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包身工》是经典名作，“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时即“有双重的重大的意义”[1]，“给这个文学形式留下了光辉的典范”[2]，“为我国报告文学开创了新生面”[3]。与文坛相呼应，学界也已经完成《包身工》的经典化论证，以至于只要一说起这一文本，研究者大都将包身工的惨苦境况高度概括为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中国产业工人虐待盘剥的典型例证。包身工史仅仅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抑下的血泪史吗？如果能有效排除先入为主观念的外部干扰，真正沉潜到社会生活的历史纵深处，我们就有可能精细把握《包身工》经典的繁复性。

一、包身工：工人阶级的意识匮乏

囿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性，上海棉纱厂的包身工这一非典型无产者群体引起夏衍的极大关注。他趁“1935年春、夏两次隐蔽的时间”，“深入杨树浦一带搜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4]；又凭借着“在东洋纱厂做工”、“有工人阶级共有的率直和单纯”、“最努力的协力者的一个”[5]——杏弟的倾力帮助，在“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的情感驱动下，对包身工现象“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6]。毋庸置疑的是，在《包身工》的实录与批判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包身工们，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女性意识呈现出钝感状态，阶级意识更是严重缺失。因此，我们研究《包身工》，包身工无疑是第一个重要意象。

这些“咬着草根树皮”的农村女孩，被人忽悠到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做包身工，她们大抵经历了住宿条件、日常餐食、工作状况这三重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首先是“鸽子笼一般的‘洋式’楼房”对“洋式的公司房子”的概念置换：“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的分割得很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三个被老板们所指骂的‘懒虫’和‘猪猡’。”毫无疑问，包身工的生活空间异常逼仄、起居条件非常恶劣。朱懋澄1926年在内外棉纱厂等地做有关上海工人住房方面的社会调查亦可佐证，据他观察，“其建筑较为坚实，光气亦较充足，但……(省略号为引者所加)室中床铺重叠，如轮船统舱中之铺位，俗所称为鸽笼是也”[7]。值得注意的是，“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这一文字描述并非源自现场直击而是艺术想象。一间八平米的房间，如何同时容纳16人“横七竖八地”躺着呢？邓裕志1934年记录过她走访一间包身工工房的直观印象——“据说这间房里的铺位虽只有八个，但是睡在里面的人数，却是十六个，因为是两人共睡一床草席，分日夜班论流(当为‘轮流’，原文如此，引者注)睡用，停工日两人同睡，可以说这间房是二十四钟点都有人用的。”[8]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也持相同认识：“包身工的住处只是破房，地板便是她们的床。……(省略号为引者所加)只能用十二小时，另外的十二小时供交替班的另一批女工用。”[9]茅盾当时就批评《包身工》“只是旁观者的感受”[10]，却又语焉不详，或是来自生活常识的直接质疑。无论如何，八人同处一室、人均住房面积仅一平米，两人昼夜轮换一个床位、人均住房面积就更是低至0.5平米，这样的居住条件的确让人触目惊心。其次是“两粥一饭”对“鱼肉荤腥”的承诺变味。粥“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粥菜，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菜的叶瓣，用盐卤渍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如此非人待遇，不免再次让人惊诧万分。但据当时曾接近过包身工的社会工作者如实记载：“小菜大都是豆腐，豆芽，臭咸菜，萝葡干，菜叶等；鱼肉之类在平时是没有尝味的，听说过节时偶尔有一些。”[11]我们理应明白《包身工》并不是纯粹的非虚构性文本。再次是一天长达12小时忍受“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这一事实对于“一个月休息两天”口号的无情嘲笑。夏衍援引了一条未经证实的统计数据力图坐实尘埃对包身工的身体伤害——“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零点一五克的花絮”；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此种尘埃之为害，不见得有局外人所想的那样严重，因呼吸时由鼻孔中之毛与咽喉中之痰能将此种棉屑尘埃粘着，随痰及鼻涕排出，反不若户外之轻而细微之尘埃有直接吸入呼吸器之危险也。”[12]

夏衍倾向于把“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的包身工塑造成被动的受害者形象；这群“没锁链的奴隶”不仅“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而且“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还被“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轻别人”的“外头工人”情感上疏离。在夏衍看来，“外头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洁一点，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却因梦破、麻木、艰难，变得无梦、无痛、无趣，过的是“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暗黑日子。

