居到半岛英殖民地上的陌生新市镇，却很快地各就各位——沿着血缘或地缘的网络，不同的方言群体从事不同的行业，一人站稳脚步之后即牵引亲戚同乡。若干年后，即如其他马来半岛的小镇那样，不止空间布局相似——两条，或三条大街；大街上是店面，各行各业，衣食所需。一个，或两个round about（环形交叉路口），生活所需的各行业进驻了不同的方言人口，其后是方言会馆，宗亲会馆。会，甚至报馆（或派报所）③，南洋的小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大抵如此。

位于半岛南方的麻坡开埠于1884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锡矿及橡胶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工，兼之中国动乱，后来被称作晚期移民的华工大量自中国南下，促成了诸多新市镇的肇建。然而文化与文学的建设却比市镇的形成困难得多，除了要有文人（文学的行动者）之外，它必得有现代华文学校、报刊杂志、出版社之类的基础建制。是以三百年的移民史里没有文学作品，反衬出“有文学”或许才是历史的偶然性。是否已然从没有“士”阶级的移民史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包括文人阶层的形成、“历史”的创建（譬如：华人史）、现代国家、国民身份等。

《全唐诗》中唐代明确涉及隋堤柳意象的诗歌有80余首,但从诗歌的创作时间上来看,初盛中晚各时段显得十分不均衡。早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春池柳》即有“年柳变池台,隋堤曲直回”[注]彭定求等:《全唐诗》(增订本)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页。 的诗句,但这还不能算是明确的隋堤柳诗歌意象。整个初盛唐近14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诗人,隋堤柳并未纳入唐代诗人的抒情视野。直到安史之乱后,相关作品才开始涌现。

文化人一样需要栖身之所，因此多集中于新加坡、槟城、怡保、吉隆坡等基础建设较完善的地方。众所周知，最早的写作者是已具备一定写作能力、新式教育训练起来的因中国内乱而南下的“南来文人”——即便白话文运动降低了写作的门坎，本地出生的写作者的养成，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开创一个新的文学传统，谈何容易。南来文人有现成的资源可以运用，但也不可能是直接的移植，跨域以再生，而是需要相应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即是所谓的在地化（“本土化”），自有马华文学以来，即迅速问题化。从上世纪30年代以降，不论是南洋色彩、地方特色还是马来亚化的主张，它的对立面都是“侨民文艺”④——书写中国题材，中国背景的故事——事关认同。往往如此，文学论争不过是认同问题在文学场域内的投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⑤不过是类似问题的又一次重演。它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论争

1947、1948年间在马来半岛爆发的关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为时一年多的大论战，是马来亚建国前最重要的一场大论争。所有的论者都晓得，那是个特殊的年份——二次大战结束没几年，马共与重返的英殖民者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国共内战白热化；明显偏袒马来人、倾向单一民族国家的马来亚联合邦被提出，替代了前此比较倾向多元文化但大受马来社会抨击的马来亚联邦计划，更做为尔后的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的原型，华人公民权与国籍问题迫在眉睫，“华文”存在的合法性也即将成问题。换言之，这论争就发生在马来亚建国之路上。它当然事关文学，但显然也不只是文学，还非常的政治。这一点也不奇怪，自有马华文学以来，政治的动力始终远大于文学自身的动力。文学的存在理由一直是政治的，不论是反殖，反封建，还是所谓的反映现实。

依方修的叙述，“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的论争还分了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凌佐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开宗明义，是要远离“中国文艺的海外版”，前提是把握“马华文艺的社会基础”，“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整个的马来亚社会现实发展状况（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步骤上“不妨先从马华社会的认识把握作为入手……把马华社会当成全面理解的起点，进而找出马华社会与其他民族的联系和关系，更进而去认识和把握整个马来亚社会现实的发展状况（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状况）……应该和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结合在一起，而以马来亚人民的姿态投进了这斗争。那么，我们的马华文艺的生命却不是失去健康而变成没有血色的灰白的浮尸。”⑥依其言，这是准公民的义务。民族解放是大我的意图，具公共性。在这前提下，方有所谓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从马华民族是构成马来亚社会的主要民族这既存事实的基础上，马华文艺有着积极的充实的内容的发展前途，和独创的意义”⑦姑不论这论述的前提（在马来亚建国前，马来半岛+星加坡的华人人口和马来人不相上下，华人也自豪于文化居于优势）“深入了解马华社会”预设了一种社会学式的历史视野，接近于60年代后千里达印度裔小说家奈波尔（V.S Naipoul）的实践，主张深入地描绘当下现实。这段文字接着的部份，后来引发论争：“以马来亚人民的立场为出发点，在工作任务方面，不能不把马来亚的民族解放事业放在首要的地位，对于祖国的义务，虽然仍是应该负担的，但却不能不变为第二义的。”这大概是个中最重要的争点——在地使命优先于“为中国做一点事”。

