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全面阐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这从价值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目前迫切需要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理解，形成系统的生态哲学思想作为文化表征，树立良好的生态文明观，从而引导人们采取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儒学作为中国原生的精神和哲学传统，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思想，当代的创新价值之一旨在发挥其在中国及西方生态哲学领域的重要意义。本文着力探讨儒学与生态哲学的关系，厘清美国生态哲学的儒学传承，总结儒学生态思想在西方传播的一般规律和重大意义。在方法论上拓展批判话语分析研究视域，建构文化多元化的话语研究范式。

2.儒学对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发展的意义

纵观西方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建设性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推重可见一斑。过程哲学奠基者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反思现代西方文明，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古典思想相契合（1929：7）。美国生态哲学家、后现代思想家、最早提出“绿色GDP”的学者小约翰·柯布（John Cobb Jr.）是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他认为天地人和、阴阳互补的价值观念应该成为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实现环境友好、人与社区共荣和共同福祉的后现代理想。秉承这种观念的学者还有美国哲学家大卫·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等。挪威生态哲学家阿尼·奈斯（Arne Naess，1912—2009）提出“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把人与自然作为整体关联，其哲学基础吸收了中国道家思想。美国当代哲学家、生态思想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1914—2009）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正视并反思西方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危机问题，转向儒学中蕴含的生态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一切生命共同体的关系。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从事生态学与东亚儒学研究40年，对“气”的哲学有深入探讨，推重人与自然的一体化生态哲学观。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Mark Palmer（彭马田）将《庄子》翻译成英文，并直言：“我认为，这本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庄子的著作，是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指导。我非常享受将它翻译成英文的过程，在你能读到的关于智慧和哲学的书籍中，这绝对是最有趣、最富活力，也最不同寻常的一本……在道家看来，世界上有两种巨大的力量，即阴和阳，二者是相克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2013年，国际儒家生态联盟（ICEA）在嵩阳书院落成，这是历史上儒家首次对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做出组织性反应。

国内哲学界通过生态思想的激发而重新阐释儒家学说的成果丰硕。冯友兰早在 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主客体合一的“天地境界”概念，季羡林（1993）也从“天人合一”新解阐释了中国思想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陈来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2015）中阐释了“关联宇宙”和“天人合一”的价值，前者把世界上的事物看作关联性的存在；后者强调人与自然、天道的一致，使天地万物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儒学思想的生态内涵是杜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程相占（2008）提出，自然环境感知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巨大，传统儒学思想与当代生态智慧之所以具有内在关联，环境感知是值得重视的原因。汤一介提出，“由于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和谐’和‘中庸’的思想，对这些意义的思想资源给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诠释”（2012）。

