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8年，最佳亚裔小说奖被授予白人作家杨科（James Janko）的《水牛男孩和杰罗尼莫》（Buffalo Boy and Geronimo,2006）。小说以越战时期的越南边境地区为背景，通过一位奇卡诺军医和越南少年的交替叙事，再现了越南的风土人情及美越人民之间微妙的态度。杨科的这部小说无论从作家的族群身份还是作品的内容来看，都难以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亚裔文学。杨科的获奖引起亚裔文学研究界的一片哗然，珍妮弗·何（Jennifer Ho）以杨科获奖为切入点，讨论了亚裔文学中的“越界”书写现象。杨科获奖挑战了亚裔文学的传统边界，是跨国语境下愈益异质化的亚裔文学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60年代末诞生以来，美国亚裔文学一直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异质性的概念，不断经历着重划边界的过程①。苏珊·科赛（Susan Koshy）指出，“美国亚裔文学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暂时性的和未完成的概念，它会随着新的移民群体的到来而不断变化”。②1965年移民法案就导致了亚裔作家族裔构成上的变化。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口的跨国流动和族裔混居现象越来越多。加之亚裔作家创作转型等原因，亚裔文学中出现了不少“越界”文本。④它们或超出亚裔文学的传统主题，或呈现出“作家身体”和“文本身体”之间的差异，对亚裔文学的定义提出了挑战。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华裔文学内部。当前的华裔文学中有汤亭亭等经典华裔作家探讨战争与和平等普适性主题的作品，有谢耀（ChayYew）等新生代华裔作家以华裔同性恋情等为题材的作品，有哈金等新移民华裔作家⑤以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还有加西亚（Cristina Garcia）等非华裔作家以华裔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面对这些“越界”文本，华裔文学是该维持现有边界、固守现有疆域，还是该放开边界、拓展其疆域？巴赫金对学科边界问题的讨论以及德勒兹以“根茎”（rhizome）为隐喻的边界思想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华裔文学应当放开边界，将这些“越界”文本纳入其中，在解辖域化的过程中增强异质性和生命力，而这种做法也和华裔文学成立时反种族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

一、定义

要讨论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首先要确定华裔文学的边界，因为边界和越界相互依存，没有边界就没有越界，只有越界才能证明边界的存在。福柯指出，边界是为越界而设置的，“如果某个边界是绝对不可跨越的话，那么这个边界根本无法存在；相反，如果跨越只是由影子构成的界限，这样的越界也没有意义”。⑥可见，边界与越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边界需要跨越，而越界才能证明边界的存在。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与华裔文学的边界正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国内外学界对华裔文学的定义基本沿袭金惠经等对美国亚裔文学的定义方法，从作家族裔、作品语言和作品题材三个方面来界定华裔文学。张子清对华裔文学的概念进行梳理，认为华裔文学是指有中国血统和在美国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或生活经历的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关于他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⑦华裔文学的这一定义有三条边界：作家的族裔是华裔，作品的语言是英语，作品的题材是华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这三条边界对华裔文学进行结域，确定了华裔文学的疆域。当然，华裔文学的边界和疆域一直存在争议，在美国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社会语境中更是如此。金惠经认为亚裔作家用本族裔语言书写的关于他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也应当属于亚裔文学。⑧吴冰也质疑华裔文学的语言边界，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华裔文学也应该包括华裔用汉语创作的关于他们在美国经历的文学作品。⑨费希金（ShelleyFisher Fishkin）、索罗斯（Werner Sollors）、谢尔（Marc Shell）等也质疑美国研究和族裔文学研究中的语言边界，认为应多关注非英语书写的文学作品。⑩金惠经、费希金、吴冰等对华裔文学语言边界的质疑就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越界和解辖域化思想，试图通过打开语言的边界来破除华裔文学原有的畛域。可见，华裔文学创作语言的边界存在争议，界定华裔文学的核心在于作家的族群身份（这种族群身份往往与作家的族裔文化身份联系紧密）和作品的题材，即作家要有华裔族裔身份，其创作应当再现华裔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本文对华裔文学创作语言这条存在争议的学科边界不多论述，以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重点从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的题材与主题来论述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