凌佐的思路相当清晰，立场也清楚。他的论述其后由周容接续，周容在1948年初《战友报》新年特刊上发表了《谈马华文艺》⑧，但他的论点有点偏移。譬如以下的看法“一切文艺都有独特性，都是表现‘此时此地’的，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要为此时此地的人民利益服务，必须表现此时此地的现实，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和斗争。”⑨基本上延续了凌佐的论述，但“此时此地”是他独特的概括。周容且认为前此侨民文艺的倾向，“中国文艺的海外版”的倾向，是“手执报纸、眼望天外”，关心的是中国，与马来亚人民生活的现实斗争是脱节的。周容的论点更加强调的马华文艺应当以当下现实为关注对象，用两个“此”字强化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定，在场。它的对立面即是“彼”——此时彼地，彼时彼地，祖国原乡，不在场。

高中生，因为文理分科，往往在高二时就会进行分班。在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通过其他班主任了解高一时学生担任班干部的情况，然后初步确定班干部人选。

周容文章发表后随即受到李玄和沙平（胡愈之）的反驳，但除了对“此”的些许异议、强调侨民文学并非没有价值之类的争辩之外，其后枝枝节节的讨论（包括周容本身的补充论述）并没有增加多少有理论意义的论点。

两种不同的立场和论点，竟爆发于左翼阵营的内部——马共与被认为一向庇护马共的中共之间（周容〔陈树英〕，马共阵营最有论述能力及小说能力的“南来文人”，马共的喉舌刊物《战友报》《民声报》；与沙平（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的笔名，南下的中国民主同盟核心成员之一，后来证实是中共党员，奉周恩来之命南下打宣传战）《风下》和《南侨日报》都是中共在马来半岛的喉舌。

㉒这表述其实也预设了民族国家。多元中心说见周策纵，《总结辞》。

星马华人史专家崔贵强从20世纪华侨向华人转化（“国家认同的转向”）的整体历程来看这场论争，指出这涉及华人的双重属性、双重任务、“双重认同”、双重国籍的问题（或者说，是华侨/华人的双重性的问题）⑩。一直到50年代，即便建国已在日程上，在登记申请公民权、讨论国籍时，多数华人（新客）还是希望保有双重国籍，不愿放弃中国国籍，因此“双重任务”的主张和保有双重国籍的意图是一致的。为侨民文学辩护者，基本上是支持双重任务说的，也就是认为华人必须同时承担马来亚及中国的现实任务。“独特性”论者则认为前者具优先性，相应的则是单一国籍论。崔著中也指出，其时在马来亚的国民党和民盟虽然政治立场不同，却都是持双重任务，强调华侨需关心中国的变革。在19世纪末国民革命动员华侨以来，华人的中国认同就一直被强化⑪，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被迫面临选择。马来亚这一新兴民族国家构造伊始即不承认双重国籍。多年以后，选择马来亚国籍的华人及其子孙必须学会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切开⑫，那是个新的经验。

