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关于唐代传奇小说的研究，其理论原点是鲁迅所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之论，以及鲁迅关于唐传奇具有“文采与意想”、“大率篇幅漫长，记叙委曲”、“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等文体特徵的概括[1]55。然这一原点导致现有唐传奇文体研究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解决：作为小说文类的传奇文体为何、如何定名？假若先唐诸种文类(如史传、诸子散文、志怪小说、诗与赋等)对唐传奇有影响，其影响为何、如何形成？唐人为何、如何有意识地创造传奇文体？其意识内涵及创作指向又如何？除了起源学的解释之外，传奇本身是否能提供另一种内在的解释？社会缘生因素与传奇的意涵、结构有何关系？如何建构关系？笔者曾撰文指出，传奇小说的观念成熟与文体独立都发生在中唐时期，其文本畛域应以中唐时期曾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莺莺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为主体，这些曾以单篇形式流传的传奇小说，其著作者和受众皆自觉体认着传奇文体*相关论述可参拙文《论中唐单篇传奇的文体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唐代小说观的演进和传奇小说文体的独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当然此一探讨并未完善，但笔者将在学界已有相关探讨的基础上，另撰文进行探讨，本文则拟探讨中唐传奇小说文体建构的前缘及其社会缘生因素，就正于方家。

一、导夫先路：初盛唐之《赵后别传》的爱欲叙事与文体

就一般观点而言，初盛唐传奇小说以《古镜记》《游仙窟》《补江总白猿传》为代表，但实则《赵后别传》也是初盛唐时期的典范传奇小说*《赵后别传》，后世一般称为《赵飞燕外传》或《飞燕外传》，学界对其成书时间提出数种说法。据《赵后别传》的流传、文本中真腊国名及相关风物等，笔者认为该书成于初盛唐间，将另撰文详论。。相比于前三者而言，《赵后别传》对中唐单篇传奇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是“述异志怪之体”与“家世仕履”之年表叙事体的结合，虽前者被誉为“藻丽之体”[2]10，但两者实则是著书者之笔。至于《游仙窟》，虽是才子之笔，但“通篇用骈体，唐传奇中罕有此格”、“非小说正格”[3]137。概言之，三篇传奇未脱离已有文类传统，并未自创新体，从文体范式而言，中唐单篇传奇与之有显著不同。然《赵后别传》之撰著缘由、文本结构、叙事旨归，与中唐单篇传奇颇为相近，且逸出先唐诸种文体的局囿。

心理学表明，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强，容易对周围陌生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儿童的阅历浅、头脑中的疑问较多，爱问“为什么”因此，科学课教师要根据一般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尤其要了解所教学生的情况和特点，不能吝啬自己的语言，而应用赞美的话调动学生，用鼓励的话语使学生感到兴奋，精心设计出学生喜爱科学探究活动，引领学生踏上科学探究学习之路。

《赵后别传》的文本由两部分构成，即叙赵飞燕姐妹与汉成帝事的文本主体和故事结尾所附的“伶玄自叙”*“伶玄自叙”在南宋始见著录，曾慥《类说》有节录，陶宗仪《说郛》、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等书有详尽载录。。“伶玄”虽系伪托之作者，但也是伪托者借“伶玄”之口的“自叙”，故“自叙”也实为伪托者的自叙。该段“自叙”，并非简单交代《赵后别传》作者的身分、创作缘起与文不盛传的因由，其中还有强烈的自我形象建构和情感的发抒。在“自叙”中，“伶玄”的形象非常鲜明，不仅才、学、识兼具，且知音、旷达而高标至不与杨雄交往，能明辨“得幸太守”的班躅之罪而“撮辱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伶玄”是一个“有风情”能“淫于色”的“慧男子”，因而能欣赏有才色而知书的妾樊通德，能体悟到樊通德讲述赵飞燕姐妹故事中的情性，能有“荒田野草之悲”，能深于情而忍于情，并应妾樊通德之请而撰《赵后别传》[4]第六册卷三十二24-25。