刘佳走的时候，我去送他，他把领结摘了，要拿它换被我硬抢走的乳牙，我却把领结一并抢了过来，歪里歪气地说，这玩意儿跟上吊一样样的。

索罗斯用“异装癖”（transvestism）喻指文学创作中的“越界”书写现象，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作家冒充非WASP族群对该族群进行书写。在索罗斯看来，这种族群身份的转换拷问了人为建构的文化边界，表明人们依然在围绕种族、族群、性别、阶级，以一系列复杂的形式进行文化边界的建构。⑪索罗斯所说的文学创作中的“异装癖”现象应当是一个双向乃至多向的过程，白人作家可以以某一族群内部成员的身份，对该族群进行文学书写，族裔作家也可以以白人族群内部成员的身份，对白人进行书写，不同族群身份的作家也可以互相以其他族群内部成员的身份对该族群进行书写。在《废除美国文学研究中的种族隔离》一文中，费希金以非裔文学为研究对象，从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题材两方面提出了“越界”文本的概念，把“越界”文本定义为“非裔作家创作的以白人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或白人作家创作的以黑人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⑫按照边界与越界的辩证关系，费希金对非裔文学中“越界”文本的定义暗示了非裔文学学科边界的存在，而跨越这些边界的文本便构成了相对于传统非裔文学的“越界”文本。费希金指出，非裔文学的学科边界是种族隔离思想在学术建制上的体现，非裔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与主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各有自己的美学和批评范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文学创作和研究呈现出一整套互相隔离的假设——白人作家的创作以白人主人公为主（便是提到种族问题也是处于边缘的位置），黑人作家则着力刻写黑人主人公（种族问题在文本无处不在并居于中心位置）”。⑫费希金认为，非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质疑了学科建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和身份政治，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中，文学研究应当跨越种族边界，破除非裔文学和白人文学固有的畛域。费希金对非裔文学中“越界”文本的讨论表现出明显的解辖域化思想，要求打破学科边界，破除非裔文学和主流文学间的对立，用对话的思想来取代隔离的状态。她对非裔文学中“越界”文本的讨论并不仅限于非裔文学，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批评关怀。费希金指出她在文中提出的问题不仅适用于黑人和白人作家，“也适用于其他族裔的作家，比如亚裔和墨西哥裔作家”。⑫鉴于费希金是从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题材来界定“越界”文本，珍妮弗·何认为“越界”文本之定义的核心标准在于“作家身体”和“文本身体”之间的差异，即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中主人公的族群身份之间的差异。⑬也就是说，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中主人公的族群身份呈现出差异的文本都是“越界”文本——族裔作家以白人或非本族裔人物为严肃主人公或白人以少数族裔人物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都是“越界”文本。索罗斯、费希金、珍妮弗·何对“越界”文本的讨论和定义及定义背后所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对探讨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有启发意义。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总是围绕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个中心。忧国忧民总是围绕着国家的统一、安宁、稳定、发展为主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孕育了许多具有爱国精神的民族伟人。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基本源泉，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二、概述

关于学科边界的问题，巴赫金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中有所论述。他认为，“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里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㉓也就是说，凡是动态的、有活力的文化或学科都是异质多元的，是多种文化元素的交织，是巴赫金所说的杂语和多声部，而学科或文化领域的疆域就存在于这多种元素交织所成成边界上。就美国华裔文学而言，其生命力正是存在于其中的异质性、多元性和混杂性，正是种族、性别、阶级等多种元素的纵横交织才构成美国华裔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为华裔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华裔文学也应该开放边界，将这些“越界”文本纳入其中，在异质性和“杂语”中获得生命力。

通过测取的试件中自制测力锚杆各测点应力应变数据，可以得到对应位置锚杆的轴力。依据前文2.2界面剪应力分析，将锚杆轴力作为锚杆、锚固剂复合体承受的轴向载荷，两测点间锚杆轴力差由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提供，视两测点间界面剪应力均匀分布，即可得到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沿锚固长度分布情况。以锚固长度0.8 m、张拉载荷为30 kN的C-3试件为例，将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张拉试验中得到的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数值进行对比分析，如图8所示。