一旦移到他方，即便美其名为移植，也是艰苦的重新开始，必须因一方水土不同而有所调整。出生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大论争之年、20岁即自婆罗洲古晋赴台的李永平50年在台㉖的写作历程，颇能说明问题。在台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拉子妇》（1976）以婆罗洲为背景，不同的篇章对应不同的“现实”。如《围城的母亲》对应的迫切危机是发生于1965年、造成婆罗洲华人流离失所的“红头番事件”（加里曼丹达雅克人被有心人仕煽动屠杀华人）。《吉陵春秋》（1986）虽以古晋为背景，却运用文学技术把它全面的去除南洋色彩，让它呈现为纯由汉字意象构成的“中国文学”——它对应的唯一“现实”是彼时的文学环境（“自由中国”文坛），及对一个“归国侨生”小说作者的期待。1992年的《海东青》、1998年的《朱鸰漫游仙境》对应的是民国-台湾的“此时此地的现实”。前者仔细描写发达资本主义下烂熟的物欲和败坏的人心，重返的日本殖民主义幽灵。虽然用“鲲岛”、“鲲京”之类的词汇替换台湾、台北，但台湾读者，或曾在彼时的台北居留过的读者，都可以轻易看出作品的意图、作者的现实感。《朱鸰漫游仙境》更迫近写作者处身的当下现实。政治解严，动员勘乱时期（民国被封禁的时间）终结，万年国代走入历史，街头上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那“此时此地的现实”赤裸粗粝的呈现，让《朱鸰漫游仙境》趋近于报导。从“侨生”的观点看，（戒严时代）的平靖一转为喧闹，“去中国”激烈的进行中，作为华侨论述之根据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立足点将丧失殆尽。那被贴近描绘的“现实”显然离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太远，如果拘泥于以大马的“此时此地的现实”来界定马华文学的属性（独特性无非是属性的更严格界定），这样的写作，可能被逐入非马华文学之域了。反讽的是，在马来亚建国前那几年，自中国南下的文人，为了建构在地的文学传统而主张限制写作者自身过去的经验（被诋毁为“侨民文学”）凝注、反映身之所在的“此时此地的现实”。那是乡土文学对初代移民的要求。《朱鸰漫游仙境》无意中响应了那样的期待，只是那视点，还是不政治正确的，自居为漂泊者的旅人毕竟还是此时此地的“本土”的他人。

论战结束不到半年，英殖民政府即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被迫地下化，陷入艰难的生存斗争，再也无缘参与公共论争。但周容一方的论点却得到普遍的认可，作为论战的成果被继承下来，成为尔后马华文学界定自身存在价值的根本依据，也是支撑“有国籍的马华文学”、“马华现实主义”论述的骨干。

次年，中共建国。对地缘政治、华人史、文化史上，那又是个巨大的分水岭。1955年万隆会议（距马来亚建国只有两年），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籍，认同在地的华人此后唯有遵循在地民族国家的法则。也不可能预料因恐华或反华而推出的同化法案或类同化法案（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土著保护法（马来西亚），对华人与华文的存在会造成那么严酷的“现实”。

“此时此地的现实”

当时间拉长，“此时”就带着反讽的意味——它自身难免处于流变之中。如果扣紧它的时间性，就会有论战时郭沫落一针见血的反诘：“假如我们死死地拘泥在‘此时此地’4个字的字面上，那只好说每天除了报纸记载之外便无须乎再要文艺了。”⑬此时本身的含混性——如果把它想象为如一日般短暂，则只有新闻报导赶得上那它的快速流变，文学的经营往往需要额外的时间。愈是朝短的方向推想，这命题的效度愈低。如果把它思考为新闻似的“事件时间”，那它和文学（熟成）的时间确是大异其趣的。但周容的“此时”的“此”应不止是那么短暂，而是较大的时段——“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和斗争”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这场论战甚至引起中国文化界的注意。郭沫若和夏衍的文章⑭写于论战的末尾，颇有隔洋总结的意味。两人都同意“双重任务”说。所论也言之成理——不同的华人移民状况不同，有的选择长居马来亚；有的只是过客，只打算暂居。必然的，前者关切马来亚问题，后者多关切中国问题。郭沫若甚至指出，“不能把前一半（按：全马罢业）切取为‘马华文艺’，而把后一半（‘东北人民大翻身’）割弃为‘侨民文艺’，要把两半合拢才能成为健康的马来亚文艺，事实上两半都是现实，不能认为前一半是现实，后一半就不是现实。……把‘现实’两个字解释为‘眼前的现实’还是极初步的错误，这只是旧现实主义的了解，……新现实主义的现实包含有未来的第三种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未来的透视。”（301）

凌佐“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整个的马来亚社会现实发展状况（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似乎比郭沫若新现实主义的“未来的透视”及周容的“此时”的时间性更具“远景”（卢卡奇现实主义论中的“远景透视”），那是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了。不能否认的是“此时此地的现实”论对“现实”的想象过于单一、刻板，笼统的以“人民”为主词，没有考虑“现实”的多重可能性，更别说那论述完全没考虑写作者个人层面的情感或情志的部分。之所以如此，它根本上是政治的纲领，首要的关切并不是文学的。

早在1948年2月，当时还是“马华作家”的苗秀在《论“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就已清楚的指出：

我们提出“马华文艺的独特”这口号，其一目的，即在争取侨民作家，投身马华文艺斗争，为当地人民解放服务。一个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一个忠于现实的作家，他必然投身当前的现实斗争，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斗争，……

