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语言文化类节目的热播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文化现象。从《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见字如面》等等，这些以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为核心元素的节目无一不掀起了收视热潮，也引起了业界学界的诸多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文化类节目的呈现与热播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引发中国社会大众赏析、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热潮，在全球化与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愈益增强、汉语学习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其可能存在更为广泛深远的价值。本文意欲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探究语言文化类节目作为文学文化的跨界传播，其在全媒体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及将其用于国际汉语与中华文化推广等相关活动的可行性及实践。

一、语言文学的跨界传播与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

文学在图像时代遭遇了来自影视的冲击，但语言文字自有影视无法全然取代的魅力。从以文字为媒介的传统文学到兼具视听形象的电视综艺节目，语言文学与文化类节目其实形成了相助相生的文化传播过程：借助于电视节目，中国语言文学在各类媒体盛行的时代扩大了受众面，通过电视及其他数字化媒介得以被更广泛地传播，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欣赏；而电视节目以经典的中国语言文学文本为依托，打开了以荧屏传播中华文化的大门，也逐渐扩展到以网络为载体的数字广播、手机等数字化的媒体形态，成为其收视率、收听率的有力基础。毫无疑问，中国语言文学的跨界传播在全媒体时代具有了更多新的特质。文学与电视节目从相对独立到相互借力再到相互融合，是电视节目与文学互动机制的进一步反映，其间过程反映了多元媒介形式共同发展的趋势。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类节目的制作，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推出了三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2014年、2015年推出了两届《中国成语大会》，2016年、2017年又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着意于“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采取了个人追逐赛和擂主争霸赛的形式，选取的大多是中小学教材中的古诗词，涉及田园、边塞、豪放、婉约等不同类别，从开场词到选手的自我展现、比赛题目的设置以及专家的释义都紧紧围绕呈现中华诗词之美、中华文化之美展开，尤其是康震、郦波、蒙曼、王立群四位嘉宾在选手答题之后关于题目的品评、诗词及相关习俗、文化知识的讲述与点评，可谓画龙点睛，集比赛与欣赏于一体，普及性与专业性并重，真正起到了普及、拓展诗词知识的作用，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道德品质也得到了诠释和解读，是节目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和推广方面的进一步深化。

书信这种重要的文体也成为节目制作人的灵感来源，2016年底播出的《见字如面》节目由成功制作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中国成语大会》两档热播文化节目的实力文化联合黑龙江卫视、环球网以及腾讯视频共同制作。该节目采取了让实力演员朗读旧信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写信人的人生故事，穿越到彼时的场景，了解历史，深入过往，在鲜活的细节中重新领会这些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节目中归亚蕾、何冰、张国立、徐涛等的朗读，迅速地把听众带入到作者的情绪之中，发音标准，情感动人，自然而然会比单纯地阅读书信文字让观众体会更深。当归亚蕾朗读萧红在香港将要沦陷、生命垂危之时躺在病床上写给她在远方前线抗战的弟弟的信时，听众无一不为“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这样的句子所打动，这里面真切地反映了彼时彼地青年的抵抗与热情。王耀庆与张国立朗读黄永玉和曹禺的往来信，更是有情有趣，批评入理。

2017年开播的《朗读者》“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结合了访谈加朗读的形式，间或穿插专家对作品的评析，六十余段朗读的内容同时在屏幕上辅以文本的文字呈现，以各种相应的风景、动画渲染朗读情境，朗读者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讲述时那些生动的细节与情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朗读过程中多媒体声画结合，引领了积极的阅读风尚，也倡导了健康正确的价值观，被公认为传播文化的“现象级栏目”。

