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美妙的理想社会“桃花源”，亦即 “世外桃源”，含蓄地寄寓了作者心中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社会给人以极美极深的印象，千百年来一直令人无限憧憬。那么，这个理想社会究竟是何种社会形态？有何社会特征？在中国古代儒道两个思想派别中，它符合哪家主张？

就笔者所见，一般涉陶选本皆泛泛而论，未作细究；只有个别选本的论述较为具体，认为其具有儒家“大同”社会的特征，是“大同”社会理想的体现，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现行中学语文课本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云：“‘世外桃源’的境界显然是根据‘大同’社会的体制构想出来的，是艺术地再现‘大同’社会的生活风貌。”其实，它与“大同”社会甚为不同，而与道家理想社会更为相似，更具道家“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特征。

（3）递归生成模型，该模型中每个词的左子结点和右子结点分别由各自的马尔柯夫模型顺次产生：左子结点的产生方向是自右向左，右子结点的产生方向是自左向右的。每一个子结点的生成建立在支配词和它前一个子结点上，是自顶向下的递归生成式模型。

道家的社会理想是怎样的呢？有什么特点呢？《老子》第八十章作了集中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个社会理想的特点比较明显，大致有三个方面，即无为而治、和平安乐、封闭保守。“桃花源”也基本体现了这些特点。

其一，无为而治。在老子构想的理想国里，虽有君主，但由于国小民少，统治者取法天道，顺应自然，不事扰民，实行“无为”之治，人民过着自治、宁静、快乐的生活。这就相当于没有君主统治。而在“桃花源”里，干脆就没有君主，甚至连民间首领也未出现。人人劳动，个个平等。正如北宋王安石在《桃源行》里中肯地指出的，该社会的本质特点是“虽有父子无君臣”。这种无君而治，与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相似，而且“更胜一筹”。由于无君主，所以也就无剥削，无压迫，亦即《桃花源诗》所谓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如此是否导致社会混乱了呢？没有，而是秩序井然。人们的劳作是积极主动、充满主人翁热情的，互相勉励，不需催逼，亦即《桃花源诗》所谓的“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他们热情地邀请陌生的渔人到家做客，充分表现了其为人的厚道、淳朴，没有提防戒备之心，完全保持着古朴的民风。他们中更不存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情形，所以能和谐相处；在处理公众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时必易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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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封闭保守。老子的理想国是封闭保守的，不与外界交往与联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复古的，拒绝文明，保持蒙昧，退回到原始社会：“民复结绳而用之。”“桃花源”也与此极为相似，处于封闭状态。此处与世隔绝了五六百年，经济上自给自足，从未与外界发生过任何关系，甚至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村民虽然对偶然闯入的渔人热情招待，但在其离开时却特意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让外界获悉“桃花源”的存在，既表明他们欲继续保持生存状态上的封闭，也表明他们在观念上的保守。《桃花源诗》亦云：“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这个小群体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变化发展也是极为缓慢的，甚至是基本静止的，仍然停留在先前状态，亦即《桃花源诗》所谓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这与原始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在陶渊明的“主导”下，“桃花源”人的思想观念与老子的理想主张毫无二致。

其二，和平安乐。在老子的理想国里，社会秩序极为安定，没有纷扰，没有争斗，更没有战争。而且，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风俗纯正，生活在和平安乐之中，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桃花源”中，与此完全相同。试看文中的精彩描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诗》亦云：“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可谓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物质丰裕，生机盎然，社会安宁，民众快乐，……多么美妙的天堂！与老子描述的理想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既是陶渊明憧憬的理想社会，也是老子构想的理想社会，两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不是两者之间的“巧合”，而是陶渊明对老子社会构想的高度认同与刻意体现。和平安乐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历代圣贤倡导的社会理想。老子生于兵连祸结的春秋末期，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两者皆生逢乱世，饱受其害，所以，和平安乐自然成了他们共同主张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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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方面，对于道家理想社会而言，既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基本要素。三者的作用与意义各不相同。其中，无为而治是制度保证，属于根本手段；和平安乐是生活状态，属于核心目标；封闭保守是存在方式，属于基本前提。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桃花源记》正是陶渊明的晚年作品，其中之所以会寄寓道家社会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道家思想影响外，还有陶氏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经济水平及其个人的自身性格与社会认识等方面的“合力”作用。在其晚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战乱频仍，民生凋敝。陶渊明由于长期穷困潦倒兼“躬耕自资”，接近下层人民，体察民间疾苦，因而对现实更加不满。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陶氏无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甚为苦恼，只好逃避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与此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发育得十分成熟，封闭保守的庄园经济实体遍布各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形式十分常见，人们几乎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幅“小国寡民”式的人间乐土“桃花源”的美妙图景，遂于陶隐士的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并最终被其生动地付诸笔端。

研究表明，陶渊明的思想成分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发展变化的，总体表现为儒道融合，并逐渐由儒家思想主导向道家思想主导转变。也就是说，陶渊明的思想中是有道家成分的。关于这一点，学界论述颇多。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明确指出，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有70篇诗文引用老庄典故；其思想融会了儒道二家之说，并表现在人生实践上(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卷)。其他兹不赘引。只不过，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后半生特别是晚年时期而已。

或问：陶渊明思想中究竟有无道家的成分？《桃花源记》为何会寄寓道家的社会理想？

那么，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又是怎样的呢？《礼记·礼运》里有较为集中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于此观之，“桃花源”与“大同”社会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大同”社会要求“天下为公”，放眼“世界”，视野恢宏，显然是一种开放阔大的社会，当然也是发展进步的社会；而“桃花源”却是一个封闭保守、停滞落后的社会。两者迥乎不同。其次，“大同”社会要求“选贤与能”，主张实行管理，表明认同君主统治，只不过是“贤能之治”而已；而“桃花源”却直接否定管理，向往无君而治。相较而言，“桃花源”的无君而治与“大同”社会的贤能之治相去甚远，而与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较为接近。“桃花源”与“大同”社会的相同点，其实仅仅主要表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和平安乐。这应该也是儒道两家社会主张的共同点。而这一点恰恰最具迷惑性，往往容易使人将两者等同起来，把“桃花源”视为“大同”社会。

综上可知，“桃花源”并非儒家“大同”社会的艺术再现，而是道家“小国寡民”社会的生动写照，是对道家社会理想的巧妙寄托。它是作者在道家社会理想的深刻影响下，因不满现实又无法改变现实而躲进理想的象牙塔进行幻想的产物，也是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在现实中不得纾解的产物，因而是消极的、不可能实现的梦境。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禁服其他精神类药物。给予实验组患者采用利培酮联合碳酸锂进行治疗:患者开始服用的剂量为每天1mg,14天内增加药物剂量至每天2mg到5mg之间,具体根据患者病情状况进行调整。整个治疗过程中,利培酮的平均剂量为每天(3.6±1.13)mg,碳酸锂的平均剂量为每天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