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见到曹慕樊先生，是大学三年级下学期。那学期，中文系在“文革”后第一次由几位老先生开选修课。曹先生讲“杜诗选读”。学生要确定选修的课程，一般根据自己的兴趣先听各门课程若干节后，在第三次课前再确定。教师在第一节课，照例要讲讲本课程的设想。记得曹先生说，一个文科大学生，在有了一定的文艺理论、历代文学基础知识以后，应该直接面对本国第一流的哲学、史学、文学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自由的学习、钻研，尤其应该读专书。学术之宫，千门万户，但总得经由一门进入。唯有深入学习大家，大开眼界，才能通向“四通八达”之境，并由此及彼，深入其他大家之室。任何一部社会科学原著，既是衡有的宝藏，又是善巧的桥梁。凡是名著，研究成果多，注解多，更有启迪指导意义。凡此种种条件，杜诗无不具有。

清代解《诗》以诗话的体式，相对于汉、宋传统解经模式，其文学特性彰显，有不少横溢出传统经学模式之外的灵心妙解，《诗》的文学情意被激发出来。“以诗话解《诗》”的主要特点如下。

这些话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尽管最后以杜诗为例，现在看来，有些广告的意味，但事实证明先生之言却不是为了自我推销。接着，先生又在黑板上大书一行字迹遒劲的警言：

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

并作了解释，大意是高年级学生应该读原著，不能满足于选本及别人的文章，更不宜不加选择，没有目的地乱读书，浪费光阴。

这番开场白对我的震动尤大，上大学以来，颇珍惜光阴，说“手不释卷”也不过分，但在怎样读上却一直无人指点。当时的感受是，为什么系里不早点让老先生们开选修课？！我在下乡当知青时即读过苏渊雷先生选注的《李杜诗选》，颇喜李杜二位，就在下乡的第一个国庆节夜里，雨大屋漏，被秋雨淋醒。——那旧房一直有一二处漏雨，常年是用桶接漏水，蚊帐顶上则放一张塑料薄膜抵挡，水积多了就舀出。但那晚雨大，积水太多，压垮了蚊帐，倾盆而下，淋醒了沉睡的我。当时竟未怨怼什么，吟哦的却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今日能有老师指导系统学习杜诗，岂有放过之理。这门课，甚至可以说是这节课，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想在大四认真读几本书。后来曹先生招研究生，研究方向又是杜甫，我便毫不犹豫决定报考，结果如愿以偿，在先生指导下学杜研杜，获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梁先生等人的缙云山闭关修行一事。当时西藏贡噶派喇嘛为弘扬佛法密宗，在文化中人传大手印法。1947年秋，由梁先生的学生罗庸(膺中，北大教授)领头，梁先生、罗庸夫妇、谢无量夫妇和曹先生一行六人，坐滑竿上缙云山，进三十里到石华寺。寺前有合围粗的桂花树，清香四溢。白云生处，时见路旁有虎迹虎粪。所谓闭关，即划一范围不出，每日做法事修行。到来后，先生整夜打坐，入定。罗庸说他根性极好，学得最好。一月下来，神完气足，面有异彩。梁先生不能坐，但精神极好，每天下午在长廊拍手走来回，入忘我之境。

先生治学，主张文史哲不可分，他的课也体现出这一特色。听一年“杜诗选读”，学生不但基本了解了杜诗的特色，同时还增加了对李白、王维、白居易等诗人的了解，以及唐代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知识，很多同学由此掌握了读书的方法并产生了治学的兴趣。

先生教书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决不“捧杀”。结业考试时，是不给人情分的。有个同学考得不好，担心入党、评先进受影响，到先生家中求情。先生认真开导了许久，说分数只能说明考试时的成绩，并不能证明一切，并一题一题指出错在何处，最后一分未加。这一件小事，颇能表现老先生一是一、二是二的风格。记得那时先生常常流露出对我们这一代人学术功底差的忧虑，其严格要求，也可谓一片苦心。这一点，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感受尤深。那一年，全国共有二十余人报考先生门下，最后取了两名(另一位是华中师大的戴建业)，尽管是择优录取，但我们俩的水准与先生的要求相比差距甚大，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和别的先生称自己的学生为“英才”相比，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评价很谨慎。从旁得知“老实，但还用功”。四川人常称愚笨者为“老实人”。当我把这意思解释给师兄时，我们都有一点紧张，难道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不可雕”吗？但“用功”二字却是事实。我们自信不是最“老实”的，只要用功不辍，总有一天会改变形象的，憋着这股劲，也得认真学习下去。