由于马来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现在的新阶段，文艺为配合着这新的历史任务，本身必须争取独立发展，所以得把外来输入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把自中国移入的新文艺，生根在马华文艺土壤中。⑮

自马共遁入森林、马来西亚建国、大联合政府成立、种族对立深化后，“人民解放”这一左翼政治理想，已成昨日之梦。

强调在地认同、“要为此时此地的人民利益服务”的“此时此地的现实”论者多半未曾想到，有朝一日国家会和民族发生分歧，所谓的“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和斗争”本身也产生了分歧，华文和华文教育历经“此时此地的现实斗争”后勉强维持自身的存在，宛如被水泥封禁于尺土之地的文学亦然，时时刻刻必须面对自身艰难的“此时此地的现实”。提出“此时此地的现实”论的周容，在马共被迫退往泰南后，他及森林中的伙伴们也反讽的被迫陷于一种困兽情境⑯。随着种族政治的深化，连历史都依不同种族、政治立场而裂解成各自的“我方的历史”，“此时此地”论所期许的公共性，似乎愈发不可能。1948年后将近四十年间，马共在马华文学里几乎绝迹，但那难道不是大马最重要的“此时此地的现实”之一⑰？

对马华文学来说，侨民文学问题必然会时过境迁——当一代人自身的中国经验被耗尽，如果没有新的南来作者加入，那种写作最晚也不会延续到没什么中国经验的他们的下一代——之后就自然解决了。除非像新加坡那样广开移民之门，新的中国移民中的文青，写作很难避免参照前半生的中国经验，或许就不免重新制造“中国文学的海外版”⑱，人虽在他国，写的还是以中国背景的中国题材。但那对华人移民设下高门坎的马来西亚，可能性就极低了。因此当我们运用“此时此地的现实”之类的论述时，基本上都是和它的原初语境脱离的，以开掘其自身的理论可能性。如果受它的原初语境和条件束缚，它的意义或许就不可能超出既有的文学史脉络。

被摆在对立面的“侨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海外版”，其实蕴含的意思有些微不同，要求不写作“侨民文学”和拒绝成为“中国文学的海外版”，后者还可区别出这么一层意思——马华文学自身是否能开展出一种让它可以和其他地区的华文/中文文学产生区隔的独特性？除了极少数匿名的状况如文学奖甄选之外，作品裸身出现以考验读者区辨力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作者的名字，性别，年岁，出生地，职业，国籍，甚至方言群这些有社会学意义的基本材料，都会伴随着作品。换言之，区辨首先凭借的是文学外部材料，接下来才是看作品本身。即便到这阶段，看的还是背景、题材这些比较明显的区辨元素。单是如此——“独特性”的消极要求——，就隐然的给马华文学的写作者设下限制——大马背景是基本门坎。这一来也几乎就限制了文学的类型，科幻、武侠等都被自然排除了。

独特性

吴岸：《马华文学的再出发》，大马华文作协1991年版，第1-13页。

能被轻易指称的“标记”往往是最表层的。

犹如李廷辉在《新马华文文文学大系·总序》中直截了当的粗暴告示：“凡是不以新马为背景的，一概不收”。这其实是最常见的回答。一种排他逻辑。它限定了写什么会被认可为马华文学，写什么则不是。

这里，功能上，“独特性”用以区隔、排他，但这只是最消极的。

其中，K为邻居列表的长度，若数据集较小，K可以与数据点数量相同；若数据集较大，可以只取前K个邻居组成列表，以平衡算法复杂度和结果精确度。当二阶邻近距离应用于t-SNE算法时，K可与t-SNE算法中的近似参数配合。

《大系》作为大型选集，如同一个地盘，主编有权力做出种种消极的限制。就像文学奖。从历史上来看，“独特性”的进阶版即是“马来亚意识”，诚如克全指出的，“当我们说到马来亚意识时，自然会牵涉到有关马来亚的事物上去。一般人以为只要拿马来亚作为写作背景，作品里多放几株椰树、胶树，或在对话里采用几个‘国语’词汇，就算完成了这任务。这是一种很肤浅的见解。”⑲

