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见的史学家、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乱之中。王船山生于湘南，相同的楚地文化背景，使之对屈原萌生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其个人坎坷的悲剧命运，与屈子遥遥相应。他忠贞爱国，痛恨国君的昏庸、权奸的误国和异族的统治，并和屈原一样都经历过斗争与失落、坚持与放逐，如此相同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契合，使王船山为屈原之精神深深折服，使之跨越了两千年的时空而成为精神上的知音。他在衰病垂暮之年为《楚辞》作注而完成《楚辞通释》十四卷，并附仿作《九昭》。王船山的诗词被称为“字字楚骚心”、“真屈子《离骚》之嗣响”[1]23-24其《九昭》仿《九章》而作，更是代屈子立言，他的《祓禊赋》也有《九歌》之神韵；而《章灵赋》简直就是王船山版的《离骚》。王船山对屈原这种极致的推崇，是与他个人的经历、素养、时代的变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注释《楚辞》的过程中，会把自己的复杂感情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与屈原形成共鸣。

第三，完善相关政策。青岛市应该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为本市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制度保障，尽早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

一、王船山研骚之动机

屈原的《楚辞》创作是因何而起？司马迁曰：“《离骚》者，犹离也。”[2]1679班固曰：“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3]78由此可见，《楚辞》是屈原因奸佞小人排挤，怀才不遇英明君主，并遭遇放逐，发愤抒情而作之辞。王船山在《九昭》自序中说：“有明王船山，生于屈子之乡;而遗阂敢志，有过于屈者。”张仕可在《楚辞通释》的序中说：“更为通释，用达微言。”并在《九昭序》中说：“有明王船山。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4]174这些都足以看出，王船山感同身受的经历即“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是其作《楚辞通释》的动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自他而始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但在历史上对屈原的认识和评价有一个过程，不少人对屈原有所误解，还有些人将屈原的为文和为人割裂开来。王船山与屈原有着相同人格原型的先天条件：他们都是生长在南北文化融合的时代。屈原的精神气质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果，王船山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出宋明时期的南北文化融合特点。王船山以“时地相疑”的客观际遇与“忠心尚仿佛”的主观情感相结合的方式诠释屈原，主要体现在他把屈原的情感和行为全部纳入“忠”的范畴给予极高评价，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以全方位的肯定与赞赏。他以对屈原崇高人格精神的阐释来作为《楚辞通释》的中心主旨。其子王敔《行述》回忆到：“又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辞赋之源，莫高于屈宋，《南华》去其外篇、杂篇诃斥对门之讹妄，屈子以哀怨沉湘，抱今古忠贞之恸，其隐情莫有传者，因俱为之注，名曰《庄子衍》、《楚辞通释》。”[5]89王船山作《楚辞通释》的动机是为屈原的精神做注，继承其“哀怨沉湘”的“今古忠贞”之哀情，而大大超越了“辞赋之源”的文本解读。近人张可惕在《楚辞通释·序》中指出：“船山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赓着九昭，以族幽志。”[4]1所谓旷世同情者，指王船山怀有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志节，遭遇着与屈子一样的离忧被谗放逐，也身遭与屈原一样的天崩地裂之国难，这一切使王船山与屈原的情感更加靠近，并非常敬佩这位伟大的骚魂。他在《楚辞通释·序例》中反复感叹：“希达屈子之情于言义相嘱之际”、“蔽屈子以一言曰忠”；[4]3《九歌·题辞》曰：“令读者泳泆以遇于意言之表，得其低徊沉郁之心焉。”[4]25王船山在注释《楚辞》的字里行间中释放自我沉郁的忠愤之情。王船山因生于屈子之乡而感到骄傲，《楚辞通释·九昭》：“有明王船山，生于屈子之乡，而构闵戢志，有过于屈者。”[4]174王船山之所以与屈原有着同样的精神气质，如同王船山所言：“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淡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己。”[5]35屈原的孤忠本性以及他在《离骚》中忧国忧君的反复陈词，使得清初明遗民的以屈原为异代的知己，见贤思齐的古人。船山对屈骚作品有着深刻理解与诠释，这与他受后天地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原因。

王船山之所以在晚年选取《楚辞》为之精心撰写释文动机的共同特点：试图以注骚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哀和社稷沦亡之痛，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思想和志节操守。

二、《楚辞通释》中的兴怀寄托

王船山在注释《楚辞》的过程中，将个人的情感与经验投射在屈原身上，使之“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感。例如《楚辞通释·序文》所言：

