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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序到句序的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语序研究

语序,广义上指语言实体的线性排列次序,包括语素、词语、句子等语段的次序,狭义上指词语或句法成分的次序。句序一般指句子的次序,包括复句内分句的次序,句群或语篇的句子次序等。

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语序和虚词是主要语法手段。《公羊传》和《榖梁传》中就有许多训解涉及语序和虚词问题,比如对“陨石于宋五”的解释[1]。马建忠(1898)总结了古汉语语序的一些基本规律及变化;黎锦熙(1924)指出,“汉语乃是各词孤立的分析语,全靠词的排列来表达意思”[2];吕叔湘(1942)指出,“具有三个成分叙述句的正常次序是:起—动—止”,“白话和文言里都有‘变次’的情形”[3];王力(1943)提到“倒装法”,“目的语、描写语、叙述词等,有时候不居于它们常在的位置。我们把这种变态叫做倒装法”[4]。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展的“文法革新”讨论中,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5]。60年代有关汉语语序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如洪笃仁(1955)、丁勉哉(1957)、胡竹安(1959)、刘涌泉(1965)等人都做出了相关研究。赵元任(1968)重视汉语词序的同时也重视语音和选择性:“人们常说汉语的语法全部是句法,汉语的句法全部是词序。词序在汉语语法里当然很重要……但是语音和选择性也重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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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门进去以后,家里黑漆漆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白丽筠不在家。可是黑暗的客厅里传来一声问候,你来啦?那声音听上去那么苍老,我几乎没有认出来是白丽筠的嗓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序研究在不同理论背景下取得长足进展[7]。结构主义语序研究是在对句法成分的结构、意义详细分类的基础上,对句法成分序列进行详尽的描写,归纳出一些成分排列规则。陆俭明(1980)考察汉语口语中的成分易位现象。朱德熙(1982)提出组合式和粘合式定语的区别,并概括两种定语的语序规则。邵敬敏(1987)从三个平面考察定语的变序。陆丙甫(1988)对组合式和粘合式两类定语的递加语序做了描写。马庆株(1995)从形容词的小类入手,探寻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程书秋(2009)以定语语义类别为基础建立了现代汉语多项定语优势语序序列。状语的语序研究也主要是通过状语或副词、介词、形容词等的小类来归纳语序及其影响因素,如刘月华(1983)、朱德熙(1984)、白丁(1986)、金立鑫(1988)、鲁川(1989)、黄河(1990)、赖先刚(1994)、张谊生(1996)、郑仁淑(1997)、赵彦春(2001)、王灿龙(2001)、袁毓林(2002)、史金生(2003)、钱兢(2005)、王卉(2006)、全丹丹(2005)、周萍(2007)、郭中(2007)、李杰(2008)等。其他成分语序的研究还有,马庆株(1984)考察动词后时量成分和宾语的语序,马庆株(1988)考察能愿动词小类语序,陆俭明(2002)考察动词后宾语和趋向补语的语序,廖秋忠(1992)、储泽祥等(2002)探讨并列成分的顺序,屈承熹(1984)、冯英(1993)等考察语序变异的原因。还有一些语序综合性的研究,如胡附和文炼(1984)、汤廷池(1988)、胡壮麟(1989)、吴为章(1995)、张炼强(1997)、范晓(2001)、武氏河(2006)等。

功能认知主义语序研究,主要从语言外部,运用原型理论、信息结构、焦点结构、论元结构和认知策略等解释语序规律的制约原则、动因及其竞争机制。如戴浩一(1988)提出汉语的时间顺序原则,解释时间复句、连谓结构等,刘月华(2001)、杨德峰(2005)、辛永芬(2006)等运用时间顺序原则解释某些汉语语序问题。鲁川(2005)提出汉语语序的三条规律:时间事理先后律、空间地位大小律和信息新旧轻重律,并从认知视角用预想论来解释语序的理据性。陈平(1994)运用原型理论、论元结构等分析语义角色的句法配位。张伯江(1991)、方梅(1993)运用指称类别和信息新旧来解释宾语与邻近成分的语序。刘宁生(1995)用“目的—参照物”的认知模式来解释汉语偏正短语的语序,张敏(1998)用距离象似性解释定语加不加“的”以及定语的语序,袁毓林(1994)从信息论和认知策略来解释定语的排序原则,袁毓林(1999)从信息量和认知策略解释能愿动词的排序规律,袁毓林(2002)从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的角度总结出多项副词的三条语序原则:范围原则、接近原则和语篇原则。董秀芳(2003)运用焦点理论考察“都”的分布。施春宏(2004)运用标记理论解释汉语的基本语序。

