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特殊的行政区划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加上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阻碍了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有效进行。当前，我国区域利益机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未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应完善区域经济利益机制制度化建设，并遵循层次性原则推进区域利益机制的构建，以此达成长效利益补偿机制，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持久、长效的发展。

一、利益补偿机制

（一）利益补偿机制综述。关于区域经济合作中利益机制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给予了阐述。郭志仪、郑周胜（2010）在分析区域经济整合的主体及其利益分配问题基础上，指出跨行政区区域经济整合仅依靠市场机制是相当缓慢和复杂的，只有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协调好各方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区域间持久、长效的合作。同时，庄士成（2010）以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为研究对象，从利益平衡机制角度出发，认为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补偿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区域间合作利益平衡的重要途径。李桢、刘远明（2012）选取长三角相关数据从实证角度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最直接的经济影响就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张沁（2013）借鉴欧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指出区域经济利益协调必须具有硬约束功能，相关的利益机制需以制度化和法制化形式确立下来。于诗琦（2015）指出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协调处理好区域合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利益补偿与分享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现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毅文（2017）研究指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与分享机制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调整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和利益关系，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竞争能力。以上学者基于区域发展的案例分析了利益补偿与分享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合理的利益补偿与分享机制能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要素充分流动和区域合理分工，进而促进区域的快速发展。

（二）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机制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区域经济利益补偿实质是区域经济合作外部性内部化过程，作为一种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

1、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机制的经济功能

（1）激励与约束功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涉及众多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经济活动，应以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受各方利益诉求差异，容易出现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区域经济合作充满不确定性，而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机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激励约束功能。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使经济合作行为有章可循，便于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帮助其形成理性预期，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协调成本，最大化区域经济整体利益。

通过分析和比较纽约、伦敦、东京三个国际大都市三种典型模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这些著名的服务业集群在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特征，如表1所示。（表1）

（2）平衡各方利益关系。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规模日趋扩大，合作内容更宽泛、难度更高，涉及的利益主体更多，受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及利益评价标准的不同，利益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利益分享与补偿的处理方式也会变得棘手，而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这些利益矛盾解决。

（3）健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软约束，缺乏制度性与法理性机制，偏重协调，忽视决策实施和监督；偏重政府指导，忽视市场主导；偏重利益创造机制，忽视利益补偿机制。正是由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不健全、缺失、难落实，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进展缓慢，而内嵌于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结构中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和充实了区域经济合作制度体系。

（三）利益补偿的方式。针对跨行政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应对补偿方式做出具体制度安排。在此，本文引用李桢、刘远明的分类方式对利益补偿方式作出如下分类：

2、区域经济利益补偿的现实意义。区域经济合作追求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必将引起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起优势产业迁移聚集，这必然会打破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下，产业的转移将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与分享有利于缩小区域内各行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增强区域辐射扩散能力，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从而实现区域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获取。

由此可见，在这个发展阶段，“困境儿童”在政府文献中的定义已经趋向成熟，层次清楚，类型界定也日趋完善。陈鲁南（2012）认为困境儿童概念的外延相对清楚，即包含孤儿（含弃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流浪儿童、受暴力侵害儿童、残疾儿童、艾滋病感染儿童、患重病罕见病等儿童群体等。而内含则未有过权威定义。

1、利益补偿可分为直接补偿和间接补偿。直接补偿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价格补贴方式直接补偿受损方；间接补偿是通过资金技术支持、项目合作、人才交流、信息共享和政策扶持等方式平衡地区发展差距，协助利益受损方或其他合作方创造合作平台、夯实合作基础、增强合作意愿。

2、区域经济利益补偿实质是区域经济合作外部性内部化过程，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上，分为行政性补偿手段和市场化补偿手段两类。行政性补偿是行政机构采取诸如行政命令、行政计划、行政立法等措施落实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它通常具有权威性、强制性、非经济性、封闭性等特征，行政权威机构在利益补偿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市场化补偿是利益各方在谈判、平等自愿基础上通过契约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在确定和选择补偿标准、金额、方式等方面可引入非权威第三方中立机构，体现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在权利地位的平等性、补偿机制灵活性、补偿金额公平性、补偿结果“非零和博弈”性等特征。