新世纪以来，汤亭亭和谭恩美等经典华裔作家在创作上呈现出明显的去族裔化倾向，超越了以往作品中文化认同等传统华裔文学主题，把注意力转向全人类面临的和平和生态等问题。⑮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2003）讲述了作家创作该书的过程以及她组织美国越战退伍老兵通过写作来治愈战争创伤的经历，表达自己反对战争、宣扬世界和平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世界眼光和对全人类的关注。全书共4部分，分别讲述了作家家中失火，作家在灰烬中寻找《第四和平书》书稿，华裔阿辛逃避兵役到夏威夷，以及作家组织退伍老兵通过写作来医治越战创伤的经历。全书虽仍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如和为贵和五行思想等，但作品的主题已经“从种族、性别、阶级以及文化身份认同，扩展为反对战争、宣扬和平”。“汤亭亭对女性群体的特别关注发展为对全人类的关注”。⑯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也跳出了以往作品中通过母女关系来探讨身份和文化认同等主题的写作模式，以12位游客从美国途经丽江到缅甸的旅游经历和见闻为主线，穿插了大量的灵异叙事和风景描写，探讨生态、家庭、人权、战争、民族、命运、传媒等问题。这12位游客有白人，非裔和华裔，有专业人士和家庭主妇，有抑郁症患者和同性恋，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像《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朝圣者，作品中的12个人物构成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缩影，通过他们的旅行经历和互动再现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当前世界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破坏和民族冲突等问题。这部作品不仅淡化了族裔元素，着墨最多的人物也是哈利等白人。张琼指出，《拯救溺水鱼》是“谭恩美首部几乎不涉及中国人和美国华裔的文化认同、归属、母女冲突等主题的长篇创作”。⑰汤亭亭和谭恩美等经典华裔作家这些探讨普适性主题的作品是对传统华裔文学主题的超越。

除此之外，邝丽莎（Lisa See）、赵惠纯（Patricia Chao）、翟梅莉（May-lee Chai）、刘爱美（Aimee Liu）、宝娥婕（Olivia Boler）、伍绮诗（Celeste Ng）等新生代华裔作家⑱在创作传统华裔题材作品的同时，还创作了以动物保护、非法移民、文物走私、华裔同性恋情和华裔混血儿在美国生存经历和体验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以《花网》（Flower Net,1997）为例，邝丽莎在这部侦探小说中，以中国警官刘胡兰和美国警探斯达克合作破获一桩牵涉中美高层官员的熊胆走私案为例，以中国文化为外衣，从跨国的角度探讨了动物保护、人权状况和文物走私等问题，其题材和主题超越了华裔文学以华裔在美国的生存经历和体验为中心的身份冲突等传统主体。另外，作为跨国语境下族裔混居和文化混合现象的一个缩影，混血华裔的身份问题也得到了新生代华裔作家的关注。比如刘爱美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她的小说《脸》（Face,1994）便以作家本人的体验为基础，描写了具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的梅波莉因双重血统而遭受的来自白人和华人的双重歧视。宝娥婕的《雾山》（Year of the Smoke Girl,2002）聚焦主人公卡莎的混血身份，讲述了卡莎母亲和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结婚，因战争和民族仇恨等原因而整容改变自己中国面孔的经历。母亲的经历给卡莎带来了持久的创伤，使她面临族裔和性别身份的双重困惑。作家将笔触伸向了异族通婚给子女造成的心理阴影，同时也触及华裔群体的同性恋问题，已超出了华裔文学的传统主题。同性恋题材在新加坡出生、旅居美国的华人剧作家谢耀的剧本《瓷器》（Porcelain and A Language of Their Own:Two Plays,1997）中也得到了再现：19岁的约翰·李面临着作为亚裔和同性恋的双重歧视，在伦敦的一个公厕里枪杀了他的情人。此外，赵惠纯在《猴王》（Monkey King,1997）中以华裔家庭的乱伦为题材，触及了华裔经历的另一阴暗面。这些新生代华裔作家的创作在延续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动物保护、混血华裔经历、华裔同性恋情和乱伦等主题，超越了华裔文学传统的题材和主题边界。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刑法的态度是为了强调两种罪的犯罪人主观恶性不同，而非在对待卖淫幼女的认定上违背法理。这不是承认卖淫幼女的具有“性同意”的权利，而是将强制性犯罪与非强制性犯罪划清界限。若在嫖宿的过程中有强制性行为的发生，完全可以转化为强奸罪，若情节严重更可以适用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条文(具体使用规则见下文)。