一个个原本应该天真无邪的邻家少女，一成包身工便苦大仇深，甚至还死水无澜，夏衍此时此刻内心多半是崩溃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读者何尝不是如此？我以为，这是《包身工》一纸风行的重要原因。普罗文学兴起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引入中国。作为“左联”领导人的夏衍，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哲学的理论焦点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一朴素真理。现代产业工人由于被彻底剥夺了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多么希望阶级意识与叛逆性格极度缺失的包身工们能够天然具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13]的巨大能量，因而不惜花费笔墨特别提及“五卅运动”，着意强调“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可是，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以致“好像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经消散掉了”，“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抗拒的”竟然成了一种茫漠的希望，这未免让他扼腕叹息。

夏衍将包身工制度的现实存在主要归因于纱厂的日商资本背景，这一简单化处理的缺陷显而易见。仍以内外棉为例。“到了30年代初期，内外棉成了上海棉纺织业中最大的雇佣包身工的公司之一。当时上海的棉纺织厂中2/3的工人是包身工，在包身工制度下，内外棉与工人的联系越来越间接。”[14]包身工与棉纱厂的联系日益间接，那在包身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拿莫温和小荡管这些对包身工动辄打骂的小人物自然而然地进入学人的视线。有研究显示，控制包身工的车间管理者拿摩温，“从前都是女工，因个人关系而得到提升”，“工资只比普通工人略多一些”[15]。不光拿摩温出自女工，小荡管也从女工中产生。早在1920年，《新青年》就发表过李次山的社会调查结论：“那女工的头目，叫做那么浑，也须有一种运动手段，和老管(车间里的总头目，引者注)有连带关系。不然难谋到这个地位，也很不容易。但是他也有一种纠集数十数百个女工的本领。那么浑手下还有一种面皮俏、唇舌巧的一辈儿，叫做宕管。帮忙那么浑的，用力省，得利厚；工人队里出类拔萃，得到这般差使，也很荣耀。”[16]这就说明，包身工平日面对的主要不只是阶级关系，更多的是与“拿莫温”、“小荡管”颇为微妙的社会关系。阶级意识匮乏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1930年代客观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但如果人为强化，势必陷入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荒谬逻辑。

[22] [澳]布赖恩·马丁：《上海青帮》，周育民，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24、29页。

二、带工头：上海青帮的权势侵袭

为了使“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这一意象得以持续展开，夏衍隐而不宣地埋下一个悖论伏笔：带工头。但学界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体对之有意遮蔽，另寻殖民主义的切入角度，试图发掘《包身工》蕴含的所谓深刻含义。这种主观误读的肤浅之见，有悖于历史事实而且难以令人信服。我们也只有让带工头浮出历史地表，将其作为另一重要意象来重新把握，才能真切认识包身工现象和《包身工》文本。

[38] [日]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

[17] 神龙：《包饭女工》，《血汤》第1卷第9期，1930年。

包括棉纱厂包身工在内的劳动密集型、非技术性的产业工人，不能像熟练工人一样自由流动，而是受到无业游民纠合的青帮成员的严格控制，这一点，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共识。艾黎在其自传中就明确回顾说：“在纱厂劳动的包身工制，或许是中国妇女在上海的工业化中所遭到的最大厄运”，“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青帮实际上统治着上海。”[24]和包身工同吃同住的谢怀丹的个人回忆也指向了包工头：“当时(1930年)在上海日资纱厂，至少有3万个包身工，她们所得工资不及男工的三分之一。包工头在三年之内至少从每个包身工身上榨取300元大洋。”[25]《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一定时间内，全由这些所属青帮的地痞流氓垄断了上海棉纺织业的劳动力市场。”[26]

