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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权力和政治话语:2015英国大选中的女性和语言》评介*

更新时间:2009-03-28

1.引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性别与语言研究着眼于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并倡导清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9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重视性别以外的身份特征和社会语境对语言交际的影响,试图打破唯差异论的研究范式。著名社会语言学、性别与语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Deborah Cameron就是性别语言差异论的坚定批判者。2016年3月,她和Sylvia Shaw合作的新书Gender, Power and Political Speech: Women and Language in the 2015 UK General Election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该书基于对2015年英国大选期间电视政治辩论的个案研究,深入分析了性别和语言在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关系。本文拟介绍该书内容并做简要评价。

2.内容简介

该书通过分析 2015年英国大选中各党派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话语,探讨性别身份是否对政治演讲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分析了几位候选人在辩论过程中话语风格和策略的异同,并讨论了辩论结束后英国纸媒如何再现大选辩论中女性领导人的话语风格。本书的突出特点是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对语言差异的决定作用,强调性别身份以外的变量(如说话人所属政党的地位、个人从政经历等)对话语的影响。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和第四章分别为导言和结论,第二、三章是研究的主体部分。以下将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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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不同的声音?”。本章回顾了性别与语言研究的历史,尤其是在政治和机构话语中性别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作者简述了该书个案研究的背景,即2015年英国大选辩论的基本情况,并介绍了该研究的路径、目的和方法。以往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是女性具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在政治语境下,一般认为女性的交际特点是谦和、低调、合作,而男性则好斗、挑衅、咄咄逼人。但也有很多研究对此提出挑战,认为“不同的声音”这一语言学和社会政治学概念恰恰束缚了女性的行为,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作者基于对大选辩论环节的观察对“不同的声音”提出质疑:在政治语境下女性的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是否和男性有显著差异从而具有独特的政治贡献?电视辩论归根结底仍是媒体话语,因此作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媒体的生产和接受两个角度来展开论述。

第四章“结语”。作者在本章重申了上述观点:男女性话语风格的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女性话语风格的描写事实上规定和限制了女性的行为,女性获得平等的方式也不是以男性为标尺、和男性有同样的行为。政治家的影响力不是源自他们的“男性话语”或“女性话语”,而是来自他们作为个体所拥有的独特的话语风格。

第二,从研究设计来看,本研究思路清晰,设计巧妙,颇有深度。研究者把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声音”这一传统思想作为研究的主线,把男女性话语看成一个多面体,从不同角度做深度解读。对辩论话语的分析是第一维度,试图通过客观描述来解答“男性和女性领导人是否具有不同的声音”这一问题。对报纸再现的分析是第二维度,探讨“不同的声音”这一思想如何潜藏在语篇中,塑造读者的观念。作者在结语中还增加了第三维度,她们引用了其他研究者在电视辩论后对普通观众的访谈,探查大众视角中的领导人话语风格,以及大众解读是否受到“不同的声音”这一观念的影响。以往大多数研究只关心第一维度,即交际事件中不同性别的话语特点、交际策略和性别身份的建构等问题,而多维度的观察使研究者更易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

本书旨在通过话语分析来探讨女性、权力和政治话语的关系。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视角无法给出透彻的解读,因此研究融合了传播学、语言学和性别研究三大领域的理论,全面剖析影响政治家话语的多种因素。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批判过对政治演讲的话语分析,认为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研究对象在生成、建构和接受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Fairclough,1995)。而本书所呈现的跨学科研究则充分考虑到社会历史背景对话语的影响,突显了以性别为节点的复杂的社会语境网络在交际中的辐射作用,突破了以往研究中过分关注性别身份的思路,开辟了性别与话语研究的新路径。本研究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采用了“概念实用主义(conceptual pragmatism)”原则(Mouzelis,1995:9),面对复杂的研究问题,不寻求单一、普适的理论框架,而以问题为驱动,选择适宜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它所提供的学科对话模式对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第二章“2015英国大选辩论中的性别和话语风格”。本章分析了电视辩论中男女领袖的话语特点,聚焦说话人的说话时长、话轮交替、对抗和合作策略的使用。该部分量化研究较少,作者主要统计了说话人参与辩论时的说话时长、占有话轮的时间以及指派话轮(invited turn)和未指派话轮(uninvited turn)的持续时间。研究发现每位男性的说话时间均长于女性,但是占有话轮时间却无性别差异。交际策略方面,作者主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例如男女领导人都采用了“打断”“无视主持人”“抢夺话轮”等方式来挑战对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研究认为虽然几位领导人在交际策略上有个体差异,但性别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说话人所属政党的地位、从政的经历等因素对话语风格也起到关键作用。

3.简评

本书反映了性别和话语研究的新进展,立场鲜明,研究特点突出,以下将从理论基础、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分析其主要特点。

第三,研究方法多样且融合多学科视角是本书的又一亮点。作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内容分别采用了恰当的方法,力求对个案进行深度阐释。虽然个案研究缺乏概括性和可复制性,但因其细致深刻的解读,对同类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本书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在研究政治辩论时,把辩论看作特殊的会话,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揭示整个辩论的交际特征和说话人的话语风格。在研究报纸对女性领导人的报道时,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报道的主题,并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考察了相关报道的语言形式和修辞特征,以说明性别歧视是如何在媒体话语中进一步固化、自然化和合法化的。

