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丁丙、丁申、丁午、丁立中、丁立诚、丁仁、丁三在等为代表的杭州丁氏家族是晚清民国时期杰出的文化世家。其中丁丙不愧为杭州或浙江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代伟人。丁氏家族以藏书出版名世，而事实上丁氏人物还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家之一。丁氏人物开创了藏书、实业和慈善三大世业，成为中国最早具有公民意识的绅士群体，他们的公民文化建构在晚清民国的社会转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 丁氏书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综合阐发

（一）聚书藏书不唯珍稀，重在公共化服务

清初以后杭州丁氏家族世代经商，又以此为基础构筑起十分宏大的藏书刻书事业。丁丙在 《武林坊巷志》自序中说自己自小即喜欢收藏图书：“下学之次，时为道里中故家遗事，谨识之不敢忘。稍长，即好掌故诸书，偶订小册，录其闻见。”［1］到丁丙兄弟掌家之时，藏书益加丰富，且珍籍琳琅、考校精审。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晚清时期的藏书楼一般多重宋元刊本，八千卷楼却以多其他藏本为特色。尤其多 《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精写稿本、日本和朝鲜刊本以及其他藏书楼藏本等。另外，还收藏了大量西方学人的著作。柳诒徵 《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一书指出：“清光绪中，海内数收藏之富称瞿、杨、丁、陆四大家。然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实远过瞿、杨、陆。”［2］

清咸丰十一年 （1861年）冬，太平军攻陷杭州，八千卷楼藏书遭重创，新旧图籍荡为烟云，“室遭毁，其与身幸免者，仅掌六公日夕披玩之 《周易本义》一书”。当时遭受严重损毁的还有文澜阁。“乱平之后，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阁书。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益锐志搜求，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食缩衣，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余年，聚八万卷，较楼额已逾十倍。”光绪十四年 （1888年），丁丙兄弟检校家藏之后在头发巷丁家故庐外扩建藏书楼，筑嘉惠堂5楹。因其搜求四库散佚、复兴文澜阁上闻于朝廷，光绪七年 （1881年）诏有 “洵足嘉惠士林”之褒，故以 “嘉惠”为堂名。堂之上为八千卷楼，储 《四库全书》著录之书近3500种，排列次第悉遵 《四库全书》。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著录书1500余种，分藏楼之两厢。堂后又筑室5楹称后八千卷楼，规模与八千卷楼相同，储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较后所出未著录书8000种。《古今图书集成》 《全唐文》同藏于此。另还收藏有其他如释道藏、传奇小说、制艺类等书。另辟一室于堂西，上下3楹，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专藏善本2000多种。其中宋元刊本200余种，“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整比朗列，难更仆数”，为藏书精华之所在。［3］丁丙在已佚 《善本书目》自跋中说：“先世传遗，幼时诵习。缣缃箧笥，悉化劫灰。同治上元，追随伯氏。重罗载籍，月积岁增。历三十年，积万余卷。既列簿录，得所检寻。其中有前代雕印、旧时缮写、名人校勘、故家藏庋，迥出寻常，尤堪珍秘。”［4］丁家特别注重教育后世子孙爱护藏书。嘉惠堂藏书入库后，丁丙特地嘱咐儿子丁立中、侄子丁立诚等：“此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5］并让侄子丁立本将此语写于书楼墙壁上。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加强对河流、湖泊水污染的重点控制、构建生态文明城市，亟待研究一种工作效率高、节能环保、节省人力物力、结构简单、易于操作的节能环保的水面污染物清理设施。

八千卷楼藏书均钤有 “八千卷藏书记” “钱塘丁氏藏书” “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嘉惠堂藏阅书”“《四库》附存”“《四库》著录”等印章。有的未著录者还增其著录或得书时间。封皮均依部类盖朱字印文于左上方，便于识别。诗文集盖集或总集类印，部字均书径寸大小篆，类别则作较小端楷。书皮衬页还往往有丁氏兄弟或其子丁立中手书题识，所题常连篇累牍。［6］可见其呕心沥血。丁丙去世前39天病重不起，仍亲笔在新得图书卷端写题记。从所收藏文献来看，其所藏不唯珍稀，而特重各种源脉关系，便于专题性研究所用。

（二）广阔视域下的版本学、目录学整理与研究

丁氏先后编纂八千卷楼藏书总目 《八千卷楼书目》、小八千卷楼藏宋元刊本总目 《善本书室藏书志》、新书目 《嘉惠堂新得书目》等，将中外收藏集合于一体进行专题性的目录学阐释，不仅提高了版本学、目录学的实用辨识性，而且萌发了现代版本学、目录学意识，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境界。

《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著录丁氏所藏善本秘籍2654部。其中宋元旧椠142种，明刻本1163种，抄本 （明抄、影宋元抄、精抄、旧抄、名家抄等）1110种，近刻近抄本181种，稿本24种，日本、高丽刻抄本34种。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未设二级类目。卷一至五经部，卷六至一四史部，卷一五至二二子部，卷二三至四○集部。所选既精约，也十分广博。陈登原评价其著录域外藏本云：“多日本、高丽刊本，可以见异国风光者也。”［7］柳诒徵也说：“所藏之书多日本、朝鲜刊本，可征域外刻书风光。”［8］《善本书室藏书志》以及 《八千卷楼书目》还十分完整地著录当时出版的各种西学汉译著作，说明丁氏之眼界和收藏极为广阔。

