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中共中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四个自信”和构筑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项伟大工程，包含思想基础、理想信念、精神面貌、道德规范、社会风气、政治伦理和制度伦理的建设，为建设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彼此认同的价值框架，能够有效地制约和融合非核心、非主流的社会价值思潮，为中华民族的新时代精神重建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人文精神、时代精神聚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思想体系之中，旨在从权利平等、法制公平、自由和谐、人民民主等层面来构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既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也有助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提供精神支持。

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动源

（一）中华民族精神源起何处

我们既要从发生学角度研究民族精神源起的历史维度，又要对民族精神结构的形成进行空间考查，同时，又必须从民族现代性的角度，去探寻哪些精神要素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环节，以及现代中国人形成一种十分坚固的现代人格典范的精神力量等问题。按照中国人的始源性思维，认为盘古开天地孕育着中华民族，这说明华夏民族深深地扎根于这块沃土之中，她们是天地所生，不是神选的民族，这就养成了这个民族既知其子又复守其母，既知其源又能使其源远流长，既知其恩又能以感恩相报。“我们如果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说，中国民族是最具有原初性的民族。唯其是一个原初的民族，所以它才能独特地运用其心灵［1］35”。中国人的始源思维认为，天地就是人类之母，这种关于人类民族起源的理论，使一个民族一方面会注重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作用；另一方面会看重情感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明心灵。从古到今，中华民族注重“情”在维系人际关系的作用，说明这个民族历来都是一个重情守义的民族。后来儒家把“情”转化成一种“爱”，一种仁爱，一种中国式的友善之“爱”，不过这种爱受到血缘、地域的限制。尽管它们能经得起时间的洗礼，但跨越不了空间的局限，更经不起利益的冲击。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情”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显得有一点脆弱，为了避免其局限性，就要把“情”与“理”“重情义”与“守法制”相结合，培育民族精神情理交融、法义相系、德法并重的现代品格。

不可否认，中国一贯注重家庭伦理和道德价值的传统，这或许对西方当前世俗主义所造成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科学主义所持道德中立所形成的价值真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填补人性中冷漠、孤独、不近人情的一面。但是，由于在中国的精神世界过分强调“情”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说明这个民族既有浓浓的“情”、重重的“义”，也有深深的“爱”；另一方面也给其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一是由“情”而形成了不同的圈子文化，尽管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集团，但也为彼此的争斗和内讧留下了不良的习俗。中国到了近代以来一直内斗不断，甚至借外来力量引起民族自身之间的仇恨，历史上的政客总是通过历史上的创伤来制造仇恨，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破坏，也不利于中国建立健全的现代民主体制；二是由“情”带来了潜规则盛行，由“情”可以变通一切，而忽视“法理”在治理人类精神生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三是当以“亲（血缘）情”来建构民族精神的时候，民族精神最终是建立在世俗的层面，而缺乏一种超越性的信仰范式。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建立的世俗本位层面上的民族精神，这与西方宗教信仰本位层面的民族精神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民族精神本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超越了世俗局限性的精神形态，而在中国由于“情”充当了世俗与精神的一种中介，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既融入了世俗的成分，也上升到精神信仰的层面，每个人从自身的情感出发去丰富自己的内心生活，形成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人格特征。当“情”与义、“情”与爱、“情”与面相结合时，就通过“场面”“体面”“情面”来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范，这些也是自己对人生和他者的一种承诺，做人的一种道德律令，它们充当宗教信仰的功能，可提供宗教性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指引。但它缺少一种先验的精神去范导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更缺乏从内心深处凝聚整个民族人心的内在要素和精神力量，所以我们的民族很少是由于信仰之争而爆发冲突、战争。就内而言，往往由于“面子”问题爆发朋友、家族之间的冲突，就外而言，往往利益、疆域之争而打仗，所以我们的民族团结不是来自自身文化的价值追求，不是内生性的团结，而是来自外来压制力量所至，为了民族的生存，才使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来的敌人。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