经典华裔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淡化族裔元素，不惟刻写华裔的美国经验，也把目光投向全人类，探讨和平和命运等超越族裔性的普适主题，超越了传统华裔文学的主题边界。⑲新生代华裔作家也在继续刻写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动物保护、同性恋情和乱伦等普适或“另类”主题。同样超越华裔文学传统边界的还有哈金等新移民华裔作家以白人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和加西亚等其他族裔作家以华裔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这些文本形成了“作家身体”和“作品身体”之间的差异，是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

据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始建于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经多次大学演变于1931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改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同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后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以哈金的《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2011）为例，该书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结合史料，讲述了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金陵女子学院开设难民营，保护妇女儿童，抵抗日军暴行，成立家庭工艺学校等人道主义行动，塑造了魏特林这一“女菩萨”形象。作品集中刻写了日军的暴行以及魏特林和拉贝等白人的人道主义行为，再现了战争与创伤和人性等恒久主题，是对哈金之前“文革”和移民经历书写的背离。闵安琪的《中国珍珠》（Pearl of China:A Novel,2010）也是“作家身体”与“文本身体”不一致的“越界”文本。小说以赛珍珠一家在镇江的生活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叙事者和赛珍珠的跨国姐妹情，塑造了敢爱敢恨、在男权文化中努力追求文学梦想的赛珍珠形象。这些“越界”文本呈现出“作家身体”和“文本身体”之间的差异，拷问了传统华裔文学的边界和疆域。

美国白人作家或其他族裔作家以华人或华裔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也同样构成了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⑳美国古巴裔作家加西亚的《猎猴》（Monkey Hunting,2004）以古巴陈姓华裔家庭三代人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家长陈潘、陈潘的中国孙女陈芳、陈攀的曾孙多明戈·陈，以及陈家其他人员在古巴、美国、中国、越南的经历，在地理空间和叙事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跨国性。再现了由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迫害、自由移民等引发的种族杂交和文化混合现象，塑造了陈攀、多明戈、陈芳等正面华人形象。作家的身体——美国古巴裔女性作家和文本中主人公的身体——古巴华裔（陈攀）、古巴本土混血儿（卢克莱西娅）、美籍华裔（多明戈和他的父亲）、中国人（陈芳）呈现出明显差异，是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这是《猎猴》之为“越界”文本的第一个层面。小说作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还体现在对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超越上。文本通过多视角（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多线索、非线性叙事的叙事手法，通过陈攀、卢克莱西娅、洛伦佐、陈芳、多明戈的经历再现了由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等原因导致的人口跨区域流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族/族裔混交和文化混合等现象。小说也延续了华裔文学的传统主题，如种族歧视、身份焦虑，但这些主题只处于边缘位置，小说集中刻写的是人口流动所催生的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以及战争和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创伤。在《猎猴》中，种族与文化的互动融合已超过了黄白两个种族和中美两种文化，牵涉了4个种族/族裔和5种文化，是对华裔文学传统主题的继承和超越。这是《猎猴》作为华裔文学中“越界”文本的另一层面。

华裔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边界的过程。随着相对于传统华裔文学边界“越界”文本的出现，华裔文学面临着固守疆域或解辖域化的选择。放开华裔文学边界，以流动和生成的视角来看待华裔文学，将“越界”文本纳入其中，既可以让华裔文学在异质性中获得生命力，也可以破除华裔文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畛域，消除华裔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种族隔离现象。这些“越界”文本对华裔文学批评也有启示。首先，当前的华裔文学研究对这些“越界”文本关注不够，将它们纳入华裔文学可以丰富华裔文学研究的内容，拓展华裔文学批评的空间。其次，这些“越界”文本对华裔文学以种族和性别等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要求用新的批评视角来解读这些作品。