在漫长的东亚文化交流互动历史中，中国曾是巨大的输出源，周边藩属国如高丽、日本、越南扮演着被动、隶属的接受者角色，“天朝上国”的民族意识、“文化宗主”的文化情结根植于国人的文明认同之中。在此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难以超出中华民族的范围，不能以宏观、全局的眼光去审视自身的文化。晚清以后，面对文化交流中话语权旁落的历史困境，丁氏较早将传统文化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域外，由文化自恋转向文化自觉。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崇尚西学、摒弃儒学的风潮骤起，作为旧学载体的汉籍成为落后的象征而被鄙弃。“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9］其中六朝、唐抄本和宋元旧椠许多为中国久佚的孤本，也一度呈无序流动之态势大量涌入书肆，且乏人问津。这些汉籍回归中土，为丁氏的文献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域外文献力求与国内学术研究有机结合，体现了一种从学术演变中认识和总结典籍发展规律的精神。这不仅有助于探讨中国典籍向东亚文化圈流布的轨迹与形式，也有助于研究东亚各国对汉籍的保藏与吸收情况，客观估计汉籍对东亚社会生活发展在各个层面上的作用和影响。

《善本书室藏书志》还依据版刻自身的序跋、版式特征、前贤记述、避讳字等，运用多种校法对存有阙疑的域外文献版本加以甄别，期冀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鉴别日本刊 《御注孝经》，首据 “首题 《御注孝经》序”、“卷尾有文明十八年（1486年）桑门祥空跋”及 “享禄辛卯苾刍尧空跋”，次依版式特征 “次行署 ‘左散骑常侍兼丽政殿修国史、上柱国、武强县开国公臣元行冲奉敕撰’。序后另行顶格题 ‘孝经’，越一格题 ‘御注’；次一行列 ‘开宗明义章第一’。经文大字，注文夹行。卷末间一行题 《御注孝经》”，断言是本为 “逍遥院内府实隆公真迹”。［10］又根据正史、地方志传记翔实著录著作者履历，其中也包括外国著者。如 《桂苑笔耕》的著者高丽学者崔致远的小传涉及字号、功名、宦历、著作、行迹等，精细得令人叹为观止。

丁申 《武林藏书录》详录杭州藏书源流，资料十分丰富。卷上记北宋至清官家藏刻、采集书籍之概略。其余卷中、卷下和卷末3卷记历代私人藏书。起自三国吴人范平，迄止清代朱学勤，凡70余家。杭州一带古籍流传及宋元刻书优点、书商作伪等也均有详载。是书为杭州藏书最为翔实的记录之一，于版本研究也有颇大助益。

丁立诚协助丁丙、丁申藏书和出版，在京求学时常光顾李雨亭宝森堂搜求善本，并学习辨识技能。樊增祥 《小槐簃吟稿》序称：“又见于书估李雨亭。许观其抽览群籍，辨析版本，心知此君邃于目录之学，匪直能文而已。”［11］李雨亭精于鉴别，颇有威望，缪荃孙 《琉璃厂书肆后记》云：“宝森堂主人李雨亭，与徐苍崖在厂肆为前辈。曾得姚文僖公、王文简公、韩小亭、李芝龄各家之书，所谓宋椠元椠见而即识，蜀版闽版到眼不欺，是陶五柳、钱听默一流。”［12］丁氏藏书 《改虫斋诗略》、明写本 《孝经总函》《武林金石记》等均为丁立诚购于北京。缪荃孙称其 “目录之学，如瓶泻水”［13］。

（三）公共图书意识的形成与地方文献刊印

［16］俞樾：《武林掌故丛编》序，嘉惠堂丁氏刊本，清光绪九年 （1883）。

(2) 车站结构的最大弯矩、最大轴力和最大剪力值分别为2 335 kN·m、3 953 kN和1 299 kN，满足断面配筋承载能力要求。

丁氏人物还整理了大量艺术文献。杭州府学原有宋理宗书写的 《道统赞》碑石13方，修复府学时发现少了一方 《文王赞》，丁申用其他12方碑石刻字偏旁拼成补刻了 《文王赞》。后来原碑找到，二者共同保存于杭州碑林。丁丙曾收藏西泠八家印355方，辑成 《西泠四家印谱》（附存四家）12册，又将汉铜印136方印成 《当归草堂汉铜印存》。清倪涛 《武林石刻记》、丁敬 《武林金石记》皆未成稿，丁丙得其残帙，重加搜采，编成 《武林金石记》。丁仁集印既承先人之余烈，又尽毕生之力求之，并努力刊印惠世。光绪三十年 （1904年）辑印 《泉塘丁氏八家印谱》，光绪三十三年辑印 《杭郡印辑》，民国14年 （1925年）辑印聚珍仿宋版 《西泠八家印选》。民国5年 （1916年）再辑 《秦汉丁氏印谱》，后辑续集。丁丙藏有 《苏氏纂集集古印谱》、《考古正文印薮》、《古印选》、《赵凡夫先生印谱》、《四香堂摹印》、《印征》、《铜鼓书堂集古印谱》、《续古印式》 （及重修摹本）以及 《汉铜印谱》、《画梅楼摹古印存》、《汉学斋仿古印谱》等，丁仁剪粘裱册，以每页印十余枚辑成 《鹤庐集印》。又辑 《悲庵印剩》 《印海初集》 《印海续集》等。民国26年（1937年），与高络园、葛书徵、俞序文合辑 《丁丑劫余印存》。其收藏也不限于印，兼及浙派诸家之书画、书信、书籍等。后多归于无锡巨富华笃安，今藏于上海博物馆。该馆相关精品多系丁氏旧藏。

