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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谣言的文本特征与说服方式 ——基于“微信辟谣助手”中谣言样本的内容分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 引 言

谣言古已有之,在信息传播迅广的新媒体时代尤为泛滥。中国学术界最早关于谣言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这一时期学者对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震谣言。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多地接连发生了一些地震谣传事件,宋守全等学者针对多地盛传的地震谣言进行调研,分析了地震谣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及应对策略[2]。洪时中认为一次地震谣言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低于一次一般的破坏性地震[3]。苏公望和张君仪等人以1986年5—7月的上海地震谣言事件为例,探讨了地震谣言所引起的人们心理异常、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所采取的辟谣策略和对大城市辟谣工作的启示[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业谣言进入学者视野,刘永春以商战性质的经济谣言为研究对象,从大量案例中总结出了空穴谣言、促销谣言、侵权谣言和连锁谣言四大类谣言[5]。2003年广东非典型性肺炎(SARS)爆发后,与之相关的谣言借助手机与互联网传得沸沸扬扬。“非典”谣言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引起了学界关注,涌现出一批针对“非典”事件中网络谣言现象的研究,如周晓虹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了“SARS”传言的畸变,认为个人心理与行为、传播过程中的再造以及民间传统与信仰,都可能使SARS传言内容发生畸变[6]。随后,巢乃鹏等学者进一步开始综合运用信息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专门研究网络谣言[7]。随着2014年自媒体元年的到来,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最新的自媒体谣言,尤其是微博谣言。

梳理国内谣言研究四十多年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现实生活中的谣言事件激发了学者对谣言研究的学术关心。研究中所涉及的谣言有代表性者,近代如晚清一系列著名教案中的反教谣言[8],导致武昌起义提前爆发的“清廷将捕杀新军中所有剪去发辫的汉族士兵”的谣言[9],现代如唐山大地震、“非典”、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抵制家乐福等社会重大事件中所流传的谣言。二是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促使学者不断将对谣言研究的关注点与最新的传播形态相勾连,新媒体环境下谣言的嬗变与特征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微信已经成为国内第一大APP,截至2018年3月其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已超10亿[10],如此巨大的用户量使得微信成为网络谣言新的滋长空间。同时,有别于作为信息交汇平台的微博和其他自媒体,微信传播更多的是基于熟人关系的双向强关系,具有高度私密性,由此微信谣言的隐蔽性更强,谣言的影响力随着朋友圈熟人关系链的延伸呈几何级数增长,谣言的破坏力和应对难度更大——因此,对微信谣言进行研究显得愈发急迫和重要。

医院急危重症患者较多,急救队伍面临的压力也相对较大。急救时间和措施也关系着患者被救治成功率及愈后生活质量。医院对于急诊科,从人员配备、设备配置、技术人员培养、职工绩效等方面,都给予了政策上一定程度的倾斜。

目前学界对于微信谣言的研究成果有限,大致聚焦于两方面:其一,主要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或从个案出发来探讨微信谣言的特征。如罗永雄等学者比较了微博谣言和微信谣言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开放性程度、意见领袖的影响作用和议题关注点等方面的差异[11];聂妍以“云南大批青年逃兵役”谣言为例,提出传播方式,传播的及时性、持久性,受众参与程度四方面的特征是导致谣言在微信中流传的原因[12]。其二,考察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并提出应对策略。如郭小安从传播动机、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等方面对微信谣言传播的机制进行探讨,认为微信谣言难以及时预警和有针对性辟谣[13];张志安从媒介与社会的视角切入,结合网民心理特征、媒介属性与社会语境来研究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14]。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尚缺少对于微信谣言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多将微信传播的特征推论到微信谣言的传播特征上,从微信谣言文本出发来分析其具体特征的深入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微信谣言的文本特征与说服方式进行研究,以期为有效应对微信谣言提供参考。

