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那么，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与方法是什么呢？传统文化是如何转化成时代性的新文化呢？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具有多种途径，因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具有多种路径。本文探讨的有3种：阐释性路径、涵养性路径、实践性路径。阐释性路径指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当的阐释而使之转化；涵养性路径指传统文化通过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现转化；实践性路径指通过传统经典的逆向诠释和以传统价值观指导道德实践而使传统文化实现转化。这3种转化方式各有特点，分别代表一种转化路径。

常态环境下的财务管理机制，难以对企业各环节进行有效评价。但财务评价是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其对于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财务部门可利用大数据理念，寻找各部门的成本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对其进行成本分析。在具体的工作中，财务部门首先应对各生产环节所带来的成本进行解析。例如，储运环节的成本，可被分解为运输车辆的维护成本与采购成本、人员开支、能源消耗、场地成本、长途运输成本等项目。之后，财务部门应将各项目的支出与常态环境下支出进行对比，从而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得以体现。

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阐释路径

所谓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阐释”路径，是指传统文化通过被“阐释”而转化成现代性新文化。“阐释”是传统文化进行时代性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那么，这种阐释是如何发生的呢？

妈妈帮我检查作业时，告诉我那题的判断是错误的。我问妈妈为什么，她说：“我们家正好有个放大镜，你自己可以去试试。”

在本文中，阐释、解释、诠释是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的。何谓阐释？阐释也就是解释，是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合理地说明事物变化的原因、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现代解释学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认识增长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范式。近些年，学界不少人喜欢用解释学的分析范式来套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也用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这固然丰富了分析问题的视角，深化了对问题的理解，但文本的诠释和传统文化的转化毕竟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问题。所以，传统文化转化的“解释”与解释学中的“解释”很显然并不是一回事，一味用解释学来套解传统文化的转化，恐惶只是依样画瓢，不能揭示其中的真谛。解释学中的“解释”，是针对抽象文本作做的理解、解释与应用。“是一种对原来生产品的再生产，一种对已认识的东西的再认识。”[1]433是基于两种视域的融合而产生的新认识。

本文所指明的“阐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称的“讲清楚”。“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这里的“讲清楚”，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解释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涉及到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上，虽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系统专门的解释学，但有关解释的方法、原则还是具备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 “总结”并“继承”，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阐释方法。汲取、继承、弘扬、批判、扬弃，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阐释的关键步骤和环节。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针对传统文化的解释学，并不复杂，也无须复杂，就是在讲清楚的基础上，努力汲取、批判、继承并努力弘扬。成中英给“解释”所下的定义是：“阐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4]再结合习总书记的指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5]可见，对传统文化的阐释，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分析传统文化，从中发掘有价值的因素。这就是使传统文转化成现代文化的“阐释路径”。

“阐释”在传统文化的转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桥梁可能有许多条，但“阐释”是它们之间连接的最重要的一条桥梁之一。因为传统与现代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一旦涉及到二者的关系或相互转化的问题，肯定是指其中的观念或话语体系的联系或转换，而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变换，舍弃“阐释”一途，似乎更无其他方便捷径。那么，该如何阐释？阐释包含理解，而理解“是将自己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1]433理解是解释的一部分，将自己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之中，即深入传统内部，像宋明理学家出入佛老一样，有一个进入又走出的过程。因此，阐释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话语体系进行理解、分析与批判，并进行重构，形成新的观念、话语、文化体系。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称的“格式化”。“传统价值观时代性转化的关键环节是‘阐释’，传统价值观经过阐释而被‘格式化’，从而与时代语境相兼容。”[6]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一般人只从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角度来看待“涵养”，即核心价值观因传统文化得以构建和发展。但也应注意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涵养，即传统文化因涵养而蜕变、改观、转化、升华。