他认为应掌握“多元民族生活的共通点”，增强“作品的地方色彩”，“提高写作技巧的水平”以兼顾社会性与艺术性（121）。

关于地方色彩，苗秀且引陈练青在30年代的文字：“‘地方色彩’该是某一特定地方的自然背景跟社会生活特殊风貌的综合，有着本身特殊的色调。”⑳苗秀认为这样是不够的，“马华文学必须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异国的情调”，但那必须“以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为其内容的”，“我们的作家，应该写出一个投荒的中国人怎样从赤手空拳变成一个百万富翁的大头家。”（147）依这叙述，如果不考虑艺术效果、艺术形式，方北方的《树大根深》（铁山泥出版社，1988）可说是符合期待的㉑。奋斗的故事，发达的故事，“邪恶头家荼毒工人”等题材，尔后成为马华现实主义常见的题材。但，那有多大的“独特性”呢？

1.2.1 课外活动 学术界对于“课外活动”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除教学以外的所有学生活动〔2〕；而狭义的概念则是指高校在课堂教学以外对学生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3〕。

1947-1948年的“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中，其论述基本上是内容取向的，凌佐，周容，到苗秀，都没有考虑任何形式方面的问题。以为单凭内容扣紧“此时此地的现实”，就可以让作品自然具有“独特性”。而那过于素朴的艺术形式，其实多借鉴于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文学，或写实主义小说，毫无创意。

和老人交流，要改变说话方式，注意环境和气氛，兼顾老人的情绪，采用稍缓慢、低音调的发声方式，与老人面对面，目光对视，视线相平，不急不躁。

1947-1948年那场论争爆发时，很多历史条件都还未成熟。犹如这支小文学的历史还未30岁，“南洋为什么没有产生伟大文学作品”之类的急躁质疑实时有所闻。但“独特性”的吁求不管怎么看只能说是未来式的，一个左翼的未来文学纲领，马共与民盟两个敌对阵营都强调自己持的是现实主义立场。即便去除掉左翼预设，“独特性”还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文学系统甘于沦为附庸、支流、“海外版”。然而，单凭主观的自我认定（“多元中心说——马华自为一中心”22）够吗？另一种观察方式是，马华文学何以被（大陆）从其他华文/中文世界（譬如台湾、香港）区隔出来？原因也许再简单不过——马华文学有了国籍。那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终于有了这新国家的国籍。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宣告华人一旦选择了当地国籍，就不再拥有中国籍。文学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从两岸“华文文学”学术范畴的建构中，可以隐然看到这一层考虑。

陈桥驿先生还主编《杭州市地名志》。宋代词人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杭州历来是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又是全国八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风景名胜城市，由于地位显要，《杭州市地名志》亦备受各界人士的青睐和关注。杭州市地名办公室深知该志的重要，故特邀陈桥驿先生担任主编，陈欣然受命。由于本人亦参加该志自然地理实体的撰写，故深知他和以往主编词典和其他书籍一样，自肩负主编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恪守尽职。

在马来亚建国后，在马来西亚组成后。仿佛作者的国籍可以消极地保障作品的国籍——如果作品以马来（西）亚为背景。

那场论战后，即便到马来亚建国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是否已然树立？只怕很少人敢给出肯定的答案。甚至建国60年后的当代，这还是个问题，即便现实主义的独断受到现代主义的猛烈挑战之后。然而，一般谈论这问题的现实主义者（如方北方，吴岸等）都比较天真的认为，地方色彩就是独特性㉓。甚至以为蕉风椰雨之类的“背景”就是了。

从它隐含的独立性的角度来看，学习、模仿的对象改变之后，问题的结构还是没甚么改变——这一点，和一个从学习模仿诸家入手的写作者之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有创造力的作者的情况并无不同。转益多师，成一家之言；写出突破性的作品，建立自己的风格，成为不同于其他既有的、已成历史的、著名或不著名的作者㉔。

谁来认可是另一个问题。

谁有资格写作马华文学？

㉖这是笼统的说法，李永平有六年赴美深造，攻读硕博士学位（1976-1982）。

中国文人避乱南下抵达英属马来半岛和海峡殖民地，因而促发创生了还没有国籍的马华文学；南来文人的时代已成历史陈迹，但不同时代的文学行动者却仍继续移动着，因而类似的问题重复出现。