从处理结果看,测量的反射光强度分布与用高斯分布拟合的结果较好,并与几何光学近似的计算结果吻合较好,说明所设计的测量装置的探测阵列一致性较好,对散射光强的测量结果误差较小,验证了该实验装置用于粗糙表面BRDF特性研究的可靠性。同时,所选材料表面工艺处理及测量装置信号采集都可能对测量结果带来一定误差。

语言类型学中的语序研究从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以来,长期以主、动、宾(S、V、O)的语序为类型参量,汉语的语序类型属于SVO还是SOV,一直存有争议,目前一般认为汉语是一种非典型的SVO型语言。汉语其他句法成分的语序共性和个性研究也有进展,如周刚(2001)、刘丹青(2003)分别用连词、介词作为参量来解释语序的共性原则,陆丙甫(1987,1993,2003)借鉴功能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理论探讨汉语句法成分的轨层语序,并运用可识别度原理对语序优势做认知解释。刘丹青(2001)、张振兴(2003)、石毓智(2008)等对汉语方言语序做了类型考察。

二、句序研究

[18] 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1、67、86、104、127页。

对于汉语变异句序的来源,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汉语主从复句的变序是欧化现象或外来结构。黎锦熙(1924)谈到个别从句的句序:“国语中,有两个排列法:习惯的,在主句前;欧化的,在主句后。”[8]“国语常把让步句排列在前,因为下面的主句常是转折句;新式的却常列在主句后。”[9]对于汉语复句的从句后置现象,赵元任、王力都认为是外来结构。赵元任(1961)指出:“除非说了一句话以后要补充一点意思,汉语的状语分句一般总是放在主句前面的。现在在主句后面也可以读到预先设想好的以‘如果’‘既然’之类的连词带领的修饰句。在我听来,这种句子肯定是外来结构。”[10]王力(1980)也认为分句后置是新兴复句:“原来汉语的条件式和容许式,都是从属部分在前,主要部分在后的。在西洋语言里,条件式和容许式的从属部分前置后置均可。‘五四’以后,汉语受了西洋语法的影响,这种从属部分也有了后置的可能。”[11]适达(1994)、谢耀基(2001)、贺阳(2008)、马春华(2010)等都认为主从复句的变序是欧化语法现象。贺阳(2008)从历时角度考察了因果复句中先果后因句序的出现情况,结论是:“先果后因”在汉语中一直都有,应该是汉语主从复句语序传统习惯的一部分,在旧白话和当代口语里,通常只有用“因”“因为”连接的因果复句才可以采用“先果后因”的语序[12]

变异句序具有修辞表达作用。陈望道(1932)以来的修辞学论著,都把变异句序纳入句式修辞,认为变换句序是倒装。如田晓琳(1990)认为“因为”分句放在后面,这是突出、强调原因方面的修辞需要。于树泉(1991)认为变序复句的修辞作用是“突出语义,补充语理,顺畅语气,平添语趣,舒张语势”。李怀忠(1992)认为倒装复句的主要作用是突出和强调。胡宗哲(1996)指出:“变异句式不仅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起到常规句式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郑远汉(2003)认为偏句和正句的顺序要看场合,看需要,考虑上下文的连贯。李胜梅(2007,2008,2009)对语法倒装、修辞倒装等做了详细分析。一些汉语教材、语法论著以及复句论著也是从表达功能上分析变异句序,一般认为是补充说明或强调突出,如张静(1980)、林裕文(1984)、刘振铎(1986)、胡裕树(1995)、刘月华(2001)、黄伯荣和廖序东(2007)、邵敬敏(2007)等。

