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是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长达15年的办报生涯中积淀了丰富的报刊思想。从办报之初的注重译报，到创办综合性报纸，将登载新闻、评论时政的现代报刊功能充分发挥，再到抨击时局，舆论参政，其报刊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演进，对报刊的社会功能的思考也不断深入，通过报刊“救亡图存”的意愿更加强烈。1910年11月2日，汪康年在北京创办了一份纯政论性报刊《刍言报》，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志，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不登载广告，他一人包揽所有业务，负责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直至1911年11月14日汪康年去世，《刍言报》也随之停刊。

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选铁尾矿回收钼资源，每年多回收钼精矿400 t，新增产值5 473万元/年，新增毛利率4 419万元/年，上缴税金2 000多万元/年。该技术的应用，最大限度地回收了尾矿中的钼资源，大大提高了矿物资源的回收利用水平。同时，减少了尾矿排放量，减轻了尾矿库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例如，在做排列组合练习题的时候，教师要求学生认真审题，弄清怎样做才能完成所要做的事，即采取分步还是分类，或是分步与分类同时进行.最终确定每一步或每一类是排列问题(有序)还是组合(无序)问题，进而做出正确的解答.例如，由0，1，2，3，4，5可以组成多少个没有重复数字五位奇数？由于末位和首位有特殊要求，应该优先安排，以免不合要求的元素占了这两个位置.先排末位共有种，然后排首位共有种，最后排其他位置共有种，由分步计数原理得种.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对于人的脑力、智力以及注意力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教师要在课堂之上，调节好课堂氛围，让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关注学习，感知学习.

可以说，《刍言报》是汪康年的又一“舆论监督”平台，其所发言论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痛论颁行新刑律之宜慎》《为预备立宪敬告政府及国民》这类关注政府立法、政治体制改革的评论，可以说是独到犀利，发人深省。这份报纸同时也是他“监督舆论”的媒介，他在《刍言报》小引中写下其办报目的：

本报因近来各报立论，或有失之偏宕之处，亦有但言此一面而未言彼一面者，又有因外交及种种因由，当时未便揭载，日后亦未及补正者。然各地研究之人，或因而有误会，甚至滞于闻见，而智识不能增长，心思不能圆活，殊于实际有害。故时因管见所及，随事说明，或并为纠正[1]。

综观《刍言报》时期的舆论思想，汪康年认为报刊不仅要自由，而且要自律，因为它不仅是用来增长国民见识、教化社会大众的工具，更是舆论的引导者。报纸握有话语权，它的一言一语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报纸在发表言论时有失偏颇，则会影响大众对整个社会时局的认识，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因此《刍言报》中多有对报刊舆论弊病的批判，在“针报”这一栏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治疗3、6、12个月恩替卡韦组HBeAg转阴率均明显高于阿德福韦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我看是老贾设计混淆视听，先让你把一盒子钱都当是‘乾隆通宝’一样的价位，再指鹿为马，说你的真钱是假币。这么一来只要你信他的话，真假就难说了。”叶总冷静地分析。

一、 报刊不必“有闻必录”

“有闻必录”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876年6月29日，《申报》首次使用了“有闻必录”一语，称“中英近日龃龉一事，非但为目下之新闻，且攸关日后之大局。故本馆不厌既详且尽，有闻必录”[2]。19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报纸更是把“有闻必录”当作登载新闻的原则。1884年12月广州的《述报》，在一则题为《天津要电》的新闻中说：“按此事西友亦得之传闻。姑照有闻必录之例书之。”1899年10月23日，《觉民报》在《纪本报创办之由》一文中称：“报馆之设，始于泰西。记载事实，罗列新闻，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有闻必录，无语不详”[3]。

从“针报”的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有闻必录”的批判，还是对客观、理性的强调，都反映出汪康年强烈的言论自律意识，表现出对媒介自律的提倡。他一方面强调言论自由，认为报刊作为舆论监督机构应具有独立报道新闻而不受政府机关约束的权力，另一方面坚持在报道新闻时不必有闻必录，要有选择地登载，并且公正、适度。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而是反映出这一时期他对于报刊言论的认识已经有了“从自由到自律”的转变。

“有闻必录”四字，欧洲各报实无此说，即来函登载之语，亦必报馆担其责任，此等事盖不知几经波折乃成今日办法。盖报馆者兵刃之类能卫人亦能害人，不得不多方防备之也[4]。