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到底培养这个民族哪些精神特质，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思考、去总结。是仁爱、民本、和合、大同？还是诚实、守礼、孝悌、立身（种的繁衍不是中国文化的语境，而多子多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文明始于人类知母报恩，于是感恩、孝悌成为这个民族一道亮丽风景。当人类理解了“子与母”等人伦关系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说明这个民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有世俗成分，有钱买地置田，娶妻生子，多子多福，开枝散叶，希望子孙后代都能有出息，能光宗耀祖，因此“多子多福”和“光宗耀祖”是推动中国人缅怀过去，憧憬未来的精神动能，也构成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人生支柱。功名、财富、立身（种的繁衍、尊祖、孝道）是人生追求的永恒主题，这都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原动力。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崇拜神的传统，也不侍奉鬼神。但中国人有三畏：一畏天命（宗教意义上敬畏）；二畏大人（世俗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三畏圣人之言（学者和圣人的伦理训条）。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末日审判，也没有上帝（宗教）的救赎，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认为自己比神还伟大，吉凶福祸，并非由鬼神来主宰，而是掌控在自己手中。中国人觉得，自己是神的制造者，但往往自己又无能为力驾驭“神”，最终沦为“神”和“帝王”（变相的神）的奴役对象。

由于这个民族长时间浸润在血脉宗族的关系中，往往对历史的理解与把握缺乏一种超越性思维，不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处去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更缺乏从历史趋势去把握民族未来命运的历史哲学，不管是帝王将相朝代更迭，还是民间家谱之传承，她唯一祭拜是烈祖先宗。然而，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应站在人类历史的视野去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应站在现代国家、民族的层面去理解人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就是使其能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视野去把握一个民族的命运，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掌控民族的未来。因此，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建构不止仅仅停留于个体层面价值观的培养，而更多地从民族自身的精神世界出发，把其纳入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塑造本民族自身的精神形象，这就应正确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历史与人类历史、民族的血缘与民族社会化等方面的关系。

二、民族精神的现代构建应充分挖掘自身可普遍化的内在要素

[41]罗伯特·亨利：《罗伯特议事规则》，袁天鹏、孙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民族文化本应有自身的特征，但当一种文化向人类文明转化时，就应寻求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去关注、解决人类生存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而不是跟进、模仿假设中的某个文明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建设人类文明的逻辑既不能弃绝普遍主义，又要接受多样性，如果单接受多元性，而拒绝普遍化，就会限制一个民族走向世界，也限制了其发展的空间。寻求本民族中人类的共同性、普遍化的基因是由文化转向文明的一个必然条件，寻找志同道合的追随者是一个民族文化可普遍化的必经之路。如同学问或学术也许从本土出发，去追求突破地域局限性的种种可能，最终寻找人类共同认同的真理（或常识）。因此，在学术上，我们应避免将“国学”与“西学”对立，不管是儒、道、释、基督、伊斯兰教，还是古典与现代、经验与理性、实证与证伪、归纳与演绎都不只是针对特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学问，而是追求一般的真理，或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如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建设，是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10”。历史上，苏格拉底的真善美不只是说给古希腊人听的，孔子的“仁”不只是给鲁国人的教诲，洛克的“三权分立”也不只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当下儒学借助于政治力量，驱逐所谓的“西方外来思想”，本身就是对儒学的一种背叛，儒家历来主张邦有道则仕。事实上，一些学贯东西新儒家，如牟宗三、张东荪诸多儒者，和时下的大陆新儒家持不能同的态度，他们一直在试图在尊重理性的前提下，将传统儒学融入现代文明（价值）的轨道，这种改造的思路值得肯定，虽然实现复兴的可能性并不很大，但至少可以把这个民族带入主流世界文明中。对当代中国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自由、民主、法制、公正、诚信、友善等现代文明体系下的价值观与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所需支撑的伦理道德体系，不管它以何主义出现，不管是以新教伦理的节俭精神，还是以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外衣出现，都必须服从“道济天下”的逻辑，那些试图借民族主义上位的伪儒学不可能使这个民族有太大的作为。在当代去建构民族精神应具有如下态度：爱国热忱、天下为怀、文明和谐、求真务实。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深处，探寻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是中国哲学的和谐思想价值观念可以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强调以仁心为价值之原，重人类的共同价值，有高于其他宗教和文化共同承担的伦理，既可成为人类各文明和宗教的共“法”，也可谋求人类的共“业”；二是要奉行一种辩证态度——能够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隔阂，既要发现彼此的优点和缺点，又要看到它们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果民族精神只用传统文化中的国民性消极一面来任意渲染，客观上必然会消逝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宣扬民族精神的虚无主义，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本意是对民族意识的现代化改造，让这个民族在几千封建主义的禁锢中觉醒，而不是沉沦，更不是麻木不仁、冷漠。历史昭示：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推进，无不是以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已有成就为基础。否定本民族历史传统的结果，只能是民族创造力的枯萎，根本谈不上以民族精神的形象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主义是坚持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以单于国家、民族本位观出发去理解和判断世界大势，由此坚持自身的民族秩序和精神追求。民族意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种）族、血缘、文化和传统等自我认同心理。民族精神是经过民族传统文化长期孕育、滋养而成，进而成为推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思想动力。民族精神以崇尚正义、公平、平等、民主、文明、和谐等精神旗帜为标榜，成为一个民族认同度极高，实践结果非常有效的思想武器。民族精神是对一个民族国民性的超越，是通过民族的正能量去掩饰国民性中一些不健康的成分，展现其积极的形象。相对民族意识而言，民族精神具有更明确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一个民族崇高的精神追求、思想涵养和人格风范。而民族意识既会蜕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会生成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一种高度融合，既体现了民族性，又往往兼有融入世界的倾向，具有开放性。而民族主义则是在民族意识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生成，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极端化表现形态，具有明显排他性。