复句结构语义关系往往决定句序的排列。霍摩尔斯(Homels)(1973)定量分析了英语中三种从句的句序,认为状语从句、关系从句和补语从句的句序规则不同,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13]。福特(Ford)(1993)、迪塞尔(Diessel)(1996,2001)等考察了英语的状语从句的句序,前置到后置的连续统为:条件—时间—原因—结果/目的,条件从句更便于提供信息框架,而原因、结果和目的多用于后分句提供附加信息[14]。迪塞尔(2001)对条件、时间、原因、结果、目的从句的句序做了40种语言的类型考察,发现语例的有五种句序类型:强制性前置(8)、非强制性前置(9)、前置或后置(17)、前置后置复合(5)、非强制性后置(1),从类型学上得到与英语相同的从句句序的连续统,王春辉(2010)考察的从句句序连续统结论与此一致。黎洪(2012)认为偏正复句句序变异频率序列为:目的复句>因果复句>条件复句>转折复句>假设复句[15]。邢福义(2001)对许多复句格式的语义和语形都有精辟的阐述,比如因果句,一般是由原因说到结果。有时,人们釆用由果溯因的句法,有的重在分析断定结果产生的原因,在形式上常用“(之)所以……(是)因为……”之类前后呼应的格式,有的重在补充说明结果产生的原因,形式上,只在补说原因的分句前头用“因为”,“因为”前边不用“正(是)”“就”之类[16]。又如邢福义(2010)发现,有的递进句具有单线性,预递项和进层项的前后位置是固定的,不能颠倒[17]

关联标记及其模式与句序密切相关。关联标记是在小句中存活的,不仅可以表示句联关系,而且还可以形成种种句联格式,是观察句序的好抓手。李晓琪(1991)考察关联词的分布位置,采用的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分句序位,一个是与主语的相对位置,两个维度也有联系。我们从关联词的分布位置反过来看句序,有三种情况:A类关联词只能出现在第一分句,所在分句必须居前;B类关联词只能出现在第二分句,D类关联词只能在分句之间,它们后联的分句只能居后;C类关联词在几个分句中重复出现,分句基本可以换序。邢福义(1985,2001)全面描写复句各种关联标记,涉及句序的论述我们在第1章有专门解说,邢福义(1991)认为复句格式对复句关系具有反制约的作用。姚双云(2008)考察12类复句关系的关联标记类型,李晋霞(2011)比较了“由于”和“因为”的因果配位差异。黎洪(2012)统计分析了不同关联标记的分句句序,原因分句关联标记的句序序列为:(前置)既然—由于—因为(后置),假设分句关联标记的句序序列为:(前置)倘若(倘使、倘如)—要是—如果—假如(后置),条件分句关联标记的句序序列为:(前置)只有—只要—不论、无论—不管—除非(后置),转折分句关联标记中“虽然”和“尽管”标记的分句能后置,“虽然”分句前置和后置的例数分别是359和23,“尽管”分句的前置和后置的例数分别是98和14,目的句关联标记中只有“为了”标记的分句能前置[18]

关联标记的句法位置和句序配位形成复句关联标记模式,这是语言类型研究的重要参量。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2004)构建了两类七种并列句关联标记模式:第一类,标记单用,有三种:1)A,co-B;2)A-co,B;3)A,B-co。第二类,标记配用,有四种:4)co-A,co-B;5)A-co,B-co;6)A-co,co-B;7)co-A,B-co。句首标记用于前置分句或后置分句,句尾标记倾向于用在前置分句[19]。德赖尔(Dryer)(2011)对状语从句的关联标记进行了类型考察,他分析了660种语言,概括出状语从句的四种关联标记类型:从句首标记(399),从句尾标记(96),从句中标记(8),动词后缀标记(64),综合运用(93)[20]。周刚(2001)比较了汉、英、日语的连词使用情况。贺阳(2008)指出:“从句后置现象通常发生在有标志主从复句中。”[21]罗进军(2007)考察汉语普通话和方言、境内民族语的假设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尹蔚(2008)考察汉语普通话、方言和境内民族语的选择复句关联标记模式,丁志丛(2008)对比汉、英、日语的转折类关联标记模式,储泽祥和陶伏平(2008)以因果复句为例考察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王颖君(2010)考察乳山方言的条件复句关联标记模式,范丽君(2011)考察汉藏语因果类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吴黄青娥(2012)比较了汉语和越南语的复句关联标记模式。黎洪(2012)总结的关联标记的复句句序变异序列为:单用关联词语且位置可前可后>框式连词结构,且可逆的>单用固定位置连词或框式连词固定顺序不可逆的[22]

复句句型由分句句型按序组配。分句句型的结构类型和表意功能会牵制复句关系的表现和意旨的凸显。邢福义(1979,1984)考察定名分句、“NP了”分句与其他分句联结时的句序规律。再如然否对照的两种句序的句型同中有异,“然—否”式和“否—然”式都会有省略现象,但是“否—然”式还经常使用重现和复指构成完整句,凸显肯定句的语义重心。再如“虽然”句,居后“虽然”句的句法结构一般要求主谓完整,在句型上和居前“虽然”句有较大差异。

