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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评介*

更新时间:2009-03-28

1.引言

《“学雷锋活动”历史变迁的话语研究》对我国延续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学雷锋活动”进行历时的话语研究,通过揭示“学雷锋活动”中的话语特征,探讨其话语意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既发展又延续的动因,展现了“学雷锋话语”对“学雷锋活动”的建构性,阐释了话语对促进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

操作数据存储作为中间环节,缓冲从业务系统数据库到分布式存储集群的直接抽取和计算工作,特别是涉及轻度整合的多表关联数据,直接从业务系统数据库抽取到存储集群,需要占用大量的计算资源,对业务系统数据库的性能影响较大,可能导致业务系统的异常,所以采用ODS的方式,将业务数据库的数据不经计算直接同步到ODS中,然后再进行抽取和计算。

笔者仔细阅读该书,收获颇多,不仅为书中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话语研究的哲理所折服,也为作者独到的学术敏感而赞叹。下面以“内容介绍”为题阐述对该书内容的理解,以“简评”为题阐述结合该书内容对话语研究领域的一些反思。

2.内容介绍

本书依次由引言、六个章节、参考文献以及附录组成。作者首先在引言中介绍了此项研究的契机、对研究的反思及设计等;之后通过六个章节的细致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主要研究成果;最后在附录中列举了研究涉及的表格和资料,其中整理了“学雷锋活动”相关的十六篇文本(包括1963—2012年间的八篇《人民日报》社论和八篇领袖发表的讲话或文章),它们为进一步研究有关课题提供了珍贵材料。下面将对书中的六个章节进行重点介绍。

第一章对“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背景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主要研究问题。这一章通过集中介绍“学雷锋活动”开展的背景,展示出话语在“学雷锋活动”中的参与性,特别是媒体宣传和领导的号召这两大因素对“学雷锋活动”开展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梳理了有关“雷锋”“雷锋形象变迁”和“雷锋形象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研究现状,重点分析对比了政治学、传播学和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内的研究,并指出此项研究的特点是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将语言学领域细致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因素相结合,“揭示雷锋话语形象的建构和嬗变机制,并对产生嬗变的原因进行解释”(P15)。基于以上梳理和观察,作者提出三大研究问题,展示了此项研究的主要目标,一是分析“学雷锋活动”中话语策略的运用和建构效果,二是探索指引和约束该话语建构的元话语,三是寻找其中话语意义变化与延续的动因。

对于袁宏道的《袁中郎集》,馆臣认为“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於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2]806在四库馆臣看来,复古派虽不得要领,也以汉唐为宗,根基正统。而公安派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工于轻巧,将文以明道的传统弃之不顾了。“轻巧”,或“清巧”,[2]826本意为风格清新奇巧,锺嵘《诗品》评价鲍令晖其诗:“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11]444在四库馆臣笔下,“清巧”则用来指摘公安一派厚重不足,轻佻有余的诗风文风,立场倾向可见一斑。

(2)勇于进行理论的融合与创新。

此外,作者思维的缜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也有体现。比如在第三章中,作者对“无效”和“危险”论题进行了区分,结合“学雷锋话语”中的实际语言现象,指出前者的行为发出者常来自国家或群体内部,后者来自外部。这一区分既方便读者理解,也是将沃达克(Wodak)的理论概念在具体案例中进行了运用和延伸。在第四章中,为了分析“学雷锋话语”的元话语,作者对文本展开了互文性研究。互文性在广义上可以认为是文本的一种特性,文本中总是存在不同说话者与不同历史的多声部痕迹(Kretiva,2013)。如何处理“学雷锋话语”中出现的各种声音,避免无谓的追溯话语源头是十分重要的。本书作者立足于五组互文关系的分析,并以“领袖话语”这一元话语为分析重点,架构出如弗洛(Frow,1986)所说的“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典型结构”(转引自辛斌、赖彦,2010:33)。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研究的整体安排,还是细节处理中,作者都将巧思发挥到极致,将研究成果清晰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武陵自然村属低山地貌,自然村被一条近南北走向的山梁分隔成东、西两条山沟,山顶标高大多580~600 m,相对高差35~40 m,山坡自然坡度15°~25°,植被发育,主要为毛竹和杂木,山梁中北部整平成为木材厂。东、西山沟呈近南北向或北北东向延伸,沟底标高一般556~574 m,纵坡降小于10°,沟底宽一般70 m左右,最小30 m,最大120 m。山沟为主要农田分布区,沿山沟东西两侧山坡坡脚为民房分布区,房后普遍建房开挖形成人工边坡。