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也称国家价值观。国家价值观指国家治理活动所遵循的价值原则和理想，而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观念问题，无非是权力的运行规则、公平性、执政理念、独立性、统一性以及民族精神等问题。解释活动就是对这些观念内容进行分析批判，进而吸收其合理的内容。关于国家价值观的话语表述无非包括两个方面：关于权力的话语和国家软实力话语。关于权力的话语指权力的来源、合法性依据、权力的运行规划、资源的分配法则，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定位；关于软实力的话语包括：国家的形象设计、国家理想的追求以及关于富强、财富、独立、统一等价值理念的解释和追求。中国共产党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以后，取得全国性的政权，同时构建了一套逻辑严密、内容丰富的关于国家权力的价值观话语。如“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观话语。

关于国家形象的塑造，我们追求富强、独立、统一。泱泱大国的历史记忆，强化了国家对这些价值的追求，经过几十年的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以“民主”为核心理念，独立、富强、统一为价值理想，以“权力公有”为价值追求的国家价值观体系建立起来，这套价值观话语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想的继承和发展，经过多年的宣传和强化，这套话语系统已日益深入人心，并起到了强大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它使数十亿中国人民取得国家价值观上的认同。

回国了，在家又过回没有暖气的日子。冰岛虽然连夏天都穿羽绒服，屋里却可以无法无天，穿短袖，吃西瓜，而回到家乡，只能窝在沙发上，裹毯子，喝热水，瑟瑟发抖。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南方人，自从享受了暖气的小确幸，发现再也离不开这项神奇发明。毕竟到了冬天，这条命是暖气给的。

传统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和为贵”，忠恕之道、仁爱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天人相与、民胞物与、赞天地之化育；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中庸、克己复礼、修治齐平。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个体层面，同样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如身心合一、内圣外王、圆融无碍等等，无不表达和勾勒了个体价值观的中国特色。

那么，这些国家、社会和个体的价值观是如何经过阐释而进入现代社会，进入当今的中国的时代语境？有学者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就是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本身，以社会现实的时代要求为标准，以服务现代化建设为目的，从新的时代条件出发创造性地对文化传统做出新的调整和充实，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形式，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的一种文化自我生成过程。”[7]也就是说，对传统价值观三个层面的阐释，需要以时代要求为标准，对传统价值观做出新的调整和充实。站在当今的时代立场来看，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的要求出发，来分析传统文化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从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来看，中国自建国以来，国家价值观建设已非常成功，这种成功的标志是建立了一套以“人民”为中心的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依靠这套话语的调节和宣传，形成了民众对党和国家的强烈的认同。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等等，突显了人民的地位和民主的价值取向。所以，凡是与民主、独立、富强、文明、公有、平等、统一等相通的话语和概念，具有相互通约和吸取的可能。若是相反和对立，就没有通约的可能。以此来衡量传统价值观中的民本思想、统一性追求、独立自强意识，它们与当今的民主等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关联，因而具有解释的可能性，也具有解释的必要。运用现代的概念或语汇对之进行整合和诠释，完全可以充实到当今的国家价值观话语中来，而古代国家话语中“君权神授”的观念、“天帝”崇拜、“天命”秩序的观念等关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与当今的民主、公正、文明观念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没有通约的可能，两者的运思方式和话语表达似乎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人民主权”与“王权世袭”，民主与专制之间无疑是整合不到一块去的，因而对于这些具有专制和旧社会痕迹的价值观念，理应剔除之。

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200美元。无数家庭，最大的烦恼，是能不能解决温饱；整个国家，最大的忧虑，是会不会被“开除球籍”。

至于风俗型传统，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已转化成了当今的生活样态。风俗是各种传统元素的整体性延续，其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转化的过程。后来的文化，不管如何变化，保存在风俗习惯之中的总是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理想。容颜在变而脊梁不变。就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中，传统文化完成了蜕变，实现了转化。

可见，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阐释路径，就是将新与旧两种话语、价值观进行比较，求同存异，去粗取精，重构新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体系。

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涵养路径

所谓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涵养路径是指传统文化通过为现代文化和时代精神提供滋养而使自己得以提升、升华，从而完成转化。