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λ为空间自相关系数,W是空间权重矩阵,WX和WY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β和θ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误差项。

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受自身认知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认知过程具有选择性[33]。与学者解读的三峡地域文化内涵相比,游客对三峡文化的认知主要集中于三峡地区的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下面将从文化表达与传播、文化体验与旅游营销方面分析游客文化选择性认知产生的原因。

复句语气由分句语气按序合成,分句语气具有语义指派功能。复句有一个完整的句调,不过各分句具有相对独立的语气。邢福义(2001)指出:“如果把前后分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一个复句不一定只有一种语气。”袁明军(2006)考察了小句的语气类型与小句语义联结类型之间的关系。朱斌、伍依兰(2008)考察了祈使小句和陈述小句联结而成的因果复句,发现“陈述”小句和“祈使”小句具有语义角色指派功能,“陈述”分句必然表示原因,“祈使”分句必然表示结果。两种语气序的因果句中的原因类型也有差别,“陈述+祈使”语气序的因果句中的“陈述”小句一般是前提因,“祈使+陈述”语气序的因果句中的“陈述”小句可以是前提因、结果因或反结果因,其中“陈述”小句表反结果因时可添加“否则”,转化成“祈使+否则+陈述”型的假转复句。朱斌、伍依兰(2009)系统考察了小句的十二种语气类型联结可能形成的语义关系类型。

句序分布受语体影响。因果句的句序语体分布统计存在差异。1)原因从句后置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占优势。毕永峨(Biq)(1995)统计的数据分别是82%和69%,宋作艳和陶红印(2008)的统计数据为83%和68%。2)口语中后置占优势,书面语中前置占优势。王毓芳(Wang)(1995,2006)统计,口语中原因分句后置占65%,书面语中前置占56.3%。肖任飞(2009)统计,“果—因”复句在口语中占55%,“因—果”复句在书面语中占68%。黎洪(2012)统计,口语中“因为”分句后置占60%,书面语中“因为”分句前置占54%。假设句的句序,据张炼强(1993)、罗进军(2006)、贺阳(2009)、彭振川(2009)、黎洪(2012)等的统计分析,假设分句前置为常规句序。黎洪(2012)统计显示,条件句的句序前置和后置的比例是85%∶15%,容认性让步句前置和后置的例数比是:457∶37。黎洪(2012)总结了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的语体可能性序列:日常交际语体>艺术语体>政治语体>科学语体>新闻语体>法律语体,艺术语体中句序变异可能性:小说>诗歌>散文[23]。句序受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的制约,如易匠翘(1992)分析了言语链中处于下句位置上的偏正复句的变位情况,认为偏正复句是否变位是由语序在言语链组织中的特定作用决定的。张炼强(1992)分析了假设句变序的上下文语意联系。易匠翘(2000)把偏正复句分为前偏后正和前正后偏两种,按照言语链中偏句、正句与偏正复句上句的关联情况,把偏正复句分为三类六种联系形式和意义类别。

句序受交际功能和认知策略的制约。邢福义(1991)指出,复句格式的选择受主观视点的制约。张金桥、莫雷(2003)实验分析因果复句、条件复句、转折复句前后分句互换时的理解效果[24]。迪塞尔(2005)从功能和认知的角度对从句句序的分布进行了解释,后置分句受控于前置分句,前置分句具有语义和话语语用控制力[25],可以归纳为句序具有“前驱动”策略。张丽红(2005)认为汉英因果句序都符合末尾强调的原则。宋作艳和陶红印(2008)从语言交际和认知角度来解释原因从句的句序分布,汉语和英语原因从句后置的优势语序,是由交际中互动、协调等因素决定的。前置原因从句主要是提供背景知识,后置原因从句主要是解释说明前文,消除负面因素,使交流顺利进行。汉语中前置原因从句多有固定模式,比较简短,容易记忆,在语感中比较凸显[26]。迪塞尔和黑勒特(2011)用60种语言研究原因从句的句序及其动因,原因从句前置和后置的灵动性源于其句法结构关系上的独立性,而此独立性是由原因从句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交际中的交互功能造成的[27]。迪塞尔(2008)探究了时间从句的句序分布的时间性认知策略。王春辉(2010)认为条件小句居前源于假设性的对比性特征,能避免受话人解读为其他可能世界的情形[28]。黎洪(2012)认为“变异句序往往受信息结构、篇章衔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带有更强的主观性色彩”,“认知可逆性强的句序变异可能性大于认知可逆性弱的:(可逆性小)假设—条件—转折—因果—目的(可逆性大)”[29]。还有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句序问题,出发点在于指导儿童复句习得和留学生复句习得等,如缪小春和朱晏殊(1989)、张金桥(2003,2004)等。

[13]V.M.Homels,“Order of Main and Subordinate Clauses in Sentence Perception”,Journal of Verbi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73,p.3.