民族精神固然需要金戈铁马精神去铸造，也需要润物无声的心语去谱写、温暖、滋润这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这个民族固然没有东风压倒西风的横暴，但却有着空中隔座传声送钩的潜流。民族精神既可以在风口浪尖中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又可以通过话语心声微调世界。中华民族具有磁场般的效应，世界的指南针将在中国精神的引力中走向平衡。当然一个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培育离不开现代性这个话题，必须接受现代性的检验。不可否认，中国目前已有的成就，既是借鉴了西方文明，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走向世界的必然结果，又是通过改革开放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机制、发挥生产要素相对比较优势和自身文化潜在力量的具体体现。因此，有必要回到自己的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中华民族崛起的内在动因。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崛起时，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沉重的记忆和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相融合，则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发展动力，现在确实到了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认祖归宗的时候。文化意义上的认祖归宗不一定是回归，但一定要找到自身存在的根本和根基，由此绽放出本土文化现代性的花朵。毕竟几千年的文明积攒了这个民族足够多的智慧与“资本”，也培养了他们刻苦好学的能力，以及追求富贵（强）的奋斗精神（农业文明几千年的富足养成了这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因此，中华民族借鉴、学习能力比别的民族要强得多，一有机会这个民族就有可能由学生回归到原有老师的位置。

三、民族精神的现代构建应合理划分国民意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辩证思维是以二元性为基础。道家老子创立了“阴阳”二元性思维分析问题的一种基本框架，但没有形成中国人的一种思维范式和思维方法。二元性倒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思维方式，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问题都通过二元的思维来建构，其不仅是人类的一种思维范式，而且还是西方文明（科学与民主）演进的逻辑通道。二元性思维推动了人类思维的思辨性的发展，人类的思辨性经过一个由主客观本位的二元性向开放二元性的转变过程，这种开放的二元性最终通过西方民主制度把人类的思维形态转换成一种制度形态［3］。不管是科学还是民主，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民族价值观所养成的思维方式。所谓的思维方式，是人在思维时借助于一定的思维方法，通过一定的步骤所实现的思维活动过程的结构形式，思维的立足点、思维的角度、思维的顺序是其构成三要素，其决定了一个民族可成就的目标、方法和行动的指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合（和）和整体，尽管这是科学追求的最终目的，但缺乏分析的过程，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不具有科学的意义，但具有道德的意义。因此，现代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开放性二元系统，围绕着主体所需要的自律评价系统和客体关系所要求的规范系统之间人性张力而展开，使人置于理性和情感、普遍和个性、多元和一元、社会与个体的框架中来反思人的精神追求，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培养抽象的同一性为目标的价值理念，在这一价值目标下推广主体自身的价值追求，把交往行为从狭隘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扩大其价值空间的普及，最终促成人个体化的社会模式，这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价值逻辑。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的劳动强度很大，在混凝土浇筑作业的人员按排上，每台泵配备8人(1人放料，3人振捣，3人平整，1人看模)，配备3个班组，共96人轮换作业。本次混凝土浇筑在7月中旬，平均气温18～25 ℃，夜间最低气温12 ℃，白天最高气温32 ℃，昼夜温差大，为确保大体积混凝土连续浇筑，另安排5人作为机动。

术后感染5例，均为迟发性感染，发生于术后9～ 12个月，其中3例患者合并糖尿病。均行CT检查发现骨折已愈合，行后路手术取出内固定并行清创灌洗引流术，脓液细菌培养仅1例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余未见明确致病菌生长。术后2周佩戴支具下床活动，1个月后去除胸腰背支具，均恢复良好。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推动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融合

