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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泰和士人群体与台阁体

更新时间:2009-03-28

台阁体文学风靡一时是明前期的重要文学现象,文学史对于台阁体流派的叙述往往集中在“三杨”为代表的馆阁文臣上,而事实上,台阁体流派的兴盛,与明前期文化格局转变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离不开国家与地方社会广泛参与。其中,泰和士人群体的活动和作用值得关注[1]

一、永乐至景泰间中央权力中的“泰和谱系”

馆阁文学与中央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台阁体文学的发展有其具体的政治环境,过去学者多注意到皇权方面,尤其是皇权对内阁的支持造就了较为和谐的政治氛围,这的确是台阁体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过,以内阁为代表的中央权力内部结构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内阁群体政治上的稳定、连贯性和文学趋向上的一致性,对于台阁体文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从永乐后期到景泰年间,中央权力中的“泰和谱系”值得关注。

江西泰和,元代时为太和州,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改为泰和县,属吉安府,是吉安府下辖九县之一。自永乐时期开始,泰和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一跃而成为明代政治文化的领导角色。大量的泰和籍士人参与政权中成为政府官员,并且,其中的精英达到了永乐以降国家政权中文官最高政治地位——进入内阁。从永乐时期开始,杨士奇、王直、陈循、萧镃构成了中央权力中的“泰和谱系”,使得泰和的政治文化权力在永乐到景泰时期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盛极一时。台阁体流派的代表是馆阁文臣领袖,中央权力中的泰和士人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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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初洪武、建文时期的政治地图中,泰和并不是突出的地理坐标。此时政治舞台上的领导者是浙东而非江西士人。刘崧(1321—1381)是明初泰和籍士人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人物[2]。作为明初“江右诗派”领袖,刘崧在明初文学史上是重要的人物,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如在文学上的重要。

[8] (清)张廷玉,等:《明史·陈循传》,《明史》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13页。

永乐以降中央政坛的另一重要泰和人物是王直。王直是永乐甲申科进士,选为庶吉士。在永乐二年特选的二十八庶吉士中,王直仕宦荣显。王直寿高,历事数朝,是朝中颇具声望的大臣。宣德初,庶吉士中王直与曾棨、王英“三詹事之名隐然擅天下”,“既而曾公先物故,正统中,先生与临川王公先后由馆阁出任列卿,其位益尊,其文益重,于是,当时称‘二王’者无间言焉。无何,临川王公又物故,景泰以来独步当世,先生一人而已”[4]。 王直久在馆阁,后出掌吏部,是宣德至景泰间中央政坛的重要人物。

杨士奇的内阁接班人是泰和人陈循。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杨士奇病逝,四月,陈循入阁,《明史·陈循传》云:“初,廷议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至是荣、奇已卒,循及曹鼐、马愉在内阁。”[5]无论在资历还是声望上,三人中陈循排名靠前。礼部遵照常例由杨溥主议大事,但杨溥年迈,陈循受旨“凡处军国重务、应制等文字及大官给膳,悉同士奇,日侍经筵讲说史故事如故”[6]。正统十年(1445年),陈循晋升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正统十四年(1449年)升为户部尚书。“土木之变”中,曹鼐、马愉随驾蒙难,陈循作为内阁大臣中声望最著者,成为景泰朝政治的核心人物。“土木之变”发生后,“人心汹惧,循居中,所言多采纳”,“也先犯京师,请敕各边精骑入卫,驰檄回番以疑敌。帝皆从其计”[7]。 景泰元年(1450年)陈循升为首辅,景泰二年(1451年)晋少保太子太傅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华盖殿大学士。“易储”事件中,“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半之”[8],内阁诸人中陈循为首。而陈循由于葬妻及其子乡试等私务屡遭弹劾,“帝亦不罪”[9]。可见景泰帝对陈循的倚重,而这种倚重的基础正是陈循在内阁的地位。