汪康年认为“有闻必录”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

此前，他坚持言论自由的重点在于对政府进行监督，报纸应具有独立报道的立场，有权对政治制度、政府官员的行为作出批评，其言论不受政府的限制。此类以言论自由为主题的文章多见于《京报》，如其在《论粤督限制报馆》《闻奉天通报停闭感言》等文章中强烈反对政府限制报刊的言论自由，表明“语言不慎，激怒官场”并不能成为封报的理由，认为中国之所以无人可用，正是因为“上无名贤硕德以表率朝右，下无端人直士以风厉末俗”[16]，只有使言论享有自由，“许各自发其言论，采其可用，而宽其过失”，才能养成“士气”，发扬“志节”。而此时，他则认为报刊言论应受到一定的制约，不仅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监督，更要学会自我约束。他对于自由和自律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以理性为前提，在边界内自由地发表言论。

“吾国报馆习气遇有外来之电绝不究处，实滥行登载，纵使次日即行更正而此等诬捏之事已早一日偏布各处或已至误事。”[5]

相应地，汪康年主张“事必求其确实，论必求其正当”[6]，新闻的真实性要放在第一位，反复求证内容真实性之后，报刊才能登载。

二是“有闻必录”并不能够凸显新闻价值。汪康年强调报刊要报道有价值的新闻，“针报”将批评的矛头对准那些避重就轻、言语草率的报刊，时常能够看到其对《帝京新闻》《京津时报》《国风日报》等报刊言论的批评。对于某些没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汪康年认为其是没有价值，报刊不适宜登载的：

“若谓议事日表所载不能不议，则拟日表在前降论旨在后，既见论旨则删此条可矣。况乎应议之事甚多何必议。”[7]

初一帝国日报又载劳君乃宣受外人贿赂反对新刑律，此等不值一笑之语亦腼然形诸笔墨。日报之无价值至今日为已极矣[8]。

从相关言论可以看出，在汪康年看来，报纸不必做到有闻必录，而要学会辨别，分清主次，着重讨论重要事件，不要为了没有意义的事情大费周章，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显得草率。但他反对“有闻必录”并不是对新闻言论自由的限制，而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言论自由。报刊之所以出现虚假消息、无价值新闻等现象，根本上源于报者缺乏责任感，态度不端正，语言不严谨。如果在报道新闻时违背真实性这一原则，那么报刊将失去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的资格，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他提醒那些刻意捏造虚假新闻的报纸更要学会自省，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行为带来的舆论效果。作为报纸，在登载新闻时一定要多方求证，反复确认消息的真伪，并且在发表言论时重视措辞，对他人的名誉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使报刊获得尊重。

二、 报刊立场要客观公正

纵观中国报业史，可见新闻从业者基于对报刊功能的不同追求，创办了具有不同立场的报刊。从维新派报刊到革命派报刊再到商业报刊的报刊发展历程，也是不同身份的报人办报目的变化的体现。维新派报人中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把报纸作为宣传和实行其政治主张的工具，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办报宗旨，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孙中山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民报》则是将“三民主义”的思想传播给社会大众，力图瓦解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虽其政治观点有所不同，但都认识到报刊作为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而商业报刊的目标在于盈利，具有极强的经济目的，因此其大力招揽广告，扩大报刊发行量都不外乎谋求经济利益。

猫是虎的老师，所以不管老虎如何强悍，总还是像猫，像它的老师。老虎这个学生太心躁气浮，学了没几天，以为老师的本领已经到手，就要超过老师，加害老师，结果猫上了树，老虎才知道老师的厉害，这一点上，它永远不如老师。

近几年广东许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淘汰了部分落后的产能，以优质适销产品积极抢占了国内外市场，使行业普遍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近几年新上的进口生产线过多，尤其是刨花板，出现产能过剩，价格出现明显下降。

与这些报刊的办报目的不同，也与之前积极“办报干政”的态度不同，汪康年在创办《刍言报》时就强调不倾向于任何政治派系，并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因此《刍言报》也成为一份不宣传政见、不登载广告的特殊报纸，迥异于同时代的政论报纸和商业报纸。不仅如此，该报对其他报纸所发言论多有持见，文章多是对当时各报言论的分析，主张报纸的功能在于监督政府、引导舆论，不是报人用来谋私的工具。报人的个人偏好不能表现到报纸上面，而应该坚持自身的职业底线，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报道事实。基于此，在汪康年的论述中，有较多的对缺乏职业道德的报者的批评，如针对报纸主笔以嘲讽的口气评判官员描绘世界地图不专业一事，他这样评价：

