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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与郭象升交往考论

更新时间:2009-03-28

蒋寅先生曾在读万仕国整理的《刘申叔遗书补遗》后感慨,刘师培是一个“有待于重新认识的人物”[1]。诚然,以刘师培的生平事迹研究为例,学界成果颇丰。然刘师培生前挚友郭象升与其交往的情况,则一直被学界忽视。通过对郭象升遗著等资料的爬梳,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两人交谊深厚,而且对刘师培生平很多重要史实能得出全新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将这些认识结撰成文,敬请方家指正。

一、郭象升与刘师培结交和切磋

郭象升,字可阶,号允叔,山西晋城人,是山西近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被誉为“山右第一才子”、“中国古文殿军”。郭象升是与刘师培交往极为密切的山西学者之一,两人订交于1913年。他们是缘何结识的呢?据陈奇先生的《刘师培年谱长编》:

1911年11月,刘师培随端方入川,何震留武汉。刘师培被拘资州,次年初民国成立。何震无所依附,经南桂馨介绍,北上山西太原,作了阎锡山的家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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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谱)夏 何震“寻夫蜀道”,由山西太原抵达成都。6月底,偕何震离川北上。秋 (笔者加:刘师培)至上海,继而至山西太原。[2]

至山西太原。经南桂馨介绍,被聘为山西都督府高级顾问;何震仍作阎锡山家庭教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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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谱)春 由阎锡山推荐,入袁世凯总统府为内史。[4]

由此来看,两人之所以会有交集,主要是得益于共同的好友南桂馨。南桂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他曾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与刘师培为挚友。同时,南桂馨与郭象升又同在阎锡山的幕府任职,交往密切。所以,南桂馨在郭、刘二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上引材料,刘师培是在南桂馨的介绍下,来到太原投奔阎锡山的[5]。正是在阎锡山招待刘师培的宴会上,郭象升得以与其相识。在后来为刘师培所作的《左盦集笺》中,郭象升详细记录了这次交往:

民国元年,始识之在太原,一躁动喜事之妇人耳。申叔旋由四川来,居南佩兰家。久之,迁寓察院后一宅,素号为太原城四凶宅之一。余间语之,申叔即失色,移去。何震互语余曰:“君与申叔交密,慎无导之服食阿芙蓉也。”民国三年,晋督阎公保荐申叔及余于大总统,其呈劄,自为之也。为余下考语十六字,今不记其词,其意则云:史学精深、窥见根柢云云。余亦甚感其相知,不以其相形轻重为病也。至是,携家入都不相睹者二年。及余以议员至北平,寓西直门内惜薪司,申叔居南池子老爷庙街,其宅有变相,颇似神祠。考之前辈诗文,疑曾为洪北江所居。尝以语之,申叔曰:“如此甚佳。但近日多病,不能博考矣。”[6]

这是一段被历史尘封的学坛往事,通过郭象升的记载,我们得以对刘师培的为人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郭象升早在1912年就结识了刘师培之妻何震,其秉性气质,为“一躁动喜事之妇人”,这正是郭象升对何震的印象。1913年刘师培来晋后,郭象升能够与其结交,与何震也有一定关系。第二,刘师培此时早已才名远播,而长其三岁的郭象升则是三晋大儒,“文坛重镇”。两人年岁相仿,且皆有深厚的学养,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可能正是因为对彼此学问的服膺,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太原期间,郭象升与刘师培很快就“交密”,这从何震请郭象升劝说刘师培“慎无导之服食阿芙蓉(即鸦片)也”即可看出。而其后刘师培在太原迁寓察院后一宅,郭象升以凶宅戏之;刘师培寓居北京南池子老爷庙街,郭象升又尝以洪亮吉旧居戏之来看,确实是密友才会有的戏谑之辞。1914年,阎锡山就将刘师培和郭象升推荐给袁世凯,在代阎锡山所作的推荐信中,刘师培称赞郭象升“史学精深、窥见根柢”,而郭象升对此也“甚感其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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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郭象升现存的诗文集中,也多有涉及这次与刘师培交往的作品。如《太原市上买书歌》曰:“申叔博综今儒枭,十行一目风卷蒿。冷摊捆载后车满,明日便叹陈迹遥。”[7]诗中赞赏刘师培为当世学人中的魁首。再如《刘申叔先生游晋长句赋赠》曰:

申叔先生今卢骚,(自注:吴彦复尝以卢骚比君)两年蓬转西南遥。并垣督府夜开宴,邂逅乃与斯人遭。高邮绝学冠一代,德清踵事增科条。瑞安余杭亦卓诡,吾子更鼓稽天涛。百年晋故我能说,名贤几辈兹游遨。亭林北来主青主,丁既忙矣传诙调。金风亭长两载住,日剔断石诛蓬蒿。东原兀兀撰汾志,通义讥让殊无聊。(自注:《文史通义》谓戴东原撰汾州志以名僧入古迹,今检汾志无之。实斋语不实也。)颇闻面食近一月,微言翻藉穷秋毫。(自注:东原客朱石君藩署,自云家人食面一月乃以其间撰《绪言》一书,即《孟子字义疏证》之初稿也。)抱经撰杖此都讲,校雠秘笈刊讹淆。纪阮前后各持节,(自注:纪文达以主考,阮文达以祭告西岳皆至晋)默深载笔随星轺。(自注:周系英督晋学,魏默深在其幕中)铜章墨绶有人在,晚近难得筠与璈。(自注:王菉友为乡宁令,徐六襄为阳城令)稚威六雅富记述,翁山秋谷铙歌谣。文章之士异朴学,更端姑不数此曹。先生淹雅绝流辈,即论光复尤有劳。焦头烂额尽上客,翻弃公等如弁髦。南八健者气盖世,把臂得子心郁陶。狐貉嘬嗫终有尽,知子风义秋争高。我生博览薄章句,譬航断港矜持篙。六书九数废不讲,词章佚丽犹云标。愿从门下问汉诂,虫鱼细注攻茧毛。云何人世磊落事,让彼蜾蠃螟蛉豪。[8]

这首诗集中记录了郭象升与刘师培之间的相识及其对刘师培的评价。首先,刘师培曾经仿造卢梭的《民约论》作《中国民约精义》。该书宣传天赋人权,破除君权神授。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民主思想。此书影响广泛,也为刘师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因此,在郭象升看来,他同意吴保初的说法,认为刘师培就如同当时中国的卢梭,是有着深邃思想的哲学家。这一评价显然是很高的。其次,对刘师培的一些生平事迹作了介绍,即入端方幕,随之前往成都镇压保路运动,其后被革命军拘捕。后经南桂馨的推介,刘师培北上到阎锡山的家里作家庭教师,在欢迎宴席上,郭象升与之相识。这一点在上文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郭象升对刘氏的学问是十分钦敬的,他从江苏高邮二王的学问提起,称赞刘师培学有渊源。同时也谈到所谓的“百年晋故”,明言无论是顾炎武还是戴震、纪昀、阮元、魏源等著名学者,都有过来晋游学的经历,并且在游晋期间皆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字里行间对此时颇为失意的刘师培饱含劝慰。这对游晋的刘师培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其后,郭象升又论及刘师培的政治见解,称赞其为光复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最后,郭象升说他自己虽然博览群书,但是薄视章句之学,以致自己的学术之旅就像航行在断港。这可以说是对自己学术理路上的一种自省。其后曰“愿从门下问汉诂,虫鱼细注攻茧毛”,等于说自己都愿意跟随刘师培学习朴学的文字训诂,虽然对其小学成就极尽推崇。