[2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84页。

可以看到,从永乐到景泰,内阁中一直活跃着泰和士人的身影。永乐以降的中央权力中形成的“泰和谱系”,保证了对台阁体领袖政治、文学主张贯彻的连续性。对于内阁而言,政治职能的实现是其文化地位得以巩固的前提和保障。台阁体以内阁、翰林院等中央政治权力机构为依托,是中央文坛的代表,因而,政治地位是否稳固,直接关系到其文化、文学影响的发挥。自永乐朝起,杨士奇的泰和同乡、晚辈门生就遍布中央朝廷,其中佼佼者如王直、陈循、萧镃更在权力核心发挥影响,杨士奇台阁领袖地位的建立与巩固,离不开泰和士人的后继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天顺朝之后,泰和走向衰落,英宗复辟,陈循、萧镃遭到流放、削籍,王直仅免于被责罚,中央政治权力重新洗牌,自此之后,泰和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与此相应,台阁体的辉煌也一去不返。泰和的兴盛正与永宣时期的政局、台阁体文学的极盛同步。

二、泰和士人与台阁体的形成

江西士人与明初台阁体的兴盛密切相关,其中泰和士人贡献尤著。首先,泰和士人是台阁体流派的中坚力量。除了杨士奇,王直、陈循、萧镃、曾鹤龄等本身就是台阁体的重要后劲。

王直是公认的台阁体代表作家。这与其庶吉士的身份、经历是分不开的。王直是永乐甲申科所选庶吉士中的佼佼者。甲申科是永乐皇帝上台后首次开科,故而对此科所取的精英士子寄予厚望。永乐三年,永乐皇帝接见新选庶吉士二十八人,对其明白道出朝廷的期望:“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11]这种意图,以王直为代表的庶吉士也十分清楚,他曾回忆:“永乐之初,复设科取士,太宗皇帝锐意文学之士,诏择进士读书禁中,学古为文章,期至于古人而后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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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成长,又有杨士奇等阁臣亲自教习,王直在创作风格上是台阁体文学的正宗后继。《抑庵集》提要云:“其诗文典雅纯正,有宋元之遗风……直当宣德、正统之间,去明初不远,淳朴之习未漓,所作貌以平易,而温厚和平,实非后来所及,虽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谓尚有典型者。”[13] 以王直为代表的一批泰和籍翰林作家经历类似,他们大多受教于翰苑内阁,成长于中央文坛,为文遵从“典雅纯正”,如王直的同乡陈循“文章妙天下,咳唾熙笑,人争传写,官侍从三十年,拜相五年,元相八年,国家大诏令、大典册,多出公手,黼黻宪章,鼓吹休明”[14],其经历、倾向与王直类似,他们都是台阁体的忠实追随者。

其次,杨士奇台阁体领袖地位的建立,离不开馆阁中泰和士人的羽翼、支持。一个文学史事实是,迁都北京后,杨士奇作为台阁体文学的领袖地位才正式建立起来。这种领袖地位的建立,不仅与杨士奇本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更重要的是,以杨士奇为核心的台阁创作群体主导的宴集唱和增多,文学影响逐渐扩大。在此过程中,泰和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乐前中期,馆阁的雅集唱和之风还不是很兴盛。到北京后,杨士奇与翰林、春坊群体交往密切,主导中央文坛。值得注意的是,杨士奇主导的宴集唱和,参与群体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职事特征,参与者多与翰林院密切相关,除了翰林院官员,主体是培养于翰林院的庶吉士。仁宣时期,内阁核心成员“三杨”对翰林院的领导日渐强化,表现之一就是组织翰林宴集。宣德初年,内阁组织聚奎堂雅集,欢迎新就馆职的成员。这表明,馆阁成员的群体身份意识以及内阁的领导权威在加强[15]

移住城西半亩宽,接邻俱是旧交欢。中朝文采推王粲,别墅风流儗谢安。应似诗人歌《伐木》,会筵嘉客醉焚兰。新居更为长年祝,玉屑云英好试餐。(其一)[17]

1.1 试验材料 供试蔬菜品种包括生菜、菠菜、青菜。其中生菜:四季奶油生菜、美国四季油麦菜、极品红油麦、结球生菜、汉斯八宝菜;菠菜:日本全能大叶菠菜、香港速生大叶菠菜、武波一号、四季大叶菠菜、紫妃菠菜;青菜:矮箕苏州青、双龙精品快菜、热矮001、东方2号、东方18。供试营养土为广东生升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基质,草炭∶珍珠岩∶蛭石按照体积比1∶1∶1混合而成。为使种子萌发整齐一致,在清水中浸种12 h,将种子用干净的湿润毛巾或者纱布包裹,放在25 ℃左右的恒温培养箱中催芽,露白后点播。