我县其中部分的建筑保留60、70年代的建筑。其中局部新建新式的建筑呈点状布置。个别的住户也对建筑的局部也进行了加固改造，整个村落的建筑形式以砖混形式为主，木质结构的建筑现在已不满足居民需求，在不久将逐步改造维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状的住户环境仍然需要提高，公共设施需要改善，村貌需要整体的协调型设计。

那么，传统文化是如何为现代理念提供滋养的？它们在提供滋养的同时，又如何完成自身蜕变的？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好比植物生长的土壤，而现代文化和时代精神好比土壤上生长的作物，土壤通过源源不断地提供养料而使作物得以生长。土壤里的某些营养成分，成为作物的一部分，也就是成为新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传统文化通过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时代精神而使自身的精神元素在当今时代的土壤里开出灿烂的鲜花。

一般来说，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主要是针对传统价值观的阐释，而价值观是分为三个层次的，即国家层面的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个体层面的价值观。因而，对传统价值观的阐释又归结为对三个层面传统价值观的阐释。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是个笼统的概念，其实，它的内部还是可以进行细分的，它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各种载体而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因而，它也具有不同的面相，不同的形式。这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传统文化接触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通道来进行的。一种文化体系总分为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可能体现为核心观念和思想，它也可能体现为制度设计，它还可以表现为多姿多彩的物质形态，它还可以表现为各地流行的风俗习惯。结合学术的研究和日常的经验，我们可以把传统文化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知识型、价值型、制度型、风俗型。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从各个侧面影响着时代精神的发育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青”与“白”是日本古代的基本色，在经历了平安到桃山的浓丽色彩风格后，由于禅宗的影响，日本人的色彩意识从绚烂归于平淡，转而追求自然色，并更进一步迈向佛教境界的“无色”。芭蕉回避浓艳的色彩无疑在色彩审美上继承了日本传统，也表现了个人在艺术风格上的追求。

制度型传统文化，指历史上为传播各种价值观、思想信仰或统治者意志以及维护统治秩序而设计的各种文化符号、象征、体制、礼仪及各种模式化程序与惯例。它有广、狭二义，广义上它包括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狭义上它指价值、文化、思想传播的体制与制度。

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关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表述，是以“君权神授”为主要叙事框架的，它在天帝和王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从而建立了一种地天相通的王权合法性的理论说明。对权力的运作，在王权世袭的古代，当然谈不上民主思想，但与“民主”思想具有浓厚亲缘关系的“民本”、“德治”思想在古代的国家价值观话语中却异常丰富。儒家思想就是因为注重对民生、民众利益的保护而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其传承并发展了的德治思想开创了人类生活中独具一格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试图不通过严刑峻法而使国家达到治理，通过开掘人类心灵中那种美好的善良本性而达到人类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儒家“德治”模式所贯穿的治理原则就是“以民为本”。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和国家秩序，里面渗透的核心原则是“亲亲”“尊尊”，而这亲亲尊尊原则正是民本思想的轴心和逻辑构架。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本思想的根基来源于家庭亲情的情感关系，经过思想家的建构，建立了别具一格的民本思想和德治理论。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孟子，它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震古铄今。其关于井田制理想的设计，贯穿着浓厚的儒家“大同”原则，而大同原则又贯穿着浓厚的民本理念。就国家理想而言，公平、秩序、独立、统一，这是中国人渗透在骨子里的对于国家的寄托和希望。“吾不患寡而患不均”，体现了对国家制度的公平性的追求。《春秋》一部经典，念兹在兹的就是“大一统”，独立与统一渗透在国家治理活动的每一步。

知识型传统具有客观的性质，这种客观的性质保证了历史文化知识体系的稳定性。我们对自身民族传统的了解，首先总是从知识型传统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自身传统的了解都是依赖于知识型传统的教育和学习。知识型传统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入门口。