二、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采集

“微信辟谣助手”是微信2017年6月9日正式发布的官方辟谣小程序,可对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阅读和转发量最高的谣言进行辟谣。本文以2017年6月9日至2018年4月20日的“微信辟谣助手”发布且定性了的谣言为样本,剔除一部分重复样本后,共获得有效样本165个。

(二) 类目建构

“以理服人”型标题采取的说服方式主要有事例论证,引用权威机构、权威人物、权威数据等。采用事例论证的标题在所有谣言标题中数量位居第二,占比20.6%。这种方式借用了消息标题制作中的“平实”手法,试图通过直接陈述事例给受众可感、可信的体验,以争取信任,比如“景区缆车起火,十七位游客丧生”。此外,引用权威机构、权威人物、权威数据的谣言标题分别占比7.3%、2.5%、0.6%,如“央视及各大卫视曝光17种剧毒食品名单,抓紧知晓!”,即试图引用权威机构来说服受众。

(1)首发微信公众号类型,即谣言首发微信公众号的账号主体类型。本文对首发微信公众号的判断依据有两个:第一,“微信辟谣助手”已经明确提到首发媒体;第二,对于“微信辟谣助手”没有提到首发媒体的谣言,主要通过“搜狗微信搜索”工具进行检索并按照发布时间排序,发布时间最早的微信公众号即视为谣言首发微信公众号。主要有5种分类:①传统媒体;②政府及事业单位;③企业;④个人;⑤其他。

(2)谣言内容呈现形式。可分为4类:①文字;②文字+图片;③文字+视频;④文字+图片+视频。

(3)谣言主题类型。参考姜胜洪将谣言分为政治谣言、经济谣言、军事谣言、社会生活谣言、自然现象谣言等类型的分类方法[15],本文也将谣言的主题类型编码为5类:①政治谣言(包括针对政治人物、政党、国家及其政策的谣言);②经济谣言(关于经济实体和经济政策的谣言);③军事谣言;④社会生活谣言;⑤自然现象谣言(与自然界的特殊现象和神秘现象有关的谣言)。

从以往研究来看,由于社会生活谣言在网络谣言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6],所以又将社会生活谣言细分为健康、网络安全、命案伤害、寻人求助、科普(健康类科普归入健康类)、群体性事件、教育、娱乐共8类。

(4)谣言涉及主体。由于微信谣言涉及的主体比较繁杂,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法,所以本文根据谣言文本中所提到的特定对象,归纳后分为以下10类进行编码:①儿童;②绝症患者;③老人;④名人;⑤青少年;⑥出国人员;⑦女性;⑧司机;⑨公务员;⑩无特定涉及主体。

通过正交试验和单因素分析对单体配比、反应温度、引发剂加量、pH值和单体浓度进行研究,确定了三元共聚物缓凝剂CA的最佳合成条件,见表6。

(5)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可以分为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两类,通过对情感和道理两种论证方式进行分类,得到更为具体的7个指标,分别是:①恐惧(运用“敲警钟”的方式唤起受众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②获益(告知受众接受或转发信息可获得直接或者间接的好处);③善意(诱导受众出于好意而接受并传播谣言);④事例论证(通过事例来进行说服);⑤引用数字(引用数字来进行说服);⑥权威人物(引用权威人物来进行说服);⑦权威机构(引用权威机构来进行说服)。

(6)谣言主体内容的说服方式。根据卡尔·霍夫兰的说服性研究,可将谣言主体内容的说服方式分为两大类:①诉诸感性(谣言内容以情动人);②诉诸理性(谣言内容以理服人)。