背景负担

当一个马华作家离开大马国境，长期居留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当他的“此时”离开那个“此地”之后——我们可以想象那此时是他的写作时间（字持续在屏幕或纸上显现）；相对于写作的他的此在，那是远方的彼地。然而那彼地无非是他的故乡。然而，他的“此时此地的现实”，最根本的当然是他的马华文学写作，在国境之内的“此时此地的现实”之外，不在场。从台湾文学的立场看，那岂不是一种侨民文学（“外来种”）——马华文学的海外版？换言之，“此时此地的现实”既是马华文学本土论的纲领，也无妨看做是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原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写本地/写他乡，甚至本土的/外来的这样的结构。最开始的三四十年相当依赖“南来作家”的马华文学（本土作者相对的少，栽培需要时间），务实的只要求南来者不要写过去在中国的经历。而台湾，即便日殖时代饱受压制，汉语文的写作却未尝断绝；1949年以后空前规模的“南来文人”大军压境，以特定的政权为后盾，不必封禁自己抵台前的经验与记忆，不必被指控为“中国文学的海外版”，甚至一度干脆自居为“现代中国文学”（正统），不必烦恼什么“独特性”问题。反之，它的对立立场很自然的打出“乡土文学”的名号，更能接地气，或许也更贴近彼辈的“此时此地的现实”了。而从乡土文学论战更不难看出，基本上由新旧两个移民集团组成的两个对立阵营，皆难免各自以对方的“背景”为负担。各自负载着不同的时间性，土生华人/新客的差异时间性。另一方面，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主要来自左翼。它没有给文学的自主性留下空间。但非左的文学立场可没有这类的预设，比较相信文学有它自主的价值。换言之，两者谈的文学可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在大马留台写作人这里，“此时此地的现实”已从“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文学命题，被转化成原先在革命文学里不被重视的个人的抒情言志。那重新召唤回来的故乡的“此时此地的现实”，已然是一种后遗效应。时间在个人生命经验里的发酵，更多是一种内向的时间，个人的诗情。或是进而反思与自身存在有关的历史，总而言之是“南洋色彩”㉕。如果仅是抒情言志，在此地并不难被接受，但深入历史则难免于“背景负担”，往往会被此地的读者习惯性地视而不见。因为那不止与他们的“此时此地的现实”无关，也与他们的共同记忆无关。对读者而言，作者默认的知识一旦落空，理解就十分困难了。那“背景”对读者是负担，对作者当然也是——或许因而让他们被孤立，像一座小小的文学孤岛。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虽只是作者构建的一个“纸上园林”，但艺术来源于现实，大观园同样是现实园林的反映。但是这个园林又不同于现实中的园林，它不仅具有皇家园林的特点，而且又有私家园林的典型特征；它不仅是南方园林的代表，又融入了北方园林的因素。深入地挖掘园林这个特殊的艺术形态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让作品中的大观园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得到彰显。

一样可称之为“南来”——大马旅台作者移动方向与上世纪的南来文人相反——不是向南方来，而是自南方来，来自热带，再移民，兴许还经历国籍的转换，错位的归返？

很显然，国家认同其实是个全新的问题，300多年的华人移民史里未曾遭逢。最关键的当然是东亚诸民族国家的形成（当然包含中华民国），那意味着去殖民，意味着国籍、公民权、国民身份等。就华人而言，一方面是中国本身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革——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经历几次与西方列强败北的战争，几乎灭亡、惨被瓜分；历经军阀割据，且几乎被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帝国占领，造成大量死伤的内战，凡此都造成子民离散，磕磕绊绊的走向现代化，创造了国民、国语、“国语的文学”、国民中小学——“华人”的属性也因此重新界定，被称为“新客”的晚期移民以说华语/华文来界定华人的属性。当然，这整个论争和未参与民族想象的土生华人没多大关系，受英文教育的英籍民普遍不会说华语、读/写中文，当然不可能参与华文文学内部的论争。然而相较之下，因多数是三代以上移民的后裔，英殖民晚期，土生华人普遍上比新客更为认同在地，也更积极地参与在地实务。1948年为处理华人事务（紧急状态下成立的新村，有共党同路人之嫌而面对“遗返”中国的华裔子弟）而成立的马华公会，肇建者多为土生华人商绅。

2017/8/25初稿、9月、10月补。

①吴岸：《马华文学的再出发》（1900），《马华文学的再出发》，大马华文作协1991年版，第4-5页。这口吻大马本土作家颇常见。

②吴岸：《马华文学的再出发》，大马华文作协1991年版，第9页。

学以趣为先，在高中体育学习中，兴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兴趣不仅是学生体育学习的导火线，也是学生学习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保证。传统的体育教学，由于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模式僵化，学生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甚至出现厌学心理。拓展训练的内容比较多，涵盖多个不同类型的项目，常见的有团队协作项目、智力类项目等，这些项目契合高中生的身心特征，对高中生体育学习兴趣的激发有很好的作用。