价值型传统文化是指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体系。传统文化中所突显的民族精神以及普遍性社会信仰，也就是传统的价值系统。价值型传统文化总体表现为：传统的价值观、思想观念、民族精神。它们要么专属地以价值伦理准则和规范性要求表现出来，要么体现在各种知识体系和制度性安排之中，所以有时候知识型传统和价值型传统是不可分割的。在思想世界的逻辑分析中是可分的，在现实中是不分的。如古代思想家所建构的思想体系，就思想本身来说，它包括概念、逻辑运思、分析事物的角度等都属于知识体系，也就是知识型传统，但这种知识体系总是阐述和介绍某种价值观的。那么，这种被阐释的价值观，又属于价值和伦理型传统。总体而言，价值型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性部分，涉及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价值型传统除了专门制订的伦理规则之外，很少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它总是寓于其他形态的传统之中。一般来说，我们对价值型传统的学习和了解离不开对知识型传统的学习和了解，也可以这么说，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努力学习和了解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不仅仅是为了熟悉几个历史掌故、几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而是透过表面的知识现象，而触摸到那种民族性的精神内核。可见，对价值型传统的了解，离不开对知识型传统的熟悉和了解。

知识型传统文化，即指传统文化以知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类型。知识型传统文化包括以下内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科技等各方面的经验性知识，它们是古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的总结，以及古人从事各种改造自然和社会活动本身的记录。这些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信息贮存在各种经典文本并通过各种媒介和宣传渠道反映于人们头脑中形成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分门别类地归入各门学科，从而形成各门学科的中国历史，这些关于“史”的知识，属于传统文化的知识类型。

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如果说知识型传统文化是基础，价值型传统文化是精神气质，制度型传统文化则是文化体系的骨架，制度是文化体系的基本框架。制度通过规范化的程序使价值观得以流传。

在一般的文化理论中，制度被认为是文化体系的一个层级，它处于精神文化与器物文化的中间地带。这说明，制度是文化的一种重要构型或者说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本文所称的制度，主要指狭义的制度，即各种文化符号、象征、体制、礼仪等各种模式化的程序与惯例。如传统的教育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孔庙陪祀从祀制度、乡村私塾制度以及各种礼仪。各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对制度的传承主要偏重于古代流行的并在执行中对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被证明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的制度。

就制度型传统文化而言，制度是人类本身的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是制度的动物，制度对人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对人的行为还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制度之所以具有引导作用，主要还是因为制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是通往理想目标的最佳通道。也就是说，制度是核心价值观的输送渠道。传统的制度本身就表达和传导了传统的价值观。那么，传统的制度如何完成从传统到当代的转化呢？由于制度体现在方方面面，政治方面的制度由于涉及到权力的支配和运用，对于为旧权力服务的制度，本身不具有时代的合法性，当然没有延续和继承的价值，所以没有必要实施转化。但传统的国家制度的运作，大体形成了追求独立、富强、统一的政治理想，因而形成从百姓到社会精英都具有的总体的国家理想。自古以来，“大一统”、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政权统一、文化统一的制度理想和国家理想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

风俗型传统体现为各地流行的风俗习惯等活态型文化。风俗就是历史沿袭和发展而成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今沿用的各种风尚，如婚、丧、祭等，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而沿袭下来成为习惯性行为方式，它支配着人们的共同生活。风俗型传统是一种活态传统，它与上述几种传统类型不一样，它是历朝历代相沿成习的生活样态。它不是固定在历史的记忆中而是活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它是传统的日常生活样式在生活场景中的遗留。虽名为传统但却是在现实的场景中存活；名为现实生活，它却保留着传统的样式。因此，这种特殊类型的传统，可以说是传统的“活化石”，在生活中能够体会到的传统，才是真正的传统，因为它是传统对生活干预、影响的直接例证。