目前，相当部分的国内外学者从各自角度对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机制的内在机理及其具体运作等问题作了分析。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产业扩散、转移和空间聚集同步进行，合作内容更宽泛，区域要素流动更为复杂，在带来产业规模效应的同时，围绕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摩擦、冲突和矛盾也随之增加。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协调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背景和实际问题，对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协调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分析，以期加快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协调机制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行。

二、现代服务业集群

（一）国外对现代服务业集群综述。西方学者从集群视角对服务业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主要是借用已有的集群概念来界定服务业集群，指具有联系的服务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集聚。后来，伴随着大都市中央商业区结构功能的提升，其发展日渐成熟，形成了享誉全球的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模式的现代服务业集群。

1、纽约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被称为曼哈顿模式。采用的是积聚在CBD核心区的金融贸易区和商业服务区的两点发展模式。在曼哈顿金融服务业发展初期，纽约市政府进行了积极规划；发展中期，纽约市政府利用政策积极扶持和适时调控催发其成熟发展。

相对比基础组患者神经症状改善情况，联合组患者神经痛症状缓解及治愈时间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2。

“风云莫测”一类的话语，用在内蒙的云上可能最是贴切。例如第四天在曼陀山边达日罕小镇“龙泉宾馆”早起出发时晨晨说“天不好，没云；多半会一路暴晒了”；可此话后不过一个时辰，就无中生有地无意间积聚了甚多的云，开始还是羞答答贴着地平线或地平线一带的平矮低山溜达，尔后随着太阳的高升和气温的提升开始变得越来越登堂入室、越来越肆无忌惮，像往日一般东一抹西一抹地步步拉高，最终是布满湛蓝的天庭。

3、东京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被称为东京新宿模式。采用的是老中心区与多个新中心区分层次并进策略，形成的商务区组成为网络结构的网络化发展模式，从而使东京的现代服务业集群呈现多样化、网络化的结构特征。政府把东京定位为全球金融和商务中心，并积极地利用政策及相关切实的措施来扶持东京商务功能区的发展。

布线长度是影响电路通信开销和能耗的重要因素[1]，文献[12]将布局过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芯片按区域进行划分，目的在于降低资源浪费；然后在不改变占用资源总数量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布线长度来降低通信开销.该方法虽然考虑了资源占用与通信开销两个方面，但是仅以单一因素作为约束进行优化，并未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同作用.

此外，纽约、伦敦、东京三个服务业集群还具有业务规模大、专业化特色、国际化特色、多点式方向延伸发展、政府政策支持等特征。

2、伦敦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被称为金融城模式。与曼哈顿两点发展模式不同的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形成的是以城市中心、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多点发展模式，其发展不仅突出了现代中心城市对管理决策、金融控制和要素的要求，更强调产业集群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即强调综合功能和生态功能。

（二）国内对现代服务业集群综述。国内学者也对现代服务业做了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刘奕、夏杰长（2009）在研究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指出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成本节约、知识外溢和接入全球网络；以商贸、物流和会展等服务业集群为着力点可策动制造业集群升级。吉庆华（2010）研究指出现代服务业的兴起既是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经济功能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提高的客观必然，促进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能有效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冷国飞、王茂春（2012）运用经济增长极理论对贵州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现代服务业的内部发展结构和服务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吴艳（2012）以东北老工业基地吉林省为例论述了现代服务业与集群融合的重要性，指出只有现代服务业实现发展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王传荣等（2013）指出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较明显的生态系统特征，它的寿命受土地、资本等“禀赋”因素和政府政策“能动”因素两个方面影响，其中能动因素可延长服务业集群禀赋因素的使用效率，使得服务业集群更加集约式发展。顾英伟、黄斌（2013）站在产业集群的角度，运用区位商法从就业和市场规模两个标准对辽宁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研究，建议政府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完善服务业发展结构，形成服务业的集聚能力，提升服务业行业的规模和产值。肖梅（2014）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价值链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指出FDI带来的优势能够促使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工艺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创建国家价值链，将其与全球价值链相融合，最终实现服务业产业集聚价值链的升级。