4.6 环境整洁卫生。餐厅、食堂等集中就餐场所应通风换气良好，空调及通风设施定期清洗消毒，环境整洁卫生。餐厅、食堂等集中就餐场所附近应当提供洗手设施。设置厕所的，应保持清洁卫生。餐厅、食堂等集中就餐场所应全面禁烟，在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禁止吸烟标识和监管电话，不设置任何与吸烟有关的器具。

（一）“自强”“自立”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现代价值理念

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已步入现代化国家之列时，而中华民族却谋求自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是中华民族总结自身历史的产物。核心价值观第一个词就是“富强”，其表明这个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历史血的教训，历史永远不会迁就一个落后的民族，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的历史规律。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由于行动能力的差距导致了精神上的落差，乃至伤害到了民族的自尊，并对自身民族精神的怀疑，甚至否定。由于落后而产生了民族的焦虑症，和对外域文明存有一种敌防的心态，既拜别人为师，又怕老师占有、强奸学生；既向别人学习，又怕成为别人的精神奴隶，更怕被别人同化，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矛盾心态。面对鲜活的西方文明，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缅怀”（美国学者玛利达·史德勒语），她说：缅怀构成人生的交织结构，影响着一切，从简单日常生活作业的表现能力，到了解自我。缅怀建立生命的连续性，赋予现在意义，因现在是过去构成。缅怀作为一种回忆方式，使我们知自己是谁，从而产生自我认同的核心。缅怀是追溯过去，重建是面对未来。中华民族既有几千年的文明底蕴，也有现代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这些都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铁的事实。因此，她有足够的自信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重建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世界。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10”。

4.1.1 游泳自救能力是游泳者在水中出现危机状况时运用自身所掌握的技能自救脱险的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水上救助能力是救助者对水中遇险者在岸上实施救助的知识和技能。

民族精神不仅需要政治力量去推动，也应从文化的层面去构建。当然，国家应该警惕民族精神一旦沦为为现实政治势力服务的工具，就不能真正发挥其在塑造民族精神的应有作用。比如，“从袁世凯开始，不少政客宣扬儒家思想，这实际上是对儒家传统的内部腐化。最糟的是把儒家思想中很健康的象征符号加以曲解，使之政治化，结果失去了它在知识精英群体乃至一般公民集团中的生命力。最初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孔家店并不是知识精英批判的唯一对象。后来一些极保守的势力利用儒家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才激起了许多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情绪，从而对儒学进行狠批［4］43”。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改造的最大贡献是把政治儒家拿掉了，把民间的迷信拿掉了，让其变成中华民族的一个纯粹信仰的精神家园，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精神世界。国家没有理想，民族没有精神，国民没有信仰，再大的体量也不过是一具僵尸。习近平的新时代新思想就要把中华民族建成：“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现代性社会。信仰是抽象的，榜样是具象的。而政治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建设者，正如中国古语所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这里的“正”就是指政治所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公平、正义、公正。因此，政治总是充当培养民族精神的价值榜样，当年，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全民榜样是雷锋、张思德、焦裕禄，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先进方向的代表。而今，随着从严治党的深入，尽管一部分共产党员自身的负面做法会严重侵蚀、腐化民族精神的灵魂世界，最终使民族丧失战斗力，但随着这一小部分清洗出共产党的队伍，最终会使这个民族精神的根基筑就的更坚实、更牢靠，更会使党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中坚力量。

（二）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去培育一个民族“诚信、守法、知礼”的公共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国家的一种现代化治理理论，旨在建立一种规范有序的治理体系，要想一个社会秩序规范有序，应培养公民“诚信、守法、知礼”的公共精神。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做任何事物都应知法懂法，不能变成权力的任性者；作为老百姓，不能沦为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树立一个各个阶层“诚信、守法、知礼”的标准，公正、公平、法制这是全社会公共精神的价值依据。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到凝练成24字时间不长，学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阐发、宣传，让民众去理解其学理的依据，然后有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常识（理）把其接受下来，变成自己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绳。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人民正确理解“诚信、守法、知礼”公共精神与个人价值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事业发展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所以习近平告诫我们：“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5］36”；其次，就个人而言，要处理好“情”与理（法）、利己与利他、公与私、内与外、言与行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自信”与“自洽”的关系，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自信是建立在自身有相当完备的“自洽”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非完全是建立在人类的文明和常识的逻辑上的，也就是说应有自身学理的支撑。我们不能陷入虽然自洽，但却无用；尽管无用，我们不改的“自洽困境”。