③李亦园1961年去做调查时，已经相当繁盛，“已有六条纵走的‘大马路’和十条以上的‘横街’，在这中心区域内有各种不同商店一千八百多家，戏院五家，设备完善的政府医院一所，邮政局一所，电讯电话局一所。全镇内有各教育之学校二十八所，其中包括华文中学一所，以及华文小学九所。”（61-62）梁绍文1920年去时看到的景象是街道只有四条直的，五六条横的；铺店约七八十家，但这么一个小地方，却有十多家妓寮，四五间道士院……此地学校颇多而有精神。总人口不过一千几百人，已经有三所很具规模的学校……，新文丰1982年版，第156页。

④杨松年：《战前新马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八方文化企业2001年版。

⑤相关讨论见方修《马华文学史初稿》（董总出版，1987）即花了三章共52页，占了全书1/3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各方论点。方修指出，其时其实“具有本地性格的创作，还是占着更大的比重的。”（28）杨松年：《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对事件经过有一番简略的描述（《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啇报1982年版，第14-18页），谢诗坚在其篇幅浩大的《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韩江学院，2007）有十数页的讨论。给予的篇幅并不多，只有十余页，却颇有定调甚至定论的意味——他说那是“主导权的斗争”，为的是“马华文学独立”（130-140）从文学史或批评史的角度，是这个主题最接近结论的看法了。这观点当然也可说是承继自方修。基本文献多收于苗秀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六百多页，但多年来也没见有甚新发现补充。再则是2016年台北的“跨越一九四九”研讨会上（2016/12/25-26东华/中央/现代文学会等），竟然同时有两篇论文涉及这议题。张锦忠，《过去的跨越：跨越1949，回溯1948，与“马华文学”之为“独立”行动》但其结论其实没有超过谢诗坚。另一篇是魏月萍的《“此时此地”：马华与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话语的竞争转化》都尝试重探这议题，说明了此议题并非只是文学史议题，而是关涉马华文学自身的属性，有它延续的生命。

⑥苗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新加波：教育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203页。原刊于1947年11月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⑦《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第203页。

⑧这份重要的材料不知何故没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目前论者多转引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

⑨转引自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波：董总出版1987年版，第34页。

⑩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及后文的讨论参考，第五章，〈华人与马来亚宪制1946-1948〉pp153-184。这书同时也提到这场文学论争，把它置入相关的历史脉络，更觉有意思。p170，p320。

Ⅱ期槽孔清孔结束前，还应采用钢丝刷对Ⅰ期槽孔段混凝土孔壁上所吸附的岩渣、泥皮充分刷洗，可采用自上而下分段刷洗的方式进行，刷洗干净的标准是钢丝刷钻头上不再出现泥屑，槽孔底部淤泥不再增加。刷洗完毕并验收合格后，4 h内进行混凝土浇筑。

⑪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1982年版）。1949以后搬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一直延续民国初年血统主义的国籍法。

⑫晚近台湾在去中国化过程中，必然走向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分离。

⑬郭沫若：《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原刊于1984年3月香港《文艺生活》总第38期。林曼叔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二》香港：商务印书馆，第300-302页。

⑭夏衍：《“马华文艺”试论》，《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二》，第293-299页。这两篇文章都有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

⑮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第259页。

⑯黄锦树，《最后的战役——论金枝芒的〈饥饿〉》及《在或不在南方——反思“南洋左翼文学”》，均收入黄锦树，《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麦田2015年版。

⑰魏月萍的论文带出另一个问题：诸多“此时此地的现实”中，到底哪个是最重要或最根本的？魏文以贺淑芳《别再提起》为“最扣紧‘此时此地’的社会议题”，难道诸如柔佛州依斯干达石化园区、关丹稀土厂、赵明福疑似“被自杀”、安华再度被控鸡奸入狱，首相纳吉的一马主权基金淘空疑案等，都不是“此时此地的现实”？如何区分个中的轻重主次？

⑱新加坡的情况，讨论见游俊豪，《主体性的离散化：中国移民作者在新加坡》，著作《星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又如被归入旅美作家的严歌苓，移居加拿大的张翎等，主要读者还是在中国。自30年代以来，那些回返或被遣返中国的写作人，被称做“归侨作家”。他们“回归祖国”后，写的题材包含其南洋的经验和中国经验。晚近的“新归侨”，则被称做“海归作家”了。