事实上，在整个1930年代，上海棉纱厂女工乃至包身工问题都是热门话题。有人从工作现状着眼，认为“日本纱厂罚工的实行比较少一点，但洋饭桶(即领班等，引者注)对于中国女工的毒打恶骂，比华商厂更凶”[27]。有人从生活危机入手，直陈纱厂女工“须照常做着整整十二钟头的苦工，其中且丝毫不能得到一刻休息(除小部分东洋纱厂于吃中饭时关车半小时外，一般都是连吃饭时都工作着)”[28]。此外，更有纱厂女工发表有关上工押金的抗议自白：“每个工人，至少都有半个月的工资，被扣存在厂内。”一旦离职，即行没收，“此种恶例，洋商的工厂，确是从来没有的，惟有我们华商工厂，才有此种暗无天日的欺压手段，来榨取劳动妇女的血汗”[29]。当时的这些言论虽未直接涉及带工头，但基本上都远离了殖民主义的既定思路。进入抗战阶段以后，作为“日本资本家们的牛马，中国工头眼中的‘猪猡’”的包身工因工厂被毁而大批量地成为难民，她们“都是被残酷凶狠的日本资本家所利用的中国的无知流氓，到内地去骗诱”[30]来的这一理性认识再次得到强化。王汝琪先后两次试图吁请政府当局“对于为虎作伥‘使人为奴隶’的汉奸工头处以极严厉的刑罚，对于这些可怜无告的姊妹们予以适当的救济”[31]。“为着增加目前抗敌的力量，为着消灭人类的不幸，无疑的，我们决不容许这种奴隶制度的存在，同时为着要给那般汉奸工头以严重的打击，我们也必须摧毁这种奴隶制度，所以解放无辜的‘包身工’，处分汉奸工头是亟须进行的一种工作。”[32]带工头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昭示着包身工现象的复杂性，而且也起到一种纠偏作用，那就是《包身工》的艺术想象不等于历史真实。因此，邓云乡在其一篇牛棚杂忆散文中秉笔直书某包身工逆袭为包工头的另类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系。该文据上海某棉纱厂包工头之子口述实录，“他们是苏北人，最早也是逃荒来到上海”，“其母也作过包身工”，后来成了包工头；“每一名包身工他家稳赚一百二三十元”，“平均每年从包身工身上可赚一千五六百银元”，“包身工满师后，大多继续在纱厂做工，后来都嫁了人，与他家都有来往”[33]。这种声音或可刷新我们对于包身工和包工头人际关系的惯性认知。

总而言之，包身工现象错综复杂，既是经济、社会问题，也的确存在阶级、殖民问题，这在当时正是一种共识。那么，夏衍对中国社会有其一定的理性认知，为何要在《包身工》中有意淡化有着青帮背景的带工头，而刻意去特别突显日本殖民主义问题呢？这是我们必须要直面的重大问题。

三、《包身工》：反抗殖民的革命文学

长期以来，《包身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忆苦思甜教育的经典名篇，曾深深影响过几代国人的精神成长，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学界与读者除了对其一致叫好之外，却从未关注其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血缘联系，这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不足。其实，在《包身工》问世当年，叶圣陶就特别提及立场问题：“因为广大，所以见得周到。因为客观，所以把捉到的都是真情实况。”[34]叶圣陶此间所说虽未曾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其立场视角不能不说是我们准确把握《包身工》的不二法门。

早在1930年，夏衍就公开宣称：“新的历史的登场者——普罗列塔利亚特所创造的艺术，应该是确保着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35]在他看来，“我们运动的重心，不能不从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的主张。无产阶级文学没有象牙之塔，所以它的目的不在文学的本身”，“一切为着普罗列塔利亚教化而动员了的艺术部门，应该紧密地，计划地配合着解放运动的当面的政治主张，适合各各部分的艺术形态，而将它广泛迅速地向勤劳大众渗透进去”[36]。仍在这一年，“左联”出台决议，决计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号召全体盟员“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37]。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夏衍后来还翻译了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译文中“需要明确的社会主义的眼光”[38]的核心观点强力支撑了夏衍此前的理论主张。夏衍也一直自觉坚守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政治立场。1945年，他在育才学校文学组讲演时特别强调“作者自己一定要具有一个革命的思想与前进的世界观”[39]；1963年论及报告文学时仍着意强化立场和世界观问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要做到能够在作品中准确地反映现实，本身是个世界观的改造问题。”[40]基于此，我们也只有再现历史原场，引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背景框架，才是正确打开《包身工》的唯一方式。

研究组复发率为3.13%，对照组复发率为18.75%，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术后感染发生率、听力下降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表4。

