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曹禺逝世20周年，他的经典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家》以及《北京人》被再次搬上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台，受到国内外观众热烈欢迎，显示了曹禺剧作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避免黄花菜中毒，尽量不要吃鲜黄花菜。如果要吃，鲜黄花菜可用10%的盐水浸泡一小时，秋水仙碱的含量即减少65%。鲜黄花菜先用清水浸泡两小时后，再用沸水汆透，秋水仙碱即可消失殆尽。还需注意，鲜黄花菜的每次进食量不宜超过100克，且不宜连续食用。

2016年夏，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三幕话剧《北京人》，又一次引起笔者关于《红楼梦》与《北京人》艺术创造的思考。曹禺年轻读书时最受影响的是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1940年创作的《北京人》在艺术上也受到《红楼梦》多方面的影响。

一、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借鉴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

曹禺出身书香门弟，从小生活在一个“红楼”氛围浓烈的家庭之中。小时候，父亲给他请私塾先生，教的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然而他却偷偷看了不少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这些书在当时被认为是“闲书”，不登大雅之堂。但曹禺的父亲在日本留过学，并不顽固保守。一天，曹禺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偷看《红楼梦》，被父亲看到，父亲不仅不阻止，反而赞叹道：“《红楼》也是一篇好文章。”鼓励他认真读。

1982年在中国剧协举行的安庆读书会上，晚年曹禺回顾自己的读书和创作经历时，向与会的中青年剧作家畅谈自己五读 《红楼梦》的心得：“从红学家来说，《红楼梦》中有许多道理，但我当时是看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第一次读这本书我先看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他们怎样来往，又怎样分开，怎样生气。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些描写也很吸引我。林黛玉的葬花词我当时不大懂，可是我父母对它迷得不得了，经常朗读。我第二次读《红楼梦》就注意到王熙凤了。这个人物多么毒辣、阴险、可恨，但又有活泼、可爱、讨人喜欢的一面。她聪明伶俐，把贾母哄得没有她不行。她和贾琏吵架多么厉害、泼辣，她害死尤二姐非常阴狠，这些描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人物帮助我认识封建社会，和我后来写的剧本也有一些关系。我第三次读《红楼梦》时就注意到大观园中的一些丫头了，她们之中最可爱最了不起的是晴雯。我第四次读《红楼梦》，就注意到贾政和贾母，贾政是个伪君子，贾母最让人讨厌。随着我的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对这两个人物逐渐有了较深的认识。我再一次读《红楼梦》，就注意到袭人和薛宝钗。”①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年10月号。最后，曹禺归纳说：“因此从我读书的经验来看，读一本好书，要一遍两遍地反复读，才能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才能感受到它的艺术魅力和懂得它的艺术生命力在什么地方。《红楼梦》中的人物个性都那么丰富、深刻、复杂，不是一眼就能看透，而我们写的人物常常是一看便知。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揭示了人生的复杂性。正如我们读托尔斯泰的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一样，这些作品反映人生的丰富和复杂性，也不是读一遍就能领会其中的奥妙。”①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年10月号。

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作为剧作家的曹禺，读《红楼梦》尤其关注曹雪芹刻画人物个性的丰富、深刻、复杂，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揭示了人生的复杂性。

在提炼生活的内在诗意和哲理性方面，受契诃夫和《红楼梦》的启迪，《北京人》也有新的创造，这使它的主题有深邃隽永的思想力量，其中既有契诃夫味，又有中国社会特定的时代内容。通常评论界这样概述《北京人》的主题：通过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在20世纪崩溃过程的描绘，形象揭示了封建阶级的自私、顽固和腐朽，无情地宣判了封建主义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

小说《红楼梦》虽然写的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却能透过贵族男女爱情悲剧及青年奴婢的凄凉命运，有力地展现“遍被华林”的封建家族危机四伏、渐趋衰落的“悲凉之雾”，从而揭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必然趋势。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内行为主体的行为规范体系，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7]P156。健全的法规制度体系是保证政党组织健康发展的必备要件，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抓手和治本之策，要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培育党内制度文化、优化制度环境，向制度建设要长效。

由于曹雪芹“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因而不仅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按照生活本来面貌提示生活的本质，而且透过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复杂性，再现社会生活多姿多彩的状貌。

