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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下游方言的Glottogram研究——以稷山方言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言

Glottogram由glotto和gram两个词根组成,前者指关于语言的,后者指关于图表的。Glottogram可理解为研究受访者年龄和地理要素关系的图表。Glottogram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于日本,提倡把语言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差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该方法在日本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1]

这种研究方法比较接近社会地理语言学(socio-geolinguistics)。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学派(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和地理语言学开始融合,形成社会地理语言学。这种学说倡导将年龄、性别、阶层等社会变量融入地理语言学,开展综合研究[2]

过去的方言地图只能展现语言的地域变化,无法详尽表现语言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变异情况,Glottogram方法的产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本文运用这一研究方法,考察汾河下游沿岸方言的分布和变化情况。

二、概况

(一)稷山概况

稷山县位于汾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总面积为686平方公里。人口约36万(2016年统计数据),其中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东靠新绛,西邻河津,南与闻喜、万荣接壤,北与乡宁相连。山西省最大河流汾河自东向西横穿县中部,将县境分割为汾南、汾北两大部分。本县地貌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马鞍形。中部是河谷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主要的粮棉产区和蔬菜基地;南北两边是黄土塬区(当地称坡上),坡顶平坦,山坡陡峭,与河槽地带以400米等高线分开,是粮棉麦果区;再往南北两侧是山地,为林木矿产区。

(3)在小地名的基础上加前缀或后缀的命名方法。如“中原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绝大多数遗址都不会是单纯的一种文化遗存,常常包含两个以上、不同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如城子崖遗址至少包含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东周文化三种文化遗存,按此法命名,那么“龙山文化”需改作“龙山一期文化”。因此,只要加以说明,不需要再加前后缀。

(2)汾河南北两岸差异显著,俗称汾南话和汾北话。

(二)稷山方言概况

稷山方言属于中原官话汾河片绛州小片[3]。稷山方言存在内部差异。主要有:

(1)山区口音和中部河谷地区有所不同。

印度最大的汽车和摩托车零部件经销商之一Bastian Solution已经安装了OTU换向台。它可用于所有的仓库,速度极快,每小时能将10,000个包裹配送至八个甚至更多不同的目的地。这种分拣机突出了OTU的优势,货物可沿着曲线被直接运输到右侧或左侧,或者直接运输到直滑槽。

(3)东部靠近新绛和闻喜一带,口音和中部有所差异;西部靠近河津的村庄,口音也有所不同。

稷山方言既有南北差异,又有东西差异,这两种差异集中体现在汾河沿岸地区,即河槽和坡上一带。

(三)调查点和发音人

本文以稷山县汾河沿岸地区为调查范围,根据方言差异和距离远近选取调查点。最终选取汾北9个(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城、管村、杨赵)、汾南13个(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共计22个调查点,基本上都在南北两条400米等高线之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图B1~6。

(1)每个调查点一般选取老中青三位发音人。限于客观条件,少数点有例外。

(2)发音人必须土生土长,未在外地长住,发音地道。

(3)老派发音人均选取男性;中青年发音人优先选择男性,有些点限于条件选择了女性发音人。

此外,为考察新绛、河津方言对稷山方言的影响,我们还在两县与稷山相邻地区各设了两个调查点(汾南、汾北各两个)。

试验收获前夕,对各处理的主要经济性状进行了全面的测量与记载。由表2可知,处理4各项经济指标均高于对照,其中百粒重较对照高2.46 g,空秆率和双棒率均优于对照和其他处理;处理3较对照差异也明显;处理2较对照各项经济指标均无明显差异。由表3可知,处理4和处理3株高、茎粗、穗位较对照均有明显差异,其中处理4的株高、茎粗、穗位较对照分别增加24 cm、0.4 cm、24 cm;处理2较对照无明显差异。

三、稷山方言的Glottogram研究

总的来看,在“树”的词形竞争和替换过程中,地理因素远大于年龄因素,形成广泛分布于各年龄层中的东西对立格局。

(一)新老派表现一致——地理因素显著

1.各年龄层中均保持南北对立

 

表1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30●●●○○○○○○1940●●●●●○○●○●1950●●●○○○○○●●●1960●●●●○○○1970●●●●○○○●●1980●●○○○●●1990●●●○○○2000●●●○

●哭 ○掺=

“哭”在稷山方言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对立格局:汾北用“哭khu53”,汾南用“掺= tsha53”(各调查点语音有所差异,汾北以城关口音为代表,汾南以均安口音为代表。“=”表示同音字。下同)。汾南“哭”仅用于哭丧,“哭”“掺=”区别井然,不可混用。