多重复句的句序排列更为复杂。王维贤等(1994)从关联词的有无、语义特征、回指和论题化等角度分析分句的提前和后置特点。陆丙甫和金立鑫(1988)对八种偏正复句关联词的包孕能力进行等级分类,复句的包孕能力制约分句扩展的方向和内容。周刚(2001)考察了关联成分的套用及其省略机制。句序与语序等类型参量有关联。迪塞尔(2001)选取了语序参量中的动宾序(OV/VO)和关联标记位置序(SUB-S/S-SUB),来观察语序和句序的关联度和蕴含共性,OV型语言的从句倾向于前置,句尾关联标记所在分句倾向于前置。

综上所述,在治疗盆腔炎的时候利用左氧氟沙星和物理方法联合治疗可以有效的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血液循环,促进患者身体恢复。

[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吕叔湘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3页。

显然,宁德城关方言三套鼻音韵尾,最早消失的是[n]尾,其次是[m]尾消失,[m、n]最终归并为[ŋ],这是总的发展趋势,目前宁德城关方言只有一套鼻音韵尾[ŋ]。从附表2、附表3可以看出宁德城关方言原来读作[m、n]尾的字现在读作对应的[ŋ]尾,多数是韵尾直接转换,韵尾转换时少数字音韵腹、韵头也会有变化。

入口流量计。文丘里流量计和孔板流量计通常用于压缩机入口流量的计量;由于孔板流量计压降较大,当压缩机吸入压力较低(小于0.3MPa)时,通常不采用孔板流量计。

注释

[1] 朱永平:《试析〈公羊传〉〈谷梁传〉对语序的训释》,《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113~120页。

本试验所用试样的砂骨架孔隙比如表2所示.试验所用砂的最大孔隙比emax=0.96,由表2中在纯水条件下的数据可知,试样的砂骨架孔隙比均大于砂的最大孔隙比.由此可以说明本试验的3种掺砂率混合物中都没有砂颗粒之间的全面接触.图5为混合物试样中砂与膨润土颗粒的分布情况,可见砂颗粒悬浮在膨润土之间,混合物试样剪切强度绝大部分由膨润土承担.

在焊接温度530 ℃和焊接压力3.5 MPa的条件下,保温时间对铝合金扩散焊接头抗拉强度的影响如图3所示.从图3可知,当保温时间为3 h时,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为56.7 MPa.随着保温时间延长,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先增加后减小.在保温时间为7 h时,接头抗拉强度达到最大值137.3 MPa.在扩散焊接的过程中,延长保温时间可使界面元素充分地扩散, 有利于焊接接头组织与成分的均匀化.保温时间较短时,界面原子间扩散不充分,不能形成广泛的原子间结合,因此接头的剪切强度较低.但保温时间过长会导致晶粒长大,使接头的抗拉强度降低.

[2]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页。

句序的配列是受多方面因素综合制约的。张炼强(1992)从指称、省略、关联词语、句型、主从句长度、上下文语意联系等角度讨论假设句后置的条件[30]。曹德和(2005)通过正反用例的比较分析汉语句序的排列规律,总结了制约汉语句序的六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时间、逻辑、习惯、韵律、语境以及超常表达。黎洪(2012)认为造成句序变异的原因有:前后照应,上下衔接;语意突出,重要优先;艺术处理,引人入胜;急不择语,情急颠倒。制约句序变异的内外条件有结构形式、语用预设、语体背景,并认为语义因素是先决性的,句法因素是制约性的,语用因素是决定性的[31]

[4]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17页。

[5] 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语文周刊》1939年第30、31、32期。

[6]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968),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5页。

[7] 参看岳凌:《汉语语序研究的历时、现状及思考》,《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8~23页;武氏河:《现代汉语语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8]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8页。

[9]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192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3页。

[10] 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1961),《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叶蜚声译,伍铁平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8~59页。