先生认为研究生学习只是治学生涯的基础阶段，应抓紧时间读书、思考，不必急功近利地为发表文章而写作，他认为那样实际上是得不偿失。毕业以后，时间空间多的是，何愁无用武之地。入学刚两个月，我们随先生去成都参加全国第二届杜甫研究年会，会上有知名学者谈杜甫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的问题，有首倡之功，但论证欠严密。作为刚入学的研究生，随导师赴会，面对国内外一众宿儒，哪里敢开口讲话，遑论与前辈商榷。返校后我将自己的想法整理，并查证资料，写成《“随时敏捷”辨析》一文，自我感觉不错，送先生斧正。先生阅后，淡淡地说，基本上说清了这个问题，这就行了。我本意是想得到先生肯定并推荐发表，那时发表欲正强，可谓梦萦魂牵，不意如此结局，颇扫兴。归来将稿子存之箧底，从此不再想发表之事。那文章作为一篇课程论文交了差。5年后，想到这篇文字还可以改改发表，但手上无底稿了，试试去档案馆查自己的课程论文，竟保存完好，复印修改后，寄出刊用。现在想来，幸有此一碰壁，否则，成天想的可能就是些零星的题目，将分散不少精力。——看看现在，研究生一入学就被告知要发表多少多少文章，奖学金、学位证均与此挂钩，一些著名不良刊物趁机发学位财，类似敲诈般收博士生的版面费，学生被学校的数字化管理和前所未有的荒谬绝伦的学术评价体系绑架，苦不堪言，怎么可能静心学习思考，真是感慨系之。——再者，那文章尽管有破有立，毕竟属于商榷性质。先生一生从不与人打笔仗，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写出的都是有心得之作，对于一个希望有所建树的学者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些四面“商榷”的学界的“造反派”，先生是不以为然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时他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吧。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生对我讲，以前对你们很严格，不对就批评，现在我们是同事了，要互相帮助，言下之意是不会对我发火了。确实，工作以来，先生便将我们当同事、朋友对待，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读书心得，客气多了，但并不生分。我的头几篇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先生主动推荐的。之后，我们就自己“闯天下”了。当我们的毕业论文修改后先后出版时，先生的喜悦并不下于我们自己。

受业多年，对先生治学经验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日常讲的一句话：“说有易，道无难。”即对某个观点，某个现象，要证明它在此前或此后有，是容易的，要说它在此前或此后没有，换言之，是迷信它此时才有或仅有，则很难，说有易，因为只要随便找到一个证据就够了，不必通检所有资料；道无难，则必须通读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全部材料，而以一个人的精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六个字我视为“六字真诀”。日后发议论，总想到它，不敢妄用第一、创新、首创诸词，留有余地为是，这不会使人丧失斗志，同样是培养一种求实精神。

先生是目录学出身，在教学上亦体现出他的风格。在给我们上“目录学”时，辅助性的练习便是注释唐诗。给学生各指定一唐代小诗人作品，从版本、校勘到注解，一一做起，最后还详批详改，批改过程中又亲自翻检各种版本，其工作量等于自己重做一遍。我们写毕业论文时，先生多次叮嘱引文要核对原文，开始我们并不在意。一次，我的论文中引用一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一名著中的材料，心想该无问题，照抄不误。结果该书校对不精，我跟着写错。先生在文章旁批了一大段话，很不客气，大意是引书照抄，学风有问题等等。当时很难过，认为老先生小题大做。但自那以后，写文章时尽量做到不抄二手资料，并力争做到有确切出处，坚持下来，竟也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学界你抄我抄，以讹传讹的情况严重，一些权威出版社的书也不例外。“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欤？“查原文”蕴含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这不仅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人格风貌。

更重要的是，先生在我毕业后，开过一个长长的书目。他认为从事古代文学的老师，应该在文史哲三方面加强基础性文献阅读。这个书单，不是应付课程和学位的，而是奠定研究基础的必读书。这个书单，足够一个古代文学学者阅读一生。这里不能一一列出，只说两点。在唐宋文学方面，先生认为应该通读李杜苏黄，才会把握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走向。这在我们攻读硕士期间，已反复提醒。在历史方面，除了相关专业的史籍，还必须精读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是最好的史书，又是中国历史中的上古部分，连后世的注都是名注，值得一起读过。这些年来，我也是尽可能补课。同时，也悟出一些道理。前人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或云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等等，都是在讲一个道理，治学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阶段，古代文学专业尤其如此。如果在早期没有相应的阅读量，对相关基础性文献，如一些重要的总集、别集、史书、文论，不曾过手，没有印象，要深入下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产生独创性的成果，是基本不可能的。而学位的完成，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要持续深入治学，是需要一生的积累和学习的。这些年，在博士和硕士的招生中，大家的共同感觉是，极少有学生认真读过几本专书的。前期积累单薄，选题多是拍脑袋的应景之作，要在三四年间写出有创获的论文，难矣哉!