郭、刘两人深厚的交谊,正是建立在对彼此深厚学养服膺的基础上的,他们之间也确实经常在学术上切磋,彼此砥砺。现存郭象升藏书题跋及著述,多次记录了其与刘师培的学术交往。兹胪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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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申叔在晋时,忽一日贻余短简曰:“《广雅疏证》君当有之,顷有检查,请借一观。”余即举此本付之,留彼处,经年始还。复索《集韵》,余以姚靓之刊本付之。后问其何所考证,乃笑曰:“偶撰一诗耳!”余曰:“何事《广雅》、《集韵》耶?”则曰:“君曾见古今最长之诗几韵,我今作得六百韵诗一首,所以需此等书也。”申叔殁已十五年,偶展此书,感触往事,怅然题之。[10]

(3)亡友刘申叔语余:“昔曾阅《全唐诗》,卒业以《两唐书》先卒业也。”[11]

(4)昔年与刘申叔同处,谈及此书,余曰:“小说耳!”申叔正襟危坐,曰:“李斗具述作之才,是编关清代文化不朽之业也,君何言之易耶?”余自是始珍重,一再阅之。云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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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申叔与余言,甚不取沈氏《读书四谱》,余购其书阅之,亦以为无用之书。由谢山之言观之,则《三通》羽翼何可少耶?余与申叔皆不从《三通》着想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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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昔尝与亡友刘申叔师培论文,偶及历代骈体。余曰:“自汪钝翁誉陈其年有‘五百年无此作’之语,今之文人,亦谓‘自唐以后,骈文绝响,至清代乃直接正统’。以此抹元人可也,抹明人不可也。宋别有说。明代无徐、庾、‘四杰’,而有崔、蔡、建安七子,再上且几几乎有邹阳、王褒矣。如徐祯卿,黄省曾,皇甫涍、汸兄弟,卢楠,屠隆,黄道周,张溥,陈子龙,其人不可胜数。特以明以前论文者,知有古文也、四六也,而不知所谓高古之骈文;见文字在似偶似骈之间者,则哗然曰伪体伪体。吾辈今日,宜特作一书,为明人白此大屈。”申叔盖鼓掌附膝称快也。[15]

就第一则材料来看,郭象升于刘师培,不仅是学术上的知己,更是精神上的同道。郭象升对仪征刘氏四代传经,专治《左传》的家学传统显然是由衷的钦佩和赞赏,所以希望刘师培能够继承祖业,完成此学界壮举。所以才会在刘文淇先生的年谱上写下这些颇为动情的话语。虽然文中所记刘师培以无暇顾及辞之,但是郭氏勉励之情,申叔当也心知。郭象升与刘师培可谓难得的挚友。这一点,我们在其余的几则材料中都能明显感受到。

[11]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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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升与刘师培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彼此的意见。第二则材料记述刘师培在山西时向郭象升借《广雅疏证》,两人并有简短学问上的探讨。郭象升在刘师培故去十五年后,重记此事,“偶展此书,感触往事,怅然题之”。其对于好友刘师培的怀念和追思之情,令今人为之动容。可叹当时中国学界的两位大家之惺惺相惜。第三则材料记刘师培向郭象升言自己学养与《两唐书》的关系。第四则材料所记郭象升本不看重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而正是与刘师培的交流改变了这一看法并发现了其重要价值。第五则材料是郭象升漫议自己和刘师培对《读书四谱》的态度。第六则材料则记郭象升与刘师培论明代文派。第七则材料则记郭、刘二人论骈文。郭象升纵论历代骈文,对各朝名家评点指摘,如数家珍。在三言两语之间,指出其利弊成就,而刘先生则“鼓掌附膝称快”。

对于一位学人来说,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能得如此一知己,又彼此皆有如此之才华和名望,相互砥砺,可谓人生莫大的幸事。然而,刘氏英年早逝,这让与之友情深厚的郭象升哀叹不已。