该段“自叙”单独来看，可谓是一篇抒情显志的自叙文。考察先秦至唐的自叙文(包含“自序文”)之变迁，先秦至西汉时期是较单一介绍客观事由的形态，从东汉到唐代则抒情显志而自我型构的形态愈益丰富。自叙文的这一变迁，实质是一种抒情传统的构建。反观“伶玄自叙”，交代故事讲述者樊通德的身分是“嫕之弟子不周之子”，其故事来源已是多重讲述，其间隐含对故事真实性的舍弃。又交代樊通德是作者之妾的身分，以“占袖，顾视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形容樊通德伤情之态，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客观书写，而是要消解汉成帝与赵飞燕姐妹这一历史架构的叙事宏大，借樊通德之口发抒“荒草野田之悲”的个体情怀。如此，则“伶玄自叙”并不仅仅是《赵后别传》叙事主体的依附，而是《赵后别传》文本除“燕昵之语”“闺帏媟亵”之事(言语层次、形象层次)外的叙事意旨的必要交代(意蕴层次的构成)，从而能引导后之接受者的文本阅读。如洪迈即在《容斋五笔》卷七“盛衰不可常”条中感叹：“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姊弟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5]505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8]第一分册“前言”概言之，文学史即心灵史，文学图绘的是现实世界在作家心灵中的影子，文学心灵图景的结构与历史环境中的社会结构同源。前以《东城老父传》贾昌之言，抽绎出中唐社会变迁与制度规约着士人风习及其文学创作的论点。中唐单篇传奇家的身份、活动与小说创制的过程，亦可证之。

从叙事模式而言，《赵后别传》也与中唐单篇传奇极为相近。中唐单篇传奇小说的起首，一般是先交代叙事人物姓名、字号、籍贯、性格、容貌、官职身份、社会关系、人物评价以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的某一项或几项，结尾则以“结构性结尾”为主[8]第三章第二节。《赵后别传》起首一段即交代赵飞燕的各项情况，结尾之“伶玄自叙”，则是“结构性结尾”。这是《赵后别传》在外在叙事模式上与中唐单篇传奇的相通处。但小说文体的衡定，并非仅止于外在标准，还需内在叙事模式的规约化。《赵后别传》的成书，虽是“伶玄”著书，但讲述者是其妾樊通德。因此，《赵后别传》的叙事虽有历史的影子，但并非按照历史年表叙事，而是按照讲述者个人化记忆时间节点安排情节进程。如“万金死”“及幸”“既幸”“是夜”“他日”等标识时间的词汇，是基于个体生命经验的时间凝练。与这种个体化记忆时间节点相关连的是叙事空间的私人化，就《赵后别传》而言，是在宫阁细碎场景的书写中呈现赵飞燕姊妹的生存样态，也就是为摹叙汉成帝与赵飞燕姊妹的秽媟情事，特意安排寻常琐屑之场景，如汉成帝言“温柔乡”、婕妤入浴兰室、汉成帝贿侍儿金等。这种安排也符合作为讲述者的樊通德及前之讲述者的小人物身分，而不是著述者“伶玄”的身分。中唐单篇传奇小说的叙述者与著述者身份多分离，如所谓“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任氏传》)，或“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庐江冯媪传》)，“话及此事”(《长恨传》)等，然后推举长于叙事者传录所讲述之故事，因为这种讲述者、著述者的个性化，中唐单篇传奇小说的叙事时间与空间也呈现个体化和边缘化[9]。

此外，科举取士对中唐的文学场域也颇有影响。唐代进士科的形式与内容另有贴经等，然前引沈既济之言却仅提及“征文射策”，其原因就在于“对策多可钞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17]430故中唐社会对进士擢第符号化狂欢的实质，应是对应举者在“征文射策”过程中所呈现之个人才性的尊崇。当这种尊崇成为群体共识时，社会上相应会形成崇尚文辞的风气。同时，以进士科举为纽带，中唐时期的士人干谒行为与交游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唐文学*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二书对此有详尽论述，可参见。，最鲜明之表现即是面向现实的个人化书写。

又，《东城老父传》一文中，贾昌言“长安中少年有胡心”及“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实则体现的是作者文化根性的焦虑。钱钟书曾列举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新题乐府·法曲》“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纷”、白居易《新乐府·时世妆、儆戎也》“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等诗句，认为“与此老有同忧焉”[7]834-835。