嘉惠堂不仅是藏书楼，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主要刊印了 《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西泠五布衣遗著》《西泠词萃》《当归草堂丛书》 《当归草堂医学丛书》6种丛书。这些著作的出版，使杭州成为中国地方文献保存最为完整系统的城市，丁氏也由此成为中国晚清民国时期最大的私人刻书家之一。《武林掌故丛编》为郡邑类丛书，计26集187种，乃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包罗今古，广采博收，凡存世较成熟的相关典籍差不多应收尽收。内容涉及制度名物、城郭宫室、山川道路、人物事迹等，至今仍是最为完备的杭州研究史料。俞樾 《武林掌故丛编》序称：“疆域之形势，耆旧之言行，民俗之沿习，物产之流通，儒林文苑之所传留，僧庐道观之所缘起，无不见于此编…… （两丁君）博观精选，成此巨编。言武林掌故者，舍此何观焉？”［16］《武林往哲遗著》丛书50余种66册，是最全的杭州人物著作集成。丁立中补辑10种，刊成32册，为 《武林往哲遗著》后编。《西泠五布衣遗著》丛书收录金农 《金冬心先生集》、吴颖芳 《临江乡人诗》、丁敬 《砚林诗集》、魏之琇 《柳州遗稿》、奚冈 《冬花庵烬余稿》5部著作。《西泠词萃》收录宋周邦彦 《片玉词》、姚述尧 《箫台公余词》、朱淑真 《断肠词》、仇远 《无弦琴谱》、元张天雨 《贞居词》和明凌云翰 《柘轩词》6种词集，其中姚述尧 《箫台公余词》极罕见，仇远 《无弦琴谱》道光年间 （1821～1850年）始从《永乐大典》辑出。《当归草堂丛书》收录 《童蒙训》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慎言集训》《温氏母训》《松阳抄存》《切近编》《张杨园先生 （履园）年谱》《忱行录》等8种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为子部医家类丛书，收有 《颅囟经》《传信适用方》《卫济宝书》《太医局诸科程文》《产育宝庆集方》《济生方》《产宝诸方》《急救仙方》《瑞竹堂经验方》《痎虐论疏》《铜人针灸》 《西方子明堂灸经》等12种书。

二 丁氏著述和文学艺术实践的现代性表达

（一）实证性书写

丁氏人物也留下了大量著述。这些著述大多为实务之余事，有感而发，是晚清民国社会转型期真实的历史记录。丁立诚之 《王风笺题》写于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咏京华风俗而感事愤世，语多讥讽。由于生前不便付梓，民国9年 （1920年）才由徐珂笺注、丁立中印行。丁立中 《王风笺题》跋云：“先兄客京师久，前后公车凡九上。”暇时为诗。“往往于世风之变易、朝政之得失，不免有所感触。寓讽于规，怨而不怒，有 《小雅》 《离骚》之旨焉。诗既成，人争诵之。有谋为刊行者，先兄固期期以为不可，因就正于俞曲园师。师复书曰：‘忧时感事，语涉过激。且藏箧中，毋遽问世。东坡他事可学，诗案不可学也。’”［17］

丁丙晚年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是 《武林坊巷志》。该书对杭州800余条街、坊、巷、弄，“稽之图籍、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18］俞樾在《武林坊巷志》序中称其 “博采群书，参稽志乘，无一事不登，无一文一诗不录。城郭、官府、宫室、寺观、坊市曲折及士大夫第宅所在无不备载”。［19］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1600余种，构成中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丁丙于编纂此书极为慎重，再三考订仍不肯轻易定稿。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病重时将书稿交托友人孙峻，请其详加审核补订。

丁丙、丁申辑 《国朝杭郡诗三辑》，继吴颢 《国朝杭郡诗辑》和吴振棫 《国朝杭郡诗续辑》后续辑杭州诗人作品，全书凡100卷，超过前两辑规模的总和，共收录4785人的作品。始于顺治时，终于光绪初年。依 《国朝杭郡诗辑》之例于书前按韵目附人名索引，并载诗人小传。吴庆坻序称，此书 “博采道光以来之诗，而前百余年为旧本所未采者并补录焉。庚辛之难，抗节者众，别为四卷，以阐潜德。八旗驻防历二百年，人文炳然，甄录所作，以彰国家教养培育之厚。人系以传，一如前例。左采而右获，晨抄而暝写，盖二十年而始成”。［20］是书为 《光绪杭州府志》极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18］丁丙：《武林坊巷志》丁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二）文学艺术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创设