船山王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广着《九昭》，以旌幽志。更为《通释》，用达微言。攻坚透曲，刮璞通珠，啸谷凌虚，搏风揭日，盖才与性俱全于天，故古视今藉论其世。[4]10

序文中提到的“以旌幽志”、“用达微言”，这两句点明了王船山的注释《楚辞》的动机。《楚辞通释·序例》又云：“悉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更加明确了王船山因明亡而抒发愤懑之情。所以他的寄托之情可见于对《楚辞》的评注之中。如《离骚》: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王船山注曰：

言己欲匡君立政，博求贤才，置君之侧，冀其大用，竢时之可为，以张大楚国。己既不得于君，谗人指为朋党，驱逐皆尽，使众芳萎废；在己之萎绝何伤，而群贤坐绌，此周公鸱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李、杜戮而党锢兴，赵、朱斥而道学禁，盖古今之通恨也。[4]8-11

在不同文人个体所执理念呈现多样性的背景下，相互之间分歧迭见而形成的论争现象，能体现文人群体对建构新的文学范式所具有的高涨热情，也能体现文人对同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对同一文学体裁的熟稔程度。嘉靖、万历曲坛即处于这种文学脉动的关节点，其时出现的“《拜月亭》《琵琶记》高下之争”、“汤沈之争”等，都牵动了众多主要曲家参与其中，而背后涉及的则是在承接“尊元”理念的前提下，当时曲学审美结构的建构问题。

王船山在注释《楚辞》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于前代的个人见解，他能够以独特视角来解读屈原。所以说王船山是在以个人的忧患意识来反观屈原的志行，反映出一个明朝遗民对这易代世变的内心苦楚，以及对于忠节的缅怀与寄托。因此王船山除了在《楚辞通释》中抒发己意之外，也以宋玉的《九辩》为例，另作《九昭》来寄托个人的情志。

在王船山的早年经历中，他也有曾经类似的党争经历。在顺治六年、七年(1650)时，他在湖南衡山抗清，失败后转赴广西投靠桂王，供职于永历朝廷。尤其是在永历小朝廷内的斗争，实在是令王船山感到无望，因而有感而发作诗而抒愁：

在音乐教师对很多学生进行音乐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因为缺乏创新教学及素质教学的认知，且教师自身对音乐课程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轻视性。这种综合原因导致在进行相关教育的过程中，教师知识停留在呆板的课本知识教学，缺乏对待音乐的本质——情感。这种现象导致在进行初中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引发的是学生对整个教学过程的轻视。

昔我游汉水，遥与神女期，琅玕非所欢，玉佩空相贻。

此段文字看似是在论述屈原的忠贞志行，实际上也是王船山个人忠节的自我表述。所以在王船山看来，屈原并不是汉人拟骚作品中所论，是在抒发个人怀才不遇愤懑之情，而他是出于忠贞人格的坚持，不屈从于现实，这正是屈原《离骚》中一再自陈的意旨：“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与与之败绩！”这也是王船山《楚辞通释》不断阐释的宗旨。

有明王船山，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爰作《九昭》而叙之曰：仆以为抱独心者，岂复存于形埒之知哉！故言以奠声，声以出意，相逮而各有体。……故以宋主亲承音旨，刘向之旷世同情，而可绍者言，难述者意。意有疆畛，则声有判合。相勤以貌悲，而幽乡之情不宣。无病之讥，所为空群于千古也。聊为《九昭》，以旌三闾之志。[4]174

沟水自东下，繁星已西驰，幽谷反椒裳，琴心终自用。[5]209

王船山借用《离骚》中的典故“遥与神女期”、“将为蔓草欺”来比喻自己与屈原有着一样的遭遇：自许报国却有志难伸，遂以一首诗以“湘累客”来自比屈原。诗云：

千古英雄此赤方，漓江南下正汤汤。情深北阙多艰后，兴寄东皋信美乡。

最后，关于屈原坚持的“九死未悔”的精神，我们反照与王船山历险归来、寄居林泉的遗民志节，王船山又何尝不是这样去做的呢。他晚年所作诗云：“负罪孤臣拜烈皇”，作为明遗民的王船山晚年仍旧坚持志节不肯屈服，正如他的绝笔之作《船山记》的表白：

从这两首诗中可见当时的王船山心情：他一方面借屈原怀忠见谗而遭“蔓草欺”，来影射自己类似的处境；另一方面则以忠而见放的屈原来自喻自己是“湘累客”。因此，他在评注《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岁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由于与屈原有相似的经历与遭遇，王船山不免为此多加以评论：