曹先生给1977级、1978级、1981级开过选修课后，便专带研究生，不再给本科生上课，我一直认为这是很可惜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先生带研究生时已近“耳顺”之年，精力有限。要不，在治学和做人上会影响更多的学生。1978级的邓小军、杨胜宽二君，实为先生编外弟子。先生带研究生时，学校的招生量很少，导师均是一届学生培养毕业，再招下一届。所以，中文系1978级的学生只好报考外校，邓、杨二位便是。但他们从大学起，便得到先生悉心指导，即便在外地求学也时时与先生保持联系，请教问学，先生则是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杨君读书多，有才气，写文章涉及面广。先生在肯定他的兴趣时，又屡次提醒他要突出重点，学有专攻，以免精力分散，多而无当。杨君遂集中精力研究苏东坡，后来成就斐然。邓小军受先生指点，很早便注意宋明理学到新儒学的发展演变，潜心读书思考，数年来已有不少见解获得学界好评。1993年8月，他参加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后，论辩时舌战群雄，获高度评价。《柳州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时结识了曹先生，“受他的影响，我才开始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醉心于韩愈、柳宗元……而曹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派代表熊十力、梁漱溟的弟子”。

课文大多语言文字富有特色，是学生习作的好范文。怎样引导学生体会文本的语言特色呢？我们运用“段落大PK”的方法进行对比阅读。

新会计制度中添加了预算会计管理，原有会计要素从5个变成了8个，由此看出国家在逐步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监管力度。固定资产管理在本次会计制度变更中也有较大变化，因此加强固定资产的预算管理也十分重要。

二

文学批评上有一句话叫“风格即人格”，先生教书认真，治学严谨，性格上也可用一个“真”字来概括，即“真性情”。这一生不改的真性情，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也给他一生带来坎坷。

项目直接负责的单位领导层，缺乏素养意识，只重效率不重质量，缺乏专业的项目指导，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因此很难保证工程的质量。另外，还有影响到质量管理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经济支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拨款，资金层层过滤之后，可利用的款项额度不大，而且地方单位价格低，常常出现难以按照计划进行施工的情况。也有一些地方领导的愚昧无知，管理项目和处理问题上不知轻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程建设的效率。很多项目负责人往往秉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接手工程，但是在利益、进度和质量做选择时，却鲜少有人还坚持这一原则。

先生读中学时，便是“鲁莽的青年”(自我评价语)。他那时最喜欢鲁迅，受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影响最大，信奉唯物论。学校当时流行青年党主张的国家主义思潮。青年党在公告栏张贴布告，常在旁边贴条子，上写“谁敢撕毁，请吃匕首”，他不信邪，偏要当众撕毁，平时又戏称该党党员为“狮子狗”(青年党办有《醒狮》杂志)，遂成为注意目标，匕首未吃，有一回早起锻炼差点吃了黑棒。

研究生学习时，上课三人相对，课间休息或课余聊天，他常讲些往事。后来，我应一家刊物之约，专访先生，作过数次长谈，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由此得知先生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梁先生在“文革”乱世时，完成了他写了几十年的著作《人心与人生》，他为了避免再次被抄家散失，遂抄写数部，分藏在国内各地最好的几位朋友处。其中一部，就存放在曹先生家(图三)。“文革”结束，此书才出版。梁先生对曹先生的高度信任和深厚友谊，于此可见。曹先生此时，还是戴帽右派，他不惧罹祸，精心保管，真正是为朋友谋而忠且勇。让我们感动的是，正是这些以文化托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遭遇灭顶之灾时，在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被剥夺公民权利的时候，他们仍在坚持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坚守良知和底线，捍卫文化，也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尊严。“文革”结束后，许多同梁先生、曹先生有共同遭遇的学者，都出版了在他们最困难时期的独立思考的著作。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有着文化信仰的人，从未放弃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还相濡以沫，砥砺风节，不计安危福祸，甘为中华文化大厦的守夜人，并默默地添砖加瓦。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啊！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较为匮乏，同时分配缺少均衡性。在东部领域中，医疗资源分配情况远远强于西方领域，一线城市医疗资源分配也显著优于二三线城市[2]。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使得一些领域医疗资源过剩，而部分领域则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所以，全面发展在线服务、远程医疗等活动是非常必要的，这给“互联网+”背景下医学信息专业领域人才培育提出了严格的标准。