丁氏人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们大多具有敏锐的文学艺术感觉。丁丙、丁申、丁立诚、丁立中、丁仁、丁上左、丁三在、丁以布等不仅精通诗文金石书画鉴赏，而且均善创作。风格典雅端庄，富有才情，一如其人。

丁丙诗宗浙派厉鹗，所作以 “清” “雅”见长。格调幽隽清绮、婉约淡冷，蕴意纯正高洁，钩深摘异。一生作诗无数，惜随作随弃，存留不多。所作 《松梦寮诗稿》《菊边吟》《北郭诗帐》《续东河棹歌》《三塘渔唱》，或感怀绵深，或如史诗。丁立诚则独具诗性。8岁养疴于钱塘门外小槐簃时，其母凌氏暇即授唐诗。读至数百篇遂能韵语，随口吟哦，每为业师姚思寿所赏。后随丁丙遍游名胜，搜讨掌故，而以诗记之。与吴兆麟、王景彝结铁花吟社，与许增、李辅耀创 “清尊雅集”，时人多争诵其诗。吴庆坻 《小槐簃吟稿》跋称：“君感怆今昔，复愤切时事，所作多苍凉激楚之音。”［21］丁立诚还精通律吕，为杭州府学修复礼乐，又考订武舞谱。这种音乐修养也使他的诗更具美感。丁立中、丁上左、丁三在、丁以布先后参加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在文学上颇多作为。丁立中以博物掌故诗见长，构成一种诗史。李鹏飞 《禾庐诗抄》序云：“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藏，身之所遇，一切发挥于诗，以寄其怀抱。诗才日肆，诗律日严，不名一家，卓然自立。”［22］丁丙继室凌祉媛 （茝沅）颇具吟诗天赋，所作多性灵，且能表达女性的时代感受。

丁丙、丁申均能诗善画，对金石篆刻也有很深的研究。丁丙所辟百石斋收藏多种名家印作，他还编印了 《西泠四家印谱》。丁仁自幼受父、兄督责而刻苦治学、游猎诸艺。他与叶铭、王禔、吴隐等发起创办的西泠印社，以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研究印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 “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丁仁后居上海。研究者将其贡献归纳为治印、集印、印谱、印社、印教等5项。其治印既宗法秦汉印，又崇尚浙派新风。仿玉印、战国官玺、私玺，刀法精细而苍郁朴茂，印面光洁润泽，不人为制造斑驳、漫漶。丁仁在甲骨文书法上取得极高成就，既是开创者，也成卓然大家。既得甲骨文风神，又有墨书意味，不牵强造作，严谨而不拘束，工整而见自然。代表著作有 《商卜文集联》《商卜文集存》《商卜文分韵》《观山游水集》等。［23］

教师的信念是认识和情感的“合金”[4]。首先，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使乡村教师获得幸福感。其次，学校领导对教师工作的支持与肯定能有效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最后，学校加强与家长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使家长能更好地理解、支持并配合教师的工作。

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端方奏请朝廷在南京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丁三在担任浙江出版品协会理事，又独资创办杭州图书局经营图书，精通机器印刷。宣统二年 （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了第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性博览会，其所刻书获得嘉奖。辛亥革命时端方入蜀被杀，他息影淞沪，拟将丁立诚部分遗作汇编为 《小槐簃吟稿》付印。因嫌寻常铅字无古致，与丁仁商拟创制聚珍仿宋体字模。民国4年 （1915年）创聚珍仿宋铅字体于上海，开创了一种实用艺术字体。初以黄杨木顶丝刻字，由于费工多乃易木为铅。他还把创制手续写成 《考工八咏》。不意功未及半而辞世。后赖有丁仁董理，丁三在子丁珏、丁仁子丁璇辅助下，以竟其志。民国9年 （1920年），创成欧体仿宋聚珍活体方形和夹注用长体两种铅字模。并创办聚珍仿宋印书局，丁仁任经理。聚珍仿宋印书局于民国10年归于中华书局，丁仁任中华书局监察、古书部主任、聚珍仿宋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认为仿宋字精雅，所印之书直可与明清翻宋仿宋诸精椠媲美，乃与同人商量用它辑印《四部备要》，并由高野侯主持、丁仁监造。该项目于是年实施。中华书局刊印的仿宋字书风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急起直追，另制了一套仿宋字。