三、 研究结果及分析

与微信谣言标题更偏向于诉诸感性的说服方式不同,从谣言主体内容的说服方式来看,有63.6%的谣言倾向于采用诉诸理性的方式,这说明微信谣言非常强调“证据”。发布者为了取信于人,会设法提供可靠的证据来充实谣言。对微信谣言主体中诉诸理性说服方式的进一步分析可知,列举事例和引用权威机构是最常用的方法,比如“【央视曝光】你喝的不是茶,而是毒药!”中,全篇引用了央视的新闻截图,并且列举了一个茶农如何种出“毒茶”的例子,但实际上这里关于央视的新闻截图是拼凑得出,所谓的事例也有编造的成分。诉诸感情的说服方式占36.4%,这一类谣言主要靠文中富有感情色彩的语句调动受众的情感,比如“抵制日本电影《贞子3D》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上映”,主要依托网络民族主义情绪而传播。在诉诸感情的说服方式中,最常用的还是恐惧诉求,比如“百余团伙抢小孩,偷器官”,主要依托血腥的图片配合文字,为受众营造出恐怖气氛。

(一) 微信谣言的形式特征

1.首发微信公众号类型分布——企业公众号首发谣言最多

桑斯坦曾对谣言主体作了类型化分析,认为制作散布谣言的主体有四种类型:谋求一己之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和恶意中伤者[17]。在对首发微信公众号造谣动机的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也发现了谋求一己之利、哗众取宠、利他主义(往往同时带有一定追求政治利益的目的)和恶意中伤四种主要的造谣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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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研发现,古典园林厅堂摆花形式和种类虽然不断丰富,但与明清时期相比,传统花卉的应用优势却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

企业公众号的根本目的是吸引流量,再将流量变现。表1结果显示,谣言首发微信公众号类型中,以企业为主体的微信公众号占67.9%。企业公众号发布的谣言主要涉及两类内容:第一,和自身营业范围相关的内容,比如:健康养生类公众号通常会发布关于养生的新方法,并在文中推出相关产品;第二,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通常是健康类话题。这两类谣言都有着明显的吸引流量和推销的目的,属于谋求一己之利者。同时,一些企业公众号也存在恶意中伤的情况,比如“星巴克致癌”“儿童牛奶饮品含肉毒杆菌可致白血病”等都属于无中生有,会对相关行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谣言占29.1%,内容主要以健康、新规和娱乐为主。相对而言,个人微信公众号没有明显的推销倾向,一般会在文中注明“求转发”的字样,如“转发!冰箱放一支烟,解决了千家万户都困扰的难题,真后悔现在才看到!”此类内容通常带有一定哗众取宠的色彩。与此同时,2.4%的传统媒体和0.6%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也成为微信谣言的首发媒体,从这类微信公众号的属性来看,虽然属于利他主义者,但是由于信源的权威性,这类谣言往往会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法制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8种情况可暂时拒缴物业费!小区还得‘倒找钱’”,就被央视新闻等传统媒体进行转发,其影响力远超企业公众号和个人微信公众号。

提起霞浦,摄影圈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随着当年霞浦的照片在国际摄影比赛上摘得大奖之后,摄影爱好者纷纷组团慕名而来,希望用相机拍出属于自己的大片。而此次我带着松下G9相机来到这里,希望可以用这台旗舰相机拍出与众不同的霞浦风情。

 

表1 谣言首发微信公众号类型公布

  

类型频数百分比(%)企业11267.9个人4829.1传统媒体42.4政府及事业单位10.6其他00合计165100

2.谣言内容呈现形式——“文字+图片”方式最受青睐

视觉被誉为“所有感觉的首领”[18],为了增强传播效果,微信谣言往往更青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如表2结果所示,69.1%的微信谣言采用了“文字+图片”的方式。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它们实际上与下列差异相关:(言说的)自我与(被视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差异;道听途说与亲眼所见之间的差异;词语(听到的、引用的、刻写的)与客体或行动(看见的、描画的、描写的)之间的差异;传感渠道、再现的传统和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异”[19]。微信谣言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极大地增强了传播效果。图片可以激起受众的阅读情感,尤其是一些血腥、狰狞、恐怖的图片会激起受众的恐惧心理,比如“火腿肠都是由各种牲畜死尸制作而成的”一文,就是通过一些重口味照片刺激受众的心理。同时图片还可以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图有真相”增强了谣言文本的可信性。