太平洋西北的河口很年轻，距今只有15 000年或10 000年的历史，在冰的作用下和浮木的推动力量下，河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在这里，树木以古老的方式流入河流，但自从人们开始为航运清理河道，兴起了工业化的伐木作业，以及随着河滨地区的发展和水电大坝的建立，人类活动也对河口和水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鉴于当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尴尬现实，出台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硬性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题材、方法和形式：

(1)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描写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劳苦民众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2)作家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3)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4)作家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杀人放火，飞机轰炸，毒瓦斯，到处不留一鸡一犬的大屠杀；(5)作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壁小说，大众朗读诗等等体裁。[41]

水仙芝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认识全新的人。身边的夏梓桑是神秘的，让她着迷。青春时代想象中的那个世界，正在向她走近。这个浪漫的人，将带着水仙芝，到那离太阳最近的西藏去旅游，然后跟她一起在新疆生活，在天山放飞梦想。

显然，这一决议的适时出炉，与之前左翼作家与新月派梁实秋等人进行“阶级论”/“人性论”的激烈论战有着前因后果的内在关联。1929年12月，新月派首席理论家梁实秋著文强烈质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无产文学的声浪很高，艰涩难通的理论书也出了不少，但是我们要求给我们几部无产文学的作品读读。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42]但这场论战最终以左翼作家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也牢固地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学观的统治地位。1930年3月中旬，在“销行颇多”[43]的“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开始刊发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蒋光慈是“普罗文学的‘师’”[44]和拓荒者，很重视理论与创作并驾齐驱：“倘若某一个作家要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文学者，那我们就要请他拿出证据来，给我们以文学的革命的作品；若空口喊几声时髦的名词‘革命文学’……这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45]这位旅沪的皖籍作家，在离开党组织而又重病缠身的贫病交加之中，于1930年11月初完成了《咆哮了的土地》的写作。正是以其为中心，与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华汉的“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戴平万的《村中的早晨》，丁玲的《水》，叶紫的《丰收》等强势崛起的左翼小说革命叙事，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兴主场。我们发现，《咆哮了的土地》除了没能满足“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之外，却惊人地同时吻合上引后四条“左联”对于创作题材的硬性要求(上述其他小说文本也未涉及“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我们先暂且搁置蒋光慈的创作实践是否对“左联”有关创作题材的决议内容造成潜在影响的问题探讨，因为这的确还需更多史料的进一步佐证，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感兴趣的是，“左联”的“反帝国主义的题材”的空白到底如何填补？

夏衍曾参与筹建“左联”，又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既重视理论建构，又积极进行创作实践。他是知识精英，也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性和世界观。当然，这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动态过程。比如他1920年撰写的《泰兴染坊的调查》，就是一篇纯粹介绍染坊工艺的社会调查，立场客观，并无报告文学的倾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辩证唯物法的创作方法”的批判武器，由周扬引入中国后，事情悄然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源自《苏联作家协会章程》(1934年)，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以先验的政治理性“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46]，以展示伟大、光明的未来前景。这并非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学理探析，也不是通过适度虚构、合理想象的艺术加工这种技术操作就能够轻易实现，而是首先要有先在规定的观念倾向性，不再执著于经验的真实。对于先是“战士”然后才是“诗人”的夏衍来说，尽管深知包身工的悲剧直接源自上海青帮，但出于对左翼文艺政策的全面认同，还是借用“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作了简单比附，去警告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夏衍清晰地揭示出包身工的阶级意识极度淡薄这一事实，具有印证历史的史料价值；又为顺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预设，以报告文学的指定体裁，尽量遮蔽上海青帮的权势侵袭而刻意打造“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以期完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从而呈现出“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无法弥合的巨大裂缝。这种叙事困境诚如韦勒克言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时所说：“在描写和指示之间，真实和教诲之间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逻辑上不能消除。”这种完全公开的矛盾在于“作家应该按社会现在的状态描写它，但他又必须按照它应该有或将要有的状态来描写它”[47]。另外，从文学审美的艺术价值上来说，《包身工》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自觉写作，重倾向而轻典型，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理性规约之下的艺术想象。当时仍坚持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茅盾认定“‘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的同时“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将《包身工》视为“没有具备小说的艺术条件的论文式的‘报告文学’”[48]也就再自然不过。