总之,郭、刘两人不仅学术上彼此切磋,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相互敬仰,实为民国学界交游之一大美谈。正是在相互学术讨论中,使得郭象升比一般人对刘师培的学问和人品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而其后受邀编订《刘申叔遗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郭象升与刘师培的后事处理

1919年,刘师培英年早逝于北京,而郭象升其时也正好在京。他曾回忆刘师培人生最后几年在北京的凄凉晚景说:“后来诵经咒,多谈玄之文。而不便余借稿之一看也。五六月犹着棉衣,项生鼠疮,以帛围之,戴一旧皮帽以会客。”[16]以刘师培之学问和成就,在后世多为学人景仰。然而不意晚年在京之际遇竟如此悲凉,后人读之,不免唏嘘。在刘师培病重之际,郭象升曾前去探望,两人所谈及的,仍然是读书论学之事。郭象升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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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见其案头置抄本《宋人五百家》、《播芳文萃》数十册,问之曰:“有所讨论于此书耶?”曰:“偶置此耳。”然而当此病体缠绵之中,所著说经文字更精。其校勘之瞻博,非獭祭不辨也。而案上实不置多书,余不解其擅何神术也。[17]

老友病重,郭象升前去探望。郭氏此时与刘师培论案头所置书,实是出于对亡友遗愿的关心。郭象升赞叹刘师培病重中学术论著之精微,“校勘之瞻博”。同时也透露出对挚友健康的关切之情。不久,刘师培病逝,郭象升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其殁也,起居如平日,一旦长卧不起,启衾扪之,则冰矣。何震出不意,急使家役呼召余。余至,欲一纵声,而何震神情如狂,顾无泪滴,杂客纷谈,余亦遂止。旋招一无知之阴阳生来,向衾中出殁者手观之曰:“此必某时咽气者也。出殡宜用何时,招魂宜向何方。”余默思申叔天下奇才,千古不朽,后世观其述作,不知何许人物,乌知一被覆尸,凄凉满目。且使俗巫、庸僧披灵帷作耳,许妄语耶?[18]

此处郭象升对刘师培去世情形的记载是颇为珍贵的。研究者一般皆认为,刘师培最终去世是在北京和平医院[19],但是郭象升的这段记载却明确说是在家中。正因为如此,才有“起居如平日,一旦长卧不起,启衾扪之,则冰矣。何震出不意,急使家役呼召余。余至,欲一纵声,而何震神情如狂,顾无泪滴,杂客纷谈,余亦遂止”。同时,可见刘师培去世时还是比较安详的,以至于其妻何震都没有想到。郭象升来到刘家以后,本来因痛失挚友而悲伤不已,欲大声呼号,因看到何震“神情如狂”,只能勉强克制。而从刘师培去世后,何震第一时间通知郭象升来看,也再一次证明了郭刘二人的交往之深。其后,郭象升感慨刘师培乃“天下奇才”,却在身后恐不为后世所知,不禁替老友感到可悲。他感慨好友刘师培身为学术大家,生后却被一“无知之阴阳生”发付,确实令人唏嘘。

不仅如此,郭象升还亲手参与了刘师培的殓葬。同时,也对其葬礼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这对于我们了解刘师培是很有帮助的。其曰:

以上引文中的“郭元叔”、“郭君”、“郭公”实际上就是郭象升。从这些信中不难看出,钱玄同是赞同郑裕孚力邀郭象升加入《刘申叔遗书》的整理工作的。同时,钱玄同明言,郑裕孚和南桂馨给《刘申叔遗书》所作的序言,皆是郭象升代笔。事实上,因为在替郑裕孚所作的跋文中提及钱玄同对刘师培的敬仰,甚至还引来了钱玄同的不满。于此,钱氏在给郑裕孚的书信中有过专门的探讨。其曰:

关于刘师培的葬礼,我们一般认为是北大师生共同参与料理后事,且“由陈独秀先生主持”[21]。虽然世人熟知刘师培因政治原因而身后凄凉,但其具体情形却所知寥寥。在这则材料中,郭象升记载了详细的情况:“及期,吊者不至。”“楹悬挽联一副,则其弟所撰耳。”“大学校学生有十余人来。”世态炎凉,可见来悼念刘师培的人极为稀少。郭象升“亲抚其尸,且助举入棺”,不禁为刘师培的处境感到悲哀。郭象升以扬州著名学者汪中去世后吊者三人的旧事勉之,以作为对亡友在天之灵的最后宽慰。同时,提及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刘师培的关系,明言其“相待甚薄”。陈独秀对于刘师培的去世倒表现出殷殷问询之意,并且还参与了丧事的操办。郭象升感慨刘氏在京的炎凉处境,设想如在山西,南桂馨等好友必将帮忙操办,不至于让好友身后如此落寞。从这些字句中再次看出,郭象升与刘师培的友情是深厚的。

刘师培去世以后,郭象升深表怀念,他曾道出刘师培一生政治选择与其学术理想之间的关系:

盖尝与余深谈,言及沈约、范云、任昉、江淹诸人,慨然如在天上。是故民国三年由晋入京,即追随于阮忠枢、夏寿田之间。旋得参政,复擢内史,贻书劝余入京,有相援之意。余懒漫不应而已,亦非自矜气节也。申叔自是文人见地,始终不乐武人之横、党人之嚣。前投端,后附袁,意以为两公尚是上流,霸才比之草泽之豪为贤。曰借彼可以保存国学。不意气数所驱,两皆泡影,而申叔亦已矣。[22]

刘师培经常与郭象升“深谈”,在论及齐梁的沈约诸人时,刘师培不禁有一种历史感慨在胸。他初入京时,似乎颇为得意,追随阮忠枢、夏寿田而为袁世凯的称帝前后奔走。并且写信给郭象升,似乎有援引之意。郭象升自言,他是因为生性不喜欢政界纷争而以“懒漫”婉拒。不同于学界对刘师培政治选择的一味批判,郭象升作为其知己,明确指出:“申叔自是文人见地,始终不乐武人之横、党人之嚣。前投端,后附袁,意以为两公尚是上流,霸才比之草泽之豪为贤。曰借彼可以保存国学。不意气数所驱,两皆泡影,而申叔亦已矣。”从这段话中可以明确看出,郭象升对刘师培政治选择和凄凉结局的深深慨叹。他深知老友投奔端方和依附于袁世凯,事实上只是出于保存国学的书生痴梦!作为刘师培的密友,郭氏的这一“理解之同情”的剖白,恐怕不能简单看作为朋友的开脱之言。如果我们能结合刘师培所处的时代变局,似乎也能多少对刘师培政治选择的失当,持一种客观公允的同情。

综上,作为刘师培挚友的郭象升,是刘师培生命最后时光经常陪伴他的知交。对于两人深厚的友谊,郭象升在时隔多年还时时怀念,并如泣如诉地见诸零星的各类文字。基于内心中对老友一生行迹的这种“同情”,郭象升其后参与编订《刘申叔遗书》,又承担了对亡友应尽的责任。

三、郭象升与《刘申叔遗书》的编订

刘师培去世以后,其好友知交有感于其学术论著之丰、贡献之大而恐身后名不彰,因此积极为其整理遗著,编订《刘申叔遗书》。对此,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南桂馨出资而郑裕孚、钱玄同实际操作,郭象升则未被提及。其实,郭象升参与了《刘申叔遗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其突出的事迹主要有二:一是对《左盦集》的校订、笺注并确定其编排顺序;二是代南桂馨和郑裕孚为《刘申叔遗书》作序。

首先,郭象升在《左盦集笺》中详细记载了郑裕孚委托他参与刘氏文集整理的经过,让我们能对此事有所了解。其曰:

岁在癸酉,南佩兰先生刊传《刘申叔遗书》,延郑君友渔总其事。以余与申叔夙相往还,粗能言其学术本末也,时时通书,以“编次先后,校订异同”为问余。适有批识《左盦集》一部,因以寄之。《左盦集》者,申叔脱党籍归国,取生平文字重加删削,益以新作,总为八卷,印行于上海者也。仪征刘氏,四世传经。申叔生丁改革之交,蒿目世变,辗转风波,故其精神意气,过于前人远甚。然亦以此故,所言不能安和。余举《国粹报》所登载者,两相勘对,用力颇勤。至于有所辨难,乃生平送抱推襟之素耳,论笃是与无争心也。其有裨于申叔遗书者,惟在《国粹报》异同诸条。佩兰既资借鄙说多所折中。毕役后,以其本付于友渔,友渔秘不相还,奄忽十年矣。顷因叶凤庭先生刊《辛勤庐丛刻》,抄撮鄙笺得五十余项,备短著之一种。[23]

这又是一段十分珍贵的史料。在刘师培离世后,确实是南桂馨在积极资助和筹措《刘申叔遗书》的整理出版事宜。他将这一工作全权交给了郑裕孚负责。由于郑裕孚对郭象升学问的敬仰[24],同时又深知郭、刘二位学术大家“夙相往还”,所以经常以书信的方式就刘氏遗著“编次先后,校订异同”等问题咨询郭象升的意见。而郭象升本身就在内心中怀有一种对亡友的同情,帮助整理其遗著,自然也就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中,郭象升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刘师培《左盦集》的整理、校订。他专门取刘师培发表在《国粹报》上的文章与《左盦集》所收录的文字进行过详细的校勘比对。郭象升将自己所著的这部《左盦集笺》寄给了郑裕孚作为参考。现在收入《刘申叔遗书》的《左盦集》,我们仍然时时能在文中见到笺注的文字,让人不禁感叹郭氏对亡友遗著用力之勤。《左盦集》共收录刘师培学术论文159篇,涉及小学、音韵、史学、文学等多个方面,郭象升对其所作的笺注,对于刘氏学术的传播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在编订《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这些材料都为南桂馨所吸取和参考,所以郭先生说“佩兰既资借鄙说多所折中”。正是因为《左盦集笺》对于刘师培其人其文的研究价值,所以才导致“毕役后,以其本付于友渔,友渔秘不相还,奄忽十年矣”。因此,郭象升对刘师培的遗著的整理是有实质性贡献的。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刘申叔遗书》,事实上在最终的编排、删订过程中,郭象升的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说郑裕孚和钱玄同最终为后世称道,成为此一学界大功绩的铸就者,但郭象升作为刘师培的密友,实际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提出了很多决定性的见解。

通过精心组织,箱涵于2016年3月15日开工,2016年8月24日完工,保证了整个工程工期总目标的实现。

另外,钱玄同曾多次提及《刘申叔遗书》中南桂馨和郑裕孚所作的序言,实际上为郭象升代笔。如其曰:

(1937年2月2日):五、先生及南、郭二先生之序文,如已脱稿,乞先见示,以其先睹为快,谅蒙允许也。[25]

先生于三月廿五日在上海中央银行致彼书,并郭元叔君代南公所撰刘书之序文,敬审。[26]

[1] 蒋寅:《一个有待重新认识的刘师培——读万仕国编〈刘申叔遗书补遗〉》,《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五辑,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第143页。

八、南序已阅过,今日送还胡君矣。(序中有一两处或系笔误,另有数处弟略有意见。另纸开奉,请察阅。或寄南公,或寄郭公商榷,悉听尊便。)[28]

十四、先生之序,前闻亦系请郭公所作,想尚未来。又郭公自序想亦未来。然否?(此段乞赐答)[29]