当初一个人转身的时候,孔老一没想过结局会是这样,当初哪怕死在路上自己也问心无愧。现在不同了,昨天老机八一伙为了掩护自己,全部战死在兰溪郊外。眼下,这伙共产党游击队会不会重蹈覆辙呢?他孔老一和背上的老三都无法左右前程,只能默默希望老天能够保佑,保佑他们别再撞上鬼子。

这种南北对立主要因河流的阻隔作用而形成,几乎不受年龄因素的影响:每个调查点各年龄段的语言使用情况基本一致。例外是汾北形式“哭”已经扩散至汾南东部的上费、下费、荆庄、下庄这四个村庄。这四个村庄的扩散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下费和下庄已完全使用汾北形式,而上费和荆庄老派仍用原有的汾南形式,新派则改用汾北传入的新形式。这与汾南、汾北的交往密切程度相关。从距离和交通上看,下费、下庄紧挨着汾河,可通过一座大桥、一座便桥、三个渡口与汾北的管村、杨赵相连。而上费、荆庄则必须经过下费或荆庄才能到达汾北。相比较而言,下费、下庄与汾北的联系要更密切些,成为汾北形式扩散到汾南的重要通道。

借助于Glottogram这一工具,研究者可将年龄因素与地理因素共置于一个平面内,详细考察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演变轨迹。弥补了过去方言地图只能展现语言地域变化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中国地理语言学界借鉴。

2.各年龄层中均保持东西对立

在强度问题中,许可应力=极限应力/强度安全系数;同样,在稳定性问题中,可以定义稳定许可应力=临界应力/稳定安全系数。由此,强度计算和稳定计算有了统一的形式:轴向压力/横截面面积≤许可应力。

 

表2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30○○○○○○●●●1940○○○○●○●●●●

 

续表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50○○●○○○●●●●●1960○○○●○○○1970○○○●○○○●●1980○○○○●●●1990○○○○○○2000○●●○

●pfhu31 ○p31

“树”的词形存在明显的东西对立格局:汾北东部的管村、杨赵和汾南东部的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用[pfhu31],汾北汾南的中西部均用[p31]。再将视线放远一点就会发现,东部的新绛用[pfhu31][6],与稷山东部地区形成“连续性分布”[7]

晋南称“树”为“□子”[po ts],其本字应为“木”,是塞音尾消失、鼻音脱落、塞音清化、次浊入归阴平的结果。[pfhu31]和[p31]的本字应分别为“树”和“木”。“树”在口语中取代“木”当不晚于两汉之交。但目前发现在山西南部仍有10个县市用“木”表示“树” [10]

稷山西边的河津话则有两种词形:单说用[pfhu44](去声);多音节词中则一般用[p31],例如[p31tei0]、[p31tei0ts31]树枝、[p31tei0k31tsha324]树杈[8]。显然,[p31]的历史早于[pfhu44]。稷山西南边的万荣县内部有差异,东片以城关话为代表,与稷山距离更近,当地称“树”最土的说法也是“[p51t0]”[9]。这样,稷山境内的西部地区与西边的河津、西南边的万荣也形成连续分布。

可见,稷山境内“树”的东西对立,只不过是更大范围的东西对立的组成部分。这种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词语来源。

综合预警结果中的状态预警结果,是对影响工作面突出危险性大小的各因素的集中表现,反映了采掘工作面当前状态下的突出危险程度,因此各工作面掘进过程中不同等级预警结果所占比例的不同,从整体上反映了各工作面突出危险性的大小。

稷山说“木”的村子中,有的也正发生着“木”到“树”的替换过程。例如,在紧挨着新绛的杨赵村,1940年代发音人总称“树木”时只说“树”,但“枣树”则称“枣木树”的说法。可见当地最初用“木”称树,后来语言发生变化,人们已不知“木”就是“树”,遂在其后又加上“树”这一类称,形成叠床架屋的词形。

虽然稷山方言中“木”到“树”的替换是主流,但也有个别相反的情形。例如,晋村1980年代发音人出现了词语分指现象,苹果树叫“苹果树”,桃树叫“桃木”,总称时用“树”。可能是由于苹果树为当地传统树种,而桃树为此村新兴树种,故从西部村庄直接借入了“桃木”这一词形。在此村,“树”为古老形式,“木”反而为新兴形式。

本文采用李仲民(2011)[4]、舍秀存(2013)[5]的做法,用表格代替地图,展示方言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变化轨迹。横轴为调查点,其中带有灰色底纹的为汾北调查点,无底纹的为汾南调查点,汾北和汾南各点分别按地理位置自西向东排列;纵轴是发音人的出生年代,以10年为距。下文根据地理、年龄两大因素的不同表现,分类述之。

3. 各年龄层中均保持三足鼎立格局

 

表3 棉花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30●●●○○○○○○1940●●●△△○○○○○1950●●△○○○○○○○○1960●●△△○○○1970●●●△○○○○○1980●●○○○○○1990●●△○○○2000●●△○