关押期间，先生写有狱中怀人诗数十首。托人带出，这些思亲怀人之作部分被印行，立即传开。于是教育界老前辈谒见专员程某与宪兵队交涉，要么出示证据，要么放人。而宪兵队并无实据，他们以前通过邮政检查，早就截获过一些学生写给曹先生的信，信中颇多不满现实的言论。审问时先生驳斥说：“学生写给我的信不能作为给我定罪的证据，你们有我写给他人的这类信件吗？”宪兵无以为对。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他被取保释放。出狱后，受到学生热烈欢迎。

先生原立志终身从事中学教育，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中学教育最关键，这是救国的基础。但家乡已无立足之地。除以上事件外，他平时爱坐茶馆，恃才傲物，常辱骂泸州党团头魁，说他们斗大字不识一箩筐。为此许多要人对他恨之入骨。无奈，只好离乡赴蓉，当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已届而立。先生的人生道路从此出现转折。

先生的这种性格，不能逃过1957年的厄运自属必然。对这一次大坎坷，他很少提及。偶尔言及，只说当时患有幼稚病，“背时”很正常。开始也诚心检查错误，以后渐渐醒悟，反倒坦然了。因而不知不觉地，有时“旧病复犯”，管闲事，自找苦吃。

“文革”期间，西南师院迁校梁平县。中文系工作由“造反派”头头主持，大多数教师受到批判；唯有吴宓先生和曹先生例外。先生找军代表，要求解释为什么。军代表云：“吴宓是花岗石脑袋，不批判了。你是过去的老帐，已经算清，现在全免了。”先生却说：“吴先生的问题我没意见，但我不行，听了这么多批判会，我要求听一听大家对我的意见，领导讲也行，大家讲也行。”领导小组同意，批判会上却奏不出新调。头头总结时说：“此人的帐清清楚楚，现实无问题，坦白最彻底，思想深处的问题也讲了，但很刻毒。你如要问不揭‘帽子’的原因，我可以答复你：很简单，就是你‘傲’！”先生认为对他的批判倒很“中肯”，当时的态度确实如此。关于先生自己在历次运动的遭遇，先生从不讲，更不讲别人对他如何如何。我所知道的是他的眼睛是被学生批斗时打残的。《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倒是记下了一次让人心惊且心酸的事：某造反派头目“对曹慕樊，不明指其罪，但言其‘胡作非为’，遽前闯入队中(冲宓欲倒)用手猛批曹之左颊，接连二次，叱曹出队，又击其颅顶，打落其帽，又命自摘眼镜，跪于阶前，且不许以双手撑地，而拱举其双手，直至将散，乃命曹还队，时已8：20矣”(1967年1月27日)。《吴宓日记》记载，曹先生和吴宓是中文系的“牛鬼蛇神”组的重点批斗对象：“西师中文系‘挂起来’之教师(罪人)尚未处理、‘解放’者，今仅宓与曹慕樊、郑思虞三人。须待经过‘批判、斗争’，由‘敌我矛盾’改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之身份后，方得平安(扣薪、扣款，必全发还)。”(1971年11月3日)吴先生和曹先生是典型的“棚友”，常常同台被批斗，有时还要相互批斗，才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但其惺惺相惜，亦多有记载。如吴宓被学生打断左腿，行走困难，“恒以左足与所拄之木棍齐，而以右腿(无病，应易提起)向前迸跳。今日宓始初次上坡，直走到男厕所。——实由曹慕樊君从右后侧，将宓身体举起，送至目的地；又助送回舍”(1971年5月27日)。《吴宓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二人交往的记载，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即患难中的学人的生存状态。

先生与吴宓交情颇深。有一事值得一说。1974年某日，他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在校园小径上逢吴先生，见神色不对，泪痕犹存，便问何事。吴先生大哭。原来吴先生妹妹来看他，临行前他想送她70元钱。而吴先生手边却无现金，他平时领工资后只留饭钱，其余多资助他人。不过，当时他补发工资有一笔钱，却被系总支指示扣留交财务处，要用必须经领导同意。这回他写了呈文要求取几十元，却被一领导撕毁，并大骂他平时把钱拿去支援“牛鬼蛇神”，跟党捣乱。吴先生一筹莫展，只有伤心落泪而已。先生听罢很气愤，当即安慰吴先生一阵，并说再想办法。他不顾自己也是“牛鬼”的身份，去找办公室一领导，说：“吴先生是中央和省委保护的人，扣他几千元钱不发，反映上去，你负责吗？院里也负不了责。”对方一听急了，怕出事，问怎么办，“我们一起去取了，交给吴先生不就行了”。吴先生得到这笔钱，大喜过望。为感谢曹先生的侠义，几天后送了一笔钱给他，并写有二指宽一便条(图一)，专门说明此为赠款，作为维持生活的资金，而非借用，并签名、盖章。这笔钱确实帮助先生渡过一阵难关。那便条至今还保存完整。这也是段佳话。该年的日记，因故尚未问世。便条算是一重要物证。