3.批判话语分析的跨学科语研究

在语言学界，批判话语分析学者对环境话语、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亦有所论述，但其重点在于对新闻、政治、广告话语的分析，通过语篇表现形式，发现语篇承载的实质性内涵和构建的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如环境伦理、环保与顺从污染的行动研究（如Smith，2006；Hansen and Machin，2008）。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又译为“批评性语篇分析”）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兴的前沿性的学科，其理论形成及应用的时间只有30年，但是研究呈现宽领域、立体化的特征，具有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在语言学及跨学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外关于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最早起源于 20世纪70年代末 Fowler，Hodge和 Kress（1979）等学者创立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它反对主流语言学中的两种二元论观点，即将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相分离、将语言内容与语言形式相分离的做法。在批评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批判话语分析结合语篇分析方法与语言的社会功能理论，在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研究语言，把语言看作交际手段和社会实践，在理论上、方法论上着重研究语言、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并反作用于意识形态，通过解构和建构意识形态推动社会改革（Fairclough，1989；van Dijk，1990；Wodak and Meyer，2001，2009；van Leeuwen，2008；Wodak，2011，2015）。批判话语分析的特点是理论框架多样化、研究范式开放化，因此发展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其代表性学者包括Fairclough 的语篇实践方法、Wodak的语篇历史方法、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Chilton的语言认知方法、Baker和McEnery的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方法、van Leeuwen的系统功能多模态分析方法等。批评话语分析进行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因此研究对象极为广泛，如媒体话语、政治话语、种族话语、难民话语、性别话语、女权话语等。西方批判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Fairclough，1989，2009），批判话语分析学者共同的目的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自 2000年起，批判话语分析开始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被应用到中国语境下的各领域进行跨学科的话语研究，但鲜有对生态哲学的研究。面临环境问题，项蕴华等（2014）学者曾对气候变化语篇展开深入讨论，以探究中国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目前国内批判话语分析研究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辛斌（2004，2008）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意识形态观和互文性理论研究，最新的研究是中美关系危机话语的互文性与对话性比较应用；钱毓芳（2010，2011，2014）介绍了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方法，应用于中西政治话语比较。二是中国化视角的理论研究和汉语语篇分析的应用，田海龙（2002，2004，2006，2007，2008，2009，2010，2014，2016）讨论语篇研究的不同视角和方法探索，以现代汉语语篇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开拓语篇研究的有效途径；项蕴华（2004，2009，2013，2014）围绕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语料，开展对下岗女工身份认同的应用研究，进行维也纳学派和兰卡斯特学派的批评话语分析中国化研究；2006年“中国当代新话语”（New Discour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NDCC）的创立标志其中国化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已于2016年召开第9届国际学术会议。三是对西方主流话语分析流派进行文化批评并建构文化多元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施旭（2010，2015，2016）提出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哲学、理论、方法、问题意识层面）并对人权话语、贸易纠纷话语、城市发展话语、国防话语做了实证研究。四是比较批判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PDA）的关系，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PDA是CDA的延伸和补充（朱永生，2006；胡壮麟，2012）；二是CDA既具有解构意义，也具有建构意义，因此CDA已经包含PDA（李桔元、李鸿雁，2014）。2017年10月，许嘉璐与小约翰·柯布在北京进行了两场对话，围绕“生态文明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主题阐述最新思想，标志着国内外语言学与生态哲学界合力建设性研究的开始。

综观上述两条路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首先，国外的批判话语分析研究重点仍在通过话语分析揭露隐含的权力不平等并试图实现社会文化维度的变革，虽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多样，却缺乏研究视角和目的的创新。其次，国内的批判话语分析向系统化研究发展，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视角上跨文化跨历史，问题意识上关注中国的发展，实证研究上应用于汉语语篇和中英语篇对比的研究，目的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篇研究，但尚未突破区分“中国化”和“在中国”的批判话语分析范式，研究模式上呈现与西方二元对立观。第三，国内外话语分析领域对生态哲学的研究不足，国内学界有义务有必要去探索能够反映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智慧和洞见的思想，并且让这种探索在世界生态哲学和语言学领域形成深远影响。

贝里提供了清晰而深邃的思考：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存有个人中心主义的意识模式，缺乏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化意识，而儒家思想中蕴含深厚的生态智慧，其根本是人与自然一切生命体的统一而非割裂的关系。人与自然是敬畏、尊重而非无限使用的关系，去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消除人类是自然界主宰的价值观，在自然世界里探寻并实现人类道德价值。

儒家之“和”是生命个体之间关系的境界，宋明理学家不仅把“和”看作儒家学说的精神指引，更是社会实践的推动力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儒家精神维度的核心。《中庸》第一章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学》中八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最终要达到人与天地万物之“和”的境界。贝里强烈认同自我发展就是“己”在家、社团、自然世界中实现和谐统一的道德维度修养，这种与外界和谐关系的需求指引并最终反映在个人的思想、需求与行为层面。

4.儒家思想的生态内涵对贝里的深刻影响

贝里发表了大量文章，对 20世纪重要的人类问题做出回应，关注工业社会的生态状况。他于1968年出版了《佛教》；1988年出版的《地球之梦》获得了1995年兰南写实文学奖；1991年出版的《与地球交朋友》一书，是他与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关于宗教与地球的对话；1992年，他与布赖恩·斯威姆（Brian Swimme）合著出版了《宇宙的故事》；2003年，他撰文《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与整体》，从宗教文化语境阐述根植于儒家思想的集体主义精神；2009年，他的学生Mary Evelyn Tucker编辑并出版他的著作《神圣的宇宙：地球、精神与21世纪宗教》。1999年出版的《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已经译成中文，200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另外，贝里的“生态纪”思想已被编入董琨主编的《新课标语文读本·高三现代文》，培养年轻一代的生态文明意识。贝里在生态哲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为全世界肯定，“托马斯·贝里”生态与宗教奖的设立旨在鼓励表彰在此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2000年8月联合国千禧年宗教及精神领袖世界和平高峰会议第二届“贝里生态与宗教奖”的获得者，正是新儒家代表、原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