三是金融监管制度的设立缺乏风险性监控。金融市场的变化来自于经济的波动，这种波动必然产生市场风险。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快速发展和上涨时，金融机构在信贷中计量出的风险值就会较低。此时，信贷中的资产质量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上涨，金融监管中对信贷资本的规范与要求就会下降，这种经济运行带来的金融市场中信贷周期和经济实践中的运行周期必然呈现出相互影响与相互推动的潮流,使金融市场中信贷资产投放的顺周期性效应更强。它为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困难，要求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建立风险监管原则，而目前我们在监管制度的设立中风险性监管是薄弱环节。

从 1933年《雷雨》的创作到 1940年《北京人》的诞生，曹禺剧作的风格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史上，杰出剧作家的作品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田汉的剧作充满了奔放的热情，具有强烈的艺术鼓动力，同时又有情节单纯、形式自由、诗意浓郁、抒情性强的特点；夏衍的剧作朴素细致、平凡而深邃、素淡而隽永；曹禺的剧作则有人物性格丰富鲜明、戏剧冲突尖锐复杂、结构严谨、语言高度性格化、浓烈而厚实的特色。然而，曹禺剧作的风格本身也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雷雨》《日出》到《北京人》，曹禺剧作的风格就有明显的发展，显现了寓浓于淡的新的特色。

每一部成功的剧作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剧作风格作为一种表现形态，犹如人的风度一样，是剧作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和题材的客观特征相统一所造成的一种难以说明却不难感觉的独特面貌。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的作品，能够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它不只给观众留下强烈的印象，而且能使人们从这样的剧作中发现其他任何剧作不能替代的美。

《北京人》创作于1940年，1941年在重庆首演。曹禺撰写此剧十分认真，前后写了10稿。然而，在曹禺的全部剧作中，《北京人》却是上演难度最大的一部。中央广播文工团导演、曹禺的学生蔡骧极爱《北京人》，认为这出戏是曹禺最成熟的作品。1956年夏，他兴致勃勃地向曹禺老师请求排演这出戏，曹禺却劝告他放弃这个打算。他说：“《北京人》是出‘关门戏’。 ”⑤蔡骧：《〈北京人〉导演杂记》，《中国戏剧》1980年第5期。也就是一个不易卖座的戏。

瑞贞通过书信、谈话和自己出走的行动深深影响了愫方，启发她：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一定时候便会冲出牢笼。此刻，愫方尚未到忍不下去的时候，因为她还有期望，还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儿童诗教学比较灵活，有规律可循。在初读时可集中识字，与情境紧密相关的生字，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分散识字。这样既保证了儿童诗情境的整体性，又能激发学生自主识字的能动性。如《田家四季歌》中，生字“肥”就是在体会桑叶长得好、养分多的时候随文识写，各种农活（播种、插秧、耕田、采桑、除草、施肥、割麦、插秧）则在朗读过程中不断再现和强化。

2.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对比 干预前，两组患者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1941年此剧在重庆首演后，被评论界誉为“曹禺先生的杰作”，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愫方、文清、思懿、曾皓、江泰五个人物。

愫方是《北京人》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是剧作家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最成功、优美的典型之一，然而却是一个丰富、复杂的艺术典型。

愫方是封建束缚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善良妇女的化身。她性格中有受封建思想影响和毒害的一面，更有善良、纯洁、情操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一面，并且这两者并非平分秋色，而是以后者为主。随着矛盾的发展，她性格中积极的一面也有明显的发展。她的性格是外柔内刚的，温柔、忍耐、逆来顺受是外柔的一面，坚毅、反抗性是内刚的一面。她敢于不顾封建伦理的束缚，挚爱着文清，最后发现文清不可救药，经过思想斗争、坚决冲出牢笼，充分显示了她性格中坚毅刚强的一面。

愫方了解文清，对文清婚姻上的痛苦十分同情。文清出走，她拼出性命为他看守冰冷的家，表现出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因为她对文清有深挚的爱，这种爱甚至以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愫方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追求。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希望自己能有自由幸福的生活。她因为深爱文清，坚信他说的一句话：“他要成为一个人，死也不再回来。”她相信文清能够在外面找到他应该有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永远挣脱出黑暗的牢笼，这一点正是她日夜向往的。