传统轨迹规划算法大都建立在磨削基础之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小工具头抛光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抛光磨头的尺寸相对加工零件较小，且由于两种轨迹本身固有的周期性，导致抛光后的表面易产生中、高频误差。此外，由于抛光轨迹过于规则，无法根据加工零件表面进行调整，导致加工时间过长，加工效率低。因此，相关学者在以往轨迹规划方法的基础上，针对CCOS的轨迹规划方法进行了许多研究。

近来报纸好掉弄笔墨矣，似非加嘲笑则不成其为报者，而不知堂堂正正之日报绝不用此等口吻，窃恐阅报者亦因此而有误视，故特表出之[9]。

[6] 汪康年：《汪攘卿笔记·卷三杂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408页。

②微生态调节治疗 肝衰竭患者存在肠道微生态失衡，益生菌减少，肠道有害菌增加[11]，而应用肠道微生态制剂可改善肝衰竭患者预后。建议应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乳果糖或拉克替醇，以减少肠道细菌易位或内毒素血症（Ⅲ）[12]。有报道粪便菌群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作为一种治疗肝衰竭尤其是肝性脑病的新思路，可能优于单用益生菌[13]，可加强研究。

此类报刊忽略了新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放弃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长此以往，报刊便会失去其作为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 报刊言论不应逾“矩”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进行了划分。他指出“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主体活动的主动性和自治性，而“消极自由”的重点在于外部力量没有对主体形成束缚和控制，未受到他人的干涉。虽然两种理论是关于政治自由思想的反映，但其同样适用于报刊舆论领域。在中国，报刊舆论是随着维新运动中政论报刊的大量涌现而逐步引人注目的，时人对这一力量有着充分的赞许，如称“盖报者，全国人之指南”，能为读者信仰的报纸，对人的影响力“甚于火炮百倍”[11]。但其时还鲜有人意识到报刊在自由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同时，要注意舆论的界限，保持“积极的自由”。汪康年则十分重视报刊舆论的边界，他指出，报纸既然代表舆论机关，那么就必须“自保其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12]。报纸的功能在于积极地“引导”舆论，而不是一味地“迎合”舆论。

汪康年的主批判对象是那些为扩大报纸销量，故意用夸张的题目吸引受众的报刊。这些报刊内容往往具有耸人听闻、断章取义、低俗庸俗的特征，通过掌握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用低俗的内容获得较高的关注度。面对此类意图明显的报刊，汪康年发表评论：

《帝京新闻》有瑞莘儒之病原来如此，观其所载则谓自称发痔实则淋症，为新娶妾所致噫。此何关大局而枉烦笔墨，且标以大字列诸要闻亦足怪矣[13]。

《国风日报》四面八方栏中有看书报一则，亦在二十七八等日，其中竟有极淫秽字面，该主笔腆颜书之报而警厅亦不干涉可怪也[14]。

汪康年主张持论要客观公正，这是报纸保持独立的基础，更是其长久发展的保障。汪氏的见解于今看来仍然是合乎新闻原则的。报纸言论往往引导着社会舆论，它如果不能够坚持公平公正的立场，无非存在两种结果：一是社会大众听之信之，长此以往，必定会引起纷争，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二是报刊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没有了读者，那么新闻事业的发展将受到阻碍。因此，报刊一定要坚定立场，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在发表言论时更要积极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正确引导舆论的责任。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对“瓜分”一词较为敏感，对于涉及民族危机的新闻呈现出高度关注的状态。此时某些报刊就以此为契机，投大众所好，不时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瓜分”等言论，造成危言耸听之效果：

《国民公报》载大清国尚有乾净土耶。中言某君得俄人信，谓中国万一瓜分必留出数省仍归中国云云。按此信之有无及说之足信与否姑勿具论，然吾国人今日断无许外人有瓜分我之事，亦断无有承认外人瓜分我之心，此理至确。无论为满为汉为新为旧，均须确守此范围，今或举此而易言之又或举此而平平言之，甚至用为戏谑，岂非全国无心肝之证据。[15]

汪康年对报刊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在面对外来威胁之时，报刊的作用在于消除疑惑，达到稳定人心的效果，而不是去故作危言，此类新闻只能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报刊要把握好舆论的限度，既要做好舆论监督，又要守住理性的边界，迎合民意应以不失理性为“矩”。