儒家之“仁”是理解一切生命的爱之实质，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是人与自然、天命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仁”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孟子有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宋儒程颢有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王阳明也有“大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贝里认为“仁”观体现了万物之间的亲密关联，自然科学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有相似的道理，“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传上》），“仁”是精神上的普世价值与自然法则，正是这个基于宇宙力的道德律赋予人类爱的能力。

1986年春，徐云天生于秦皇岛市郊。父亲徐河是个火爆脾气，稍不如意，便大打出手。徐云天的奶奶过世早，爷爷年老体弱，徐云天的母亲李兰香既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家，常常手忙脚乱。徐云天五个月大的时候，李兰香因做饭晚了一点，被徐河一顿暴打，她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家庭暴力，丢下儿子负气出走再无音信。妻子失踪后，徐河又愧又悔，心情不好时便拿儿子撒气，小云天对父亲的恐惧感越来越深。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则是一种道德价值，人类在自然中实现的创造力无疑是道德创造力，中国哲学蕴含的生态智慧建设归根结底是人的环境伦理和道德建设的养成，对现代工业社会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有重要影响。在《伟大的事业》最后一章里，贝里有一段充满深情的独白：“没有翱翔的鸟、博大的森林、昆虫的声音和色彩、自由流淌的河流、鲜花盛开的原野、白天的云层和夜晚的星光，我们将在所有那些使人成为人的方面一贫如洗。”（托马斯·贝里，2005：前言）这就是促使贝里终生为地球发言的主要原因。贝里深刻的生态哲学洞见使我们从自然世界中发现精神意义，“宇宙是各个主体的交谊，而非各种客体的集合”（Thomas Berry，2003c：570）。发现存在于自然内部的人类道德价值就是重要的精神意义，这些提供了人类行为的指导。

贝里被誉为“生态纪”之父，曾于 1948—1949年在中国学习，在此期间遇到美国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 ），这段学习经历对贝里的学术生涯影响深远，对东亚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理解成为他生态哲学形成的基石。贝里是终生为地球发言的哲人，在《伟大的事业》一书中，贝里定义“生态纪”（Ecozoic，又译“生态生代”）的概念是“只有一个完整的地球共同体，它包括全部组成成员：人类和非人类的。人类以共同受益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上的一个时期，是地球史上的新纪元”（托马斯·贝里，2005：前言）。这种方式有赖于人类对现有生存方式的改变和对生态生存模式的创造，并且这种改变与超越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我们生而面对的（托马斯·贝里，2005：8），因此现在正是充满希望的行动时刻，在一个感觉得到的秩序中，宇宙是唯一的自我指向的存在（托马斯·贝里，2005：20）。

本文提出了变系数降频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首先对三相并网逆变器进行了数学建模,然后对模型预测直接功率控制的原理进行了介绍,进而重点对定系数降频模型预测控制和变系数降频模型预测控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采用仿真和实验研究验证了所提策略的有效性,达到降低开关频率,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的目的。

5.贝里生态哲学及社会历史语境

西方工业文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在贝里的思想中，对西方个人主义，“己/自我”以个体形态出现，与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精神，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道德价值对比有所讨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己/自我”，是广义的，超越个体“自我”，在化育万物、生生不息的宇宙转化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即“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这些核心思想，都是深入个人生命根源的美德，与自然界产生连接并一同生发。这是贝里基于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而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深刻反思（Thomas Berry，2003a：39-55）。

合并糖尿病的手术患者，在实施手术治疗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手术应激刺激，易出现血糖波动情况，从而导致血糖升高，易引起切口感染等并发症。术后切口感染会对患者的康复带来诸多不利，因此，积极采取有效的手段控制切口感染发生率，十分重要[4]。