三

为不断激发孩子们的写作热情，老师就要常常出新招。我所教的班级每学期都搞点活动，如带学生旅游和野餐、扮蛋与斗蛋等，至少这样自由的空间、欢乐的氛围，孩子们的压力得到了释放，很多孩子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野餐的情况和快乐。有个孩子写道：“今天我真高兴啊！野餐让我体会到品尝是快乐的，分享更是快乐的。”班级活动增进了班级的凝聚力，让学生体验生活，激发孩子的潜能，让孩子们的天性、个性、创造力更好发展。活动后的体验是真实的，写出的文章也是鲜活的。

1.2.3 DEG的基因本体及信号通路富集分析 DAVID数据库整合了大规模基因或蛋白列表中的生物功能注释信息。DEG的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功能和KEGG信号通路均能从DAVID 6.7数据库中获得信息。

金大快毕业时，适逢教育部委任刘国钧先生为国立第二图书馆(创设在兰州)馆长。刘先生希望他一同前往共事，并已上报任命他为中文编目部主任，并拟两年后选送留学。先生欣然从命。毕业后回乡省亲，母亲也很高兴。不意先生母亲发病，九个月后逝世。当时刘先生已托人在重庆买了直达兰州的汽车票。先生不能成行，只好去信说明违命的原因，刘先生表示理解，来信安慰。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还常有信来往。

上大学是先生从立志中学教育到不得已走向治学之途的一次转折，而母亲病逝使他感到极大痛苦，乃向熊十力先生求教佛学，从而在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这又使得他的学术成就颇具特色。

（1）空调用电盘数字电表之安装、测试及建置。（2）空调主机控制器之安装、测试及建置。（3）空调主机出/回水温度传感器之安装、测试及建置。（4）智能节电管理系统平台之安装、测试及建置。（5）智能节电管理系统平台使用、管理之教育训练。（6）系统之升级、维护及保固。

先生高二时接触佛学。学校聘成都师大教务长蔡松佛先生给他们讲“人生哲学”课，蔡不用规定的教材，却讲一年佛学(概论性质)。先生极感兴趣。他在母亲病逝后，精神痛苦，顿生“不向空门何处消”之感。在泸县中学校长的支持下(付工资，不上课)，便写信给熊十力先生，请求前往求学。熊先生极富同情心，为人豪爽，回信表示同意。

8月，先生赴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斋，受教于熊先生门下。熊先生命先读唯识宗名著《成唯识论述记》三十卷，说：“读通此书，佛学皆畅通无碍了。”为读此书，又建议先读他所著的《佛家名相通释》(北京大学版)，这书是解释佛学术语的，懂了术语，方可读原著。于是每天晚上读，第二天熊先生抽问所读部分，有不懂之处再解释，再问，直至弄懂。到年底，唯识宗之学毕业了。

先生上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专攻目录学。他在班上年龄是大哥，成绩亦是老大。英语特棒，高中时即能读原版英美小说。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外语课由外国教师任教，目录中的参考书均是英文原版。先生后来喜欢西方哲学，与此有关。他曾讲过外国文学课，参考书也是直接读原著，不用翻译的二手货。讲课颇受学生欢迎。这是后话了。刘国钧先生爱才如渴，十分器重先生的才华。不过，先生避祸到大学也未得安宁，时时有特务来找麻烦。一次，一个陌生人约他坐茶馆，刚落座，那人便掏出手枪放在桌上，威胁说，“泸州的事还未了结，你要继续交代，否则枪子不认人”。还有图书馆一借书员(古某，江津人)更直截了当，在路上相逢时大声嚷嚷：“你老实点！”这些经历，使他对特务政治深恶痛绝。

1.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叫响”黄河口品牌。品牌是一种新的战略资源和无形资产，是一种形象和品质，最终体现的是核心竞争力。企业只有形成品牌，有核心竞争力，才有生命力。要引导企业把培育品牌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从产品经营上升到品牌经营、从成本竞争上升到价值竞争上来。

之后返乡教书。不久，熊先生受黄海化学社之聘，在五通桥创办中国哲学所。他不当所长，只作主讲，约了4人前往，先生又从熊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还读康德哲学。熊先生每日讲书一次，指导4人读书则各有侧重，熊教学生，每日读少读精，认为一目十行者，必终生无成。不到两年，抗战胜利。黄海化学社迁回天津，4人皆南方人，不愿随往，哲学所撤销，熊先生到了浙江大学。曹先生的佛学和哲学功底便是这期间奠定的。

