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命录》乃宋李心传所编纂，《宋史·艺文志》载曰5卷，经朱申、程荣秀删改增补而成10卷本，为其晚年(时嘉熙三年，73岁)所著。该书从历史的角度，用编纂公文与论述相结合的方法，以道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为明线，即元祐道学、绍兴道学、庆元道学，以司马光、赵鼎、赵汝愚三人执政去留所引起的道学兴衰历程为暗线，记载了程颐、朱熹进退始末，并备录其褒赠、贬谪、举荐、弹劾之文，大概可见宋代140年间道学三起三落的兴废历程以及李心传对此的政治态度。正如夏长朴所说：“李心传在充分的直接史料，并且深入观察宋代的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后，得出一个简洁却明确的结论：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宋史研究集》第36辑，新文丰出版社，2006年，第3页)所以说，《道命录》的研究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理学发展的研究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今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讲师朱军点校的李心传《道命录》一书，于201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点校本《道命录》凡一册，共计22.3万字。该点校本《道命录》以明弘治九年刻本为底本，辅之以清影印元抄本、清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冠悔堂杂录节抄本、永乐大典残卷收录6卷本等进行校勘，通过断章句读、添注标点，以竖排繁体的版式刊印成书。与之前各个版本比较，经披览细思，我认为该书具有四方面特色。

一、布局合理。朱军点校版《道命录》全书10卷，各个卷目之间梳理清晰，毫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铅印本排列杂芜不清的问题。再者，相较于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和北大《儒藏》精华编第152册版(即陕西师范大学袁良勇博士点校)的《道命录》来说，朱军点校本更为精细，排版也更为细致，尤其是朱军点校版有大字小字之分，以此区别原始公文和李心传的史论见解，便于其他学者的阅读和研究。例如卷1《司马温公荐伊川先生劄子》篇，前文以大字版印司马温公、吕公著、韩绛等人上奏的劄子公文，后文以小字版印李心传对此事所阐述的一系列背景、原因、经过、结果。这种以大小字体区分的方法进行排版，较之其他点校版的《道命录》，明显更为合理、精良。

郭老师，最近我看见朋友圈有一个肚脐贴，据说可以减肥、保养卵巢、排毒……我现在月经血很黑，人家说是体内有毒，要排毒才行。你说这个是不是很适合我用啊？

二、校勘精良。朱军点校版《道命录》校勘科学，以对校、本校、他校等多种方法综合校对。例如，第1页脚注②“‘困’，永乐大典本作‘用’”便是以永乐大典本对校明刻本。还有第87页脚注③以本书前后互证的本校法进行勘校，即“‘三’原作‘二’，但考后文有《范念德书》、《黄榦书》、《子在书》，故改作‘三’”。此外，朱军点校本多以永乐大典本、时人文集补注明刻本之阙，如第1页脚注①③以《永乐大典》补、第53页脚注②③以《叶适集》他校法补注。由此可见，朱军点校版《道命录》通过科学精细的校勘工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在版本、校勘和考订等方面皆堪称精善可靠的《道命录》新本。值得注意的是，该版本对《道命录》卷2、卷7下所收录的《元祐党籍碑》及《伪学逆党碑》作出明细的人名考证，并且参考以庆元四年《元祐党禁》摩崖石刻、嘉定四年《元祐党籍碑》拓片、《元祐党人传》、《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资料，对此进行互校，有力考证党禁人名的原貌。

当淤土层厚度较簿时，可采用将淤土层挖除，换填砂壤土、石灰土、粗砂、水泥土等办法进行地基处理，考虑到砂垫层渗透性强，且造价较高，水利工程一般就地取材，以换填水泥土为多。换土法要回填有较好压密特性土进行压实或夯实，形成良好的持力层，从而改变地基承载力特性，提高抗变形和稳定能力，施工时应注意坑边稳定，保证填料质量，填料应分层夯实。

毋庸讳言，朱军点校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句读方面存在着一丝小问题。虽无伤文章大意，但却属于标点不当。如其第2页语“(司马温公)于是与韩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确犹为左仆射，未即行也。”“左仆射”之后的逗号不应该添加，因为“未即行”的主语是蔡确，而非司马温公。若此多一逗号标点，实有切换主语之意，不可。还有存在着因句读有误而造成文意有误的问题。如第7页“十一月六日，始其奏乞纳官，归田里”处，明显便是以上所述之误。据《二程文集》卷六《乞归田里第一状》与姚明达本《程伊川年谱》知：程颐十一月六日，奏乞纳官归田里而未果；十二月十八日，又上一状请求归田里，上允遂成(见同上《第二状》)。所以，朱军点校版应该为“十一月六日，始其奏乞纳官归田里”，若是不去其逗号则为“奏乞纳官”成功，而终愿“归田里”。若是以该本点校，则没有后来《第二状》乞求归田里之文，那便与史实相背。

四、学术性强。朱军点校版《道命录》在前言与附录部分着墨不少，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一方面承续衔接来可泓、金生杨、夏长樸等人关于《道命录》的研究成果，如其对于《道命录》作者考述、书名以及成书考的问题研究。另一方面，其在现存版本、附录的解题和题跋等方面独具创新与发展。譬如，其在前言所阐发的“《永乐大典》本存目情况与《道命录》前六卷的条目比较”问题、冠悔堂本所收《道命录》条目的问题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为之前学者所未阐发。当然，其附录部分的解题、题跋和伪学逆党籍人名考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其援引《观古堂藏书目》、《八千楼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绛云楼书目》、《述古堂书目》等解题，也为该书增添了不少学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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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搜博辑。朱军通过其他文集、史册等对《道命录》进行一定增补，补录其中可能佚失或朱申、程荣秀删节部分。如第102页脚注②的“小帖子”部分，现存版本各《道命录》均无此贴黄，然朱军据《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补录。再者，第95页脚注①，该版本以《宋史·周敦颐传》补出“敦”字。此外，该版本以《永乐大典》收录部分对该书进行增补，尤其是补录的时间，如第1页脚注③补“九月二十三”、第2页脚注②补“九月”、第6页脚注①补“二年四月”等，极具史学价值。由此可见，点校者广泛搜罗相关材料进行一定补录辑佚的《道命录》，对于宋代道学的成立与发展的研究有着莫大的裨益。

此外，朱军点校本第11页“十一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复先生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语，比较他本可知此时间“十一月”尚有问题。知不足斋本(《丛书集成初编》收录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页)、清影元抄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15页)作“十二月”，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82册，第294页)作“十一月”，然而朱军此处并未注明版本之别，稍有瑕疵。案《二程文集》卷六《谢复官表》中“今月二十日”作“元符三年十月”(参《二程集》，第561页)，那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复先生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之事应该在程颐作《谢复官表》之前，焉能作“十一月”？疑此处为李心传之缪或后世抄写、刊刻之误。该版本也尚未论及此事。值得注意的是，《道命录》所载文献对于《宋元学案》的学术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综上所述，该点校本《道命录》校勘精良，虽有瑕疵，但不失为古籍整理中的一部佳作，可谓是“璧玉之作，稍藏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