 

表2 微信谣言的内容呈现形式公布

  

媒体形式频数百分比(%)文字+图片14769.1文字+视频137.9文字+图片+视频53文字00合计165100

(二) 微信谣言的内容特征

1.谣言主题类型分布——生活类谣言数量居首

表3结果显示,社会生活类谣言在微信谣言中占比最大,占87.9%。这类谣言与公众息息相关,公众的直接生活体验最多,但仍成为谣言的重灾区。通过对社会生活类谣言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这类谣言正是利用了对熟悉事物的“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转移出来,且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并不断地给读者以新鲜感[20]。微信谣言想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必然首先考虑公众熟悉的话题,其次将其“陌生化”,和现实形成反差,从而对受众心理产生刺激。如“终于放心了:抽烟就是吃中药!”这一谣言,首先从公众熟悉的“抽烟”话题切入,进而将其“陌生化”处理,告知受众“抽烟其实是吃中药”,这与受众“抽烟有害健康”的认知常识发生了冲突,制造出悬念和张力,以吸引阅读。

 

表3 微信谣言主题类型分布

  

类型频数百分比(%)社会生活14587.9政治127.3经济63.6自然现象21.2军事00合计165100

从统计上来看,微信谣言的辨识难度正在逐步加大,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从微信谣言的内容呈现形式上来看,几乎所有的谣言都采用了图文结合的方式;从谣言的说服方式来看,微信谣言在内容主体上多采用诉诸理性的说服方式——以上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对微信谣言文本特征及说服方式的考察,本研究提出以下应对微信谣言的策略。

 

表4 社会生活谣言中各类型谣言分布

  

类型频数百分比(%)健康7149.0网络安全1913.1科普1611.0命案伤害149.7寻人求助96.2群体性事件85.4娱乐74.8教育10.8合计145100

由此可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食品与健康越来越重视,现实生活中屡屡爆出的“毒奶粉”和“地沟油”等事件加剧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所以有关食品安全的微信谣言往往流传速度很快,比如微信朋友圈流传甚广的“紫菜是塑料做的”“速成鸭长得快全靠打激素”“儿童牛奶饮品含肉毒杆菌可致白血病”等谣言。网络与安全谣言排在第二,大多数与网络诈骗相关,如“微信付款码截图能盗取财产”“免费充电宝可能刷走你的钱”等。随着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网络新型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折射出了公众对于网络安全的忧虑。紧随其后的是科普类谣言,比如“牙膏管底部可看出牙膏成分”,以普及生活小技巧的方式迷惑受众。寻人求助类谣言,往往会利用公众的善意来赚取转发量和流量,如“高速公路隧道超速发生事故”“急切寻找家人”等。

我最喜欢问采访对象的问题是:“您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您继续前进”? 95后的我们,成长几乎没有大风大浪,最不缺的就是肯定与爱,每天海量的信息似乎也很难找到愿意付之终身的爱好……

2.谣言涉及的主体分布——多数并无特定主体

从表5中可得知,72.3%的谣言并没有特定主体,这类主体指向的不确定性正是微信谣言涉及主体的最大特征。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文本中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有召唤读者创作的功能[21]。微信谣言涉及主体的未定性,可以引发受众结合自我身份和人生经验来进一步阐释文本意义,从而将受众自我身份和体验同无特定主体的微信谣言进行比较。比如“车站内X光安检仪辐射大”,这一谣言并没有涉及特定主体,但是受众会结合自我身份和人生经验来进一步思考,如果有着谣言中提到的相似经验——通过X光安检,则会倾向于阅读甚至传播这类谣言。同时,这类“无特定主体”的谣言往往涉及衣食住行等所有人关心的内容,从而得到大规模的传播,如“洗澡先洗头易‘洗死’”。