二是明显的地域色彩,西城宴集十七人中,十四人为江西籍,核心是泰和士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杨士奇为到京的王直谋居西城的行为更明显体现出这一点。王直《移居唱和诗序》云:“永乐二十一年三月,予以内艰服阕至京师,主于东城予姻家欧阳君允和,而杨先生士奇则居西城之金城坊,所与邻者同邑余君学夔、刘君朝宗、临川王君时彦、吉水钱君习礼、张君宗琏、周君恂如、周君功叙,皆予之旧也,先生重乡谊,笃世好,不欲弃予于远,思求近宅以处之,使熏炙为善……”[16]《东里续集》卷五十九《次韵行俭移居四首》云:

显然,杨士奇希望通过这种比邻而居、诗酒文会的方式,扩大以江西士人为主的馆阁群体的政治、文化影响。这其中,泰和籍士人如王直、余学夔、陈循、萧镃等人无疑是核心。此外,泰和士人也具有较为自觉的乡邦文学传承意识,在实践中,将泰和地方文学的雅正因素注入台阁文学中,促成明初台阁文学风貌的转变,为台阁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代台阁文学最初的执掌者是浙东派。他们对于台阁文学审美特征的认知,重视的是与开国盛世相称的文章之“气”,台阁文学的审美内涵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台阁文风的特征是兼具雍容典雅与雄壮宏博的。靖难后,浙东派遭到毁灭性打击,经过永乐前期的过渡,到永乐中后期,台阁体文风逐渐形成。以杨士奇为代表的泰和士人为台阁体文风注入了更多“雅正”因素,进一步将泰和地方文学中的“雅正”与廊庙视野、馆阁身份相结合,片面发展了“富贵福泽”、“舂容平易”之风,最终形成台阁体的独特面貌。

刘崧、梁兰是元末明初泰和地方文学领袖,他们的主要造诣在诗歌方面,较早确立了泰和地方文学追求“雅正”审美的传统。刘崧在明初就加入庙堂文学中,“小臣作诗纪嘉应,愿继《大雅》歌绵绵”[18]。杨士奇从梁兰受诗法,称其诗“志平而气和”“必归于雅,优柔而确,讥切而婉”[19]。“必归于雅”,是元末明初泰和文坛领袖的共同追求。陈谟对杨士奇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杨士奇自言“少从学海桑先生侧”[20],陈谟《海桑集》提要云:“文体简洁,诗格舂容,则东里渊源实出于是,其在明初,固沨沨乎雅音也。”[21]

“我这横刀也不同意!”胖捕快走到两排桌子之间,摆出了横刀十三式的起手式,铁气激袖,刀光生寒,令他由怕老婆女儿的班头,顿时变成威严肃杀、令人可畏的名捕。

杨士奇接受了泰和地方文学的“雅正”观念,并且,将其与廊庙意识进行了融合。他将台阁文风的核心置换为“鸣国家之盛”的主题与“富贵福泽之气”、“舂容平易”的风格。在主题上,杨士奇强调“风雅”的“鸣盛”内涵,他强调:“高明强毅、弘博奇伟、智能勇略之士……作为风雅,以鸣国家之盛……然亦代不数人,信乎其难也。”[22]而台阁文风的重要主题就是以文章歌颂国家的太平盛世,“鸿儒硕彦,彬彬济济,相与歌咏太平之盛者,后先相望”[23]。如果说,在浙东派那里,所谓“大雅之声”更多地偏向于强调与开国气象相称的宏辞,那么杨士奇等台阁体领导者则对台阁体的“风雅”作了更为明确的内容主题上的规定,那就是“鸣国家之盛”。

与之相应地,“雅正”的风格则表现为“富贵福泽之气”与“平易”、“舂容”的风格。“富贵福泽之气”是台阁词臣普遍的涵养。《四库全书总目·文敏集》提要说:“(杨)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24]同卷金幼孜《金文靖集》提要也说:“其文章边幅稍狭,不及士奇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颇亦肩随。盖其时明运方兴,故廊庙赓扬,具有气象,操觚者亦不知也。”[25]

