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收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儒家学派的最高经典。它凝聚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两千多年的文明长河中无疑是一颗最绚丽夺目的明珠，熠熠发光。它所包含的思想久久以来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孔子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孔子，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孔子；《论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论语》，而且是世界人民的《论语》。事实上，《论语》早已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受到教益。据史书记载，古朝鲜可以算作是最早接受儒家思想的东亚国家，朝鲜半岛大约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接受并研读《论语》。当时的朝鲜半岛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沿用汉字进行阅读、理解和传播。此后历经千年，到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国家创制完成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大量的儒学者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基础，开始对《论语》及其注释书进行谚解翻译。到16、17，世纪《论语》伴随着朝鲜化程朱理学的兴盛而进入传播发展的鼎盛阶段。

《论语》在古代朝鲜的传播与译介可谓引人注目，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国内外，关于《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传播的研究主要有宋静淑（2000）、王国彪（2011）、任振镐（1997）等少数几篇。这些研究的共同点都只是从宏观层面综述《论语》及其注释书的传播史，并没有分朝代并结合各时代的历史背景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鉴于此，本文将古代朝鲜半岛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为三国时代、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结合各时期的社会背景、考古及史料记载，较为详细地论述《论语》在古代朝鲜民众中的接受、传播及译介状况，探讨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古代朝鲜半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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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国时代：《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开端

《韩国史》中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立太学，教育子弟”，是古代朝鲜半岛设立太学最早的记录。同时还在地方建立了扃堂以供贵族和平民学习儒学甚至汉文。“太学”是为发扬儒教理念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机构，体现了政府积极宣扬儒学的态度和决心。据日本《古记事》记载，应神天皇时期（270年―310年），百济博士王仁带《论语》十卷《孝经》《千字文》赴日本传播儒家思想，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论语》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场”（王国彪，2011）。

《论语》在新罗的译介与传播也颇具政治特色。高丽时代历史学家金富轼（1075年―1151年）奉仁宗之命在1145年撰写的《三国史记》卷46列传第6薛聪条中记载，“以方言读九经，训徒后生”。此处的“九经”就包含《论语》。由此可见，新罗的薛聪是最早用韩文解读《论语》的学者。《三国史记》卷38杂志中记载，新罗神文王二年(682年)设立“国学”隶属礼部，将《周易》《尚书》《论语》《春秋左氏传》《礼仪》等典籍作为最重要的教科书进行讲授。到元圣王四年(788年)为选拔人才设立“读书出身三品科”，即，学习《春秋左氏传》或者《礼记》《文选》，同时精通《论语》和《孝经》者为“上品”，学习《曲礼》《论语》和《孝经》者为“中品”，学习《曲礼》和《孝经》者为“下品”。由此可以看出，新罗时代无论从国家治理还是教育选拔层面，《论语》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自1970年代至今，6世纪前半期的新罗石碑以及木简在韩国不断被发现。1999年在韩国南部金海市凤凰洞出土了书写《论语》公冶长篇的木简，2005年在仁川广域市北区桂山洞桂阳山城发现五角柱形木简，同样也书写着《论语》公冶长篇。经专家复原鉴定发现，这些木简与新罗国学测试中的检测经典熟悉程度的试贴密切相关。这些发掘还可证明，《论语》的研究已不局限于京城，还传播到了其他地区。

至统一新罗时代(668年―901年)，政府继续推行“三品出身制”，以文才选人，委以官职。据韩国的《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8的记载，682年神文王（不详―692年）仿照唐朝国子监制度设立教育机关“国学”，在国学进行儒学教育和人才选拔。国学的教学内容以儒教经典为主，《论语》与《孝经》是国学的必修科目，《论语》作为考察基本项目之一被列为重点学习的经典行列，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时期，国家从政权层面确保了《论语》的传播范围和力度，是《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史的重要里程碑。