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有些人在纵向的维度上，他们很公，很懂得听上级，老老实实、唯唯诺诺，但是一到横向的时候，根本不懂得跟人合作，又不讲诚信。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是不道德的，但是中国的道德恰恰在私德领域里面，这是梁启超当年所提问题。私德领域里严格来说是不能成为道德的，表面看它是道德的，成天“天下为公”，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盘散沙，非常自私自利，非常物质化，它反而走向不道德的。所以，特别有辩证意味的是，中国的道德内容虽然是非常私德的，但是它却被公器所统治，而道德越是被公器所统治，它就越被压缩在私德的狭窄空间，离公共精神就越远。如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现代的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共空间，注重自身的公共文明形象。

众所周知，人是一个理性存在者，理性乃是人社会化和尊重他人的源泉，特别是公共理性的确立，须对个人行为给予一定的道德限制和法律约束。在道德与法律的框架下，既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又尊重别人的需要，这样社会的生活就会更加和谐。公共理性参与民族精神建设而言，可从如下几方面来建构：其一，公共理性是公民在民主制度下，参与协商公共事务的一种能力；其二，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道德，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的行为准则是由法律规定；其三，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能力。这种道德能力是一种遵守规则、知道什么当做和什么不当做的道德自觉。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第一，一种社会关系的意义内容，只有在行动取向于一些确定的‘准则’时，我们才把它叫作一种‘秩序’。第二，这种秩序，只有当实际上取向于那些准则也是因为这些准则被认为对行动是有效的——被看作是有约束力的和示范性的，我们才把它叫作是‘有效的’［6］22”。这说明公共理性所形成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规范足以包容由于生活取向的偏好而导致的人们可以合理预期的种种分歧，其实质是在维护公共和平、保护人民权利和建立政治法律共同体中人人可以接受的政治、道德实践标准的前提下，构造一种人人共享的价值基础。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自我绵延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一方面跟随世界文明开始步入现代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践行本民族核心价值观，使中华民族赢得了自我绵延的双重动力。这一现状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依然还存在，尽管现代化不是由中国文化所开启，但凭借中国文化的深厚基础和民族自身学习能力，很快就融入了现代化的行列之中，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又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做强有力的辩护，因此她们要回归传统，通过回归传统，辉煌再现可期，这就是中国梦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表明，近现代以来，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思想、法理理论和现代政党学说，逐步奠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组织理论、民族观和政党理论。在这个范围内，传统中国的那种文明与野蛮的民族国家划分指标、朋党文化、江湖文化，不再发挥作用。现代中国既有自己的现代民族意识，又有自己的现代政党学说，同时又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只有这些要素都具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可能。所以我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24个字，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所蕴含的现代价值观念，有的不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具备的，而是现代文明与传统价值、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一种有机结合。没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和现代政党学说，仅靠儒家文明重振中国，也是一种幻想。只着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而无视现代民族的政治脉络、经济基础、民族意识，更完全没有注意到现代世界中的国家兴衰的逻辑轨迹，是根本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崛起的内在动因。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衰败民族会有两个灵魂：历史的灵魂与衰落的灵魂。只要衰败民族没有彻底衰亡，历史的灵魂还存在，这个民族寻求重新崛起的机会还在，那些陷入苦难之境的衰败民族，就会从历史灵魂中找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雄心还在，当然要归功于它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记忆；今日中国发展的国际契机还在，其主要是中华民族的古老和现代智慧还有广阔的拓展空间，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奠定了雄厚的软实力，也给了这个民族足够自信的文化资源。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所说：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摧毁中国人，他们是善于从苦难中生存的坚韧之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人，他们的文明经历过不同的时期，但其本质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屈服，他们在大风来临之时躬身，但他们永远不会毁灭，他们作为一个实体继续存在着，不会破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族裔都要来得长久。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持久的韧性，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源于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它主要不是表现在观念上，而是浸透于广大社会生活之中。当一种文化或价值“百姓日用而不知”时，这就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今并没有完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没有浸润于百姓生活之中，所以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育民族的新时代精神更是一个长期性的任务。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在不断地改变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毕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这些价值是世界人民追求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要想真正地不断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单靠物质富足、军队强大远远不够，还要建立起一个民族精神的伟大家园，正如习近平所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5］46”。未来中国不管如何发展，她总是要扎根于中国传统的精神家园，去追赶或引领世界文明，这不仅要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要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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