用户的交互性提升。在信息数据的共享和传播过程中，用户能够针对同一信息进行自我观点的阐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进一步提升了用户和信息的交互性，更有利于实现信息传播的要求。

之后又回乡教书，不久被梁漱溟先生聘为勉仁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并听梁先生讲《中国文化要义》。梁先生把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的书全带到了勉仁，梁夫人请曹先生到图书馆指导，他趁便抽读了《藏经》要籍，佛学修养日深。

曹先生的课很吸引人，主要是自己有心得。杜甫是伟大诗人，有高尚的人格精神，诗歌有丰富的内涵。先生讲课，常常融入自己的情怀，给学生很大影响。我们在学杜诗时，就时时受到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无愧于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在为杜甫的胸怀所感动时，也对先生的情怀肃然起敬。1990年秋，我到北京师大作访问学者，一日饭后散步，路过报栏，无意中看到《中国体育报》上有同学杨君一篇散文，写的是他现在怎样在中学里培养儿子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杨君因身材限制未能上体育系)，文章开篇记的便是先生讲杜诗的印象，说瘦小的曹慕樊教授站在讲台上，讲着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诗句，整个教室充溢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白鸥奋飞于天地间的自由翱翔的意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给儿子取名“昊鸥”。

在勉仁期间，曹先生与梁先生交谊甚深。当时，位于北碚歇马的乡村建设学院图书馆馆长伍宗华是曹先生大学同学，地下党员，他有事要辞职，希望曹先生接替，任馆长、教授，每周上两节课，月薪付大洋，但条件是不兼职。曹先生不愿辞去勉仁教职，只好婉谢，并推荐了他人。他和梁先生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这是他不愿离开勉仁的主要原因。先生对梁先生的人品学问极为佩服，有几件事对他影响极大。新中国成立前，梁先生曾去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夜话，纵论天下事，晤谈甚惬。返回勉仁后，先生问梁观感，梁答道：毛泽东是一伟人，将来必领导中国，但他说话，“斗争”不绝于口，主观性极强，难免令人担心。1953年，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提出国家大事应让群众多知道，受到严厉批判。以后毛泽东在会上痛斥他(详情已有公开报道，不赘)。这场公案今日已大白于天下，梁先生的言论正是为了让毛泽东少犯主观错误而发。1975年，梁先生坚持不批孔，又受到攻击，当一德高望重的领导希望他表态时，梁先生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些情况，曹先生一直都很了解。1981年，梁先生有一信给曹先生，写满两大张荣宝斋稿笺(图二)，意在鼓励先生保持知识分子的品格。

这些都给先生极大勇气，既影响了他的学识，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由于妇产科的病人数较多,较容易发生医院感染,加之护理人员在工作中长期直接接触到多种病菌源,发生医院感染的几率较大,在护理前未进行严格的保护措施,同时妇产科护理工作对护理人员的要求非常高,护理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以及熟练掌握相关护理知识,在遇到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实施解决方案,由于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临床经验不足会导致风险因素的发生,科室缺乏科学、合理的监管制度以及人员分配不合理,未有严格的交接班制度等。

高中毕业回乡，即被聘为商业中学教务长，一干便是七八年。1938年，与人创办“三八读书会”，会员以师生为主，每人交少许会费，买书大家读。“三八”与“三八妇女节”本不相干，但引起军方注意，认为有亲共嫌疑。18师政治处处长调查读书会书目，发现全买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书，还有斯诺写长征的书及莫斯科版的列宁著作，唯独没有三民主义及“总裁”诸书。军方下令没收书籍并找会员一一谈话，责令创办者悔过并登报声明，被先生及友人拒绝。由于地方知名人士支持读书会，军方不便扩大事态，只没收书籍了事。但此事却埋下祸根。几年后，先生目睹农村抓壮丁，农民磕头求乡长亦无效，路见不平，便带头联名到师管区状告一姓魏的乡长违背当时的军役法。军方迫于舆论压力，抓了该乡长。魏乡长四处找人说情，希望原告不要催案，被先生断然拒绝。该乡长有亲戚任重庆警备司令，姓颜名琦，黄埔二期毕业。他说只有抓了曹某，才可能放人。于是，当地军警便以共党嫌疑为由抓人。又值当时刚发生皖南事变，泸州城一夜间贴满共产党宣传品。宪兵队采取高压诱供方式，让先被抓的人供认是先生所为，以此为据，秘密逮捕了先生。先生进去，乡长立即出来。