3.高丽时代：《论语》在朝鲜半岛的继承与发展

在高丽末传入的所谓新儒学即朱子学，成为朝鲜朝的建国理念与指导纲领。因此不仅在《论语》的注释上，在所有儒家经典的注释上都形成了强调义理精神的学问风气。由于从研究儒学经典的学者到一般知识分子都融入这一潮流，以致朝鲜朝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带上了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时期，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大众中得到广泛地普及。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创制完成表音文字“训民正音”，以《四书集注》为基础的《论语》及其注释书的翻译著作开始大量涌现。

播前1d浇透穴盘或营养钵，每穴点播1粒催芽种子，然后覆已配好的基质土0.8～1 cm，再用旧地膜覆盖。秋延茬育苗应搭建小拱棚，并在小拱棚上盖上防虫遮阴网，大雨天一定要在小拱棚上覆盖棚膜。早春茬育苗时温度较低要在日光温室或智能温室中进行，晚上应在小拱棚上覆盖棚膜，以提高温度、促进出苗。

朝鲜时代国家为了使经典著述让无法解读汉文典籍的一般民众得以受用，开展了将汉文译为韩文的“国译”活动，即在汉文基础上添加韩文语法“吐”用来帮助民众理解文章，流利朗读。这种翻译方式称之为“谚解”，国译本被称为“谚解本”。“国译”行为不仅是单纯将汉文译为韩文，而是通过国译开辟对典籍翻译全新的释义方式，将性理学朝鲜化的过程。其中，《论语》作为四书谚解的重要一部分在世宗朝训民正音颁布之后世宗三十年（1448年）最先被李滉(1501年―1570年)进行国译。李滉的《论语释义》在形式上并不是对全部经文进行谚解，而是摘出20篇中难读的字句标注“口诀”用韩文进行详细解释，谋求原文正确的意义。李滉的这种翻译方式成为以后解读经书的传统，此书被认为是后代《论语》翻译的典范与基准，也是至今流传下来最早的《论语》翻译书籍。李滉的弟子李德弘(1541年―1596年)《四书质疑》，赵好益（1545年―1609年）《论语章图》也继承了李滉的这种翻译方法。

自然灾害是导致脱贫人口返贫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大地广袤，自然灾害并不少见，如严寒、酷热、干旱、洪涝、泥石流、瘟疫、虫灾等，这些自然灾害亦是导致农民返贫的重要因素。

高丽后期，忠烈王时期安珦(1243年―1306年)引进朱子学，并掀起了一股以《论语》为主的学术潮流。朱子学是指在中国经隋唐，由儒、佛、道三家角逐，至北宋二程（程颢、程颐）融三教精髓，后由南宋朱熹集大成所创立的理学。后来成为宋至明清几百年的统治理念。因此，朱子学又称之为程朱理学、宋明理学。在朝鲜因引入至李朝五百年所关注的中心是天理心性，故在朝鲜通常称之为朱子性理哲学，简称性理学（李弘国，2009:153）。作为儒家弟子的白颐正于1307年从元(1271年―1368年)归来时带回程朱的性理学书籍，开辟了朱子学在朝鲜发展的新纪元，并遵照安珦弟子权溥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奠定了韩国性理学发展的基础。性理学在高丽真正广泛传播是在恭愍王(1351年―1374年)时期。恭愍王遵行元朝的科举制服，大力扶持性理学，重用李穑、郑梦周等性理学大师，因此《论语》也随着程朱性理学输入与传播速度的加快而迅速传播。国家改革的新兴士大夫郑梦周(1337年―1392年)因编著《四书集注》的研究而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高丽末期，伴随着性理学的传播，《论语》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儒教经典，得到更为广泛的阅读与传播。