杨士奇继承、发展了陈谟的审美追求,崇尚平和雍容的文风,他选择欧阳修为台阁体文风的偶像,正是着眼于此。欧文风格是平正纡徐的,王若虚引邵公济的评价说:“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26] “和气”正是欧文的特点。这种平和正契合创作主体的身份、气度,杨士奇在《滁州重建醉翁亭记》中评说:“故一斥夷陵,再斥于滁,既复起历践清华,从容庙堂,……皆无几微迁谪之意,方曰务保民,而与民旦莫相亲相娱,乐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无往不自得也。”[27]欧文中表现的这种“无几微迁谪意”、“无往不自得”的风度,正是“从容庙堂”的大臣应有的风范,对于走过永乐时期辅导监国艰险岁月的杨士奇等内阁大臣来说,是很能产生共鸣的。这种文风正与台阁词臣注重涵养、蕴藉平和的廊庙身份所契合。他们也有遭到贬谪、被逐出台阁的时候。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坚持认为,不能感时愤俗,不能啼饥号寒,而应保持和平温厚的心态和“富贵”气度。即使“一时幽寓之作,而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惮之怀蔼然溢于言表,真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伤,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28]。总体而言,杨士奇继承了泰和地方文学的“雅正”因素,“片面发展了点缀升平、‘润饰鸿业’的廊庙意识,唯以雍容平稳为祈向,其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追求是表现‘富贵福泽之气’”[29]。这正是泰和地方文学中的“雅正”传统经过廊庙意识改造后呈现出的文学景观。

饶龙隼曾将永宣时期台阁体文学的要素进行了总结,其中两项是,以江西文臣为主,接引江右文脉;西昌(泰和)文人为领袖,宗尚雅正风范[30]。可以说,无论是在领袖角色的担当,还是流派构成、文学思想的确立方面,泰和士人对台阁体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余论:科举与台阁体风靡的文化语境

台阁体自永乐朝形成开始,到宣德、正统以降风靡一时,正与永乐以来文官官僚文化发展互为表里,科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入仕途径主要有荐举、学校、科举几种。从永乐时期开始,科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中,进士功名是最受重视的,具有较好的政治前景。永宣时期,泰和人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尤其是进士的产生,我们可以从明代泰和籍进士数量变化情况中看到这一点,见表1。

表1 泰和籍进士数量变化情况[31]

  

时间(年)人数(人)开科数(人)1404—145172171454—149945161502—155034171553—159821161601—16421615

从泰和籍进士的数量变化表中可以看到:一、总体上,泰和籍进士的数量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呈现锐减。二、永乐至正统时期是泰和科举最为鼎盛的时期。在15世纪早期,泰和的科举情况相当好。永乐十九年(1421年)辛丑科见证了泰和科举的辉煌。这次会试杨士奇任主考,考试的结果是,3000名会试考生,进士名额200名,7名泰和人考中,其中,曾鹤龄为当科状元。副榜300人,其中9名泰和人。2500人落榜,其中泰和人只有4名。宣德二年(1427年),2000名会试考生,50人来自泰和,100名进士名额中,有6名泰和人考中[32]。如果我们考虑到,泰和仅仅是全国成千上万个县中的一个,在全国范围的考试中取得这样的成绩,这显然是非同寻常的。

自2015年连续两年下降后,2017年全球油气上游投资实现增长。美洲地区依然是投资重点,其次是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三大区投资占比达到73%。深水油气、液化天然气(LNG)和非常规油气等是国际石油公司投资重点。

[7] (清)张廷玉,等:《明史·陈循传》,《明史》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14页。

陈循在宣德九年(1434年)说:“吾邑之士,岁以明经应选者恒数十人,而克捷者亦往往十数人焉。自永乐甲午以迄于癸卯四科,凡六十人有奇,可谓盛矣!其惟就礼部试者,尚三十有一人。”[33]曾蒙简在弘治年间所撰的《重修文庙记》中说:“泰和邑儒学之设久矣,士子业诗书而谭礼乐,彬彬然文风之盛,他邑罕俪。自入国朝,洪武、永乐以来,士之赓战于文场者,自乡试以至廷试,屡占第一之选。释褐而登仕版者,内而公卿、郎署,外而牧伯守令、学校执事,道德、文艺、事业著称于时者,不可胜数,何其盛之又盛也。”[34]从时人对泰和的科举、仕宦之盛的描述,不难想见科举对扩大地方政治影响的意义。