从上表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李商隐诗中五律、七律、七绝是沈德潜最为欣赏肯定的，所选数量占选李诗的82%，其中七律更是以40%的高比重入选，这种情况就很符合传统诗论对于李商隐七律成就的推崇事实。这是就李商隐自身诗入选而言，那么在这些体裁的总体选诗量中李商隐诗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详情可参考表3。

王船山注释《楚辞》的目的是纠正旧说，“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但王船山所做《九昭》的动机则是“时地相疑，孤心尚佛”。他在《楚辞通释·九昭》曰：

愿托双凤鸟，当时听者谁。不惜蘼芜死，将为蔓草欺。

进酒自吹松粒曲，裁诗恰赋芰荷裳。萧森天放湘累客，得依商歌待羽觞。[5]298

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夫如是，船山者即吾山也。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末世，偶然为之，歘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还其顽石。[5]26

王船山自号为“船山”先生，船山的得名于有石如船，是一顽石，王船山自比为顽石，以顽石隐喻为个人志节。王船山的忠于故国的信念，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由此得以见之。

三、以《九昭》为代言

从此段注解中我们可知王船山认为屈原竭忠尽志处处为楚国着想，博求贤才而希望日后为楚国大用，但是因朝廷奸佞小人的排斥而疏，屈原的美政思想落空。面对“群贤坐绌”的局面，王船山以“党锢兴”与“道学禁”等历朝各代的政治斗争事例，来感同身受屈原所处的境况，确实是“周公鸱鸮取子之悲所不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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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小人艰险，朝问己与同谋义，夕及谤毁。虽清操孤尚，在浊世而不能伸，若良马受贱工之衔勒。然亦何至倏变迁。执我仇仇。而反予来赫。若此之酷哉？虽然，此背憎鬼蜮之常态，君子不幸与奸佞同朝，必逢其害，固势所必然。素料其然而自信无悔，则虽死而固不足为己伤也。[4]8

当学生积累了一定的文言知识后，到高三阅读《论语》时，不仅培养了自己文言文阅读及用文言素材转化为白话文写出优质文章的能力，而且还培养了他们热爱传统文化及在传统文化中熏陶渐染并慢慢懂得“仁”“义”“礼”“智”“信”的真谛，化为生活实践，与时代结合，取其精华、革故鼎新，在做好学问之余，反转过来促进做人、做事的和谐与圆通。

王船山身遭经历与屈原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文章的意旨在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心声，要有其形体风格，然而追永古人诗文，只能掌握外在的形态，却不能领略其内的的精神与情志，也就是“可绍者言，难述者意”。因此，他对于历代拟骚与吊骚之作是“无病之讥”。特别是屈原的《离骚》中的“幽乡不宣”不能被世人所理解。他认为汉代以来诸多的拟骚之作，都是借助屈骚怀忠不遇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入仕不遇的失落情感，这样就会使屈原所要表达的情感主旨遭到了曲解。因此，他在选篇时没有把这些作品选入其中。王船山作《九昭》的动机是发扬“三闾之志”，以还原屈原存君兴国的忠忱之志。因为“孤心尚佛”的异代同悲，更使得王船山将自己视为屈原的代言人，来为屈原申怨辩诬。

《九昭》包含了《汨征》《申理》《违郢》《引怀》《扃志》《荡愤》《悼孑》《惩悔》《遗愍》九个小篇，王船山对于屈原的内心情感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与诠释。就各篇的内容主旨而论，《汨征》是在叙述“屈子始迁于江南，览河山之异而兴悲。”《申理》讲述了屈原放逐之时，沉江之日，悔当初未能“攻发谗佞”，而忠谏于君上，也许可挽回君主的悔悟。《违郢》叙述的是屈原回望郢都，遥想先王的雄志伟业，希望顷襄王能奋志图强。《引怀》叙述屈原怀念宗国，想念君王，想象出与君王冥会的情景，志笃情坚。《扃志》抒发了屈原“孤情自怵”，而“举国无同心之侣，缄闭幽贞之志”，是代屈原抒发扃闭之志。《荡愤》是抒发屈原虽窜放，仍耿耿于“蹀血咸阳，饮马泾渭”，希望破秦雪耻，“以荡其愤”。《悼孑》抒发屈原虽然迁窜，怀念君王的情怀仍旧耿耿昭明。《惩悔》抒发屈原因得罪权奸小人而死，从没有后悔。《遗愍》则是描写的是“绝命之遗音也，自言即死以后，其神爽如此者，故安死自靖，怨诽而不伤。”[6]136