二、文心丕变：中唐士风与士人文学的变革

又，文中提及初盛唐与中唐科举取士的区别，前者是“孝弟理人”，后者则是“进士、宏词、拔萃”等。贾昌推举的是前者，否定的是后者。如与贾昌对“白衫者”“治郡太守”的见闻联结，即能明了小说撰著者并非否定科举制，而是对取士制度衍生之弊端的忧虑。科举取士，在政治制度层面是选拔人才，于士人群体则交织着现实利益与精神追求的考量。但一旦该制度发展成为个体和社会的文化图腾时，那么该制度就会异化其笼罩下的人和社会。从初盛唐到中唐，科举制对社会影响极大，沈既济曾概括道：“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11]358尤其是在中唐，科举擢第后的利益与荣耀不再仅仅是士人群体的唯一追求，更是一种文化身份与精神膜拜。如禄位与政治权力的分配者唐宣宗，“尝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 [12]17，此种行为应是其迷醉于“征文射策”及其指涉的“士林华选”、“周闻天下”之文化身份与精神自足。这种文化身份与精神膜拜成为社会个体的人生价值追求，并渐次固化成士人群体的文化认同及社会心理力量后，科举擢第就具有支配人内在的文化权力，因此有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的科举现象[10]3。由此可充分体察到唐人对科举擢第的景仰与崇拜，甚至形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狂欢。

在中唐单篇传奇《东城老父传》中，经历了唐开元到元和近百年社会生活的老父贾昌，以个人视角描述了从初盛唐到中唐的盛衰与世风之变。小说虽然借用了年表叙事的模式，但书写进程中强调的是贾昌的个人经历与感受，由此可知撰著者并不是要呈现历史真实，而是要表现宏阔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生命体验，文中贾昌对现实的忧虑与“泣下”实则是撰著者的文化焦虑。就《东城老父传》而言，这一文化焦虑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忧虑，一是关于文化根性的焦虑。在唐代，衣“白衫者”指普通百姓或登科未授官的士子*(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 ，文中“白衫者”应是指登科未授官的士子，往昔长安街上“新进士缀行而出”[10]3，如今却不满百，致贾昌有“天下之人皆执兵”之疑；又言朝廷沙汰使治郡太守在道旁惨然不乐，与杜暹、哥舒翰、张说等人开放豪雄的精神气度形成鲜明对比。如此可知，小说通过贾昌对“白衫者”“治郡太守”的个人见闻，指出中唐士人与士大夫群体文化的困窘与精神的委顿。

由以上分析可知，改变水流量对汽包水位的传递函数对PID控制的影响最大，两种自抗扰控制器的鲁棒性都很好。基于arsh函数的自抗扰控制比传统的基于fal函数的自抗扰控制器响应快，动态性能好，实现了对仿真结果的预期。

在2700Ma年前后，形成于海盆环境的硅铁建造经受了新太古代阜平运动的变质、变形作用。在区域性角闪岩相变质作用过程中的热力和定向压力作用下，互层状的硅铁沉积建造接受了重结晶作用及片理化作用，形成磁铁矿、石英、角闪石等主要矿物[12]。在矿石中长柱状矿物定向排列，磁铁矿及石英相向沉积作用，形成明显的条纹—条带状构造。该区矿床就位的地质环境为铁物质的聚集与沉积，含铁建造为正常碎屑沉积的一部分(图2)。

中唐可考之传奇家，如沈既济、韩愈、许尧佐、白行简、李公佐、元稹、李景亮、陈鸿、沈亚之、蒋防、柳珵、王洙、韦瓘等人都曾进士擢第[9]。从身份而言，这批传奇家都属于进士文人集团。如前所言，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进士文人集团信奉“先道德而后文学”[16]2329，且“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16]2329具有进士身份的中唐传奇家，在撰著传奇小说时，既有个性化的创制，又深受进士文人群体文化的规约，如中唐单篇传奇的题材或以爱欲为主，或关涉爱欲。中唐传奇家在爱欲故事的书写中出入于现实与理想间，纵横才性，恣肆情思。以文本为据，所书写的爱欲故事不仅大多有现实士人生活的痕迹，同时也是在士人群体中被讲述并获得群体认同后，才书写为传奇的。陈寅恪曾概述中唐传奇家身份，言：“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19]2陈氏之言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却揭明了中唐传奇家的传奇创制与古文运动精神的相通，即多重视社会群体价值的建构。如沈既济《任氏传》强调狐精任氏之情义，李公佐作《谢小娥传》是传承“春秋之义”，李公佐又因李娃“节行瑰奇”而命白行简撰《李娃传》，等等。