为了初步了解“学雷锋活动”的意义构成及变迁,作者在第三章中对八篇社论中的话语策略进行了细致研究。首先在以名词为主的提名策略分析中,通过对社会行为主体和社会行为客体进行分类整理和观察总结,发现雷锋的话语形象经历了从英雄到平民、从具体到抽象再到新的具体的发展。之后针对主客体关系的变化过程,作者在第二节述谓策略的分析中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属性关系分析和社会行为分析,主要分析对象为形容词和动词。以“是”“有”为主要述谓词的属性关系分析显示,雷锋精神逐步脱离雷锋的个人属性,使雷锋从兼具精神、道德和物质三种属性的社会行为主体逐步被抽象为道德属性主体,修饰语从以评价为主逐步发展为围绕行为和意识形态展开。对于属性关系以外的述谓词,作者在社会行为分析中运用及物性和语用预设进行了研究,发现动词的及物性以物质过程为主,主要作用于精神和意识形态类客体,证明“学雷锋活动”是一场精神领域持续的建设改造活动;同时,话语中出现的预设现象虽然在语用上作用不同,但都是为了正当化“学雷锋活动”的实践行为。然而,除了语用预设,大量论辩策略的使用也为“学雷锋”提供了理据,因此作者在第三节中围绕“定义”“益处”“无效”“危险或威胁”和“历史”五个论题,结合它们的惯用句分别展开了分析。虽然不同时期惯用句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学雷锋”的意义不断变迁,但这些论题在各个时期都建构了“学雷锋话语”的正当性,成功说服同时期受众认可,引导受众参与。

(1)淬火能否正常落入水槽问题 根据淬火设备的优缺点,最终选用2#立喷淬火。在试吊期间,发现南立喷外环有5个外环管(4#、8#、9#、10#、19#)开度不够大,阻碍管板落入。针对以上问题,制造厂会同维修人员一起研究问题解决方案,经过1天时间,维修人员顺利对5根外环管全部矫直,矫直后再次进行试吊,管板可正常落入水槽(见图3)。

本书作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了“学雷锋活动”的研究价值,以扎实的学术积累应对研究中不同的语言现象,并最终以细致深入的分析阐释了话语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笔者仔细研读此书,认为书中有以下三个特征值得更多关注。

第六章对该研究的发现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通过话语策略,分析“雷锋”形象的建构、“学雷锋”意义的变迁以及“学雷锋活动”展开的理据,发现“学雷锋活动”的形态是在稳定抽象的话语形式中得以维持和发展;通过对“领袖话语”与“学雷锋话语”间的再情景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学雷锋话语”是在“领袖话语”的影响下,在语体杂糅而成的多样却稳固的话语秩序中不断延续;通过结合社会历史情景进行分析,发现社会与话语间的相互建构,发现不同历史阶段的“领袖话语”间的再情景化赋予了“学雷锋话语”连续性与历史性。最终,作者指出“学雷锋活动”是通过多种话语手段将多个话语事件相串联的话语活动,它是“永远在形成中的事物(活动)”(P220)。

3.简评

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分析展现了“学雷锋话语”的意义建构及其变迁过程,揭示了“领袖话语”对“学雷锋话语”的制约和引导作用,是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呈现“学雷锋活动”的变化与延续。第五章将“学雷锋活动”的研究引入社会历史层面,观察话语与社会的相互建构过程。首先,作者根据社论年份和主题划分了五个社会历史情景阶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分别分析了不同阶段社会历史情景对“学雷锋话语”的影响。可以看到,“学雷锋话语”是应不同时代需求而产生的,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这体现了社会历史情景对话语的影响。然而社会历史情境并不是完全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活在话语建构的时代中”(P188),即话语对社会历史也发挥着建构作用。作者对不同时代的“领袖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和联系,发现领袖人物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情景。同时,“领袖话语”间也存在着再情景化过程,不断继承并发展着其话语实践的权威。“领袖话语”间的延续与发展,在其作为元话语影响“学雷锋话语”的过程中,赋予了“学雷锋话语”在不同时代的共性与特性,呈现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学雷锋”话语史。

(1)内容布局合理,逻辑紧密,可读性强,是学术写作值得学习的范本。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研究需要融合了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示了其深厚的语言学积累。如在研究雷锋精神的变迁过程时,以利奇(Leech)对述谓结构的阐释为基础,结合韩礼德(Halliday)对及物系统的研究以及姜望琪对预设触发语的研究,分别从语义和语用层面,有针对性地剖析研究对象中出现的话语现象。同时,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对一系列经典理论和概念的独到见解,通过对“再情景化”等相关理论的诠释,创新性解读了“元话语”“互文性”“互语性”等具体概念。比如,“元话语”在一些研究中被定义为“有关话语的话语”,认为元话语是组织话语、表达对话语的观点、预测读者反映的方法(徐赳赳,2006:345)。然而笔者认为,在此项研究中,作者对“元话语”的理解更接近于“操纵话语的话语”,是作者依据具体的研究内容和对相关文献的解读,突出了元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再情景化过程就是元话语实践”(P24)的重要观点。此外,作者也对互文性进行了具体的区分,认为互文性既是一种关系形式,也是文本被转写的动态过程,前者在此次研究中被定义为互文关系,后者则为使文本化。最后,通过对“学雷锋话语”中语体杂糅的分析,为“互语性”和话语秩序的动态机制进行了阐释。这些理论与概念的解读不仅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完整严密的分析框架,对进一步探讨“再情景化”的理论与应用,以及研究话语的产生与变迁,也都具有积极意义。

