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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校书郎、正字任职经历对士子仕途发展的影响

更新时间:2009-03-28

校书郎、正字是唐代士子的释褐官之一,通常需要有明经、进士或制举出身。其出任校、正职务须经过吏部试判考试,判入等方能授官。唐代后期任校、正除有明经、进士出身,书判入等外,还须制举登科,任职条件颇高;校、正的本职工作为图书文字校对、注释等,此外,还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校、正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足以保证其家庭的正常开销,至少生活不拮据。唐代后期校、正的月俸甚至高过比其秩品高的官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颇受世人推崇。他们甚至和官位比他们高得多的达官交往,往往是达官望族择婿的理想人选。校书、正字的任职经历对唐代读书人日后的仕途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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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阁者,非名声衰落,体命轗轲,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全唐文》卷六九○)符载此语说得非常明白,校书、正字的任职经历对读书人的仕途影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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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演的“八儁”使我们明白校书、正字晋升的路线图:校书、正字职满后,其第二任官应任畿尉,再迁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再任为拾遗、补阙,而后为员外郎、郎中,中书舍人、给事中,中书侍郎、中书令,这是最理想的升迁路线。

进士如果判不入第三等,其释褐官只能授紧县尉,如果要进位到畿县尉,除特殊情况,至少要经过望县尉之任。元稹以明经出身(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及其他史料讲元稹明经及第,惟《旧唐书》元稹本传讲元稹两经及第),判入第四等即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第二任官便可任畿县尉。这样,在晋升时间上较其他县尉为短。

唐代规定,校、正任满后的第二任官应为畿县县尉、主簿。这也是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元和三年(808年)三月诏:“秘书省、宏文馆、崇文馆、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正字,宜委吏部,自今以后,于平留选人中,加功访择,取志行贞退、艺学精通者注拟。综核才实,惟在得人,不须限以登科及判入等第。其校书、正字,限考入畿县尉、簿,任依常格。”(《唐会要》卷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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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其他释褐为中、下县官员的士人,校、正所处的政治地位要优越得多。任中、下县的簿、尉,在晋升速度上远逊于校、正。校、正的第二任官便可出任畿县尉、簿,而这样的位置是中、下县的尉、簿数次迁转才有可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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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县的等级划分,前期有赤、畿、上、中、下。后期因选人多而官少,又划分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而这些县的官员品级也不一样,要从上县尉升到畿县尉,也得迁转数次。(关于唐代各县等级的详细划分,参见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一文,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9-17页)

如果我们将欧阳詹所讲学官的晋升速度与符载所讲校、正的晋升速度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校、正的晋升速度之快:前者三十年方升到员外郎的位置,而后者“不十数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真有天壤之别。

也有释褐为紧县尉的,但其要求颇高,和门荫的高下有关。欧阳詹《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始入仕,一有县尉,或中、或上、或紧,铨衡评才,若地称而命之。至于紧,无得幸而处。而紧中之美者,尤难其人。今年孝廉郎高阳许君授常熟尉者,实紧中之美。君十三举明经,十六登第,后三举进士,皆屈于命。去冬,以前明经从常调,荫资贵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全唐文》卷五九六)

按欧阳詹所讲,学官守选时间为五年,三十年才干到国子助教,国子助教为从六品上阶,与员外郎为同品。

白居易为张仲方写的墓志云:“贞元中进士举及第,博学选登科。初补集贤殿校书郎,丁内忧,丧除,复补正字。选授咸阳县尉。鄜坊节度使辟为判官,奏授监察御史里行,俄而征拜。历殿中,转侍御史,仓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度支郎中。”(《文苑英华》卷九四五)张仲方的晋升途径前期也是按“八儁”的路线前行的,只是张仲方任郎中后,因得罪了当朝宰相,才出任外官,但最后官秘书省秘书监,官秩三品。

元稹虽然只是明经出身,但其解褐官为秘书省校书,甚至没有出任畿县官吏便直接进入拾遗。元稹迁左拾遗,固然是因其参加制举,对策第一,超资授官,但与校书郎的职历不无关系。最明显的是,牛僧孺进士出身,亦曾参加制举,为敕头,但仅授河南伊阙(畿县)尉。从有关资料分析,伊阙尉不是牛僧孺的释褐官。据《旧唐书·杨嗣复传》等记载,杨嗣复为贞元十八年中第无疑,他与牛僧孺同榜,则牛僧孺也是贞元十八年中的进士。