 

表5 谣言涉及的主体分布

  

主体频数百分比(%)无特定主体11972.3儿童168.8绝症患者106.3老人53.1名人42.5青少年31.9出国人员31.9女性21.3司机21.3公务员10.6合计165100

从有明确涉及主体的谣言来看,8.8%的谣言标题提到了儿童,如“小孩子发热用尼美舒利颗粒会致死”,6.3%的谣言标题提到了绝症病人,1.9%的谣言标题涉及出国人员群体,1.3%的谣言标题提到了女性群体和司机群体。

[5] 刘永春、东海流:《商业谣言:无形的杀手》,《北京物价》1996年第7期。

细读谣言文本可以发现,“数字鸿沟”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是微信谣言得逞的重要因素。针对出国人员的谣言一般都会涉及“护照变更”的问题;涉及司机群体的大多数谣言和“驾证新规”有关;涉及公务员群体的谣言主要和“公务员新规定”有关。此外还有针对女性的谣言,主要和“安全”以及“美容”相关,比如“真实故事:大街上抢妻”。从心理上来看,谣言会利用特定群体的焦虑情绪,涉及儿童的谣言多和“患病”“疫苗”“失踪”有关,这类谣言正是利用了父母爱子心切的心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涉及“绝症患者”的谣言多和“绝症治愈”“医学新方法”等有关,比如“美国癌症疫苗研发成功,根治率达97%!”主要利用了患者和家属的急切的心理。涉及老人的谣言多与“健康”与“养老金”等有关,这也是老年群体最关心的问题。

3.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以恐惧诉求为主

从整体上来看,微信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以情动人”型和“以理服人”型。

“以情动人”型标题主要利用公众恐惧、善意、获益的心理来进行传播。其中诉诸“恐惧”是所有微信谣言标题中最主要的说服方式,占70%。恐惧驱动模型的倡导者认为人们对恐惧的反应往往包括以下过程:首先,某一特定被感知到的危险刺激会导致情绪反应。接着,情绪反应激发个体的内心紧张,这种紧张状态会驱使人们寻求解决之道直至该恐惧意识的消除[23]。微信谣言首先在标题上通过恐惧诉求激起人们的紧张心理,受众为了有效减轻恐惧及焦虑情绪,会进一步阅读谣言甚至出于善意进行转发,如“注意!碰到这个牌子的八宝粥千万不能买,里面装的全是海绵!”,就是通过刺激受众的紧张心理而获得很高的阅读量。诱导“善意”在所有说服方式中占比14.5%,如“魏欣欣的录取通知书在中通快递”就是利用受众的善意进行传播。告知“获益”的谣言占比12.1%,如“‘马云女儿要结婚’转发信息得300元话费”即利用了受众的获益心理。

通过反复阅读样本,并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本文对165条样本的具体类目建构如下:

 

表6 微信谣言标题的说服方式分布

  

说服方式频数百分比(%)恐惧7042.4事例论证3420.6善意2414.5获益2012.1权威机构127.3权威人物42.5引用数据10.6合计165100

4.内容主体的说服方式——更偏向于诉诸理性

对165条微信谣言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后,笔者发现,微信谣言在形式特征、内容特征及说服方式上体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

 

表7 微信谣言内容主体的说服方式公布

  

说服方式频数百分比(%)诉诸理性10563.6诉诸感性6036.4合计165100

四、 结论及讨论

对社会生活谣言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社会生活谣言中,健康类谣言占比49%。其次是网络与安全谣言,占比13.1%。接下来依次是:科普、命案伤害、寻人求助、群体性事件、娱乐、教育,如表4所示。

(一) 加强把关意识,规范信息传播行为

在微信谣言的首发公众号中,企业微信公众号和个人微信公众号占比最大,反映出这两类公众号把关意识的淡薄。所以,对于微信谣言的治理应该重点关注企业公众号和个人公众号。同时,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造谣的违法成本,通过法律措施来迫使企业公众号和个人公众号提高把关意识,从而规范信息传播行为。