3）皮带机系统：皮带机系统由传动滚筒和改向滚筒、托辊、输送胶带、清扫装置、安全保护装置、张紧装置及金属结构架等部分构成。

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构建外在形态，形成有效载体，城市政府的作用就在于规划和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依据先中心后扩散的发展思路，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现代服务业集群健康、融合、可持续发展，明确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在区位、规模、服务种类等方面实行差异化定位，以避免同城集群之间资源或客户方面的竞争造成资源的自损；重视围绕服务业集群中主导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构筑集群扎实的发展基础，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服务业集群升级。

 

表1 三个国际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群特征一览表

  

?纽约伦敦东京集群发展政策政策扶持，催发其成熟发展政策扶持，催发其成熟发展政府产业政策有意催生产业集群结构以金融贸易商业为主导以金融贸易商业为主导突出产品研发部门产业集群布局两个核心现代服务业集群多点发展的产业集群新模式多层次、网络化的发展模式产业集群形成的途径和机制诱致性自发型，产业结构自发调整的结果诱致性自发型，产业结构自发调整的结果引导培育型，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意催生

武术散打属于现代体育的范畴，它突出表现了武术的对抗本质，在散打的规则中又明确规定了禁止击打部位，这样保证了参与者的生命安全，符合奥林匹克的竞技精神。学生练习武术散打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使自身全面发展，在生活上可以团结有爱、尊师重道、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在学习上，可以努力奋斗、不怕失败、面向胜利的道路勇敢前进；在精神上，锻炼意志、不怕苦、不怕累、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体育精神。散打运动可以促进当代高校学生全面发展，为成为国家优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成渝经济区

成渝经济区是引领我国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重点经济区，过去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国内外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区，需要成渝两地依据各自的优势开展全面的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需要建立以创新为特征，开放、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这类服务业不仅能更全面地满足人们丰富的需求，还具有污染小、附加值高的特性，适应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时，也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现代服务业通常要求是知识、技术、人力资本较为密集的服务部门，包括软件通讯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业需要构建外在形态，形成有效载体，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扶持和培育这些服务部门并规划和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

成渝经济区生产力水平明显的层次性，表现出产业发展趋势的差异性。第一层次的成渝双核，是区内最发达的地方，应该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完善支撑体系，除了主体产业群发展外，现代产业体系的运行还依赖于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在内的高效的支撑系统。

四、结束语

根据区域理论，区域冲突与区域合作是区域关系中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均基于一个共同的核心基础——区域利益。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受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各区域间政府必然会为争夺有限的区域发展资源而展开角逐，导致区域冲突，激发区域矛盾，必将导致双方利益受损（存在帕累托改进）。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才是区域合作的推动力。故成渝经济区内的各个区域应构建完善统一、协调一致的利益补偿机制，将单个行政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观念转变为成渝经济区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

总之，希望通过整合资源、积聚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完善服务业的各项功能，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规范服务业的发展，发掘成渝经济区间现代服务业的契合点，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构置一体化的产业集群，促进区域内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合理延伸产业链布局，打造具有创新性的现代服务业基地，以期促进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㊵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9、31页。

主要参考文献：

［1］庄士成.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格局失衡与利益平衡机制研究［J］.当代财经，2010（9）.

［2］李桢，刘名远.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机制及其制度体系的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2（8）.

［3］张沁.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机制构建［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6（3）.

［4］于诗琦.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J］.中国商论，2015（10）.

［5］全毅文.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构建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33（2）.

［6］赵玉芬，郭洪晶，于英川.发达国家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比较及对上海的启示［J］.经济论坛，2009（8）.

［7］刘奕，夏杰长.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国际经验［J］.国外社会科学，2009（6）.

［8］吉庆华.现代服务业集群特征及发展策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5）.

［9］冷国飞，王茂春.基于增长极理论的贵州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商贸，2012（21）.

［10］王传荣，商海岩，梁越.服务业集群生命周期的演进机理及公共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13（1）.

［11］顾英伟，黄斌.基于区位商理论的辽宁省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研究［J］.中国市场，2013（34）.

［12］肖梅.基于FDI的我国现代服务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J］.商场现代，2014（19）.

［13］姚作林，涂建军，牛慧敏，哈琳，李剑波.成渝经济区城市群空间结构要素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