那么，各种类型的传统是如何通过涵养时代精神而实现自身的转化与提升？

从知识型传统来看，它对当代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形成，可以提供知识和理性的支撑。依托传统的知识背景，可以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明白了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本质特征。一个人经常阅读本国的古书，可以培养一种特别的情操。当代人道德情操的养成依赖于一种特别的途径，那就是阅读经典，也就是接受传统知识的熏陶。知识是理性和情感产生的基础，也是实践得以落实的基础，因此，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普及，也就是说传统历史文化知识可以成为时代的精神营养。正如一个人一样，知识可以转化成某种精神的力量，知识可以转化成一种能力，也可以转化成一种精神气质，还可以转化成一种道德品性。对一个民族而言，对自己的民族传统了解得越多，对民族的精神特质体会得越深，就越能产生某种深厚的情感。所以，知识传统是一种纽带，可以拉近古人与今人心灵的距离，从而对本民族传统产生亲切感，并进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如果对本民族以往的历史一无所知，则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不可能产生的。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而言，各种价值范畴有特定的内涵和特有的价值指向，其中一些范畴直接从传统语汇中移植过来，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如果对传统哲学和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则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当今的价值观范畴，也有利于准确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也因为提供知识的支撑而夯实了民族化的理性地基。在这种支撑过程中，传统文化也就转化作当今的价值观的重要的部分。

就道德生活而言，人类的道德实践表面上依赖于道德规范的指引，而道德规范也是从历史的道德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历史上的道德实践案例，有关的理论阐述，有关的道德典范的言行都可以成为道德实践的依据，或者说可以成为当今道德实践重要参考和摹本，传统的道德知识也就成为当今道德实践的一种重要动力。

可见，知识型传统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转化为当今的文化精神和时代的价值观。知识型传统是一个民族进行思考、建构国家理想、塑造国家形象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其一些知识元素经过重组与整合之后，进入新的时代情境，成为新的精神大厦，成为新的文化体系的重要成份。知识虽然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但与不同的东西相搭配可能引起质的改观，因而又会呈现新的面貌，营造新的文化情境，因而又转化成新的文化理念、新的观念系统。

就价值型传统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价值观而言的。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8]这里说的“不能割断历史”就是指保持价值观的延续性，让它在民族的生活中继续闪光，成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人类的文化体系中，总有某种东西具有恒久的价值，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它的价值。其他的东西可能会改变甚至消逝，但它们却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性意义。文化体系中的这种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就是精神性成分，即价值观或价值观体系。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一样，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传统文化有不同的结构层次，不同的文化要素，在时间的延续性上也是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则是这种具有恒久价值的可延续性的要素。按照前一部分的解释，传统文化中，凡为王权作辩护的理论和观念，不具有阐释的价值。相反，则有阐释的价值。传统价值观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关，与封建王朝的权力体系并不具有休戚相关的内在关联，因而具有阐释的价值，也就是说具有可延续性。因此，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也就是民族的精神命脉，这种精神命脉一旦中断，那么，民族的文化体系也就中断，那这个民族存在的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存在是一种民族存在的标志。

传统价值观的涵养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基础和源泉。新的价值观总是在旧的价值观基础上产生的，价值观总有它的“历史向度”，即历史基础。传统价值观即是新价值观的历史基础。其次，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传统价值观的培育方式和践行途径，也常常被当今的人们拿来作为指导和参照。传统话语的解说对理解当今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传统的英雄和典型人物，其立身行事，也常常被当今拿来作为典型事例进行传扬。因此，传统价值观的涵养作用，不仅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意义”平台，精神营养，更为道德践行提供了样本和范例。正因如此，我们提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一定提到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这种被借鉴，传统价值观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化和提高，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所有学员中除1例因怀孕待产未完成开题报告外，其余学员都完成各项考核指标，顺利通过答辩，按时毕业。各年度学员对首次个案完成时间、开题报告首次交付时间及毕业后1年内学员学术成果统计如下(结果统计时因怀孕未完成开题报告的学员未列在统计内)。具体结果见下表1，成果增长趋势见图1。

制度是个敏感的东西，传统的制度是封建时代的标志与旗帜，往往是封建王朝和封建时代的代名词。但制度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其关于权力的运行法则的制度，即封建的政治制度可能在今天失去其价值和意义，但是在日常生活、个体教育、修身、文化建设以及价值观传播的各种制度，无疑具有某种普遍性价值和恒久的意义。