三、解辖域化功能

按照“越界”文本的定义，华裔文学中也有不少文本呈现出“作家身体”和“文本身体”之间的差异，即华裔作家把白人或其他族裔人物作为作品中的严肃主人公，或白人或其他族裔作家把华人作为作品中的严肃主人公。这是从作家的族群身份和作品内容两方面来定义的“越界”文本。此外，华裔文学中还有超越传统华裔文学主题的“越界”文本⑭，这两个层面的“越界”文本多有重合，比如谭恩美探讨生态、人权和命运等问题的《拯救溺水鱼》（SavingFish from Drowning,2005）便主要以美国中产白人为主人公，呈现出“作家身体”和“文本身体”之间的差异。在此，我们以汤亭亭等经典华裔作家、谢耀等新生代华裔作家，哈金等新移民华裔作家和加西亚等非华裔作家的创作为例，概述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然后借用巴赫金的边界思想和德勒兹的“根茎”概念，讨论华裔文学的边界问题，以及这些“越界”文本所具有的解辖域化功能。

⑭程爱民对华裔文学进行分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开创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折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繁荣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华裔文学中的不同主题：华人在两个世界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华人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困惑，华人寻找自身价值和寻求文化沟通。见程爱民：《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外国语》2003年第6期，第46-54页。蒲若茜把华裔文学的母题归纳为唐人街、母与女、父与子，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研究华裔文学主题的还有丁夏林：《血统·文化身份与美国化：美国华裔小说主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些主题研究多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华裔文学主题与华裔经验之间的关系，而汤亭亭的《第五和平书》、谭恩美的《拯救溺水鱼》、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等作品已经淡化了族裔色彩，其主题也不囿于与传统华裔经验关系密切的文化冲突、身份困惑、性别之争等主体，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普适倾向。

放开华裔文学边界也是华裔文学反种族主义精神的内在要求。就美国本土视角来看，华裔文学及其批评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发掘华裔被掩埋的历史，通过再现华裔对美国的贡献以及所遭受的歧视，为华裔争取权利，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华裔文学诞生于美国平权运动的社会历史语境，它本身是反本质化和反种族主义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金惠经在为亚裔文学划定边界的时候就为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本质化和种族主义后果表示担心，指出她之所以为亚裔文学划定边界是为了证实亚裔文学这一学科的存在，“但美国亚裔身份从来都不具有种族排他性”。㉖如果把白人或其他族裔作家创作的以华裔为严肃主人公的文本排除在华裔文学之外，就有可能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违背华裔文学反本质化和反种族主义的精神。珍妮佛·何认为美国亚裔文学应当接纳非亚裔作家的作品，这一做法是一种进步和反种族主义的举动，它有利于重申亚美研究追求社会平等的主张，扩大亚美文学批评的空间。⑬放开华裔文学边界，吸纳白人作家以华裔为严肃主人公的作品可以破除华裔文学的畛域，扩大华裔文学的批评空间，既符合华裔文学反种族主义的精神，也可以增强华裔文学的生命力。