传统媒体和政府及事业单位微信号也会成为谣言的首发媒体,虽然数量较少,但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官方媒体的公信力。因此,微信公众平台在使得信息发布更为便捷和迅速的同时,也对传统媒体信息的把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坚守传媒的“老编辑”精神。

(二) 构建多方联动的辟谣体系,加强谣言预警监测

一方面,微信平台属于互联网生态体系中的一部分,微信谣言也是网络谣言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将微信谣言从整个互联网中割裂开来,必须用系统的观点来看待微信谣言的治理。其他平台的谣言会流入微信平台中,而微信平台的谣言也可能会影响其他平台。另一方面,各个相关部门和机构都会有自己辟谣的途径,比如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指导下的“中国食品辟谣网”。但是这些平台之间缺乏横向的信息流通,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所以,亟须将各方力量整合起来,构建多方联动的辟谣体系。

方法点睛 选项④是判断“a”的范围,如何找到解题的突破口,那就是寻找信息源:先由对称轴和A点坐标,可得b=-4a,c=-5a,然后借助2

对微信谣言的治理还应该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预警监测。在谣言涉及的主题上,生活谣言和政治谣言最多,而生活类谣言中,健康谣言和网络安全谣言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对于这些领域应该加强预警监测,以便及时辟谣。

(三) 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增强识谣防谣能力

统计显示,政治类谣言占7.3%。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所有的政治谣言都集中在国家政策方针这一类,如“人社部发布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但并未出现对政治人物和政党的谣言。当然,这与微信对政治话题的严把关、政治话题的相对高门槛和严肃性有关。此外,经济类谣言只占3.6%。自然现象类谣言也较少,仅有的2条自然谣言都是涉及地震的,如“广西未来两个月内将发生大地震”。如前所述,这类谣言自唐山大地震后就一直在流传,人们已经见过太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免疫性,所以在微信谣言中占比最小。在统计的样本中,没有一例军事类谣言,这与我国当前比较和平的社会环境相关,所以,军事话题和公众有一定的距离。

7)喷洒、负压环保控制系统:运输车卸料半封闭系统、臂架封闭系统、卸料点封闭系统,通过除臭剂机内自动喷洒、异味负压收集实现布料过程的异味控制。

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主要可以从鼓励网民理性思考和完善微信谣言举报机制着手。面对微信谣言,要鼓励网民理性思考,比如从信源、文章逻辑等方面进行分析,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同时,要完善微信谣言的举报机制,当公众无法作出判断时,可以通过举报机制得到有关部门的反馈。

从微信谣言涉及的主体来看,弱势群体是谣言针对的主要对象之一,比如儿童、老人和绝症患者群体,这也间接说明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相对来说更为缺乏。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可以重点提高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比如在小学课堂上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等。

(四) 谣言也是社情民意,解决现实诉求方能治本

微信谣言不仅是一种传播现象,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通过对1942年美国“珍珠港事件”中谣言的分析,提出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是形成谣言的两个重要条件[24]。所以,微信谣言根植于现实社会中重要并且不确定的事件当中。社会生活类谣言是微信谣言涉及最多的主题,而这其中绝大多数谣言都集中在健康、网络安全这两个领域,这折射出了公众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两方面的重视程度。政治类的谣言主要集中于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的变动往往会影响某个领域和特定群体。这类谣言主要基于公众对相关领域前景的不确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的期待。比如“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的谣言,其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于延迟退休问题的关注,期待政府早日拿出方案。

所以,谣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情民意的体现,反映着公众的现实诉求,线上治理谣言仅仅是治标,而解决公众的现实担忧才是治本。

注释

[1] 周裕琼:《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基于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2] 宋守全、陈英方:《关于地震虚报和谣言问题的调研概况及大震对策问题的调研设想——兼述国内几年来开展地震社会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其展望》,《国际地震动态》1984年第1期。