白居易在元和元年(806年)校书郎任满后,为参加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其在“大官乏人由不慎选小官也”条中讲到校、正的升迁途径:“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材,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这里,丞指尚书省左、右丞,郎指侍郎;给者给事中,舍者中书舍人;遗乃拾遗,补乃补阙。白氏所论,与封氏所说基本相同。从白氏所言,校、正为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

唐人如此重视各县的等级,与当时的守选规定大环境密不可分。等级的不同,守选的时间长短也不同。所谓“守选”,指士人每任一官后,必须停官若干年,也就是说,在停官的若干年中,无俸禄和职田地租收入。若干年后,方准集于吏部,参选第二任官(关于唐代的守选制度,可参读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各县等级的不同,决定了其官员守选时间长短。一些县的县令守选时间比畿县尉、簿的守选时间还要长。如天宝五载(746年)春正月,“乙亥,敕大小县令并准畿官吏三选听集”。唐玄宗此敕中的大小县应当指的是畿以下的县,包括以后的望、紧县。从敕文看,这些县的县令原来的守选时间比畿县的尉、簿守选的时间还要长。畿县官的守选时间为三年,畿县以下县的县令守选时间在天宝五载以前要超过三年。县令如此,其他官员更遑论之。

再如,欧阳詹在任四门助教时《上郑相公书》谈到:“噫,四门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选,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太学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四门,若如之,则二十年矣。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国子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太学,若如之,则三十年矣。”(《全唐文》卷五九六)

许君释褐授紧县尉,一方面固然是其才高,另一方面则是其门荫较高。许的任命,反映出唐代任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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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县以上的簿、尉,是一些士子入仕后的第三任或第四任官,而校、正第二任官便是畿县簿、尉,比起一些上县、紧县甚至望县之尉、簿,校、正所需晋升时间要短得多。

校、正晋升的途径,以李绛的晋升最符合封演“八儁”之路线。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既登太常第,又以词赋升甲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岁满从调,有司设甲乙问以观决断,复居高品,补渭南(畿县)尉,擢监察御史。未几,以本官充翰林学士,居中转尚书主客员外郎,历司勋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遂出为户部侍郎,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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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杜牧为牛僧孺作墓志称,牛僧孺元和四年(809年)应贤良直谏科,诏下第一,授伊阙尉。这就有一个问题:牛僧孺是贞元十八年进士及第,那么贞元十九年到元和三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在干什么?杨嗣复贞元十八年进士及第后,第二年以博学登科,授秘书省校书。按牛僧孺的性格,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第二年没有参加制科考试,但进士守选时间为三年,期间牛僧孺应该参加过吏部选官。依牛的才华不至于试判落选。故在贞元十九年到元和四年间牛僧孺肯定任过一官,伊阙尉不会是牛僧孺的释褐官。笔者揣测,牛僧孺的释褐官不是校、正,不属“八儁”范畴,故杜牧隐而不提,一者“为君子隐”,二者以直接提入官为畿尉以增声望。

以元稹、牛僧孺二者相参,可看出任校、正对仕途发展的重要性。元稹以校书郎直接出任拾遗,并非个例,另一例就是杨嗣复,其从秘书省校书直接出任右拾遗直史馆。

唐代士子从校书、正字做起,最后官至宰相者达27位(少杨嗣复)。其他校、正出身者大多数后来也官居高位,兹举两例:卫次公,进士及第,选补崇文馆校书郎,改渭南尉。贞元八年征为左补阙。转司勋员外郎,权知中书舍人,真拜中书舍人。迁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尚书左丞(《旧唐书》卷一五九)。崔邠,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兵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旧唐书》卷一五五)。

一般来说,唐代读书人任校书郎、正字之后的第二任官通常为畿县尉、簿,这一职位是其他释褐为上县以下各县官员迁转数次才能达到的职位,与这些官员相比,校书、正字在官场晋升竞争中,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校书郎、正字的前途非常光明,除少数人仕途坎坷外,大多数人后来都能做到五品以上的高官,一部分人甚至成为宰相。

 
杨薇,刘卫武
《华夏文化》 2018年第01期
《华夏文化》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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