●棉花 ○[棉花] △花

“棉花”的词形分布既有南北对立又有东西对立,即呈现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在汾河两岸合音与否形成明显的南北对立,汾南为合音形式“[棉花]”[mi22](合音用“[ ]”表示,下同),汾北为非合音形式;城关附近及其西部都用“棉花”[mia53xu33](以城关口音为代表),而东部的下廉、管村、杨赵仅用单字“花”[xu53](以杨赵口音为代表)。东部地区一般的花叫“花儿”,通过儿化与“棉花”的词形相区别。“花”的说法应来自新绛[11]

这种三足鼎立的格局在各年龄层上都有一致的表现。这种稳定的对立格局,可能与河槽地带是产棉区有关。当地人对棉花非常熟悉,原有说法容易被传承,不易发生大的变化。

管村2000年代发音人使用“棉花”这一形式,有两种可能:一是受当地权威方言城关话的影响;二是受普通话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与城关更近的下廉还未受到城关方言的影响,所以更可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所致。

从“棉花”词形的分布与变化情况看,地理因素的作用要远大于年龄因素,东部新绛方言的影响亦非常明显,因而形成西北—东北—南部三足鼎立格局。

(二)新老派表现不同——年龄因素显著

1.新派直接借用普通话词

 

表4 蜻蜓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30○○●○△△△△△1940○○●●●○△●●●1950○○●○○△△△●●●

 

续表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60○√●●○○△1970○○●●○△√●●1980√√√√√●√1990√√√√√√2000√√√√

●麻圪瘩 ○破水 △弹[棉花]槌 √蜻蜓

由表4可见:

(1)在老派和中派发音人中,地理因素仍然非常显著:汾北呈现出东西对立格局,即东部为“麻圪瘩”,西部为“破水”;汾南则出现东—中—西对立格局,即东部为“麻圪瘩”,中部为“弹[棉花]槌”,西部为“破水”。

稷山东部的新绛为“麻圪瘩”,北部的吉县和南部的万荣、运城、闻喜为“棒槌”[12],西部河津与南部各县相同,也用“棒槌”[pha44fu0][13]。分布于稷山东部的“麻圪瘩”与新绛一带形成连续分布,应是受其影响形成。汾南中部的“弹[棉花]槌”与稷山南部的万荣、运城、闻喜的“棒槌”相似,可能与其来源相同,后又有所创新。“破水”则来自“通俗词源”(folk-etymology)[14],据发音人称,蜻蜓总是爱用尾巴点水,将水点破,因此而得名。但实际上,“破水”本字应为“棒槌” [15]

(2)在新派发音人中,年龄则成为决定性因素,地理因素不显著:不论汾南汾北、上游下游,基本上都说“蜻蜓”。

“蜻蜓”这一词形主要分布在青年层,应是受普通话影响产生的新形式。随着人们参加农业劳动越来越少,导致昆虫等一系列小虫子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相关认知多限于电视等大众传媒渠道,因而很容易使用普通话形式,这种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目前城关、苑曲的1960、1970年代后发音人也已采用了“蜻蜓”的说法,可以预见,这一说法的影响力还将持续增强。

2.新派产生创新形式

 

表5 鼠妇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30●●●○△△△△△1940○●●⊕⊕△△△○○1950○●⊕△△△△⊥△○○1960●⊥○⊕○△△1970○●●⊕△△√√○

 

续表

  

史册下迪吴城南阳城关东渠下廉管村杨赵坑东柴村小李均安荆平吴壁苑曲晋村薛村上费下费荆庄下庄1980○√√√√⊥△1990⊥√√√√√2000√√√√

●关(关)毛 △挖=毛、毛挖= ○水虫、水牛 ⨁水毛 ⊥虫虫、毛虫 √(西)瓜虫、鸡蛋虫、葫芦虫、轱辘虫

“鼠妇”又称“潮虫”,在稷山汾河沿岸的村庄有多种称呼。我们将各种词形进行归纳,按照地理方位展现其实际分布情况,并补充了河津、新绛两县与稷山相邻地区的说法,如表6所示(表中仅列各地老派说法)。

 

表6鼠妇词形的地理分布

  

水鱼【河津】水虫关(关)毛水毛湿湿虫【新绛】汾 河水虫、水牛【河津】水虫、水牛挖=毛水虫、水牛水虫、水牛【新绛】

从表6可见,不论汾南汾北,中部都用“毛类”;西部和汾南东部均用“水虫”或“水虫/水牛”(记作“水类”);汾北东部则用“水毛”。

我们推测,东西两侧的“水类”应为本地固有形式,与邻县地区形成连续分布;中部的“毛类”应为政治经济中心(县城)产生的新兴形式。“水类”被“毛类”不断挤压,形成“ABA分布” [16]。而“水毛”则是本地固有形式与城关的新兴形式相互竞争和妥协的结果,即“混淆形式”(contaminated form)[17]