[3] 洪时中:《关于制止地震谣言的几个问题》,《四川地震》1983年第1期。

[4] 苏公望、张君仪、李锦芳等:《1986年5—7月上海地震谣言事件概况及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6年第12期。

检测结果主要为:隧道进口:拱顶(腰)处检测厚度(设计厚度40cm)在28~33cm,缺陷纵向长度在1.0~2.0m,缺陷环向长度在0.8~1.0m。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提出了“知沟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长,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22]。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在《在互联网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弱势群体在互联网接触和使用方面的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处理信息的技能上的差异,弱势群体成为微信谣言所指向的重点对象,儿童、老人、绝症患者是谣言中提到的最多的三类弱势群体。

[6] 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7] 巢乃鹏、黄娴:《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

[8]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

当然,第一次与乔十二郎长谈时,老太医不忘劝导他:你的亲人,无论是活着的,或者是在天之灵,最大的愿望其实是要你活得自在,衣食无忧,没有疾病灾祸,你又何必自背包袱,活在仇恨中,郁郁不可终日?

[9] 马勇:《1911 年中国大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10] 马化腾:《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亿》。[2018年4月24日]http://epaper.syd.com.cn/syrb/html/2018-03/06/content_171464.html.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建筑业成长日益成熟,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之一的建筑业,有其鲜明的实际重要性与时代意义性。其中建筑物的工程质量尤为重要,在工程施工中质量管理的作用在于保障工程的稳固性与安全性,针对现阶段我国建筑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运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手段,制定“保质量促生产”的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条例,高标准落实好质量管理工作,为我国的建筑业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1] 罗永雄:《舆论学视角下的微博与微信谣言传播比较研究》,《新闻知识》2014年第4期。

[12] 聂妍:《媒介分析视阈下微信谣言传播的原因初探——以“云南大批青年逃兵役”谣言为例》,《新闻传播》2017年第4期。

[13] 郭小安、薛鹏宇:《微信朋友圈会让我们更相信谣言吗?——试论微信谣言的三个传播特征》,《电子政务》2015年第2期。

[14] 张志安、束开荣:《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网民、媒介与社会多重视角的考察》,《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3期。

[15] 姜胜洪:《网络谣言应对与舆情引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16] 阮璋琼、尹良润:《微博谣言的类型与话语焦点——基于307条微博谣言的内容分析》,《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

[17] 卡斯·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7~19页。

[18] 任悦:《视觉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9] W.J.T.米歇尔:《图像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20] 茨维坦·托多洛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21] 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11.

[22] P.J.Tichenor,G.A.Dnohue,C.N.Olien,“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Public Opinion Quartrrly,1970(2).

[23] Ray,M.L.,Wilkie,W.L.,“Fear: The potential of an appeal neglected by marketing”,Journal of Marketing,1970,34.

本文建立了多个处理器的试验环境,对并行算法的效果进行实证。试验中,路径初始化参数、路网出发点、目标点的设置采用上述串行蚁群算法的设定,基于多处理器环境下执行并行运算。设置不同数量的处理器,多次试验和记录,分析不同数量处理器下的算法收敛值、计算所花费的时间。将不同数量处理器下的算法收敛值、计算所花费的时间作图分析,直观显示如图5和图6所示。

[24] Allport G.W.,Postman L.J.,“The basic psychology of rumor”,New York Academy Sciences,1945(8).

线索提示:故宫太和殿和天安门城楼都有两层屋檐,和前文图片长得不一样,猜不出来怎么办?两层或多层屋檐在中国古建筑中叫“重檐”,其作用是提升屋顶的高度和层次,让建筑更为雄伟庄严。不要被重檐“误导”,看看每一层屋顶有什么特征,答案或许就出来了!

 
刘琼,黄世威
《华中传播研究》 2018年第02期
《华中传播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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