(5) 模型单元选择。为使模型能够尽量反映实际结构的受荷特性，结合ABAQUS有限元软件中相应单元特点[14-15]，在模型中主要涉及了两种单元：

结语

这些“越界”文本在跨越华裔文学传统边界的同时，也逾越了华裔文学学科建制背后的意识形态。华裔文学异于主流文学的题材和阐释方法是费希金所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上的种族隔离现象。索罗斯指出，“读者总是强调并夸大族裔文学作品中的族裔特质，即便这些作品是由英文写成并由美国主要的出版商出版。人们总是用难以捉摸的‘真实性’这一概念来阅读和评判族裔文学作品”。⑪索罗斯说的这种现象是族裔文学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下结域的结果，它确立了自己特有的创作和诗学疆域。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便是对这一疆域边界的挑战，具有解辖域化的功能。然而越界既然是对现有秩序和既有疆域的跨越，势必会招致惩罚。李有成指出，逾越的一方要面对危险和恐惧，因为逾越会招来压制与反击。㉑这种惩罚作为权力的行使方式，是一种福柯所说的细节的政治，体现在社会建制之中。那些凸显中国文化元素，再现母女冲突等传统华裔文学主题的作品会得到主流社会出版商和评论家的肯定，而这些“越界”作品则会受到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冷落。这是一种隐蔽和温和的惩罚方式，目的在于对华裔作家进行规训，将华裔作家和华裔文学限制在特定的疆域内。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就曾拿谭恩美的《喜福会》和汤亭亭的《猴行者：他的伪书》（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Book,1989）进行对比，认为这两部作品都有着“高超的艺术成就并获得了批评家的好评”，但后者却远没有前者畅销。在黄秀玲看来，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喜福会》迎合了主流社会对华裔文学的期许和女权主义对母性谱系文学传统的呼唤。㉒同样出自谭恩美之手，她的《拯救溺水鱼》因背离了以往作品中族裔或母女冲突的主题，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冷落。张琼认为，“谭恩美一旦离开了族裔或母女冲突的主题，便多少离开了主流批评的关注，这从近年来国内外对此部作品的批评性研究不多可以得到印证”。⑰可见，华裔作家的创作多少受到了华裔文学建制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些“越界”文本因其解辖域化功能而受到规训和惩罚。但“越界”是改变现状、破除华裔文学畛域的基础，而学科的生命力也在于边界纵横交织而形成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①1974年，赵健秀等在《哎咦！美国亚裔作家选集》中把美国亚裔文学的内涵界定为“亚裔美国感”，认为只有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对祖籍国的感知是通过影视传媒和书籍报刊等间接手段获得的亚裔作家才是美国亚裔作家。就作家的族裔而言，《哎咦！》中收录的只有华裔、菲律宾裔和日裔作家的作品。赵健秀在此为美国亚裔文学划定了两条边界：作家是美国本土出生成长的亚裔美国人，作品要传达“亚裔美国感”。这就把移民作家排除在美国亚裔作家之外。1991年，赵健秀为亚裔文学重划边界，再次缩小了亚裔文学的疆域。是年，他在《大哎咦！》序言中把出生在美国并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和黄哲伦等作家称为“伪华裔作家”，认为他们利用并扭曲中国文化来迎合主流社会的阅读趣味，再现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其作品不能传达“亚裔美国感”，从而将他们排除在美国亚裔作家之外。赵健秀仍然把“亚裔美国感”作为界定美国亚裔作家的标准，但他此时对“亚裔美国感”的界定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男权主义色彩，进一步缩小了亚裔作家的外延和亚裔文学的疆域。收入选集中的华裔作家只有水仙花、徐忠雄、雷霆超、赵健秀、陈耀光、雷祖威和林永得等，黄玉雪、汤亭亭和谭恩美等经典华裔作家被排除在外。金惠经（Elaine Kim）在《美国亚裔文学：概述与社会背景》中为亚裔文学重划界限，把美国亚裔文学定义为有“中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血统的美国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亚裔美国人用英语写的关于亚洲的作品则不属于亚裔美国文学，除非它表达了亚美意识”。相比于赵健秀的定义，金惠经对亚裔文学的定义要相对宽泛，除了在作家的族裔上增加了菲律宾裔，还放开了作家出生地的界限，且“亚美意识”的内涵要远大于“亚裔美国感”的内涵，亚裔文学的疆域得到了较大扩展。见Frank Chin etal.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NewYork：Meridian,1991,p.13;Elaine H.Kim.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P,1982,p.xi-xii；对“亚裔美国感”的论述，见蒲若茜：《“亚裔美国感”溯源》，《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97-106页。

里帕对阿尔恰托的借鉴多数会坦诚地写明出处。比如在1611年版《图像学》中，明确标示出自《徽志集》的拟人形象就有：第308页的“Lascivia”（纵欲）方案 A，出自《徽志集》LXXIX（79,1-6）；第 443页的“Prudenza”（谨慎）方案B，摘引《徽志集》CCX（210,1-2）与 XX（20,1-4）共两处；页 526的“Vendetta”（复仇）方案 B，引《徽志集》CLXXIII（173,1-6）；第540页的“Virtùnella medaglia di Lucio Vero”（卢西斯皇帝像章上的美德），引用《徽志集》XIV（14,1-4）；等等。

②Koshy,Susan.“The Fiction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9（1996）,p.315.