梁先生到北京后，两人再未相逢，但友谊保持终生。我在先生家里，曾遇见过梁先生的公子梁培宽，他到重庆，必拜访曹先生，转达梁先生的问候。再后来，我请梁先生的孙子梁钦宁到重庆国学院讲学。其间向他求证曹先生对我讲过的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数事。如梁先生1946年应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临行前毛要其提意见，梁先生先说了一番好话，但毛不允，要他提真意见，梁遂讲，对同事(周边的人)，不要疑心太重；对自己，不要估计太高。毛闻之不语，后来该语被从《毛泽东选集》中撤下，这些史实与曹先生当年讲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四

曹先生的专攻是唐宋文学和目录学。治学主张文史哲不可分。治学要求专精；但文史哲不可偏废。研究虽不能无重点，却不宜割裂时代精神，凭空逞臆而谈，又以为文史哲即文化之总称，所以研究者不可悬空谈作家与作品。他写有两篇文章以见此意。一篇叫做《杜诗所含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篇题为《论杜、韩、苏、黄诗》。在唐宋文学研究上，以杜、韩带动唐史，以范仲淹、苏轼带动北宋史，以黄庭坚、陆游带动南宋史。

先生著书，的确算得上不为稻粱谋，是典型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1960年代初，他作为右派，白天劳动，收工夜读，有一二心得，便顺手记下。几年下来，成书稿数种，“文革”中大部散失，其中谈杜诗的部分被长子拿去看，得以保存。“文革”结束，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杜诗杂说》。取名“杂说”，含有谦虚之意，该书在当时影响颇大，治杜者从此知道了四川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后来杜甫草堂的一位同志对我讲，第一届杜甫年会时，他们尚不知曹先生治杜，见到他的专著吓了一跳，眼皮底下有如此高人竟不知道。这也难怪，何况先生一度失去发表文章的权利，又从不看重声名。他的第一本专著出版时，他已是古稀高龄了，从心之年才看到自己的成果，该生多少感慨！但先生没功夫叹息，在1980—1990年的十年中，他共招研究生三届七人，教学之外，还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述七种，生前出版四种为《杜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杜诗杂说续编》(巴蜀书社，1989年)，《东坡选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目录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待出版点校《范仲淹全集》，总计二百余万言。先生去世后，还出版了三种。而他的眼睛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打残，视力仅有0.2，说来不得不让人感慨，几十年的运动耽误了多少事。

先生精研佛理，却绝少专门著述，但在论文学时，却时有发挥，从容道出，便不同凡响。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的《杜诗客难》，便是一篇奇文。该文采用问答论辩的形式，挥洒自如，对杜甫诗律的整体精神和美学原则、杜甫“以诗为文”的原因和得失、杜诗的哲学意味等作了精辟的阐释，充分展示了先生文史哲(经、史、子、集)融会贯通及学贯中西的特点。如论杜之拗变律绝，“不是有意在音调上避熟滑，不是在韵格上标新取胜 。只是诗人心中自有这种兴会，即是天地间本有这一种旋律，自与诗人胸中现量凑泊，它是极其个人的，又是极其普遍存在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经验的，既是局限的，又是超越的”。又认为谈诗“必须理解诗篇中的阴阳刚柔错综的韵调，才可以由诗人之声音渗入读诗人的心，所谓声入心通……一篇之中，必是阴阳交接，生机盈溢，乃能成章”。又纵论唐代哲学思潮并以大量妙谛破读杜诗理句，凡此种种，令读者耳目一新。一些教授、博士来信，高度称赞这篇重要文章，对先生的博学、深刻和睿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我曾摘录过部分评论，保存至今。如邓小军博士云：“深入杜诗精髓，阐说中西哲理，辩才无碍，至于化境，从来论古典文学者无此境界。”熊笃教授称：“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融文、史、哲、美学、艺术、宗教学乃至自然科学于一炉，博大精深，泛滥停蓄……宏观之‘宏’，已叹为观止，而微观之‘微’，直又鞭辟入里，探幽掘微，以‘答客难’之问答出之，较习以为常论文之构架，不也是一种以‘变’易‘正’么？……”退休教师王德宗认为：“不知中国之哲学，何论中国之文学，先生之所以不同流辈者，其在斯乎？”时任乐山师专中文系主任杨胜宽来信谈道：“读先生大作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先生思想既精深又宏通，大至古今中外，小至作品的一字一句，皆有所发明创获。此虽不是纯考证，但在我看来，先生能为纯考证，而纯考证者不能为先生，何故？盖先生深而能通，纯考证者不能也。”