[11]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2页。

[12]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68~269页。

除了同伴评估和同伴互评,同伴反馈还被称为同伴评判、同伴评价、同伴反应和同伴修订等。 每个术语意味着反馈的特定角度,可以被看作是给定反馈的连续体和不同焦点。 例如,同伴反应可能出现在反馈过程的早期,聚焦于内容(文本组织、论据呈现); 同伴编辑则出现于稿件的最后阶段,侧重于形式(语法、词汇、标点符号)。[3]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同伴反馈与同伴互评和同伴反应相似,都是指学生接受的同伴对他们写作的反馈。[1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句序类型和构式的多角度研究”【13BYY116】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因果表达的多层级研究”【15JJD740011】阶段性成果。

与其他语言句序加以比较,汉语句序的特点会更加彰显。丁玥(2004)对《傲慢与偏见》英文原著和汉译本中的“if假设句”进行统计分析,英语中假设条件分句,一般情况之下放在母句之前,放在母句之后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汉语中假设条件分句,通常放在母句之前,例外的情况并不普遍。王真(2011)比较分析汉英有标假设句的句序异同及其制约因素,并从认知的角度揭示造成句序异同的深层原因。因果复句的汉外对比分析的结果有差异。崔晓玲(2001)认为,英语里以原因为主的因果复合句,既有原因从句在主句之后的类型,也有原因从句在主句之前的类型;在以结果为主的因果复合句里,结果从句几乎都是在原因从句之后。汉语中大部分的句子都是遵循前因后果的语序模式。张丽红(2005)认为,英语表现为“前果后因”,汉语中“前因后果”为主流。宋作艳和陶红印(2008)认为汉语和英语中,原因从句后置都是优势语序。

[14] H.Diessel,“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Main and Adverbial Clauses:A Typological Study”,Language,2001,p.3.

[15] 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5、157页。

[16] 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1~62页。

[17] 邢福义:《以单线递进句为论柄点评事实发掘与研究深化》,《汉语学报》2010年第1期,第2~11、95页。

如果说语序研究经历了从句法语义到功能认知和类型比较的历程,句序研究则是从修辞表达到句法语义、功能认知和类型比较的发展。

[19] M.Haspelmath,“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An Overview”,In M.Haspelmath,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4,pp.3-39.

[20] M.S.Dryer,“Order of Adverbial Subordinator and Clause”,In S.Dryer,Matthew,M.Haspelmath,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Munich: Max Planck Digital Library,chapter 94.[2011-06-02]http://wals.info/chapter/94.

[21] 贺阳:《汉语主从复句的语序变化与印欧语言的影响》,《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第128~137页。

[22] 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7页。

[23] 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7页。

有一次我同翠姨一同去做客。我继母的族中娶媳妇。她们是八旗人,也就是满人,满人才讲究场面呢,所有的族中的年轻的媳妇都必得到场,而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似乎咱们中国的社会,是没这么繁华的社交的场面的,也许那时候,我是小孩子,把什么都看得特别繁华,就只说女人们的衣服吧,就个个都穿得和现在西洋女人在夜会里边那么庄严。一律都穿着绣花大袄。而她们是八旗人,大袄的襟下一律的没有开口。而且很长。大袄的颜色枣红的居多,绛色的也有,玫瑰紫色的也有。而那上边绣的颜色,有的荷花,有的玫瑰,有的松竹梅,一句话,特别的繁华。

[24] 张金桥、莫雷:《汉语因果复句心理表征项目互换效应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年第4期,第53~56页。

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发布教技(2018)6号文件《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三全”“两高”“一大”的要求。图书馆应从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高师生信息素质、参与教育资源库建设、建成互联网+图书馆平台等方面来应对。

[25] H.Diessel,“Competing Motivations for the Ordering of Main and Adverbial Clauses”,Linguistics,2005,p.3.

[26] 宋作艳、陶红印:《汉英因果复句顺序的话语分析与比较》,《汉语学报》2008年第4期,第26页。

[27] H.Diessel,K.Hetterle,“Causal Clause:A Cross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Structure,Meaning,and Use”,In P.Siemund,Linguistic Universals and Language Variation,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11,pp.23-54.

[28] 王春辉:《“假设性等级”与汉语条件句》,《汉语学报》2010年第4期,第80页。

[29] 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5、157页。

[30] 张炼强:《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上、下),《思维与智慧》1992年第1、2期。

[31] 黎洪:《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5~155页。

 
伍依兰
《华中学术》 2018年第01期
《华中学术》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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