企业商品包装物进行设计时，对各种图片的使用应引起重视，不能盲目使用，尽量避免造成侵权。但是，在商品包装设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似，对产品信息获取可能不够充足，从而出现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现实的案例告诉我们，未经过严格检查的包装上的图片造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时，侵权的一方也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达到降低赔偿数目的目的，尽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同治六年浙江巡抚谭钟麟与丁丙共商重建文澜阁，指定丁丙、应宝时主持其事。自该年十月至次年九月全部工程告竣。光绪八年 （1882年），丁丙倡议并主持、前后历时7年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补抄缺卷、缺书工程启动。其初期的底本主要是八千卷楼藏本，后来丁丙又出面向各地藏书家借用底本。“更复广为采求，尽瘁以赴，中经阻难，矢志不渝。用使琳琅巨籍，克复旧观。有于天一阁、抱经楼、振绮堂、寿松堂诸藏书家，按籍征求。求而未得者仅九十余种。”［14］据 《文澜阁志》卷下王同 《文澜阁补书记》所记，至光绪十四年，除八千卷楼原藏331种外，共编配残篇891种，补抄2174种，合订34769册。［15］后又补38种 （含 《古今图书集成》《钦定全唐文》等文澜阁其他藏书）。丁丙主持补抄后，大体成就了文澜阁 《四库全书》的原有规模。后经钱恂、张宗祥主持，至民国12年 （1923年）全部抄成。在补抄期间，丁丙还做了其他许多事。如配全 《古今图书集成》，所缺 《全唐文》260册则由八千卷楼捐藏阁中。又光绪十五年 （1889年）从海外购得日本版 《大藏经》。同时检八千卷楼家藏佛经藏于花坞之眠云室，创花坞经藏。

三 公民文化意识主导下的早期城市治理

（一）丁丙与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社会治理功能

丁氏家族的文化实践以向善为根本和归依，他们的文化成就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善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自己也为这种善治终身努力。丁氏祖孙各辈差不多走到哪里行善到哪里，时时处处扶助他人。太平军侵掠时，转徙松江、青浦、南汇、上海诸处，遇难民云集，丁丙集同志出资财施糜粥及药饵，并安顿儿童700人。回杭州后又以酱坊之曲济民，资助难民渡钱塘江去江南逃难。清代中后期，即从嘉庆十七年 （1812年）到清末，在左宗棠等的支持下，一批以丁丙为代表的热衷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士绅，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和惨淡经营，创办了被日本学者夫马进称为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的 “杭州善举联合体”。这个组织主持了普济堂、同善堂和育婴堂这3个当时杭州慈善事业的核心组织，并且经营管理迁善所、洗心所、粥厂、丐厂、钱江义渡局以及杭州粮仓 （大仓、义仓、富义仓）、浚湖局、消防救火团体救火义集、宗文义塾等慈善机构，总计约有25个机构。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堪与西方教会慈善家相比乃至有所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其伟大人格和道德情志构成了今天都难以超越的历史丰碑。

咸丰十年 （1860年），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来到杭州，将几乎可以代替政府全部社会事务的慈善事业委托于丁丙。丁丙等不遗余力构造了功能最为齐全的各种机构。如同善堂下辖10个机构，分别是制作并对贫穷之丧家者施舍棺木的施材局，对倒毙街头的无名尸体进行掩埋的掩埋局，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诊疗的施医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牛痘局，申请验尸的报验局，对守寡但有公婆子女需要抚养的妇女进行援助的穗遗集，对溺水遇难者进行施救的救生船，对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的借钱局，收集写过字的纸张的惜字会，以及对贫穷无依少年施行免费教育和培养的正蒙义塾。从这10种设施所承担的职能可以看出，它们的功能已经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当时施医局每天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每年为1000多人种痘，掩埋局每年埋葬尸体3000多具。同善堂还广泛涉及城防、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事务。如辖管保甲局，管理更栅巡防事务，由政府和绅商共同负责管理城防。其他机构也按需求广为设置。光绪五年 （1879年），应一些绅商的要求设立了迁善所。“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及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该所收管。”至光绪九年 （1883年），因杭州迁善所“办理著有成效，于地方实有裨益”，浙江巡抚刘秉璋向朝廷奏报其创建情况和章程，要求 “咨部立案”。［24］钱塘江为吴越要津，风急浪高，不便行旅，又有舟子在江中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宋代在此设监渡官加以管理。清初政府设立了钱江义渡局，知府嵇宗孟捐廉创立靖浪亭，以方便行人。同治三年 （1864年），胡光墉捐钱1万缗，其他绅商捐钱2万缗，另加厘局拨款，设立钱江义渡南局和北局。鼎盛时1年渡客达4000多万人次。为打捞江中浮尸及从事救生，雍正年间 （1723～1735年）绅商曾设立同仁堂，咸丰末年堂毁后又重建，并更名为钱江救生局，附设于同善堂。

晚清杭州的慈善机构还自州府向县城、镇乡乃至村延伸，同时其事务也自内而外延展。自上而下的分布使慈善事业社区化，其受益对象以地域群体为主。外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留外地服务对象，如杭州育婴堂曾收留桐乡青镇留婴堂、海宁硖石接婴公所送来的弃婴，还到建德、淳安、遂安等县收养难民。二是赈灾捐款。光绪四年 （1878年），河南、山西发生严重旱灾，杭州绅商协助政府展开赈济，在同善堂设立协济豫赈局，在学宫设立协济晋赈局，筹款白银数十万两。光绪五年黄河决口，泛滥畿辅，被灾人口不下数千万。丁丙会同绅商于同善堂设赈局，捐白银3000两为倡，并广为劝募。计解直隶白银十余万两、棉衣5000余件。