“学雷锋活动”在中国开展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都有深刻影响,在语言层面更是涉及多种话语和语体,且彼此关系。然而,作者在本书中的研究与诠释不仅清晰而且巧妙,以“立体化”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整个研究成果:首先,作者在第三章中展开了“点”“线”式的研究,对每个时间节点上的学雷锋话语进行了概念和构成的话语策略分析,再通过研究其历时变化展现它在五十年间的纵向发展;第四章通过再情景化过程分析,在每个节点横向展开对“学雷锋话语”与“领袖话语”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语言层面为“学雷锋活动”涉及的两大话语实践做了较为全面的解读,使读者对其发展脉络有了清晰的“面”式构图;最后,为了深入发掘“学雷锋活动”不断变化却又持续至今的话语动因,作者将研究进一步带入社会层面,观察话语与社会的相互建构过程。

第三章到第五章是该研究的主体部分,作者从话语策略、互文性、互语性以及社会历史层面对“学雷锋活动”中的话语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第二章中,作者介绍了此次研究涉及的主要概念、方法、语料来源以及设计思路。从福柯(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作者首先为读者呈现了该研究的理论基础,引出研究中将涉及的重要概念。作者介绍了话语及其特征,尤其强调了话语的“元话语性”特征。作者认为“元话语”是“话语”的相对概念,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力量制约“话语”的产生和使用,它所发出的实践便是元话语实践。在对“再情景化过程”进行概念表述时,作者进一步指出“再情景化过程就是元话语实践”(P24),它是指话语使用者通过使用话语策略,通过提取和解读文本(互文性和使文本化),通过语体风格杂糅促使话语秩序的形成(互语性),实现元话语/话语从旧情景到新情景的转换,实现权威的转移,实现新意义的生成。作者随后对“互文性和使文本化”以及“互语性”做了重点诠释。同时,作者指出再情景化过程并不是任意展开的,而是话语使用者主动建构的结果,涉及各种话语策略的组织和运用。研究中重点围绕提名策略、述谓策略和论辩策略展开了讨论。最后,作者介绍了语料的收集和筛选,将具代表性的《人民日报》1963—2012年间的八篇社论作为主要材料,同时基于社论的“使役性”(P36),即受到上位话语制约的特征,对同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也进行了整理。作者将前者归为“学雷锋话语”,后者归为“领袖话语”,认为这两种话语实践共同促进了“学雷锋活动”的开展。

“《宝贝儿》为缺陷人群发声‘如果我不完美,是否还是宝贝’”。[3]这是剧中忍受着病痛的孩子发出的无声的呼喊,她的“呼喊”传递给了江萌,但这一呼喊是那样的孤独而无奈。影片从一而终无不是残缺的角色,无不使坎坷的历程,纵使声嘶力竭江萌的呼唤,纵有社会维护正义的使者,但最终却无法挽救孩子死亡的悲剧。这一精神的投射贯穿于整个影片中,在这些充满着矛盾的阴霾里,到处都是不断地破坏与修葺,充满着秩序与反叛。

社论中的“学雷锋话语”如何确立、变迁和正当化在第三章中得以体现,而第四章探讨了元话语“领袖话语”对“学雷锋话语”的控制和影响。这一章中,作者首先对围绕“学雷锋话语”出现的五组互文关系(包括“学雷锋话语”和“领袖话语”、“学雷锋话语”和雷锋日记、“学雷锋话语”和群众话语、“学雷锋话语”和对立面话语、媒体话语之间的互文关系)逐一进行分析,发现“领袖话语”直接或间接(比如通过雷锋日记或媒体话语)影响“学雷锋话语”,而“学雷锋话语”进一步对其他话语(群众话语和对立面话语)产生影响,突出了“领袖话语”在互动关系网络中作为元话语或明或暗操纵和引导“学雷锋话语”的作用。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在第二节中具体分析了“领袖话语”与“学雷锋话语”间的使文本化过程。可以看到,“学雷锋话语”是对“领袖话语”不同形式的引用、改造或具体化,通过这些使文本化手段获得“领袖话语”中的权威,并在“领袖话语”的制约下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学雷锋话语”不仅与多种话语间存在互文关系,其本身也是多种语体杂糅(包括领导人题词、雷锋日记、领导人著作或者重要会议文件)的产物。这些语体都发挥着“自上而下引导和号召广大群众参与学习雷锋的活动”(P181)的作用,共同构成了“学雷锋活动”的话语秩序。虽然意义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这一话语秩序在五十年间稳定地发挥着自身的权威作用,使得“学雷锋”之风得以延续。