第二,提高收入水平是提升居民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重要途径,从而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打破户籍限制、社会关系等门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居民的社会地位评价还会受到物质资本、性格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在提高个人教育水平的同时要引导居民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

第一,突显了性别与话语研究中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大胆质疑传统性别研究中的本质主义,认为所谓的“女性语言”不是女性固有的特质而是被建构的概念。早期的性别与语言研究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和“性别语言”都是独立于社会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而“社会建构主义把性别看成社会构体(construct),是能够组织交际并控制资源和权势分配的意义系统”(Crawford,1995:12),因此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语言分析趋于多元,充分考虑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关注社会地位、交际意图等因素对语言风格和策略的影响。当本质主义的性别和语言研究陷入泥沼,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缺乏说服力的时候,建构主义视角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其实早在1985年,本书作者之一Deborah Cameron就提出,虽然女性主义者力求证明在语言中也存在着男权至上的思维,但这种做法恰恰“深化了性别差异而没有对其加以批判”(Cameron,1985:29)。Cameron(2007)还对性别差异论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男女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等同的,主张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从更多的维度考察性别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延续了这一主张,重视女性身份的多重性以及社会语境对话语和说话人的影响,指出辩论过程中所呈现的男女差异往往不是性别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地位、政党地位和个性特征所决定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把研究者的注意力从性别这一中心概念移开,得以更加客观地看待被观察对象。

第三章“接受和再现”。本章分析了大选期间英国报纸对参与辩论的三位女领导人的报道,旨在探究作者对电视辩论的分析和媒体对辩论的解读是否吻合,并说明媒体再现对塑造公众观念有何影响。作者在数据库Lexis UK中检索了议会解散次日至选举日,提及以上任何一位女领导人的新闻、评论等体裁的语篇共219篇。通过分析发现了如下特点。第一,对这场政治事件的呈现中,性别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同的声音”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在媒体报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媒体认为女性能带来“不同的政治”,为英国政界注入活力。但作者认为这看似积极的建构恰恰反映了女性作为男权统治的英国政界的局外人的形象。作者认为媒体在评判女性的话语策略时采用双重标准,使用对抗策略的女性被认为过于强势,女性的权威和强硬被看作男性化特征,而使用合作策略的女政治家又被批判为太温顺,其执政能力受到质疑。第二,媒体更关注女政治家作为女性的群体身份而非政治家的个体身份,着意呈现女政治家的外貌、服饰、家庭等特征,而强调男政治家的权势和权威。第三,媒体话语中充满了隐性的性别歧视。比如抽样的新闻语篇中包含大量带有性别特征的隐喻。女性领导人被比作护士、小学老师,而男性领导人被比作小学校长,权势关系可见一斑。且这类隐喻并不是强调女性“关爱”“温柔”的特质,而是其“悍妇”特质,如imperious dental nurse(飞扬跋扈的牙科护士)。再如转述男女领导人话语时,男性话语多用“说”来转述,而女性话语则用“squeak(尖叫)”“snap(呵斥)”等带有明显情感立场的动词转述。总体看来,媒体对辩论的再现和作者对辩论的观察并不一致。媒体着力展现女政治家话语的个性,强调与男性的差异,但作者的分析结果却显示他们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对性别身份的过分渲染反而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使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和对立难以弥合。

当然,本书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电视辩论和报纸新闻都是多模态话语,而作者只关注其语言而忽略了视觉模态(如表情、身势语、图像)和听觉模态(如声调、音色)的意义建构功能,而这些模态在表达语篇主题、说话人的态度立场等方面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增加话语的意义生成潜能,值得深入挖掘。该研究的另一缺憾是量化研究不足,仅局限于对电视辩论中说话人的说话时长和话轮特征的频数计算。虽然本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和个案研究方法都决定了质性分析的主导地位,但是语料库的辅助研究亦能展示语言共现的累积效应,增加语言描写的客观性,为质性分析提供证据。本研究中的辩论和媒体语篇都可以建成语料库,进行自动分析。例如,在新闻语篇中通过关键词、索引行的分析,可以考察媒体对每位领导人的评价,或提供领导人在相关语料中被提及的次数等信息,使整体分析更有说服力。

对于老百姓长期居住、生活的街道名称的更改,更改前要做好民意调查,参考社会大众的意见,不能因为街道名称的更改给百姓带来生活、出行上的不便。同时要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积极采纳群众的合理意见和建议。潍坊市2014年4月在地名网上发布《关于道路命名征求意见的公告》,向全社会征求部分道路拟用名称的意见。

然而,瑕不掩瑜,本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多维度个案分析的深度及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都体现了性别和语言研究的新发展,对性别研究、传播学、政治学和话语分析等领域具有借鉴意义,对中国语境下性别和话语研究各自分立的研究传统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值得向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推荐。

参考文献:

Cameron, D.1985.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London: Macmillan.

Cameron, D.2007.The Myth of Mars and Venus: Do Men and Women Really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meron, D.and S.Shaw.2016.Gender, Power and Political Speech: Women and Language in the 2015 UK General Election.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rawford, M.1995. Talking Difference: On Gender and Language.London: Sage.

Fairclough, N.1995.Media Discourse.New York: Edward Arnold.

Mouzelis, N.1995.Sociological Theory: What Went Wrong? Diagnoses and Remedies.London: Routledge.

 
陈琳琳
《话语研究论丛》 2018年第01期
《话语研究论丛》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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