儒家之“诚”是人与自然关联的道德意志，《中庸》有文字阐释人与自然界的紧密关联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22章）。贝里对《中庸》的“诚”有深入的理解：“诚是一种深入生命本源的美德，是人类和整个宇宙转化的终极力量。这种力量与天道自然紧密相连，一同生发、维系、改变宇宙万物。”

梳理儒家的生态智慧，不难发现“道”“仁”“和”“诚”“天人合一”体现的生态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则是一种道德价值，人类在自然中实现的创造力无疑是道德创造力，儒家之“道”就是自然精神，既广被天地万物，也存于生命之中，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易经》虽为儒、道所用，但它与儒家的联系更为紧密，自然界的变化存在于事物之中，而非外力所至，《易经》既反映了自然世界的本质规律，又提供了基于自然世界的人类的道德指导，强调阴阳转化在自然和道德理想中的中心地位，“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传上》）。贝里认为，《易经》对个人在大的复杂整体以及与万物的关系有非常清楚的解释，每一时刻的出现都是不断呈现于变化过程中的某时，自然世界之道就是人类被赋予的道德律。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蕴含人与自然的平衡智慧，是“以人为本”，但并非以人类为中心，这种人与天的关系的诠释，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即人不是索取和征服大自然的主宰。贝里对此如此诠释：宇宙是各个主体的交谊，而非客体的集合。这就暗含我们重获与整个自然界原本的亲密关系之意。我们属于这里，我们的家园就在这里，我们生命的精彩和充实都在这里。与周围的宏大宇宙实现精神认同，实现真正的融合，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充实。

由图5～图6可见，管道的位移形变最大部位同样也是集中在加热器部分，说明在加热器部分的管道不符合安全性以及稳定性要求，如果投入实际的工程生产中，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综上所述，在保证撬装式气化站小空间优势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减小管道的应力分布，避免出现某一部分区域应力集中现象，同时也要防止管道的过量变形。

石素文(2)等采用癌症患者生活质量调查表对80例造口术后出院患者从躯体、心理、社会人际关系3个方面进行调查。结果80例患者得分为(34.09±7.50)分,其中,48例患者性功能指标低于2分。

6.结语

虽然儒家思想的生态哲学已经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国内对国外生态哲学家的引介性研究也有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对西方生态哲学家思想受中国哲学影响的系统研究尚属首次，应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国际视域重新阐释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以及它对当代西方哲学家的重要意义、形成与应用的过程是本课题的创新之处。这一研究促使我们从国际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哲学蕴含的生态智慧，以及它在科研机构、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得到的广泛关注和应用。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理论框架中较为前沿的Epsilon-Based Measure（EBM）模型对中国工业行业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评价。该模型是对传统DEA理论的重大突破，吸收了径向模型（CCR、BCC等）和非径向模型（以SBM模型为代表）的优点，在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评价上更具优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可靠［20-21］。还参考雷明等的做法，引入动态要素，构建动态EBM-MI指数模型对中国工业行业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22］，分别从纵向时间序列和横向行业角度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语篇历史方法不能局限于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环境，这一理论使语境化语篇研究成为必然。本文采用跨学科研究，在哲学与语言学的双重学科视域下对国外哲学家思想形成的中国哲学影响进行分析，实现思辨和实证的辩证统一。正如杜维明、程相占（2008）提出的，通过生态智慧的激发而重新阐释儒家学说，通过丰富生态智慧而实现“儒学创新”，应该是中国学者的自觉追求。杜维明认为，人有责任来开创有利于人的长期发展的环境，而这个责任是和天合作的。第一，人是观察者，人的观察是全面的；第二，人是欣赏者，欣赏大自然的美；第三，人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能主动地“参天地之化育”。而人参加了天地宇宙转化的过程，因此也有资格说，人是一个创造者，就是儒学认为的“天生人成”。本文旨在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及它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诚然，把“生态文明”作为学术话语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为当代环境伦理学术走出困境开拓了广阔的和开放的理论空间，也为当代生态哲学承担反思选择的标准的历史任务展现了现实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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