科举不仅是地方群体向国家精英转化的关键,而且,进入中央朝廷、具有国家精英与地方领袖双重身份的泰和士人,也正是以科举为媒介,成为联结地方与中央、乡邦与国家的人物,成为地方与中央文化统合的实践者。这正是台阁体得以风靡一时的重要文化语境。

泰和地方家族的繁荣,依赖于族中子弟入仕,泰和科举之风尤盛,王直论泰和风俗说:“闲居族坐,相与讲先王之道,以淑诸身而刑于其家,且欲以施之天下。少者亦读经史、学文章,以举进士为业。”[35]中央馆阁成员如杨士奇、王直、余学夔,都有过馆于地方望族的经历。杨士奇十五岁出教里塾,在洪武、建文间有一段长时间做塾师的经历[36],建文元年到建文二年,他馆于桃源萧氏家塾,杨士奇回忆说:“余客萧氏塾时,大庆始数岁……今年及仕矣,方以明经授官,则余之老也固无足怪,然余周旋其曾祖、祖父间五十余年,故于赠言有惓惓致勉之意云。”[37]余学夔家族与荷山曾氏、刘氏家族教育有密切关联[38]。王直则与萧镃所在的南溪萧氏家族渊源颇深,他与萧镃父兄皆交厚,曾在萧家坐馆[39]。通过科举教育的媒介,泰和地方家族之间、地方家族与馆阁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而馆阁成员如杨士奇等长期“周旋”于其父兄间的交往,对地方文化的导向影响深远。

科举对地方和中央的粘合,不仅体现在“为学”导向上,更体现在“为文”上。由于翰林院官员充任会试考官,故而,翰林院与中央科场文风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可以利用主试、程文来引导科场文风的变化。明初馆阁诸公,文字正大典雅,“洪武、永乐间,程文体皆浑厚……以正文体而变士习”[40]。永乐十九年,杨士奇担任会试主考官,“黜庸腐,精选典实之作置前列”,取同乡曾鹤龄为第二,殿试第一,他不但高度赞赏曾氏文风,公开表示自己“喜曾鹤龄诸作”,还“多梓行之”,“评程文者以是科为最”[41]。这既会对中央文坛风气造成影响,同时,也通过树立典型,将他所认可的泰和地方文学传统及其代表作为中央文风审美典范进行揄扬,如此也势必会加强地方士人对台阁文风的认同和追捧。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台阁体风靡天下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相较于其文学意义,其文化意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它不只是中央朝廷或馆阁成员的单向性、个体性行为的结果,更涉及地方与国家社会文化的互动与统合。台阁体文风在永乐、宣德间直到正统前期盛极一时,而永乐朝正是明前期政治、文化格局的一大转关,是从洪武吏治向永乐以降文官政治演变的分水岭。以内阁和科举的制度化、常态化运转为标志,在专制皇权与文官政治构成的张力下的官僚文化日渐生长,不仅皇权需要构建官方文化,士大夫阶层同样也需要一种与新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文化心态相适应的文化、文学系统来实现自我认同与表达,台阁体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应运而生。泰和是一个典型标本,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窥见明代永乐至宣德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形,通过科举制度,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也为文化思想的整合、士人政治认同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是我们观察台阁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化语境。

*本文为华中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想象与书写:明代文学中的田园”项目【2662017QD007】阶段性成果。

注释

HEC-RAS由美国陆军总队水文工程中心开发,可以模拟水面线恒流和非恒流,水质分析及泥沙输移计算[16-17]。本文选用最新版HEC-RAS5.0。HEC-GeoRAS由美国陆军总队水文工程中心和美国环境研究所(ESRI)共同开发,HEC-GeoRAS可以考虑水力学,沉积物输送,河道粗糙度和相关边界条件的影响,并在ArcGIS平台下结合遥感影像提取HEC-RAS模型所需的空间几何数据。模拟的主要操作流程如下:

[1] 关于台阁体群体与流派的研究,近来,何宗美依据《四库总目提要》对台阁作家群体进行了考辨,将其划分为主体、羽翼、正宗、变体等等,清晰列出了渊源和正宗中的泰和作家,参见何宗美、刘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73~181页;饶龙隼考察了西昌(泰和)文学在元末以来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从地方文学逐步发展并主导馆阁文学的历史过程,参见饶龙隼:《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69~80页。泰和士人在永乐以降台阁体盛极一时的文学史现象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种角色、作用背后所反映的明初以来文化格局的变迁情况,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 刘崧,原名楚,字子高,号槎翁。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中举,明洪武三年(1370年)举经明行修科,授兵部职方司郎中,后改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历官礼部侍郎、吏部尚书、国子监司业。

(三)时代化。任何经验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经验如不因时代背景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将随着客观条件的丧失而消失。“枫桥经验”历经50年而不衰,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其具有“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两大品质。正因为“与时俱进”,才使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正因为“实事求是”,才使“枫桥经验”迅速适应新环境,吸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新鲜“养分”,从而不断得到创新、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性来自与时俱进,“枫桥经验”的普适性来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枫桥经验”永不褪色的灵魂,是其历久弥新的力量之源[3]19-20。

[3] (清)张廷玉,等:《明史·杨士奇传》,《明史》卷一百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37页。

图13-图15所示的是小曲拐应力、应变最大的节点1 703(从图7-图9可以看出3个小曲拐的发生最大应力、应变的节点编号均为1 703)的应力、应变随主轴转动一周的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3个小曲拐应力应变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涡旋压缩机3个小曲拐受力情况与运动规律基本相同,符合小曲拐平面四杆机构的运动规律。由于涡旋压缩机电动机刚开始驱动,因此图中刚开始会出现一个突变状况,由图中看出3个小曲拐的最大应力约为11N/mm2,而最大应变约为7×10-5mm。由此可见,小曲拐的变形还很小的,因此选择的小曲拐符合涡旋压缩机防自转的要求,并为小曲拐的进一步优化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

[4] (明)王直:《抑庵先生文集序》,《抑庵文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5] (清)张廷玉,等:《明史·陈循传》,《明史》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13页。

本研究通过2‐DG联合Met作用于人肝癌HepG2细胞,考察二者的协同抗肿瘤作用,同时对AMPK及mTOR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2‐DG联合Met可以降低细胞线粒体膜电位,增加细胞内活性氧的产生,诱导细胞发生凋亡,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说明在HepG2细胞中,针对肿瘤细胞的能量代谢特点,利用糖酵解过程中己糖激酶的竞争性抑制剂2‐DG抑制肿瘤细胞过度依赖的糖酵解的产能方式,同时联合氧化磷酸化过程中复合体I的抑制剂Met防止氧化磷酸化的产能方式重启,具有可行性。

2.2.1 早、中、晚稻的抗性不同,早稻感病最高,晚稻最低。抗病品种的抗性有相对的稳定性。从抗性品种中进行系统选育可以得到高产抗病的品种。

[6] (明)陈循:《芳洲文集》卷十附录,明万历二十一年陈以跃刻本。

2)钻孔冲洗。灌浆前,要进行钻孔孔壁冲洗和裂隙冲洗,冲洗过程中同步进行抬动观测。钻孔冲洗后,孔内残存的沉积物厚度不得超过20cm,需进行钻孔电视(钻孔全景成像)的钻孔需达到孔内水清净。

杨士奇(1366—1444)是第一个获得国家层面政治、文化影响的泰和士人领袖。杨士奇的政治生涯从永乐朝开始,不过其政治、文化影响力是逐步增强的,在洪熙以后,直到正统初年达到顶峰。仁宗即位后即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进少保,寻晋兵部尚书,仍兼故职。仁宗还赐玺书及“杨贞一”印一枚,可谓宠极一时。历宣宗朝,直到正统初,政归“三杨”,杨士奇为首,《明史·杨士奇传》称:“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龄。军国大政关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诣阁谘议,然后裁决。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3]可以说,杨士奇是洪熙至正统初年中央政坛最重要的人物。