然而，安史之乱导致社会政治与世风乱象纷呈。“自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尽散，堂墉颓坏，常借兵健居止”[15]922；“(鱼朝恩)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大言于朝士之中，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上优遇之，加判国子监事”[15]4763-4764。面对如此社会现实，自觉的使命感促使士人群体对现实产生不满。如元结《寄源休》诗云：“时多尚矫诈，进退多欺贰。纵有一直方，则上似奸智。谁为明信者，能辨此劳畏。”因此，士大夫阶层与士人群体着力营求世风的改变，但现实却并不如意，如宪宗元和三年(808)皇甫湜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言：“自中代以还，求理者继作，皆意甚砒砺，而效难彰明；莫不欲还朴厚，而浇风常扇；莫不欲遵俭约，而侈物常贵；莫不欲远小人，而巧谈常近；莫不欲近庄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于义，而廉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为非，而抵冒不息。”[16]3107精神的高蹈与现实的挫折，必然会带来个体心理上的落差。此种心理落差与前述文化焦虑的交织，必然影响士人内在浩然之气的养育与价值。从总体而言，相比初盛唐士人，中唐士人的“浩然之气”逊色不止一筹。正因此，中唐人的诗文创制与初盛唐相比，气骨顿衰，不复盛唐之音。

总之，治安法官的责权主要限定在治安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即决犯罪案件，对于严重的犯罪只是起到预审的作用，而且法令还明确规定了治安法官判处监禁、罚款的最大限度。

三、传奇书写：中唐单篇传奇家的身份、活动与文体创制

从“伶玄自叙”中作者寄寓可知，《赵后别传》必非史传或传统小说之作，而是新兴之小说文体。而《赵后别传》以“丽人”“丽事”为主体的爱欲叙事，则决定了《赵后别传》传奇文体的性质。《赵后别传》依托大历史框架，结合汉魏六朝以来的赵飞燕文学母题和作者的创作意旨，对相关历史史料进行拼凑缀合，从而形成与史传和小说传统异趣的“意想”，如对赵氏姊妹出身及家人的取舍、对赵氏姊妹处女身分及生育问题的营构、对赵氏姊妹身处后宫与人私通且争风吃醋情节的幻设、对汉成帝与赵氏姊妹的性生活及生命结局的虚设，不仅不同于历史史实，也与《西京杂记》《拾遗记》等典籍所载赵飞燕事异趣。且《赵后别传》写“丽人”“丽事”，婉曲入微，虚实相生，秾艳细腻。如邓乔林评价《赵后别传》写赵合德进宫之“以辅属体”等语“语语琼绝千古”、汉成帝以武帝“白云乡”之“幻境”衬己“温柔乡”之“实境”及赵合德入浴等皆写得“曲尽厥巧”，盛赞言“古人叙丽人、丽事者，无出此传右矣!”[6]上册158其所揭橥《赵后别传》文采妙处，实导夫中唐时《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单篇传奇小说先路[7]965。

事实上，这种文化根性的焦虑，并非中唐时期的个别现象，实是此际士人阶层的群体焦虑。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初唐赖以立国的关陇集团，是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的统治阶级，但到唐玄宗时，该集团已分崩堕落，而以科举文词进用的士大夫成长为不同于皇室、藩镇大帅与宦官集团的新的政治与文化群体[13] 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尤其是中唐时，寒士的应举及第现象非常突出[14]203-204。以科举文词进用的士大夫和欲以科举文词进用的士人群体，不仅在政治上与皇室、宦官和边镇大帅等形成自觉的身份辨识，同时也有建构社会文化的使命意识。

以活动的方式提高班级凝聚力空洞的说教不易被学生接受，通过班级活动，在积极参与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学生乐于参与，易于接受，教育效果自然更胜一筹，要精心组织有特色的活动能使学生身心愉快，充分享受大家庭的温暖让学生体会到所处的环境是幸福的集体，团结的集体，最重要的是温暖的集体，从而使我们更轻松的心情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去。

社会群体价值的建构对个体而言是规约与禁制，是基于现实原则的善与道德之满足。但与现实原则相冲突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有快乐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爱欲的追求。初盛唐以《赵后别传》为典范的爱欲书写及士人狎妓与浮华的社会风习[20] 卷一“风流薮泽”25，令中唐士人能直面被压抑的爱欲，并发现基于人之生命本性的爱与欲，进而形成丰富的生命体验。如《离魂记》中“(王)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莺莺传》中张生见崔莺莺后被“至情”的需要所征服，《霍小玉传》言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李娃传》中郑生“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之情。这类缘于生命本性的爱，在传统观念中一般被认为是善与道德的。然而，缘于门第观念与仕进需求的功利性婚姻，也带来爱欲主体的情感压抑与扭曲。如《霍小玉传》中与表妹卢氏之婚约带给李益的困顿(“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李娃传》中李娃劝慰郑生“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与郑生“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之言，皆可说明基于人本性之爱欲与基于现实需求之婚姻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带给人的情感的伤害[21]。如此丰富的生命体验，必然会影响文学书写的向度。因此，在中唐单篇传奇的爱欲书写中，传奇家们既建构了社会群体价值，又张扬着个体的快乐原则。