愫方的善良还表现在她照顾曾皓，关心瑞贞，希望减轻她的痛苦。她还关心其他人，“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是她的人生哲学，也是她做人的道德原则。她的善良、自我牺牲精神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有的评论者认为，愫方最后的出走缺乏生活的依据和思想基础，“形成一条生硬的尾巴”。②江布：《读曹禺的〈北京人〉》，《解放日报》1942年4月27日。事实上，愫方的出走既有客观依据，又有主观依据，还有生活真实的依据。

愫方出走的客观依据有两个：一是思懿对她使出了最后的阴谋：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她劝贾琏娶尤二姐为妾，好让她日后百般虐待尤二姐。思懿也假惺惺地将“迫嫁”改为“迎娶”。第三幕，思懿当面告诉愫方，同意文清娶她为妾，让她永远成为思懿的奴隶，被她愚弄。这是一个很大的污辱，以后还不知会有什么更可怕的污辱在等待着她。环境、情势逼迫愫方已经不能再有丝毫的犹豫。

《北京人》不同于曹禺早期创作的《雷雨》《日出》，不是那样的剑拔弩张，很少有外在的惊心动魄，而是寓浓于淡，于平淡中展现深度，以更加接近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的方式反映生活，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抒发和开掘，更多追求内在的深度和力度。原先固有的浓烈、厚实的风格并未改变，但以一种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出现了。用这种内紧外松的方法，借鉴《红楼梦》“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曹禺同样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剧本刚一问世，茅盾先生就指出：“这一群人物，写得非常出色，每个人的思想意识情感，都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无疑问的，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①茅盾：《读〈北京人〉》，香港《大公报》1941年12月6日。

二是愫方出走的内在原因，在于她对文清的彻底失望。她发现文清偷偷地溜了回来，犹如突然响起的一声炸雷，把她从梦幻中震醒：“他已经不会飞了！”文清的复归轰毁了愫方用爱心构筑起来的希望大厦，促使她重新考虑对待现实的态度。这时外因开始通过内因起作用，她毅然挥泪同这个大家庭诀别。

如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扎根于现实生活一样，“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曹禺在实际构思时，愫方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有生活依据的。愫方并非曹禺杜撰，而是有深切感受、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艺术形象。她的主要原型就是当时挚爱着作者的邓译生（方瑞）。

1982年在中青年话剧作者读书会上，曹禺公开承认：“愫方在剧中是一个重要人物，我是用极大的精力写她的，可以说是根据我的爱人方瑞的个性写的。”④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年10月号。

《北京人》的主要情节之一——愫方－文清－思懿的感情纠葛中就有作者自己的 “恋爱的记录”，愫方的故事基本上是方瑞故事的艺术概括。据曹禺的挚友、《北京人》首演导演张骏祥说：“《北京人》扉页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是献给方瑞的。”①曹树钧：《影视剧创作心理学研究》，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表示他对所交的朋友方瑞的深深的情意。在实际生活中，方瑞曾经受过一个老人的纠缠，后来在她的表弟方琯德的帮助下冲出牢笼，走向新的天地。因此，《北京人》中愫方的最后出走，就是从实际生活来看，也是有可信的生活依据的，并非剧作家主观的安排。

二、契诃夫味与《红楼梦》式浓郁民族风格的融合

曹禺是一位善于吸收中外文化艺术精华的剧作家，《北京人》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这个戏既有契诃夫味，又有《红楼梦》式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两者交融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1940年，《北京人》的创作进入了曹禺长期以来向往的理想境界，完全脱尽了佳构剧“张牙舞爪”的痕迹，不过分依赖技巧，也没有“太像戏”的感觉，一切显得自然、逼真、熨帖、和谐。深刻的主题在抒情的诗意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剧本描绘的是一些日常的家庭生活（卖棺材还债、老姑娘出嫁、小夫妻离婚、大儿子吸毒、老头子中风……），然而透过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却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发展趋势。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女性农民工也是农民工群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不仅可以在建筑工地看到他们的身影，在各个大小餐馆也能看到他们奔波忙碌的背影。女性农民工在社会生存中有着巨大的压力，我们要充分顾

同时，《北京人》更深地把根扎在中华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里，人物的思想感情、戏剧冲突的形式都鲜明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体现了民族传统精神。