就社会价值观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强调集体主义，国家与社会本位，倡导社会主义、敬业、爱岗、奉献。两相比较，与国家权力合法性论说的简单粗糙不同，传统儒家的社会价值观话语丰富而又精致。儒家以礼仪为核心的社会调控体系特别善于梳理基层社会关系，“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殖焉，礼行于祖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儒家礼仪中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谐、平等、公正、慈爱，这些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并不矛盾，具有通约的可能性。

三、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指传统文化通过在现实中的应用而实现自身的转化。这种现实应用或实践环节包含以下几方面：传统经典对现代观念的逆向诠释，人们依据传统价值观进行道德实践等等。

古代经典是一种“大传统”，探讨传统文化的作用不能不接触到古代经典对现实的作用和影响问题。探讨经典与时代的关系，可以转化为探讨传统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这二者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传统经典中的一些价值概念和词汇体现和表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体系中，更因为传统经典为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依据和话语资源。甚至可以说传统经典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诠释作用。

此后，生态语言学的理念逐渐引入英语教学的研究领域，国内部分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马瑞娟、任丽及吴宗会以生态语言学为视角分别探讨如何改革本科及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其研究仅涉及本科或研究生公共英语。

李太嶂膂力过人，身体强健，虽说不如张万邦粗壮，力量上却不逊色，双肩被锁后并不慌张，双手上移，反拿对手上臂。他没练过龙爪手、虎爪功、鹰爪功，这样做显然伤害不了对手。此招巧妙之处在于，双方一味较量臂力，指爪上的力道大为减弱。不仅如此，李太嶂力贯双臂后，筋腱肌肉鼓胀起来，肩膀变圆增厚，这样一来，虽说秦铁崖已拿住他双肩，却无法伤其筋骨。这种技巧，跟张万邦防守秦铁崖的方法异曲同工。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传统的经典需要当代人以当代视域对之进行诠释，依传统解释学观点，古代的话语体系无法对当代的观念和思想进行诠释。在解释学的理解中，传统只是一种理解的“前识”，参与到理解和解释活动，它只是一种解释活动的因素，对正确理解和解释有一定的帮助，但无法对对象进行直接解释。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前见本身就构成了人的历史存在，在任何活动发生之前，人都会受到传统观念或旧的价值趋向的左右。”[1]288也就是说，传统在新观念的产生和解释活动中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与时代性观念的融合与互动中而得到发挥。“理解是将自己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1]433“人类思想则秉持另外一种逻辑：它只是在原始返终的过程中，通过加强以往的思想观念与具体的现实语境之间的对话获得自身的更新，保持思想本身的葳蕤生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自主、自觉地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9]可见，在现代解释学语境中，传统作为“前识”，它参与理解和解释活动，产生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互动来达到。但解释学对传统的解释，还是基于一种“互动”“融合”的立场。其立足点还是在“现在”，即现代的解释者才是解释活动的主体。但当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解释活动，特别是理解传统文化在解释活动中的作用之时，传统文化其实也是一种解释的主体，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发挥着解释作用。当然，这种解释与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传统文化的解释是一种逆向解释，它是古代经典对当代观念的解释。一般诠释学上所称的解释我们可以称为正向诠释。正向诠释的诠释主体具有属人性，即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且诠释主体在时间上居于诠释对象之后或同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某种对象进行诠释。诠释主体不可能对还没有产生的对象进行诠释。很显然传统经典对当代价值观的诠释，不属于这种诠释，它是一种与正向诠释相反的逆向诠释。在正向诠释中，传统经典不是属人的存在，即不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它只是具有对象性的精神产品；而在逆向诠释中，则成了一种诠释主体，同时，在时间先后上，一般要求诠释主体居于诠释对象之后或同时，但在逆向诠释活动中，则打破了这种常规，是一种传统对现代的再解释。这是一种特别的诠释类型，它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别的类型，只适合传统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这一种特别的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正向诠释表达的是诠释者与诠释对象之间的认识和理解关系，这种关系的构成，需要两种要素：诠释者和诠释对象。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置于这种关系进行理解，那么，传统经典是诠释对象，当代从事传统经典的学习、研究的人，即是诠释主体。两个诠释要素之间的联结，即可构成一种完整的诠释活动。但这种诠释关系正适合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批判与改造，并不适合解释传统文化在历史的互动中的自主改造能力和自我进化能力。