4.朝鲜时代：程朱理学的兴起与《论语》译著的涌现

高丽王朝初期，国家提倡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上至王室、官员、下至学者、一般民众都开始习读《论语》，这一时期对《论语》的研究更加深刻。《论语》在高丽时期的传播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光宗施行科举制，设立“何论”科，提高了儒生攻读《论语》的积极性，对《论语》在高丽社会的传播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二是文宗时期，被尊称为“海东孔子”的崔冲（985年―1068年）兴办私学，为众多平民子弟讲授儒家经典，使《论语》的传播真正深入民间，在全社会掀起儒风；三是忠烈王时期，安珦(1243年―1306年)将程朱理学传入高丽。白颐正、权溥、李榖、李齐贤、李穑等人的努力为高丽儒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叔宗六年(1101年)，金仁存(不详―1127年)写成《论语新义》以教授睿宗太子（1079年―1122年)。《高丽史》卷93列传卷第6崔承老条中有“崔承老，庆州人……性聪敏好学，善读文，年12，太祖召见，使读论语，甚嘉之……”的记载。太祖为维持王位而学习《论语》，在当时《论语》文化及政治属性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另外，《高丽史》卷74志28选举2学校睿宗十四年七月条中记载“国初，肇立文宣王庙于国子监,建官置师……睿宗选名儒为学官，博士讲论经义，以教导之，仁宗朝，式目都监，详定学式，国子学生，孝经论语，以令兼通诸学生课业……”。光宗九年（959年）五月首次举行科举制选拔人才，考试科目是以《论语》为首的儒家经典和医卜、地理、律算、三礼、三传等，可见《论语》在科举考试中重要的地位。

16世纪中叶，以李滉创立的退溪学派和李珥创立的栗谷学派为标志的朱子性理学思想达到顶峰。二者翻译《论语》的著作《论语释义》和《四书栗谷谚解》，对儒家思想成为朝鲜朝正统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带有浓厚理学色彩的论语注释书主要有叔宗时代尹镌(1617年―1680年)的《论语读书记》，此书排斥了自古以来沿用朱子之注的方法，修改了章句，并对李滉、李珥的“理气说”进行了批判和集成，折衷两家自成一说；宋时烈(1607年―1689年)坚持“四端皆理”的一元论思想，其编修的《论语或问精义通考》可以说是将朱子经学的蕴义阐释得极为完整。此外，李珥的弟子沙溪金长生（1548年―1631年）的《论语辨疑》、朴知诫（1573年―1635年）的《论语答录》、李惟泰（1607年―1684年）的《论语答问》、金昌协（1651年―1708年）的《论语详说》等都是朝鲜时代《论语》注释书译本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注释书的共同地特征是忠实地继承朱子《论语集注》中“训诂”的注释方法，但也不拘泥于朱子的注释，表现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极力阐明孔子的本意。

1574年宣祖下令决定对“四书五经”进行谚解，宣祖(1552年―1608年)时在校正厅里发行的《论语谚解》被认为是《论语》的正式翻译及流传的开始。此后，宣祖下令李珥(1536年―1584年)谚解《四书栗谷谚解》，此书形式与李滉相似，并不是对经书全文进行谚解，只是针对20篇中难以理解的句子进行谚解，力求达到对原文正确意义的理解。

成宗时，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和地方的乡校，文宗时，崔冲辞去官位在国内率先办学，在全国各地开设11所“九斋学堂”私塾，向学生教授《论语》《周易》《仪礼》《左传》《尚书》《诗经》等儒家典籍，儒学思想得到大力振兴。另据，《高丽史》卷16世家卷第16仁宗壬申条记载，“以孝经论语分赐街巷童稚”。由此可见，到仁宗时，《论语》普及的阶层已经涉及到坊间幼童，传播范围非常广泛。高丽时代国情稳定，民心向上，儒家思想逐渐成为那个时代正统的政治思想。

另一方面，17世纪受壬丙两乱的影响，政治、社会及学术上都产生了很大变化，16、17世纪兴盛的程朱学的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实学思想开始勃兴。实学家摒弃程朱理学形而上学的理论，主张知行合一、实事求是。

仿古玉从宋代开始大行其道，所谓仿古，仿的基本上是商周到汉的玉器，与现代通过造假做旧以牟取暴利的仿古玉概念不同。原因是宋代的尚古风气浓厚，金石学兴起，文人学者热衷于对古代礼玉的搜集和研究，在这种厚古崇古的思想环境下，玉器的仿古之风盛行，常见的有宋仿汉代白玉龙凤形佩、宋仿战国玉璜、宋仿汉代韘形佩等。宋代仿古玉并非完全复刻前代的玉器，也结合了宋代自身特有的技巧和审美，在用料、造型、纹饰上都有所发展创新，成为别具一格的宋代仿古玉。