许多人发觉《北京人》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红楼梦》，它所展现的士大夫家庭生活和贾家的生活有着血肉联系。《红楼梦》展示的是封建社会崩溃的征兆，而《北京人》展示的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彻底崩溃的时期。曹禺潜移默化地从《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描绘中取得借鉴，同时又直接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封建家庭生活中吸取了原料。因此，他写的曾家，既有中国民族特色，同《红楼梦》在艺术上有历史渊源，同时又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风格特色。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北京人》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艺的土壤，人物性格既是中国现实生活中仿佛见过的，又是曹禺的独特创造。对此，一位评论家在看了演出后说：“也许是曹禺先生笔下留情吧，使观众对于曾皓、曾思懿这两个人物不像看了《闺怨》中的爱德华老人或是《大雷雨》中的提郭意和卡帮诺瓦那么讨厌，那么生恨，甚至还会对曾皓这种没落的人型发生可怜之感。这正是抓住了中国民族性之特点的缘故，尽管同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中国的这种人型，不像那时英国或俄国的人型，而是遮掩在‘读书知礼’、‘书香世家’的外壳下的，所以有些‘文雅’。 ”②茜萍：《关于〈北京人〉》，《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

《北京人》中的人物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的人物，他们的言谈举止、表达感情的方式方法也完全是中国式的。例如中秋节拜节，文清向曾皓三叩首，以及曾霆、瑞贞向父亲送行：

（于是——瑞贞和曾霆复立起来，执酒壶，到文清面前，斟酒。）

曾思懿：（非常精明练达的样子，教他们说）说爹一路平安。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德海表示，2018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已迈入提质升级的“成熟期”。澜湄六国在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农业现代化等领域有着广泛合作需求，且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澜湄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将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新活力，且有助于缩小东盟内部差距。

曾 霆：（呆板地）爹一路平安。

曾思懿：说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曾 霆：（呆板地）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信。

曾思懿：（又教他们）儿子、儿媳妇不能常侍候您老人家了。

曾瑞贞：（呆板地）儿子、儿媳妇不能常侍候您老人家了。

曾 霆：（说完了就要回坐）

广深高速公路让奥港两地连为一体，沿线工厂遍地开花，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如今，广深高速沿线高楼林立、厂房成群，珠三角东岸城市群边界开始聚合相融，一条“黄金走廊”已然形成。

曾思懿：（连忙）磕头啊，傻孩子！（很得意地望着袁任敢）（曾霆与瑞贞双双跪下三叩首，文清立直。）③曹禺：《曹禺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第一组，弧半径R=140 mm 倾角φ=30°峰间距h=20 mm内流场速度、温度、压强分布图及数据，见表2。

如此繁文缛节、礼仪治家，完全是《红楼梦》里中国封建式的，与《大雷雨》中奇虹与家人告别迥然不同。在人物描绘方面，《北京人》继承了曹雪芹小说中的白描手法，着力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即使写自己所厌恶的人物，如写一群废物，曹禺也丝毫不将他们脸谱化，不将他们的思想感情表现得简单化。

剧作家描写曾皓，既写出他是封建家庭的象征、封建统治的代表，自私、腐朽、虚弱、残忍、性变态，同时又写了他的另一面，对儿子的软弱、无能了如指掌，对儿媳的心机一目了然。他治家事必躬亲，也有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写思懿这个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支持者，曹禺像曹雪芹描绘王熙凤一样，也丝毫没有将她简单化。她尖刻狠毒，表面上又装谦和大方，诡计多端却又口蜜腹剑；她有才干，治家有方，能言会道，颇有管理能力，她精力充沛，爱丈夫、爱儿子，望子成龙，却也有她的苦恼和委屈。总之，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即使写到次要人物，如另一个寄生虫江泰，作者也写出了人物性格斑驳丰富的方方面面。他无真才实学，但能说会道，夸夸其谈。他留过洋，做过官，见过世面，但潦倒之后成天只会做发财梦，要不就骂听差、骂老婆。然而，这个人也有另一面：他心直口快，有些事他也能一眼看穿，并能仗义执言，有意无意地挖苦、嘲笑刁钻狠毒的大嫂。有时他有同情心，心血来潮时也想振作一下，想改变人们对他瞧不起的状态。然而，他毕竟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能一下子点穿自己这一类人的实质：“我们成天在天上计划，而成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①曹禺：《曹禺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