(1938年1月21日):五、郭元叔君代拟之尊跋,吾意请勿庸再改再印,此意去秋曾经函告。……已承张、黎、南三公序中齿及,便已足够矣;即尊跋中亦已提及,实不需再加以溢美之词也。拟请致函郭君,以不改为最佳,免致书身再损,至恳至恳。[30]

其殁也,余适在都,亲抚其尸,且助举入棺。值人情方淡漠相视,余主张不必开吊,而何震(其夫人也)用他客人言,搭一玻璃棚,门前沿鼓吹焉。及期,吊者不至。楹悬挽联一副,则其弟所撰耳。大学校学生有十余人来,皆以世界炎凉为叹。余语之曰:“汪容甫死于杭州,吊者三人,此扬州先辈之故事也。何足为刘先生之辱乎?”时为民国八年,蔡元培方为大学校长,申叔充教习,相待甚薄。无挽无吊意者,仍由附端之故,抑曾筹安之故,不可知矣。陈独秀反殷殷互来问病,申叔身后亦稍微经营。余致奠金百元,同乡贾宣之最服膺申叔者,致奠亦厚。使殁于太原,有南佩兰诸君维持,尚不至落寞如此。此事旋今十五年矣。拉杂记之,亦他年编年谱考轶事者之所资也。[20]

(1938年3月1日):承示郭君之文,亦已读过,惟与鄙意略有不同之处。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故郭君之文中未免太代弟谦,弟对于申叔不愿持此态度也。……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谊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弟虽无似,亦不敢以二十年以前之故步自封。故对于申叔实不愿太谦,弟对于申叔不愿持此态度也。

此文本系先生之跋,鄙意实可改易数字,因并非郭君出名,不算改他的文章;惟先生曾言郭君所撰,多不愿他人改易,但弟亦不愿他人代我谦。[31]

可见,钱玄同认为郭象升在替郑裕孚所作的跋文中提及自己与刘师培的关系,尤其是说自己对刘师培的学问的景仰,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这使得钱玄同觉得在过度赞扬刘师培学问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使他自己的态度显得过于谦卑。而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在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再提及“谦”一词。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对这篇跋文进行修改,但是考虑到郭象升为文,“多不愿他人改易”,所以只能以“非郭君出名,不算改他的文章”为折中的理由。现存《刘申叔遗书》录有署名郑裕孚的后序,应该就是这篇郭象升所代写的跋文。显然,郑裕孚是充分考虑了钱玄同的意见的,所以钱氏所言“谦”的文字,为今人所不见。钱玄同为人偏激高傲,从其对郭象升的代序的批评语气来看,其对郭象升还是比较客气的。这主要是由于他深知郭象升在当时学界的地位,同时也考虑了其与刘师培的密切关系。

可以说,南、郑两篇跋文中对刘师培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郭象升对挚友刘师培学术及生平行迹的评价。现存于《刘申叔遗书》中的南桂馨序,对刘师培的学术根基、学术地位及政治出处皆有较为精深的总结。在阐扬刘氏学术的同时,实际上有意为其政治变节开脱。这一点,与上论刘师培的书生国学梦是一致的。应该说,郭象升代南氏所作的这篇序言,对《刘申叔遗书》及刘师培学术的传播是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郭象升对《刘申叔遗书》的整理,同样是贡献极大的。

不无遗憾的是,从钱玄同所言“郭公自序”来看,郭象升似乎是有为《刘申叔遗书》作序的打算,然其后事情未就,个中原因难以确知。或正是因为南桂馨和郑裕孚的序跋皆出自郭象升先生之手,在《刘申叔遗书》问世出版的定稿中,才没有出现以郭象升署名的序跋类文字。郭象升为好友文集著述的出版做出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却未能留下一篇以自己署名的文字编订其中,以致其功劳被埋没,让我们这些后人不禁为之叹惋。这并不是署名借以传世的问题,而是两位学术挚友未能共署一著的遗憾。此恨唯有学界知者所能窥知其一二。然而,时至今日,郭象升仍然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更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悲哀。