由于新老路基固结沉降程度不同，新路基在填筑完成后所产生的沉降量大于老路基沉降量。因此，新路基填筑完成后，新路面会因工后差异沉降的存在而产生较大的附加应力，在车辆荷载的作用下，附加应力会更大。新路竣工运营20 a后，路堤表面最大工后沉降为6.7 cm，在此沉降变形影响下，路面各结构层的拉应力云图如图5所示。

王船山所作《九昭》是为历代学者对屈骚所受的误会曲解一一进行辩解。如在《悼孑》一篇，王船山再度驳斥汉代学者的一些拟骚之作，他批评道：

悼君侧之无人也。虽被迁窜，而所隐省者惟君。《七谏》以下忿怀才不试而诋君者，固不足以知屈子之心矣；若夺禄位，罹厄穷，而悻悻自沉于渊，则岂非好勇疾贫之乱人哉！[4]184

通过岩石力学理论分析，对于人工压裂裂缝而言，其裂缝方向始终平行于最大主应力方向，当水平段轨迹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夹角不同时，会产生不同的人工压裂裂缝形态。当水平段轨迹平行于最大主应力方向时，裂缝与水平段轨迹方向平行，产生轴向裂缝；当水平段轨迹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呈0°～90°夹角时，裂缝与水平段轨迹方向斜交，产生斜向裂缝；当水平段轨迹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垂直时，裂缝与水平段轨迹方向垂直，产生垂直于水平段轨迹的裂缝。

已知函数f(x)=xex-1，g(x)=ln x+kx，若f(x)≥g(x)对任意x∈(0,+∞)恒成立，求实数k的最大值.

王船山接连在《楚辞通释》与《九昭》中驳斥汉代的拟骚旧说的同时，力图还原屈原“眷顾楚国”的忠贞情志，在《惩悔》中说：“则爱身全道之说，固非心所安也。”[4]187他重新塑造屈原的“兴国存君”形象。可见王船山以不同的视角对屈原形象进行解读与阐释时，而由此引发出个人的想象。例如《申理》中，王船山认为“清君侧之恶，虽非人臣所敢专”然而基于“宗臣之义，兴国存亡，知无不为，言无不尽”，[4]176屈原应主动与朝中的奸佞小人进行周旋而坚持到底。所以，王船山以抗争的口吻来描述屈原：

所谏者，括天下得失之几，尽古今兴亡之理，规恢而条悉之，非不至也。然及今思之，未即追原祸本，以攻发谗佞，不能无悔。盖均之取怨于人，不如直揭其奸匿。[4]176

与此类似的描述屡屡见于《申理》之注中，如“悔未直攻之”、“不即执奸佞而愿诛之”、“早念及此，谁止予而姑容之，能无追悔乎？”这样的“追悔”，反映了王船山对屈原悲愤心情的感同身受：“想屈子沉湘之日，必怀此遗憾。”[4]177通过这样的描述，王船山“隐身”于屈原形象背后的个人的激愤之情则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了，甚至完全将个人的情感容入屈原的论述之中，在《荡愤》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复仇”的情结，希望为屈原来伸张正义：“以誓死之气，与秦争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夺武关，临渭水，秦且西溃。逮怀王之未死，迎之以归”；“秦人积怨于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正如篇句“荡愤”一样，“聊为违其志，以荡其愤焉。”王船山通过对擎秦迎王的描述，借屈原之口，将自己内心所期待的报仇雪恨的愤懑之情呈现出来，正所谓“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一旦之命，岂须臾忘栽！”[4]184

通过对《九昭》的想象和注释《楚辞》，王船山借屈原之口，将内心无法宣泄的激情与怨懑一并的抒发出来，来表达个人的忠贞之情。由此看来，在他的《楚辞通释》与《九昭》中不只是要旌“三闾之志”，同时也寄托了王船山的个人情怀于其中。因此在重构解读屈原形象的论述过程，也反映了王船山将个人情感完全融入于《楚辞》的注疏之中，使得《楚辞通释》一书的内容，无形中隐含着作者的寄托之情。

结 语

王船山一生著述颇丰，他之所以要在众多的古人作品中选择为楚辞作注，从其生平事迹我们可了解到出生于“屈子之乡”并浸染着湖湘文化的他遭遇着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顿挫，但他却以屈原精神为主导顽强斗争、归隐、著书。他一生积极入世却不能出仕，看到仕宦沉浮的丑恶面目又不愿出仕，目睹时局多变，民生疾苦，志于报国而遭迫害。故而他把自己的政治热情转移到注释《楚辞》上，通过对屈原的倾慕和理解，表达自己与屈原相似的思想情感，通过阐发屈意的方式寄喻自己的悲愤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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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夫之.船山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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