在年龄方面，18～25岁以下33人，占总体的27.3%；26～30岁26人，占总体的21.5%；31～40岁的受访者最多，共计44人，占总体的36.4%；41～50岁13人，占总体的10.7%；51岁以上有5人，占总体的4.1%。

逆向诠释表达的则是传统文化对现代性观念的改造、矫正、补充和提升功能，表达的是传统文化的自我转化关系。在逆向诠释中，仍然需要认识主体——人的参与才完成。虽然在这种诠释关系中，传统经典被看成是诠释主体，而时代性观念被看成是诠释客体。但这里的主体并非认识和实践的主体，经典只是人的意志的产品，并没有认识和改变对象的能力。准确的意思是，经典可以发挥类似诠释主体之作用，而经典要发挥诠释主体的作用，则必须有人的参与，这样一来，与正向诠释只需两个诠释要素不同，逆向诠释有三个诠释要素：诠释主体1、诠释主体2、诠释对象。这里，诠释主体1指传统经典。诠释主体2指经典的阅读和解释者，诠释对象指时代性观念，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逆向诠释的过程就是阅读者通过阅读传统经典，借用经典的话语和思想去解释时代性观念，将时代性观念与传统观念相连接或相融合，并使之具有传统的向度和特色。传统经典为阅读者提供话语资源，阅读者依据这些传统话语资源来理解现代观念或重塑、重构现代话语体系和现代观念。在这种逆向诠释范式下，传统经典并非纯粹作为文本被阅读和阐释，而是与阅读者一起共同构成诠释主体的角色。经典之所以能作为诠释主体存在，是因为它凭着自己的话语能力，可以重塑和重构现代话语体系，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好、更方便的理解。可见，传统经典通过阅读者的操作，或者说，通过与阅读者的结合可以对当代的价值观进行一种别样的诠释。思想史上，这种逆向诠释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先秦儒家经典与汉代儒家董仲舒的“大一统”观，董仲舒适当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但先秦儒家思想对董仲舒思想有逆向诠释功能。阅读者从先秦儒家思想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董仲舒的思想，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不能缺乏先秦儒学的导引和支撑，这种导引和支撑就是逆向诠释。同样，先秦儒家经典与宋明理学、古希腊哲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都可构成逆向诠释关系。一般来说，当涉及到传统，涉及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某种伟大传统复兴的时候，这种逆向诠释的功能与作用还是很明显的。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复苏和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0]这里所谓的“复兴”“回忆”表达的就是传统经典对后来某一时代的观念进行的逆向诠释。例如，中国的诸子百家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我们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一批原创思想，他们像璀璨的明星闪耀于历史的长空。[11]这些不朽的原创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些原创性的经典，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营养，使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某种时代性的价值观念的推行都是以经典为参照和蓝本。通过经典的原初语义、语意来理解时代性的观念，这样，传统经典对时代观念就产生了诠释行为。对某种观念在理解、解释和应用上提供帮助，传统经典就具有这种行为特征，只是这种诠释需通过与阅读者的合作才能完成。正因为这样，它便与一般性的诠释相区别。

传统经典与现代性观念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种路径，即传统经典通过逆向诠释的方法，重构话语体系，也使传统重新显现于时代化的话语，从而完成转化。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还可以表现在，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可以为当代人的道德实践提供指导。[12]一般而言，优秀的道德总具有它的传统性，传统的道德资源对当今的道德实践具有指导、示范、引导意义。古人的道德实践和修身方法，为当今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具象化的操作指南。这样，通过人的活生生的道德实践，将优秀的传统道德转化为时代化的优秀道德。

总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是对过理论活动和道德践行两种实践活动，而把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时代性的新文化。

西方文明发展演进逻辑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受到西方历史条件、地缘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文明自信演进逻辑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条件的影响。二者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逻辑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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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喜英.时代境遇变迁中乡土文化的规约与走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05):11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