刘师培和郭象升,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两位巨子。郭象升与刘师培自相识以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多有交往。郭、刘二人相互服膺对方的深厚学养,在学术上经常切磋和论辩;在生活上,两人互相关爱;在精神上,郭象升更是对刘师培有理解之同情。刘师培去世后,郭象升不仅第一时间得到何震的通知前往刘家探望,而且亲自操持并参与了刘师培的殓葬。同时,郭象升对《刘申叔遗书》的整理和出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充分考察郭、刘二人的交往,不仅对研究刘师培的生平事迹、学问人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郭象升的文章学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为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5238】“郭象升文章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6)余曾语刘申叔,明代假秦汉一派无足道也,而归、唐之文又非君辈所喜,然则如后冈诸贤,君辈何不亟表扬之乎?亦曾以与黄季刚。[14]

六、郭公代南公所撰序文中未曾言及鄙人,其实亦无妨碍,乃承见爱,函请郭君加入,甚感厚意。[27]

[2] 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3] 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

[4] 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5]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可以参看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58~159页。

[6]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1~2页。

[7] 郑裕孚钞编:《郭允叔文钞》,沈云龙主编:《近代民国史料丛刊》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14页。

[8] 郑裕孚钞编:《郭允叔文钞》,沈云龙主编:《近代民国史料丛刊》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18页。

[9]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改进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数控机床热误差预测。针对数控机床误差的复杂性和耦合性,采用提升小波方法分解数控机床热误差数据,达到去噪的目的。在使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预测之后,针对出现较大误差点的现象,增加误差预测环节,有效修正预测结果,提高预测结果的稳定性。

[10]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接下来重点测试PWM信号的输出是否正常。因为PWM的输出直接关系电机能否正常运转。一旦PWM信号的输出有问题,小则导致电机故障,更严重者可能损坏锚固装置。下位机中设计的PWM周期是10 kHz。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来控制PWM的输出,占空比为50%。在数字示波器中观察PWM的周期、幅值以及占空比,其波形图如图5所示。可见,PWM信号可以正常输出[17]。

[12]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13]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3页。

[14] 王开学辑校:《郭象升藏书题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5页。

首先,合同文本的词汇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常使用专业术语、正式词汇和情态动词shall,多使用正式、严谨的书面语,以确保合同的庄重性和准确性。第二,多使用同义词和成对词语进行表达,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合同语言中可能存在的歧义与误解。例如 “terms and conditions” (条款和条件)、“by and between”(由)等。第三,英文商务合同多使用古体词。常以there、here和where 分别加上after、by、from、in、of、to、under等介词中的一个或几个共同构成复合副词,常见的有“herein”、“hereafter”等。

[15] 郭象升:《文学研究法》,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下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036页。

(1)余与刘申叔同一室而处者两年,曾勉以停罢他课,早就《左疏》。申叔攒眉曰:“人人见我作此语,君亦尔乎?家业不终,诚哉余责,然安得此光阴?且其书卷目烦多,幸而成就,谁为刻之矣?余不暇为之矣。”申叔四世传经,万卷著录,然不肯整比先业而自骋其才,亦以人生任性情则乐、负义务则苦也。《左传新疏》其终无出版之日乎?(三世所撰,止于襄公二年)观此《年谱》,亦足动人感慨耳![9]

[16]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2页。

[17]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2页。

[18]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3页。

[19] 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7页。

[20]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3页。

[21]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1页。

[22]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2页。

[23] 郭象升:《左盦集笺》,《辛勤庐丛刻》第一辑,民国31年钤印本,第6~7页。

[24] 郑裕孚钞编:《郭允叔文钞》,沈云龙主编:《近代民国史料丛刊》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页。

[25]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26]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27]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28]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29]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30]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31] 钱玄同:《书信·致郑裕孚》,《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9~300页。

 
李晓敏
《华中学术》 2018年第01期
《华中学术》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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