③金惠经界定亚裔文学时，提到的亚裔作家只有华裔、日裔、韩裔和菲律宾裔。1965年移民法案以来，亚裔作家中又有了孟加拉裔、缅甸裔、柬埔寨裔、印尼裔等。见Kim,Elaine.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P,1982,p.xi-xii;Cheung,King-Kok.“Review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King-Kok Cheung,ed.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Cambridge UP,1997,p.3.

④文中的“越界”主要指跨越华裔文学现有的学科边界及华裔文学创作和批评背后的意识形态边界。对“越界”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讨论，见Jenks,Chris.Transgression.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2003.

⑤文中新移民华裔作家指改革开放前后从大陆赴美并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华裔作家。该定义参照了陈贤茂和吴亦锜对新移民文学的定义，见吴亦锜、陈涵平：《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社，第19页。

⑥Foucault,Michel.“Preface toTransgression.”Michel Foucault,ed.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Ithaca and NewYork：Cornell UP,1977,p.34.

⑧Kim,Elaine.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P,1982,p.xi-xii.

1.诊断[15]：结核病可发生在任何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艾滋病患者。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诊断需要结合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病理学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来进行综合判断，尤其要注意发生于HIV感染者的结核病在临床表现以及诊断方面有其自身特点，不能将一般结核病的诊断方法简单地套用于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诊断中，在进行诊断时应注意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患者的表现与普通结核病患者类似，而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的患者常表现为肺外结核病。抗酸染色涂片和培养仍是确诊结核病的主要方法。

⑦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94页。

Parking Violation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OpenCV and Machine Learning……………LIU Hai， TAN Zhonghui(2·65)

⑨吴冰：《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7页。

⑩费希金赞扬尹晓煌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中打破语言边界、将中英文书写的华裔文学作品放在一起研究的做法。见Fishkin,Shelley.“Crossroads of Culture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November 12,2004.”American Quarterly 57（2005）,p.26；尹晓煌著、徐颖果译：《美国华裔文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华人/华裔作家用汉语创作的关于其在海外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一般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如果作家是留学生，尤其是港台澳留学生，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被称为留学生文学。华文文学或留学生文学一般是国内中文系的学科分支和研究对象，而华人/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关于其在海外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一般被称为华裔文学，是英文系的学科分支和研究对象。但这种学科划分并非界限分明，有不少学者打通语言的界限，把中英文作品放在一起研究，如尹晓煌的《美国华裔文学史》，胡勇的《文化的乡愁》等。出于作者的学科背景和可操作性的考虑，本文所讨论的“越界”文本仅限于华裔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但这种做法又与文章所提倡的“越界”精神不符。事实上，无论是华裔文学还是华文文学，跨区域、跨语言和跨文化都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比如刘俊在《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2014）中就重点研究了世界华文文学中的跨区域和跨文化现象。严歌苓、朱小棣、王蕤等作家也打破创作的语言边界，用中英两种语言从事文学创作。在全球化和提倡跨界的背景下，打通华人/华裔作家创作的语言边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发掘华人/华裔作家的创作诗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⑪ Sollors,Werner.Beyond Ethnicity: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NewYork：Oxford UP,1986，p.252,p.7.

⑫Fishkin,Shelley.“Desegregating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Emory Elliot et al,eds.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Oxford：Oxford UP,2002,p.121,p.121,p.131.

⑬Ho,Jennifer.“The Place ofTransgressive Texts in Asian American Epistemology.”Modern Fiction Studies 56（2010）,p.206,p.217.