[9] (清)张廷玉,等:《明史·陈循传》,《明史》卷一百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14页。

[10] 陈文新、何坤翁:《中国文学编年史·明前期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7页。

[11] 陈文新、何坤翁:《中国文学编年史·明前期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

[12] (明)王直:《题段侍郎燕集图后》,《抑庵文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14] (明)陈循:《芳洲文集》序,明万历二十一年陈以跃刻本。

[13] (明)王直:《抑庵文集》卷首,《抑庵文集》,《四库全书》本。

[15] 《翰林记》卷二十《聚奎堂宴集》载:“大学士杨荣家于长安东门之内。宣徳三年三月,学士杨溥掌院事,率僚友迎首甲马愉等三人宴其中。杨士奇因名其堂曰‘聚奎’,为文以识之。众皆赋诗,自是遂为例。不知何时此礼遂废。然馆阁相与宴集犹谓之‘聚奎宴’,盖自此始也。”(明)黄佐:《翰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1页。

[16] (明)王直:《移居唱和诗序》,《抑庵文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17] (明)杨士奇:《次韵行俭移居四首》,《东里续集》卷五十九,《四库全书》本。

[18] (明)刘崧:《题张京尹所献嘉瓜图歌》,《槎翁诗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19] (明)杨士奇:《畦乐诗集原序》,《畦乐诗集》,《四库全书》本。

[20] (明)杨士奇:《送陈孟旦赴江阴教谕诗序》,《东里集》东里续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21]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76页。

[22] (明)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9页。

[23] (明)杨荣:《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此外,活跃于正统、景泰间中央政坛的还有泰和士人萧镃。萧镃(1393—1464),字孟勤,宣德二年进士,宣德八年选三科进士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居首。英宗即位,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三年进侍读。正统时期,萧镃长期任职于国子监,为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辞。景泰间,萧镃的地位也日渐重要,曾入阁参与机务。景泰二年(1451年)十二月,时任国子监祭酒的萧镃与礼部侍郎王一宁俱兼翰林学士,入文渊阁,参与机务[10]。后加太子少师,进户部尚书。英宗复位后罢职回乡,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成化中复官赐祭。

[2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84页。

[26] 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34页。

[27] (明)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8页。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广宁轨枕场轨枕挡肩裂纹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处于稳定的状态,挡肩裂纹出现率由最初的10‰下降到现在的2‰左右,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节约施工成本约100.8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28] (明)杨荣:《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29] 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77页。

[30] 饶龙隼:《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69~80页。

[31] 此表数据参考John W.Dardess:A Ming Society:Tai ho CountyKiangsi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59.

[32] John W.Dardess:A Ming Society: Tai ho CountyKiangsi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60.

[33] (明)陈循:《文会诗序》,《芳洲文集》卷三,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

自20世纪50年代仿真技术发展以来,军事训练仿真技术的应用已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训练模拟设备和军事模拟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战斗力的产生。然而,随着高科技武器装备在现代军事作战应用的比例不断增加,完全依靠简单传统模拟器的训练方法已无法满足高科技武器装备系统关系复杂、规模庞大的训练需求。而随着装备技术研究的进步,嵌入式仿真训练的方法可以为以上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34] (清)宋瑛修、彭启端纂:光绪《泰和县志》卷三十一《艺文·记》上《重修文庙记》,清光绪四年刻本。

[35] (明)王直:《送郑知县之泰和序》,《抑庵文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36] 《杨士奇年谱》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馆于萧尚仁家塾,从游者甚众。洪武十四年(1381年)馆淘金袁氏。建文元年(1399年),馆桃源萧德蕡家塾。建文二年(1400年),馆桃源萧安正家塾。参见胡令远:《杨士奇年谱》,复旦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63页。

[37] (明)杨士奇:《赠萧大庆教谕诗》,《东里全集》东里续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

[38] (明)余学夔:《荷山刘氏族谱序》,《北轩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39] (明)王直:《赠训导李卓序》,《抑庵文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40] (明)黄佐:《翰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3页。

[41]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方宪
《华中学术》 2018年第01期
《华中学术》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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