就年龄分布来看,新老差异显著。老派三种类型对立清晰,新派几乎完全换用以象形词为主的新形式,对立格局随之消失。不过,与上文“蜻蜓”的情形不同,本条中新派并未借用普通话词,而是独立产生了多种富有创造性的象形词,内部差异极大。可能是因为这种昆虫远离现代社会生活,不像蜻蜓一样为人所熟知。因此普通话的说法不易通过大众传媒直接影响和进入方言,客观上为当地青少年发挥创造力留下了空间。此类象形词符合人们的求新意识,不仅流行于青年层,甚至已渗透到中年层,如苑曲1970和下费1970。

四、结语

本文借助Glottogram这一研究方法,考察了汾河下游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历时演变情况。研究表明,语言的分布和演变受时间(年龄)和空间(地理)等因素的制约。而对于不同的语言形式,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可能不同:有时是时间,有时是空间,有时二者难分主次。就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年龄差异与词汇的使用度相关: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容易沿袭旧称,年龄差异不大,以空间变异为主;现代生活中不常见的事物则多换用普通话说法,一般发端于青年层,逐步向中年层扩散,空间对立往往仅保存在老年层中。

四是希望水运行业抓住国际海员队伍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加快完善海员职业政策,提高海员的福利待遇,保障海员的权益,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从事航海职业,提高海员劳务在国家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为扩大就业走出新路径。

*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杭嘉湖地区方言语法研究”【17BYY01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境内吴语代词的语法化研究”【14NDJC03YB】、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下三府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2016RCZX33】的资助;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岩田礼、郭风岚、张世方、高晓虹、李仲民、黄河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1] 李仲民:《Glottogram在地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实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第40~47页。

[2] 黄河:《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8~19页。黄河称之为“变异主义社会语言学”。

发音人的遴选原则是:

[4] 李仲民:《Glottogram在地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实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第40~47页。

[5] 舍秀存:《Glottogram在地理语言学中的应用——以撒拉语为例》,《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96~101页。

[6] 朱耀龙:《新绛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妇人与少女都越走越远了,我仍然站在原地,想着时光怎样改变人的心和人的面貌。想着二十年的岁月可以有这样剧烈的改变,这样遥远的差异,不禁怅然。

[7] 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2009年,第20页。

[8] 史秀菊:《河津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上官婉有个远房表姐住在省城。听说老婆要陪我上省城去看病,上官婉当即便给在省城的表姐挂去电话,要求表姐无论如何在省医院帮忙找个专家给我好好地看一看。表姐也是个爽快人,接过电话便一口应承下来。说在省人民医院还真认识位呼吸科专家,让我们到了省城,只管给她打电话。老婆像抓到根救命稻草,连忙要过上官婉的手机,向表姐表示感谢,并当场拿出手机,输入了表姐的手机号码。

[9] 吴建生:《万荣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10] 乔全生:《山西南部方言称树为[po]考》,《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第66~69页;乔全生:《晋方言鼻音声母的演变》,《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78~81页。

质量作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有两类基本的数据:固有特性数据和满足要求程度数据。[1]产品质量大数据来源复杂,包含产品从设计、生产到消费使用、循环利用全生命周期所有环节产生的海量数据;数据格式多样化,有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载体有文字、图像、声音、方位等。[2]产品质量大数据全面汇集产品标准、检验检测、认证、市场需求、市场反馈、伤害等信息,通过信息公开、信息共享、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方式,为政府监管、消费者选择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

《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课程属于操作类课程,有很多技能点需要讲解,因此对于知识点主要采用录屏的方式,而技能点主要采用拍摄焊接操作微课,重点突出操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同时,增加企业案例、拍摄生产现场录像,增加学生企业工程经验;修改完善自编教材《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收集课程教学素材,如专业书籍、资料、标准、图片(设备、产品、试件)、教学案例库、教学辅助资源等;完成课程每个任务的在线自测。

[11] 朱耀龙:《新绛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12]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

[13] 史秀菊:《河津方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14] 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2009年,第21页。

综合考虑灯桩建设周期(通常1年)、总投资、勘察设计时间及成本等因素,结合灯桩建设选址位置,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地质类型进行勘察,同类型灯桩勘察设计互相借鉴,以此类推,编制灯桩标准化勘察报告。

[15] 张倩:《稷山汾河沿岸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Glottogram方法的应用》,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9页。

[16] 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2009年,第20~21页。

[17] 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2009年,第25页。

其中x1=22.48427813,x2=23.86921562,y1=112.6563586,y2=114.4856086

 
黄晓东,张倩
《华中学术》 2018年第01期
《华中学术》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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