德勒兹对边界问题也有所论述，集中体现在“根茎”和“褶子”（fold）两个概念上。德勒兹肯定边陲的存在和力量，比如他强调弱势语言和少数族裔文学（minor literature）对强势语言和主流文学的解辖域化功能。但德勒兹有着更深的哲学关怀，他之所欲并非仅仅在于肯定边陲的力量，而是从根本上取消西方谱系化、中心化和等级化的思维方式，代之以流动和生成的思维方式。根茎（rhizome）便是德勒兹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隐喻。在《千高原》“导论：根茎”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根茎这个隐喻表达了去中心和非等级化的思想。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根茎和树进行对比，认为根茎具有连接性、异质性、多元性和非示意的断裂性等特点，所有根茎中的元素互相存在，没有统一结构，且根茎中的任一元素都有与其它元素连接的潜力。根茎就像一块拼布床单，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向不可预见的方向编织着。㉔显然，根茎是一个反边界、去中心和反层级的概念。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话来说，“根茎是一种反谱系”，“与中心化（甚至是多重中心化）的系统（此种系统具有沟通的等级化模式和既定途径）相对立，根茎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一位将军，也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相反，它仅仅为一种状态的流动所界定”。㉕德勒兹提出的“根茎”是一个边界纵横交织、各种元素互相连接的概念，是一个充满异质性和反层级、去中心的概念。华裔文学通过划定边界来结域的做法是一种确定谱系和疆域的做法，与德勒兹根茎的思想相左。用德勒兹的根茎思想来检视华裔文学，华裔文学应当是一个各种元素纵横交织，疆域处于不断流变状态的系统，而不是一个疆界明晰固定的系统。华裔文学中的“越界”文本具有解辖域化的功能，它可以使华裔文学进入生成和流变的过程，破除学科本身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畛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裔文学应当放开边界，将“越界”文本纳入其中，破除其固有的畛域，在流动和生成的过程中获得异质性和生命力。

⑮汤亭亭和谭恩美等经典华裔作家创作转型的原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不多。

2．2 组织病理学改变 A组造模后，光镜下6h左右可见粘膜下层或固有层严重分离，肠绒毛腺体崩解分离、脱落缺失；12h部分肠绒毛上皮细胞开始修复，但轮廓不清；B组病理组织学改变较A组轻微，2h黏膜下层和肌层仅轻度水肿；6h粘膜下层或固有层轻中度分离，肠绒毛结构基本存在；12h修复明显。C组和D组肠绒毛完整，两组无明显不同。各组新生鼠肠组织损伤病理评分见表1。

⑯徐颖果：《汤亭亭〈第五和平之书〉的文化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大口径井施工工艺：平整场地→钻机安装→钻进成孔→测斜测井→冲孔换浆→井管安装→围填滤料、止水→洗井→抽水试验→资料整理。

⑰张琼：《谁在诉说，谁在倾听：谭恩美〈拯救溺水鱼〉的叙事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

⑱这批新生代华裔作家大都出生在60年代前后，以女性作家为主。他们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成长，其文化和族裔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赵文书借鉴格拉辛（Daniel Grassian）的说法，把这批华裔作家称为“X一代华裔作家”，认为这批作家的作品以“混杂性”（hybridity）为其鲜明色彩之一，“既受大的美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同时也更直接地受到华人和华裔在美国的历史的影响”。本文将这批作家称为新生代华裔作家。见Daniel Grassian.Hybridity Fiction:American Literatrue and Generation X.Jefferson：McFarland and Company,Inc.,2003；赵文书：《X一代华美小说简论》，《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第80-86页。对新生代华裔作家创作情况的概述，见赵文书：《跨世纪华裔美国文学鸟瞰》，吴冰、王立礼主编：《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59页。

⑲汤亭亭等经典华裔作家新作中的普适主题并不排除当前华裔文学创作中的传统主题，如任璧莲的《世界与小镇》（World and Town,2010）依然以华裔人物为焦点，以移民经验为中心。见张琼：《族裔、文化与情感的动态建构——论任璧莲的〈世界与小镇〉》，《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5期。

⑳美国白人作家对华人的描写早已有之，比如多纳的《共和国的最后日子》，哈特的《异教徒中国佬》，比格斯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等。只不过在这些作品中，华人大都以脸谱化的形象出现，算不上严肃的主人公。

㉑李有成：《逾越：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㉒Wong,Sau-ling Cynthia.“‘Sugar Sisterhood’：Situating the Amy Tan Phenomenon.”David Palumbo-Liu,ed.The Ethnic Canon:Histories,Institutions,and Interventions.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175.

㉓巴赫金著、钱中文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4页。

㉔ Holland,W.Eugene.A Reader’s Guide:Deleuze and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London：Bloomsbury,2013,p.39.

㉕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㉖Kim,H.Elaine.“Foreword.”Shirley Geok-lin Lim and Amy Ling,eds.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Philadelphia：Temple UP,1992,p.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