中唐单篇传奇的“故事”，大多源于“宵话征异”，与史学品格背离，回归到小说“街谈巷语”、“不经之说”的原初品格。因此，中唐士人在口传与书写爱欲故事时，能获得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双重心理满足。如沈既济《任氏传》交代众士大夫听闻任氏之事后“共深叹骇”。白行简作《李娃传》，乃应李公佐之命“为传”。张生与崔莺莺之情事，杨巨源赋《崔娘诗》，元稹赋《会真诗》，李公垂不仅“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还命元稹为《莺莺传》，而元稹还在《莺莺传》中交代张生讲述莺莺之事时“于时坐者皆为深叹”。由此可知，这些爱欲故事触动了士大夫群体内心的隐秘，在“宵话征异”的口传与书写中，能获得基于个体隐秘的善与道德之满足。

如此，以爱欲叙事为主体的中唐单篇传奇，形成了三种模式：一种是以爱为主的爱欲融和，故能克复外界施于爱欲的挫折而有美丽结局，如《离魂记》、《任氏传》《李娃传》《柳氏传》等；一种是以欲为主导的爱欲遇合，故而遭遇挫折时会出现如始乱终弃等结局，如《莺莺传》等；一种是欲爱分离而终至交恶，如《霍小玉传》等。无论是何种模式下的男女两性关系，男性皆是主导者，爱欲故事结局美满与否，皆由男性及其社会权力所决定。同时，在中唐单篇传奇中，爱欲的书写与社会群体价值的建构并未形成文本结构的冲突或者生硬，而是一种耦合。

另外，以网络为基础，站在网络视角上，进一步加强“审计+数据”方式的应用，也可以借助大数据动态，对企业资产清查情况进行充分反映，通过审计数据进行彻底检测，确保其充分符合资产核查目的。

四、余论

浦江清曾指出：“唐人所最重视的文学是诗，唐代的文人无不能诗，以诗人的冶游的风度来摹写史传的文章，于是产生了唐人传奇。”[22]185所谓“诗人的冶游的风度”，笔者认为是中唐传奇作家卸载传统史学规范的重压，以尊重叙事文劝善惩恶的传统为前提，在诗人的隐微之情指引下以爱欲故事结构传奇小说。

因此，可以说自《赵后别传》肇端，中唐传奇家有着自觉的文体创制意识，如陈鸿《长恨歌传》中借王质夫之口道出创作主张：“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润色”即追求文章之美，诗人主体之于“情”的要求，也是要让文章充沛内质之“情”。又如沈既济《任氏传》云：“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标举“情”“美”并重，“情”是作者之情及其在文章中的渗透，“美”是文章在语体、形制等方面的美。如此，唐代传奇最终突破先唐小说朴质、琐细、篇幅短小的形制，发展到“语渊丽而情凄婉”[23]周克达《唐人说荟序》的艺术境界。

综上可知，成书于初盛唐时的《赵后别传》，是作者有意伪托“伶玄”的新文体创制，作者假借赵飞燕姊妹与汉成帝之生命际遇，书写“荒田野草之悲”，其叙事水平和语言艺术确实达到了一定高度。中唐时，以群体现象出现的单篇传奇小说，是对《赵后别传》的文体模仿，又因中唐传奇家以诗心有意为之，从而建构了新的文体范式。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汪辟疆辑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元)陶宗仪：《说郛》，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5](宋)洪迈：《容斋随笔》，穆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6](明)汤显祖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7]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

[8]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李军均：《论中唐单篇传奇的文体建构》，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10](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1](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2](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4]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后晋)刘煦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6](清)董诰等：《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7]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8](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张道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0](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1]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载《新史学》第十卷第二期(1999年)。

[22]浦江清：《论小说》，载《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3](清)莲塘居士辑：《唐人说荟》，扫叶山房1922年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