先生终身读佛学，却并不着文字，我想，这或许是为“为己之学”的表现吧。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先生之学问，总的说来都是“为己”之学，因为他不像我们这一代，著书写文充满着较强的功利色彩(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时代原因)，而是读书有得，不写不快。在已出的著作和曾涉及的领域中，不着文字的部分却是先生毕生关注最多的。先生曾说自己：“学老庄久，有心得难。”其实，他对《庄子》内篇部分颇有心得，曾有一个写作计划，并已写出一些章节，发表了几篇。2002年，我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先生的庄子研究文字，得以整理，名为《庄子新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后来三联书店一编辑看到此书，感到震撼，认为这是目前看到的最具心得的庄子研究成果。因为版权原因，他们无法出版，进而了解到先生是治杜大家，便将先生的《杜诗杂说》《杜诗杂说续编》，合为《杜诗杂说合编》，纳入三联书店的“大家系列丛书”出版。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定会欣然。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再招收研究生，读书时间更多了。他晚年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重点在佛学和西方哲学，思考的问题集中在中国文化的特质方面，最终落实到终极关怀上。

对儒道释三家，先生有一些简要的论述。他说冯友兰以“极高明极道中庸”(借用《中庸》语)概括儒学，但先生认为道家亦可如此说，不如梁漱溟先生借用《大学》之语总结恰当，即“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儒家重情感，而西方哲学中没有把情感作为根底的。这是儒家的最大特色。儒家先讲是非，反对功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关键时刻显出人格力量，不计个人得失，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道家不讲是非，但承认变化，讲宇宙大化，有流转，腐朽神奇互相转化。佛学经典浩如烟海，但在人伦一点的看法却很中庸、平和、通达，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先生认为《华严经》中的偈语“心如工画师，能出种种相”，可以修正科学绝对真理的观点。此偈亦可解释当时还在中国升温的气功热。他认为宗教之所以在现代仍有立足之地，就是因为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已知和未知的种种现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先生持乐观态度，这种态度使他生活得以充实。

这种充实感是长期的读书习惯换来的。先生读书勤奋，美名在外。多年前，我听在外省工作的一位中文系学长讲，上世纪50年代他念大学，西师流传一句话“×××最有才气，曹先生最勤奋”。才气和勤奋并不是不可兼顾的，但先生之勤奋确实很突出，而他的勤奋又是那么超脱，不带利害关系。他晚年读书，涉及面之广，令我辈自愧弗如，西方的海德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伽达默尔的各种学说……无不涉及。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上介绍的新书，重庆无售，先生则必邮购一睹为快。1990年我在京学习，常大街小巷逛书店，出门怀中必揣有先生开列的书单，遇则购之寄回。印象最深的，书单中有《宋代刻工姓名考》(全名记不清了)一书，这是相当专门的书，一般书店都找不到。这是他当年为我们开设目录学课程时，在版本校勘部分讲过的内容，我本有印象。巧的是，在西单横二条的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有个古籍书店，这是我常去的书店，竟然发现了这本书。当时好高兴，第一时间便邮寄给先生。1991年，我在京为他邮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佛学丛书费用就达600余元。当时教授工资仅百余元，对于一个退休老师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此读书为哪桩？为消磨时间吗？显然不是，否则可以去读武侠言情热点追踪。先生是在求道。他读最传统最古老和最现代最新潮的书都是如此。这是真正的“为己”之学，为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正是有了这等修养，先生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怡然自得。这种重内轻外的品格，熟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我曾问过先生，回首往事，有什么遗憾的吗？他沉吟片刻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要说有遗憾，就是尚未闻道，从而大彻大悟，进入极高的思想境界。苏东坡曾云：‘垂死方闻道’，而自己尚无此体会，所以遗憾。除此之外，并不遗憾。人生如大海中一个波浪，起起伏伏，转瞬即逝。过去的脚印不必珍惜。”

严师、益友、哲人；博学、刚毅、睿智——这就是我的导师曹慕樊先生。

附插图三件，均首次发表。

乘着个性解放的春风她离开了家庭走进了校园，在与传统的家庭伦理抗争一番之后，她选择了逃离这沉重的家庭环境，为了自由。内心的责任感，与生俱来的母性让其回归家庭，而最终却无家可归。这一系列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一位女性在追求其自身解放的过程中的曲折与艰难。女性是脆弱的，一场悲剧往往会触发其内心负罪意识。从曾树生的自我追求路程可以窥见女性解放道路的漫长与曲折。

  

图一 吴宓写给曹慕樊先生的赠款便条

  

图二 1981年3月5日梁漱溟先生致曹慕樊先生书

 

  

图三 梁漱溟先生寄存曹慕樊先生处著作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