夫马进以太平天国后的杭州善举联合体为例，说明中国当时 “强国家弱社会”给慈善组织带来的沉重负担：“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其中董事、副董以上高级职员30余人，司事以上专职人员60余人。到19世纪末，每年的总支出约10万缗，换算成白银约6万两。［25］领导这个机构或这项事业的，是被称为善举总董的群体。善举总董也称善举士绅，他们都是有钱的地方士绅，即绅商。善举总董除丁丙外，著名的还有胡光镛、庞云鏳、庞元济等。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管理由善举总董—各堂 （局、集、仓等）董事—司事3个层面组成。善举总董完全是志愿性、义务性的，不取分文报酬，与当代时行于中国港、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国之“志工”“义工”相近似。联合体对下辖各机构的董事及众多的职员、雇员等则付给薪酬。夫马进认为，善举总董的功能相当于市长，但非但这个 “市长”不领薪，他领导的 “市政府”也完全依靠民力运作。［26］巨大的资金缺口由 “市长”赔补。长期担任善举总董的丁丙不仅心力交瘁，而且经济损失巨大。当时没有人愿意接替他担任善举总董，致使其担任了15年后，在别人轮值时事实上仍主持着工作，总计36年之多。夫马进认为，这种善举 “带有徭役性质”，并将善举总董称为 “徭役编审”。［27］

（二）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重建之为城市善治的典型案例

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主要是丁丙整合各方面资源并亲力亲为的成果。同治三年 （1864年），丁丙甫回杭州就着手集资重建断桥，次年又着手疏浚西湖。同治六年疏浚临平湖并修建海昌堤坝，同治八年重修庆春桥和宝善桥，同治十三年重修湖心亭，光绪二年 （1876年）修拱宸桥，光绪五年建新横河桥，光绪七年建田家园普济桥、坝子桥，光绪十一年建德胜桥并开浚城内河道，光绪十二年修朱桥、转塘，光绪十三年开浚北湖和驻防营河道，光绪十四年建万安桥，光绪十六年疏浚西溪河、沿山河和南湖，修筑上河堤坝、奉口斗门，光绪十八年修复湖墅水龙 （消防龙头），光绪十九年开浚东河。他还主持筹集西湖岁浚经费，以使西湖得到经常性疏浚。又组织修复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3所官学以及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4所书院。由于敷文书院地处万松岭荒僻之处，又在城内别创敷文讲学之庐，并开设正蒙义塾和湖墅社学，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家庭子弟入学。重修学政考棚，并购置地基为贡院建造供考生暂憩的棚厂。又设立丁祭局，集诸生供洒扫、治祭器、考订礼器乐器，恢复祭孔之仪。修复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章墓、孙惟信墓等，并为清代浙江督抚大臣左宗棠、蒋益澧、杨昌浚、彭玉麟、谭钟麟等建了一大批生祠。有人发现一批元大德年间 （1297～1307年）铸造的编钟，他专门建元音亭贮放。得到一些北宋咸平年间 （998～1003年）的贝叶经，送至灵隐寺保存。得到一批吴越国铸造的金涂塔，送与灵隐、净慈等寺保存。俞樾辞官后长期寓居杭州，担任诂经精舍山长，与丁氏兄弟成莫逆之交。光绪十三年，其寓所俞楼第一楼不戒于火，丁丙为之重建，且增建了式古堂。俞樾的一些著作，如 《群经平议》《俞楼诗记》《琼英小录》等也是丁丙出资刊印的。

俞樾在 《丁君松生家传》结语中特别指出：“余既为君立家传，乃论其后曰：杭城克复以来三十余年，湖山歌舞粗复其旧，固由诸大吏振兴于上，贤有司经画于下，而拮据撠挶，心口交瘁，蠠没从事，使公私交受其益者，则君一人也。君有官不赴，伏处乡里，而惠泽被乎四方，声名动乎朝野。求之古人，未可多得。微论刘胜寒蝉不堪比拟，即王烈、阳城辈，徒以德化其乡者，亦不能尸居龙见若斯也。君临终有诗云：‘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夫子自道，得其实矣。”［28］俞樾强调丁丙的特殊贡献不无道理，事实上丁丙还带动了一大批绅商包括他的整个家族来共同完成重建杭州的宏伟目标。他们构成了早期市民社会，建立了公共领域，将个人、家庭、家族都融合到这一系统中去。

丁氏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已经超越于家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丁丙的事业离不开丁申的全力配合，是他们共同成就的。丁立中尝言：“凡所办事皆先伯父所欲为，或先伯父倡于前而府君和于后。”［29］张浚万 《丁竹舟先生墓表》云：“四方之学者言东南文献首推竹舟先生。浙中人士，计数近百年，为善于乡国，条理之精密、规模之宏阔，亦首推竹舟先生。先生少时即已厌薄仕进，慨然有志于古仁人，以斯世为己任。”［30］丁立中虽出身富家，而自奉甚俭。每敝衣冠于市，见者不知其为富人。然俭而不吝，睦渊任恤，著于里闾，与乃父一样乐助行善。太平天国战乱后，他与人借维修府学和仁和学堂之机，重修了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土谷祠和陈文龙墓，并请俞樾写了 《重修陈忠肃公墓记》。宣统元年 （1909年），王达甫、蒋延桂等集资购置田家园丁宅20亩地异地重建观成堂，至民国3年 （1914年）建成，耗银5.8万两，其中丁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丁立中还兴办了观成第二简易小学堂等公益事业。