夏衍在接受访问时曾表示自己所有著述中“可以留下来的只有《包身工》”[49]，流露出对于《包身工》文本价值的相当看重。在《包身工》问世八十周年纪念的特殊时刻，我们重温文学史上这一繁复的经典名篇，一方面向文坛前辈的理想主义情怀真诚致敬，另一方面也要以理性思辨的科学态度重新感知特殊年代的文学逻辑。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教师仍然注重阅读效果，忽视了学生散文阅读美学的过程。许多教师过分关注学生的阅读结果，如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的答案合理，学生回答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不同。而且，由于教师教学重点的偏差，学生的学习重点也存在偏差。许多学生根据教师的讲课标准阅读散文，学生自己只关注最终阅读结果，忽视了散文阅读的审美过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与作家谱系研究”【14ADZ0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我国BT技术发展较快，但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所用仪器皆为进口，治疗价格昂贵。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适用于国人的操作系统是国内科研工作者、医务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1] 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54页。

[2] 魏金枝：《漫谈“包身工”》，《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3] 周扬：《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一是对水权取得者进行审批，并确权登记发证；二是提供计量、监测等基础设施及法制保障，搭建水权交易平台，培育水市场；三是对水权交易进行监管，实行水资源用途管制，提供维护公平公正，弥补市场失灵等。

[4]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

[5] 夏衍：《〈包身工〉余话》，《夏衍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6] 夏衍：《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夏衍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9、31页。

[7] 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32页。

[39] 夏衍：《关于报告文学：在育才学校文学组讲演》，《现代妇女》第5卷第6期，1945年。

[9]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83页。

[27] 叔雯：《上海纱厂女工的生活现状》，《女声》(上海)第2卷第6期，1933年。

[11] 慧珊：《包身制女工的生活》，《妇女生活》(上海)第1卷第4期，1935年。

[12] [日]山田：《日本纺绩工场女工访问记》，傅翰声译，《纺织周刊》第4卷第36期，1934年。

[13]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14] [美]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程麟荪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5]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73页。

[16] 李次山：《各地劳动状况调查·上海劳动状况》，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上海是“青帮的大本营，有不可轻视之莫大的潜势力在”[19]。陈独秀在1920年就认定青帮在上海无孔不入、威力不容忽视，“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省略号为引者所加)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20]。李立三也曾回忆当时在“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21]。布赖恩·马丁在其专著《上海青帮》中总结，“19世纪末，青帮已经作为一个活跃在上海的重要秘密结社出现”，“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帮会成员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宁波、绍兴和苏北”，“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最大的、兼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青帮的成员”[22]。回到《包身工》。在包身工工房，“每扇前门楹上，一律钉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州’、‘许富达维扬’等等带工头的籍贯和名字”。泰州、维扬这些地名即证实诱骗包身工进厂的带工头多半是原籍苏北，“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儿女饿死的同乡”。有一现象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招募包身工的活跃区域是苏北，而上海青帮的一大来源地和社会关系网也是苏北，两者高度重合。正如艾米莉·洪尼格所说：“包身制的出现几乎与青帮势力和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张同步。”[2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包身制的产生存续除了源自殖民主义，也是青帮权势的集中体现。

[18] 颖川：《青红帮》，《吾友》第2卷第39期，1942年。

[19] [日]末光高义：《中国秘密结社——“青帮”》，周之鸣译，《社会周报》第2卷第4、5期，1934年。

[20] 陈独秀：《四论上海社会》，《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1页。

[21]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3页。

“机械工程材料基础B”是由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开设的一门学科基础课程,授课对象是非材料类的学生,主要包括能源与动力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这些学院的学生在今后学习专业课和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不需要应用高深的材料学方面的知识,但却要掌握应用需要选择材料的方法和改进材料性能的手段,以及运用理论知识解释工程实际中的现象等。根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工程认证的要求,按照“评价—反馈—改进”的质量监控和持续改进机制,以“机械工程材料基础B”的课程目标及其对毕业要求的支撑为依据,随机抽取该专业学生的考试结果进行分析和达成度计算,探讨改进教学质量的途径,培养符合工程认证要求的毕业生。