这个人物之所以写得如此之活，确实是从人物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为了创造这个人物，作者可谓是钻进人物的心坎里了。他经常琢磨、体察这个人物的心态。在构思期间，他如痴如醉，成天拿着镜子照自己的鼻子，体会江泰企图从《麻衣神相》中寻觅生财之道的心情。后来在剧本中写江泰读《麻衣神相》对照镜子这一段，江泰竟情不自禁地大声嚷道：“鼻子、鼻子，我在照我的鼻子。”②同上，第489页。这一笔看似闲笔，其实惟妙惟肖地写出了江泰的个性，也是这个人物最精彩的场面之一。在构思这个戏的时候，曹禺深深感到扎根于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想象的乐趣，“感到剧中人物个性的魅力，使你着迷，使你非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写下去不可。当人物在你写着写着忽然活起来以后，他们就会按照逻辑活动起来，比你想的复杂得多，有趣得多”。③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年10月号。

这样的人物真正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他们让人读起来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为演员的二度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一到台上满台生辉，让观众兴趣盎然。

由图5能够看出随着泵浦光功率的增加，绿光的强度出现了显著的增强，但发射光谱峰值的位置并没有改变，且以540nm和549nm两个发射峰荧光强度的增加尤为显著。一般而言, 将红外波段的激光转化为紫外光或可见光，必定有多光子过程参与，在上转换发光没有达到饱和的情况下，通过简化的速率方程，上转换发光的强度和泵浦光强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式来加以描述[9]：

创造诗意浓郁的戏剧气氛和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环境是《北京人》突出的艺术特色，也是他将契诃夫味与《红楼梦》式浓郁的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的又一表现。

契诃夫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富有诗意和象征性。契诃夫总是善于通过外部环境的气氛描绘来烘托人物内在的感情，曹禺将契诃夫剧作的这一特点和小说《红楼梦》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传统艺术手法结合了起来，既可以说它是契诃夫味的，但又是“原汁原味”“中国化”了的，没有一点“洋”味。如曾家小花厅的格局，就把人们带入特定的环境氛围中，为人物性格、剧情发展提供了一个相适应的环境。

新文学的主将鲁迅之所以高度评价 《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这部小说对于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生活“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并且明确指出，这一点“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③同上。因为在我国文学史中，确有一部分作家“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④同上，第285页。

其实，这仅仅是《北京人》的浅层主题。《北京人》不仅仅揭露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描述了一代新人瑞贞、愫方走向新生活的历程，同时还透过封建大家庭这个社会现象深入地提出“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带有人生哲理的重大问题，剧本通过许多人的口涉及这个问题，都在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那么，人活着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呢？剧中第二幕人类学教授袁任敢有一段著名的台词：

你看，这就是当初的北京人。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①曹禺：《曹禺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页。

这段话过去往往被人们误解，以为作者在提出恢复原始主义。实际上这是作者托物起兴、借题发挥，希望人间出现“六个没有”，这是全剧的画龙点睛之笔，点出了全剧深层的主题：人类应摆脱自己造成的各种束缚，去追求光明，追求幸福生活。作品唤起了观众如何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

三、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

为了揭示全剧深层的主题，《北京人》受契诃夫和《红楼梦》的影响，大量采用了象征手法。作者努力将深层的内涵用具体可感的形式表达，通过艺术形象本身的力量揭示人生哲理，使剧作的主题更加意味深长。

总结经验 强化管理 扎实推进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 刘 震(18.17）

教师A在反思日志中不断反思课堂教学，其经验性知识和接受性知识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反思而实现互相转化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其在反思日志中也不断提到之前自己所学过的教学理论，若不进行及时的反思，这些理论无法和自己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就无法真正内化为自己的经验性知识，更无法促进自身专业发展。因此，定时、有规律的反思，是教师从实践者向研究者转变的有效途径。

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每一个道具、每一种音响都是刻画性格、描写气氛、揭示深层主题的艺术手段。

第一幕中秋节。秋天是万物凋敝的季节，象征着零落，行将衰落；第二幕中秋之夜，凄风苦雨，暗示着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贯穿全剧的对棺材的描写，尽管它不出场，但却让观众时时感觉得到，因为它已经融入曾皓的性格、生命之中，成为剧情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回答“话题链工具”中的相关问题来探讨模拟英国议会制辩论中“首相”的开场框架和论辩要素问题。首先，我们根据“话题链工具”中所涉及的问题设立了“段落”、“话题序号”、“话题与文本”、“话语属性”、“话语功能”、“话题与总话题的关系”和“与话题相关的辩论概念/术语”等七个栏目并制作了相应的表格。其次，我们将样本内容一一分解，对号入座。最后，我们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回答研究问题，探索“首相”开场白中的论辩要素及其普遍规律。