（三）丁丙 《乐善录》的慈善学价值

［11］丁立诚：《小槐簃吟稿》，嘉惠堂丁氏刊本，民国8年 （1919）。

沿海区由于靠海，自然元素充足，阳光灿烂、沙滩平坦、风景优美都能满足游客追求放松、娱乐的条件。因此海岸线在规划之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视觉观景性，对整个岛屿经济的发展，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价值。为实现人类与生态和谐共存，应做到合理利用自然环境，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力求在开发建设时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减到最小，从而实现取之自然，还之自然的原则，共同完成沿海景观带自我发展、自我保护和自我平衡的生态景观系统。

丁立中撰辑的丁丙纪念文集 《宜堂类编》，收录的一些纪文感叹丁丙忙于事务、著述不多，而实则丁丙一生著述不断。他在万般忙碌中始终将著述作为行善事业的一部分。早年写过 《读礼私记》《礼经集解》《松梦寮诗稿》《松梦寮文集》等，后又陆续写成 《九思居经说》《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篆韵谱集注》《廿四史刻本同异考》《武林金石志》 《宜堂小记》 《于公祠墓录》 《北郭诗帐》 《北隅缀录》 《乐善录》等多种著作。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至次年春天，丁丙在病榻上最后编纂了一部被夫马进誉为 “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这一点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史料集—— 《乐善录》。其子丁立中遵从他的遗嘱继续进行补订，于光绪二十七年出版。丁立中跋语云：“光绪辛丑涂月，先大夫所纂 《乐善录》刊成于甬上。立中谨书其后曰：呜呼痛哉！先大夫秉性淡泊，书籍外寡所嗜好，生平精力均消耗于善举之中。戊戌孟夏从事斯编，粗创条例，时身已积劳病矣。药炉茗碗之外积牍丛叠，甚至枕函左右，充塞均满。”［32］《乐善录》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慈善文献，详细记载了杭州慈善史以及晚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捐输、度支、人物等，是中国慈善史上极为珍贵的经典文献。通过 《乐善录》，可以真实全面地了解晚清时期杭州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和线索。

《乐善录》也全面反映了丁丙的慈善作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善举联合体于同治四年 （1865年）重建，百废待兴。虽然其他行业如米业、木业、箔业、锡业等早已恢复了形成惯例的慈善捐助，盐业行会的捐助却没有随同恢复，发生了所谓“善举盐捐案”，经多年努力未果。光绪二年 （1876年），丁丙和徐恩绶联名向浙江巡抚和两浙盐运司提出申请，要求完全恢复盐捐。经过将近10个月的辗转周折、反复恳请，盐商们终于答应以每引盐1分银的比例出捐。据成书于光绪三十年 （1904年）的 《杭州善堂文稿》记载，丁丙退任总董直到去世前1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杭州善举事业的运营亏欠赤字绝大部分仍由丁丙填补，而且数额远比他担任总董时垫补的3万缗加利息共计约7.5万缗为多，仅仅光绪十三年 （1887年）以后逾即 10 万缗。［33］

注 释

［1］丁丙：《武林坊巷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文澜阁是清乾隆时期设立的官家藏书楼，收藏有 《四库全书》。由于太平军入侵损毁严重，所藏 《四库全书》等散佚殆尽。咸丰十一年 （1861年）冬太平军第二次攻入杭州，丁氏兄弟出城暂避。同治元年 （1862年）正月在留下购物时发现包装纸皆阁书，便决心抢救。他们不仅收集市肆之书，还集胆壮者数人将所剩者全部运抵留下风木庵。后又移至上海，并托书贾周汇西假惜字名继续搜求。同治三年太平军撤出后，丁氏兄弟将抢救所得总计8689册约占原藏1/4的阁书 （另有 《古今图书集成》残本673册）运回城内，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自同治五年至十年（1866～1871年）又搜求得300余册。

［2］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1928。

［3］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民国21年（1932）。

［4］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第四，66岁3月条，丁立中辑 《宜堂类编》卷二一，丁氏嘉惠堂刊本，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5］丁丙：《八千卷楼自记》，《善本书室藏书志》附录，钱塘丁氏刊本，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综上所述，对于人格障碍患者而言，综合性护理干预具有有效性，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纠正其不良行为，促使其早日融入社会。

［6］张崟：《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民国21年 （1932）。

［7］陈登元：《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第371页。

［8］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1928。

［9］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续修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 《经部六》，钱塘丁氏刊本，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丁氏著述可分目录类、题跋类、掌故类、传记类、诗词类等几种，均以述善为内涵。著述在他们的内心为善业的一部分，因而其字里行间始终围绕一个 “善”字。灵性的诗文基本以直接的述善为指归，文献整理或史志性著作也以利益方便为宗旨，均具有善业特性。孙树礼 《善本书室记》尝谓：“昔人有 ‘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今松生年丈为进一解曰：积书十一，积善十九。则其所锱累寸积者，岂特善本书二千余种哉？”［31］

［12］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04页。

实验步骤：①教师预先将体积分数为75%的酒精倒入恒温加热器容器，加热恒温80℃；②各小组将准备好的叶片投入酒精中；③盖上盖子继续恒温加热；④观察脱色过程直到叶片变成黄白色。