(3)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话语研究的双重价值。不仅促进了对“学雷锋活动”这一社会实践的理解,也加深了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学科认识。

如果目光仅局限于其策论内容,很难再有所突破。换一个视角来看,策论是一种应试文体,在北宋时期是应制科考试而作,这是考察秦观策论所不能忽视的。既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考试,秦观策论的特色,就应该放在整体的背景下研究。

时至今日,“学雷锋活动”依然在不断发展着新的意义,发挥着独特的精神文明建设力量。2014年,雷锋与郭明义等人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民族精神的最好写照”,是“民族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还重点强调了雷锋精神的普及,说“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号召“做雷锋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中国大地上”。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在新的“领袖话语”的影响下,“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越发普及化和平民化,这在语言上也有所体现。比如,话语中出现了以“学雷锋”为限定语的社会行为主体,如一些爱心组织和团体(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学雷锋车队”等),媒体话语建构的“雷锋”群体中也加入了以平民模范为主的具体人物名称。“雷锋”越来越多与不同群体的“人人”和不同岗位的“处处”相搭配。正如本书作者在“研究结论”中所说,“学雷锋活动”是“通过话语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随着话语手段被融进新的话语体系,‘学雷锋活动’也必将丰富多彩地继续进行下去”(P220)。面对依然在不断发展的“学雷锋活动”,其话语意义的建构、变迁以及话语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都值得持续关注。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话语既包括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因素,包括语言的运用方式和制约这些方式的社会规约(田海龙,2009)。正是捕捉到了“学雷锋活动”社会实践中话语的参与性、建构性,作者选择了这一课题,并在引言部分就鲜明地表达出自己对于“话语”的理解,在随后的分析中更是生动地将语言特征分析和社会问题研究相结合,“既注重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又扎根于扎实的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田海龙,2016:7)。此外,该研究很好地诠释了所谓“批评”的概念。提到批评,很容易被误解为“指责”和“反对”等消极的立场和态度。但批评话语分析中采用的批判视角不单纯以“积极/消极”或“好/坏”来进行判断,而是关注话语与其社会关切(田海龙,2016:7)。沃达克曾指出要做到“批评”,首先要对文本和话语内部结构中的困局进行解惑,其次要对话语实践中的操控力量进行诊断,最后要对话语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做出贡献(Reisigl & Wodak,2009)。作者的此项研究恰恰契合了这种“批评”精神。在本书中,作者从一则有关雷锋精神的新闻联播引发的雷锋形象今昔差别的困惑开始,不断反思导致雷锋形象变化却又延续的社会动因,最后完成有关话语与社会建构的观察与诠释。此项研究突破已为大众习以为常的“雷锋”,指出其话语意义的历史特点和延续性特征,发现其中话语的建构与操纵,不仅促进了相关话语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也以“雷锋”为切入点,呈现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的变迁。

4.结语

回顾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到一些话语研究领域关注的研究话题,如话语策略、互文性、元话语、再情景化等;可以看到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参与性与建构性;也可以看到其中折射出的中国五十年来发展的轨迹。有感于此,曾和父辈们讨论雷锋以及书中内容,也听到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是看着‘雷锋’长大的”,“他一直在替国家和我们说话”。这些评价朴实地说出了此项研究的亮点,即话语的力量:在“学雷锋活动中”,话语与社会相互建构,保持着既多样又稳定的发展,联系了五十年间不同年代的中国人;同时,话语自上而下传递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联系了社会秩序中的不同群体。话语的这种力量将继续延伸,在包括但不限于“雷锋”的各种社会实践中见证和塑造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参考文献:

Frow, J.1986.Ma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Cambridge/Massachuset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estiva, J.2013.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第5期,1-11页。

Reisigl, M.& Wodak, R.2009.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In Wodak, R.& Meyer, M.(eds.).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London:Sage.

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田海龙,2016,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1-9页。

辛斌、赖彦,2010,语篇互文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修辞学》,第3期,32-39页。

徐赳赳,2006,关于元话语的范围和分类,《当代语言学》,第4期,345-353页。

 
刘璇
《话语研究论丛》 2018年第01期
《话语研究论丛》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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