曹禺曾特别指出《北京人》一剧音响效果运用的重要性，他说：“《北京人》中有个大配角，就是我所说的各种音响。音响帮了这出戏很多忙，创造环境气氛。有的导演不太注意，戏就丢了很多。”②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剧本》1982年10月号。苏州台钟单调迟缓的滴答声，象征着剧中人单调、无聊的生活；城墙边上，让人备感凄凉，象征着凄凉而又甜蜜的人生旅程；贯穿全剧的鸽哨声，充满了青春的欢笑，令人向往，是自由的象征。如此种种描绘，托物起兴，情景交融，将《红楼梦》中贯串全书的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传统创造性地运用到剧中，使全剧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又意味深长，让人回味无穷。日后著名电影剧作家李天济负责 《北京人》1941年首演的音响效果。《北京人》的音响效果特别复杂，鸽哨声、台钟声、乌鸦叫声、水车吱扭声、瞎子算命的铜锣声……各种声响犹如一个不出场的角色，起着创造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重要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张骏祥对各种声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如何完成这些要求，他放手让负责效果的人自己设法解决。比如鸽哨声如何制作？这就是一个大难题。曹禺在《北京人》公演时，专程到重庆抗建堂来观看，除了对导演处理、演员表演十分满意之外，对效果的成功制作和运用也大加赞赏。这次演出的鸽哨声处理得别具一格：上场门鸽哨的临近声，中间来回的盘旋声，下场门鸽子飞远鸽哨的消逝声，都十分逼真。声音嘹亮悦耳，让观众想象到天际有五六只鸽子一起在飞，犹如充满了青春的欢笑。演出结束后，曹禺向张骏祥提出到后台看一看鸽哨声是怎么做出来的。于是张骏祥向曹禺介绍了李天济，这也是李天济第一次见到曹禺。他向曹禺介绍了制作方法，曹禺很赞赏。待曹禺走后，李天济对旁边的人开玩笑地说：“这个先生，原来是会写不会做啊！他哪里晓得，他写上那么几句，我做这玩意，要花多少心血唷！ ”③曹树钧：《戏剧鉴赏》，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原来李天济是江苏镇江人，长期生活在南方，从未听到过鸽哨声。为了完成张先生指定的音响效果制作的任务，他多次到重庆校场口向熟悉北方生活的人打听，才知道鸽哨声原来是哨子缚在鸽子腿上，气流进去之后发出的声音。用什么代用品可以发出类似声音呢？苦思冥想，终于办法来了。他找来了中央剧社里仅有的一台破电风扇，将哨子缚在风扇叶子上，风扇一转，就发出了类似的鸽哨声。这一成功让他喜出望外。如何造成声音的距离感和鸽子在空中盘旋的声音感觉呢？幸好团里的那台风扇虽旧，但却是华生牌的名牌产品，在当时就有风力强弱的调节装置。他就利用风扇的强弱开关进行调节，一调还真有盘旋感。鸽哨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的感觉又如何造成呢？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一根长电线，演出时，他手捧电扇，在幕后从上场门慢慢走到下场门，这样就很自然地形成远近强弱的声音感觉。为了做好这一鸽哨，他不厌其烦反复试验，终于如愿，所以他大有“文官动动嘴，武官跑断腿”的感慨。

号声是《北京人》中更为重要的音响。第二幕愫方听到城墙边上的号声，有一种凄凉而又甜蜜的复杂心情。这声音同人物心灵展示息息相关。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李天济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找了一个小号兵，每次演出让他当场吹奏。排练时，觉得号声太响，没有距离感，便一层、二层、三层地进行试验，让小号兵站在开幕后上场门不远的地方，为了便于演出时指挥他何时吹，让他站得离开门远一点。就这号声，首演导演张骏祥也排了许多遍。

由于二度创作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北京人》的首演轰动了重庆，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结语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人》的总体构思来自生活的启迪，是从生活中挖掘出来的。同时，在构思过程中，《红楼梦》在此剧的人物塑造、提炼生活内在诗意上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使其通过艺术形象本身的力量揭示人生哲理，主题更加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