［13］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辛壬稿卷二 “昌彼得句读”，文史出版社，1973。

［14］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7、8期合刊，民国21年（1932）。

［15］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丁申、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26集，嘉惠堂丁氏刊本，清光绪九年 （1883）。

丁氏没有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加以充分利用以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其藏书楼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乎有求必应。杭州府学尊经阁因战乱藏书损失殆尽，丁丙拿出家藏复本来充实。浙江巡抚马新贻提议在杭州设局印书，同治六年 （1867年）委托丁丙筹建浙江官书局。经丁丙积极筹划，浙江官书局很快办了起来。浙江官书局后来改为浙江官书印售所，宣统元年 （1909年）并于浙江图书馆。浙江官书局所刻古籍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所刻之书精品辈出，如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战乱后丁家购得其他藏书楼失散珍本，往往完璧归返。丁丙听说阮元镇江焦山书藏尚有4个书橱空着，就拿出家中所藏珍本451种及缮目1000册赠送。

［17］丁立诚：《王风笺题》，丁氏嘉惠堂刊本，民国9年 （1920）。

丁丙为修纂 《光绪杭州府志》做了不少工作。早在光绪五年 （1879年），就向知府龚嘉儁建议重修府志。在编纂过程中以家藏书供编纂人员参阅，而且经常与他们讨论有关史实考订问题。初稿写成后，坚持要求再度详加审订，因而直到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底才定稿，但因丁丙去世迟迟未能付印。民国11年 （1922年），在陆懋勋、吴庆坻补上清末10余年的史事后才铅印出版。丁立诚六子丁以布曾以国子监典籍之职参与重修 《杭州府志》。

［19］俞樾：《武林坊巷志》俞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0］丁申、丁丙辑：《国朝杭郡诗三辑》，钱塘丁氏刊本，清光绪十九年 （1893）。

［21］丁立诚：《小槐簃吟稿》，丁氏嘉惠堂刊本，民国9年 （1920）。

［22］丁立中：《禾庐诗抄》，八千卷楼刊本，民国14年 （1925）。

［23］丁利年：《渊博的学识 多彩的一生：忆先祖辅之公丁仁》，《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创始人丁辅之研究，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总第15辑，荣宝斋出版社，2007。

2.1 单双胎妊娠孕妇信息 除去临床信息不全和失访病例，共收集单胎孕妇15 206例，双胎孕妇442例，具体信息见表1。单胎与双胎在年龄和孕周分布上无差别，χ2分别为9.655和4.51，P分别为0.086和0.341。高龄所占比例分别为35.14%和38.91%，P=0.101。然而，在单胎妊娠孕妇中，通过IVF方式获得胎儿的仅占4.14%，双胎中将近一半的受孕方式是IVF。且双胎中大部分是双合子双胎。

在国际市场，日本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开拓力度，力促墙外开花结果。但是，面对萎缩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日本不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还不得不放弃了之前的一些成果。土耳其和英国是日本目前最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市场，但均面临着核电造价大幅上升、市场融资条件不佳等重大挑战。

垂体瘤转化基因[17]（PTTG），通常存在于恶性肿瘤中，属于一种较为严重的癌基因，其其能够使细胞增殖、细胞转化等得以有效增加，并致使肿瘤出现浸润性的增长[18]。根据相关研究可知，AM患者的子宫内膜的侵袭以及浸润都与PTTG表现具有直接关联，PTTG蛋白呈现升高趋势，其属于该疾病发展的主要因素。

［2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 《光绪九年八月》，中华书局，1958。

1.1 仪器 Nexus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Thermo Nicolet）；HW-3红外烘干箱（天津市光学仪器厂）；AL204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FW-4A型粉末压片机（天津市拓普仪器有限公司）；FY135型中草药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怎么构？就是分析条件，由确定条件确定定的点，先构造定的点；对于不能确定的点，寻找这个点相关的条件，基于两个条件进行“双轨迹”构图，两个轨迹的交点就是要确定的点，确定的点即满足条件A，也满足条件B，条件A对应着轨迹a，条件B对应着轨迹b，这个点就是轨迹a与轨迹b的交点，即“双轨迹”构图.

［25］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480页。

大樱桃树果实生长期短，具有需肥迅速、集中的特点。萌芽、展叶、开花、果实发育到成熟，都集中在4—6月，同时花芽分化也集中在采收后较短的时期内，越冬以前树体营养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树的生长发育。

［26］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480页。

［27］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516页。

［28］俞樾：《丁君松生家传》，丁英、丁庄、丁士元纂，丁申、丁丙、丁午修，丁立诚、丁立中续修 《丁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29］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第四，68岁3月条，丁立中辑 《宜堂类编》卷二一，丁氏嘉惠堂刊本，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30］张浚万：《丁竹舟先生墓表》，丁英、丁庄、丁士元纂，丁申、丁丙、丁午修，丁立诚、丁立中续修《丁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31］孙树礼：《善本书室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附录，钱塘丁氏刊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32］丁丙：《乐善录》跋，钱塘丁氏刊本，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33］万方：《慈善之痛：国家权力下的清代民间慈善事业》，《书屋》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