利用GeoIPAS 软件对研究区内20种元素进行相关分析，由表1可知研究区与察汗乌苏河地区6幅1∶50 000水系沉积物测量元素丰度值及全省丰度相比较结果。与全省相比，研究区Ag，As，Bi，Cd，Mo，Nb，Pb，Sb，Sn，Th，U，W，Zn等元素丰度偏高，而Au，Co，Cr，Cu，La，Nb，Ni，Y等相对偏低；这种特点说明：(1)Ag，Pb，Zn，W，Mo等金属元素在研究区更易富集成矿；(2)Co，Cr，Ni等元素呈局部高背景，这与研究区出露的超基性岩、辉长岩及晚奥陶世石英闪长岩有关。

其中，朴世堂(1629年―1703年)在《思辩录》中批判了朱子学的观念论的学风，主张用归纳的方法去研究分析《论语》的注解，成为反朱子解释的开端。书中不乏出现“其说未备”“此甚可疑”“恐未然”“恐非本章之旨也”等反朱子论调，与当时的既存的程朱理学的观点有较大分歧。李瀷(1681年―1763年)也主张实学，提出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社会现实,用批判的态度研究学问。这一观点在《论语疾书》中表现明显。此外还有崔左海（1738年―1799年）的《五书古今注疏讲义和纂》，洪大容(1731年―1783年)的《论语问辩》《四书问疑》，魏伯挂(1727年―1798年)的《论语札义》，吴熙常(1763年―1833年)的《论语札义》，柳长源（1724年―1796年）的《四书纂注增补》《四书小注考疑》等。

到了朝鲜朝末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论语》注释书，即茶山学派丁若镛的《论语古今注》与壶山学派朴文镐的《论语集注详说》。丁若镛(1762年―1836年)的《论语古今注》改变了以朱子学为主导的作风。该书广泛采用中国汉代至宋、明、清历代学者的《论语》注本，并收融日本古学派的精髓，显示出了创新自由的态度。但是这一著作并不完整，仅对有疑问的章节加以注释。直到后来出现了对《论语》整体进行系统注释的论著，这便是朴文镐的《论语集注详说》。该书仍然旨在追求朱子《论语集注》的义理，注重对原义的具体分析。在注释方法上，采用了朱子“训、释、论”的方法，并把《论语集注》的注释分成“章、句、节”，然后再附加小注，兼取了程朱及其他注释家的观念又提出了独创的见解。此书在韩国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成为发展韩国儒学的义理心性之学的契机，同时其充满忠、孝、仁的理念对处于黑暗时代的朝鲜产生巨大的教育思想，在促醒民族自尊，反对日本奴役，恢复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朝鲜时代的《论语》注释家达164人，注释书达300种左右，可谓百花争鸣、百家齐放。这一时期《论语》的谚解具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朝鲜朝的大部分学者，不敢也不可能脱离朱子学的影响，只在性理学的范围内对经文进行解释和注音。所以大部分的学者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呈现出论语注释书翻译中“自律性”的特点。但是17世纪中期以后，以朴世堂为首的实学家开始批判朱子学盲目墨守的风气，论语注释书翻译中也体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

5. 结论

《论语》因其自身蕴含的价值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在古朝鲜的传播历经千年熠熠生辉。朝鲜半岛三国和高丽时代《论语》传播的特点主要是借助政治力量，从国家层面确保传播的力度与深度。到朝鲜时代，《论语》借助程朱理学的兴盛而广泛译介并传播，这一时期虽然比同时代中国清朝《论语》注释书的数量上少很多，但是它反映了朝鲜独有的义理心性之学，这一点可以说和中国《论语》注释书有所不同，体现了朝鲜所独有的特色。《论语》及其注释书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不仅提高了朝鲜半岛民众的儒学水平，更是在经济、政治、文学、经学等领域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不仅在古代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其在近现代韩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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