四、 结 语

但“有闻必录”在当时并非是一条毫无争议的原则。著名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在《“有闻必录”考》一文中对“有闻必录”的批判史进行了梳理，其中谈到，最早对“有闻必录”这一做法进行质疑的是在华外国报人林乐知，并在其主编的《万国公报》上公开进行批判。宁文中写到中国人对“有闻必录”的批判是从1918年开始的，最早对“有闻必录”进行猛烈抨击的中国报人是徐宝磺、邵飘萍。而南京理工大学新闻学教授胡正强则认为我国最早批评“有闻必录”原则的报人是汪康年，他的依据就是汪康年在《刍言报》上发表的对“有闻必录”有批判性意向的多篇文章，如其在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针报”栏目文章中说道：

一是“有闻必录”会降低新闻的真实性。“针报”中有较多斥责当时报刊只提供信息，不追究消息来源，不负责辨别真伪的文章，对某些报刊不经过核实就草草报道的现象提出批评，如：

《刍言报》“针报”栏目可以说是汪康年晚年报刊舆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关于报刊言论自律的讨论对于同时代报刊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在汪康年所处的时代，新闻法制仍处于有名无实的阶段，导致报业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缺少有力的他律，此时对报刊舆论自律的认识与提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2.2 实验组对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 翻转课堂教学结束后，进行问卷调查，实验组总人数60人，参与学生60人，均回答所有问题。71.66%的同学赞成(非常同意和同意)在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中使用翻转课堂的教学；83.33%的同学认为翻转课堂能够提高团队协作能力；70%以上同学认为翻转课堂能够提高学习效果，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师生和生生互动，增强与他人沟通能力。说明翻转课堂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上有重要作用。然而，也有71.67%的同学认为翻转课堂占用大量时间，增加学业负担，见表2。

注释：

[1] 汪康年：《〈刍言报〉小引》，《刍言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

[2] 操瑞青：《“有闻必录”的流行与现代新闻观念的萌生——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1872—1912年)》，《新闻界》2016年第9期。

[3] 宁树藩：《“有闻必录”考》，《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

[4]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5]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三年四月十六日。

弗里蒙特在他的油菜田里使用作物间种技术证明了生物学的另一个用途：控制杂草。这是一种曾经普遍使用的古老技术。8月里，他在一排排油菜之间种植了一种或多种快速生长的豆科植物，地里有足够的空间，豆科植物也不会占用过多水分和光照资源，但它们却能抑制杂草生长，同时释放氮肥。它们似乎还能减少昆虫对作物的危害，尽管这种益处还未能确切证明。当霜降到来、豆科植物被冻死的时候，田里的油菜已经长得密密匝匝，几乎再没有杂草能与之竞争的空间了。

近来报章于其所喜或相聊络之人，则其人虽极荒谬必极力抡扬之，且交口颂之。于所不喜或受人嗾使，则其人虽极无他必极力诋诟之，且交口毁之，如是则适足炫惑用人者之耳目，陷社会于迷罔之域。报品如此而欲得人信用不啻南辕北辙矣[10]。

[7]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8]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9]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目前，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大多由主管部门负责，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四制”管理。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村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缺乏足够的能力和群众基础，承接项目建设十分困难。要通过调整项目立项和建设管理制度，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用水户协会“项目法人”地位，明确其项目申报主体、出资主体、实施主体、监管主体、管护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 “一事一议”政策，在坚持农民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依据物价上涨、农村用工价格上调等因素，合理确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上限，适当提高投劳折资标准，有效缓解农民筹资投劳难的局面。

[10]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三年三月初六日。

[11] 《〈通报〉停闭感言》，《京报》1907年7月28日，转引自《遗卷三》，第25页。

[1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五·年谱四，第311页。

[13]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

[14]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三年三月初六日。

(3)风险评价编码(RAC)法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土壤重金属Cd环境风险为高度风险，Pb、Ni和Cu为中等风险，Zn为低风险；次生相与原生相分布比值(RSP)法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土壤总体上未受到Zn、Ni和Cu污染，Cd和Pb为轻度污染。综合上述结果，Cd和Pb的RAC值和RSP值都较大，其生物有效性最高且更多的受矿业活动的影响，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Ni的总量已超标，其赋存形态之间的变化需要持续关注。

[15] 汪康年：《针报》，《刍言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通过图5可以发现，椒江流域土壤侵蚀量与流域内年均降雨能够保持一致的趋势变化，说明降雨是椒江流域土壤侵蚀的主导因素之一.

[16] 汪康年：《闻奉天通报停闭感言》，《京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