[23] [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24] [新西兰]艾黎：《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编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25] 谢怀丹：《生活在包身工中》，《岁月屐痕：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的回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26] 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10] 茅盾：《技巧问题偶感》，《茅盾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28] 菊人：《纱厂女工生活之危机》，《女声》(上海)第2卷第18期，1934年。

[29] 黄琦：《一位纱厂女工的自白》，《玲珑》“女子的出路”特辑，1936年。

证明 “⟹”:对任意x∈Fδ,下证f(x)∈(f(F))δ,又只需证(f(F))↑⊆↑f(x)即可。反设(f(F))↑⊄↑f(x),存在y∈(f(F))↑但y∉↑f(x),于是f(x)∈Y↓y,x∈f-1(Y↓y),从而f-1(Y↓y)∩Fδ≠Ø。注意到↓y为σCSI闭(相对于特殊化序)及f连续,f-1(Y↓y)∈τCSI,于是f-1(Y↓y)∩F≠Ø,从而(Y↓y)∩f(F)≠Ø这与y∈(f(F))↑矛盾。

[30] 兹九：《为羔羊们请命：抗战时期包身工的解放问题》，《抵抗》1937年第13期。

农村留守儿童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能够让数亿外出务工人员消除后顾之忧，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31] 王汝琪：《解放包身工》，《战时妇女》1937年第2期。

[32] 王汝琪：《再为包身工呼吁》，《战时妇女》1937年第7期。

[33] 邓云乡：《包身工》，《秋水湖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55～256页。

治疗后24 h尿微量白蛋白和24 h尿蛋白定量对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4] 圣陶：《文章展览：夏衍的“包身工”》，《新少年》第2卷第2期，1936年。

[35] 夏衍：《到集团艺术的路》，《夏衍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86页。

[36] 夏衍：《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夏衍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68～269页。

[37]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众所周知，日本纱厂将女工的招募与管理事务外包给第三方——带工头。作为劳资两方的中间人，带工头通过地域出身(原籍身份)决定的社会关系网，把亲戚、同乡作为包身工提供给纱厂，“以此种视若牛马之女子而生利，则平日之虐待，若鸨母龟奴之对妓女者然”，可谓“坐享厚利，而不加怜恤”[17]。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透露，“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没人身自由、在上海没法新建自己的社会关系、工价又极其低廉，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即带工头，引者注)的利润”。“每个‘带工’所带包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手面宽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我们不免发问，带工头究竟是何身份？如果我们能回到近代以降的上海语境就能知道，带工头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务中介，而是昔日广为人知的“以经济势力为主”[18]的青帮成员。

[8] 邓裕志：《包身制工房参观纪略》，《国际劳工》第1卷第1期，1934年。

[40] 夏衍：《报告文学的几个要求》，《夏衍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97页。

[4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

从参试品种(系)的丰产性、适应性、商品性综合分析，青蚕14号的折合产量最高(4833.9kg/hm2)，较对照(4个品种的平均值4269.45kg/hm2)增产13.22%，居第一位；且生育期适中，粒大。青海13号，产量4211.25kg/hm2，较对照减产1.36%，居第二位；且生育期适早，结荚部位较低，结荚集中。这两个品种可在循化县及类似地区种植。

本平台具有海平面大风的格点订正功能,两者的原始数据均为Grib格式,但由于Grib文件较大,并且dat/ctl文件的原始资料是兰伯特投影的,需要解析成需要的Micaps4类或Micaps2类数据进行展示。由于实时解析速度过慢,影响业务实际操作,所以采用基础平台的数据抓取技术,定时抓取文件,保存到目录下,从而满足24、48、72 h内大风和海雾格点订正需求。

[42]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52页。

[43] 鲁迅：《书信·300503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44] 茅盾：《关于“创作”》，《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45] 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59～160页。

[46]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年，第254页。

[47] [美]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48]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69、271页。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叉车生产制造和科研、出口基地，公司在工程机械行业中已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按欧盟标准的CE安全认证。公司目前主要经营叉车、装载机、工程机械、矿山起重运输机械、铸锻件、热处理件制造及产品销售等，公司的主导产品“合力”牌叉车及各类仓储机械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等行业的装卸及短距离搬运作业。

[49] 李子云：《与夏公聊天》，《许多种声音》，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