⑲克全：《我对于“马来亚文学”的管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第120页。

⑳苗秀：《论文艺与地方性》（1963），《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第146-147页。

㉑苗秀在文内还提到作家应去写胶工、锡矿工之类的生活，方天1957年出版的小说《烂泥河的呜咽》（蕉风）可说是反映50年代马来半岛“此时此地生活”的代表作。

在传统下垂控制中,电压电流的耦合关系由于线路电阻的存在而加大,且线路电阻影响电流分配精度,导致电流分配不可控,使得线路电阻大的输出电流小,线路电阻小的输出电流大。

㉓方北方的讨论黄锦树，《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第95-114页。

㉔这样的“成功例子”当然并不多。“独特性”或许应该不只看正面、“成功”的例子。负面的例子，是一种衰竭的型态。在诗是“没有诗意的诗”。其实例是，80年代以来为“反映现实”而牺牲了诗意。没有诗意还能算诗吗？在马华，那不是问题。讨论见我的《寻找诗意》（《华文文学》2014/2：91-100）小说则是“没有小说感觉的小说”，失去（或不具备）讲故事的能力。雨川是最有代表性例子之一，讨论见我的《书写困难：困难意识/困难的书写》，《蕉风》487。杂文常是“复述的老生常谈”或“纯粹的攻讦”，后者代表例子之一是碧澄、唐林、甄供、陈雪风等。

㉕相较于“在场的马华文学”而言，这“南洋色彩”已是“彼时彼地”的“现实一种”。这也是为什么田思等会批评张贵兴、李永平笔下的婆罗洲是一种扭曲。关于易地后的“南洋色彩”，见我的《地方特色与南洋色彩》，《论尝试文》。

在大马建国之后，显然，除非是国民——或准国民——谁愿意写作马华文学？“外人”能写作马华文学吗？处在世界文学边缘之边缘、没什么附加价值的马华文学，谁会对它的存在感兴趣？

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董总出版1987年版。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场——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中：正中书局1985年版。

板式换热器是一种将压制有波纹的薄金属换热板片叠装而成的换热设备，具有传热系数高、结构紧凑、污垢系数低、便于维护和清洁等优点。板式换热器是通过板片间所形成小流通断面流道实现冷热流体间的热量交换。工业生产过程评价板式换热器优良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板式换热器的换热性能。

这想象的“独特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如何被辨识——这里，针对“马华文艺独特性”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理论上的提问：有没有甚么特殊标记，可以让某部或某篇作品，被读者自然的辨识为马华文学？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

苗秀：《论“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1948），《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第257-260页。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的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音标学习是枯燥乏味的，学生在学习时难免会出现烦躁、厌烦等负面情绪，所以老师需要想方法改变传统的语音教学方式，营造有趣的语音课堂，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通过语音歌谣、闯关游戏、语音小故事这些孩子们最愿意接受的教学形式，让孩子们在寓学于乐中掌握音标。

苗秀：《论文艺与地方性》（1963），《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第144-147页。

（3）安全通道的安全防护：对本工程施工区域，但凡有施工从业人员或路上行人通过的地方，且人员通过的地方处于建筑物物体坠落范围之内时，要设安全防护通道，防止物体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林曼叔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二》，香港：商务印书馆。

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4年版。

周策纵：《总结辞》，《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会议：东南亚华文学》，新加坡歌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第359-362页。

夏衍：《〈“马华文艺”试论》〉《香港文学大系 1919-1949·评论卷二》，第 293-299 页。

郭沫若：《〈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林曼叔编，《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二》香港：商务印书馆，第300-303页。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张锦忠：《过去的跨越：跨越1949，回溯1948，与“马华文学”之为“独立”行动》，《“跨越一九四九”研讨会论文集》。游俊豪：《星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黄锦树：《地方特色与南洋色彩》，《论尝试文》，麦田，第481-485页。

黄锦树：《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麦田2015年版。

黄锦树：《寻找诗意》，《华文文学》，2014年第2期，第91-100页。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麦田2012年版。

黄锦树：《书写困难：困难意识 /困难的书写》，《蕉风》487，1998：10-12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啇报1982年版。

杨松年：《战前新马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八方文化企业2001年版。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梹城：韩江学院2007年版。

魏月萍：《“此时此地”：马华与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话语的竞争转化》，《“跨越一九四九”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