整体而言，这些语言文化类节目以中国语言文化为核心，以人世万物之情为基础，同时注重以视听符号凸显中华文化。正如《中国诗词大会》中以中国传统书法写就的“中国诗词大会”印于浩瀚夜空中的白色满月之上，意境悠远，节目进行过程中又根据具体诗词的意境变换视听形象，水墨山峦、黄花翠竹，从不同层面上契合了节目的整体意旨，是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的承续，节目也体现了电视媒介在文化传承上的社会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语言文化类栏目大多采取了同时在电视以及视频平台或其他数字化媒体播出的形式，电视节目在各个渠道的热播又会引起从电视媒介到印刷媒介的转换，二者之间呈现交互式复合性模式。《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栏目组2015年6月推出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我的趣味汉字世界》一套4册丛书，2015年10月又推出专为小学生定制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我的趣味汉字世界》(儿童彩绘版)一套5册图书[1]。《中国成语大会》也前后推出《我的智慧成语世界》(全2册)以及《我的智慧成语世界》(儿童彩绘版)(全6册)[2]。《中国诗词大会》同名系列图书包含第一季、第二季共4本[3]。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新月异，这种跨媒介转换还出现了新的呈现方式。以《朗读者》为例，2017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朗读者节目同名系列图书，一共3辑。该书不仅收录了濮存昕、斯琴高娃、金士杰等人的访谈，补充了因节目时长限制而被剪掉的精彩片段，更重要的是书中收录了94篇名家的经典之作，对节目朗读文本进行了内容扩充、版本甄别和名家译本的替换，其中包括苏轼、朱自清、老舍、冰心等中国名家名作，并进行了文本点评。该书还使用了AR技术，将聆听朗读与阅读文本结合，可以说是为现时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化阅读体验。交互式跨媒介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新的文化样式形态是文学与语言文化类电视节目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之表征，也是当今文化资源的跨媒介整合大势之需。

3.转变业务模式建立采购企业。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采购过程中取得正规发票，从而限制了进项税的抵扣。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将内部的采购部门注册成为独立的个体户，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可争取选择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了确保总体的税负降低，采购企业应控制年不含税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以符合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按简易办法计税，适用3%的征收率，而餐饮企业可以按16%、11%、10%的税率申请抵扣进项税，企业整体税负降低。

此外，语言文化类节目的制作者除了充分考虑与受众的文化需求、情感价值取向方面的融合，还在与受众的互动上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形式多样的特点。部分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时设置了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答题的观众参与方式，这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中提高了观众参与度。《朗读者》在全国各地设立的朗读亭，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前来朗读，借朗读抒发情感。据统计，与《朗读者》相关的阅读破10万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达312篇，新媒体视频全网播放量达9.7亿，音频收听破4.25亿，2万人参与了线下朗读亭的活动[4]。积极正面的互动效果，更加促进了中华语言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尽管每位观众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然而具有共通性的人类情感正是节目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根基之所在。无论是田园还是故乡，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无论是个人感怀抑或家国之思，上述语言文化类节目让受众能够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又能超越这些历史情境，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产生跨文化传播影响的关键动力。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国家文化政策近年来也一直倡导全方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心之所在。软实力指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吸引力与感召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和价值观的呈现及传播至关重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国家相关部门也提出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要“坚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大力推动节目自主创新，努力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节目，自主研发出具有中华文化基因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节目模式”[5]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不断增强，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信念与价值观，不仅让中国人能够学习、传承，更需要发掘、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

[2] 《中国成语大会》栏目组编著：《我的智慧成语世界》全两册，北京：接力出版社，2015年。《中国成语大会》栏目组编著：《我的智慧成语世界》(儿童彩绘版)全六册，北京：接力出版社，2016年。

有学者曾经指出：“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影响力是甲国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对乙国受众在对甲国文化的认知、态度和接受行为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它是一种结果。”“文化软实力的实现，是一国的‘基础文化实力’在该国‘文化传播力’作用下产生‘文化影响力’的过程。”[6]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特定的媒介进行有效传播，而视听媒介具有更为便捷、覆盖面更广的优势。从跨文化影响力的角度而言，大众媒介的传播由于其受众面较大，提供了更为动态的文化展现形式，对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成为激活文化影响力的保证。“传媒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是由‘吸引注意(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接触)’+‘引起合目的的变化 (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受动性改变)’两大基本的部分构成的 。”[7] 因此，电视作为资讯传媒渠道之一种，其对内容的选择、处理和解读会对人们的认知和判断产生影响。

以上也只是基于已有的实验结果得出的推论，要想进一步研究译员口译时的体验，还需要对大量译员进行深度采访，才能确定涌流体验的存在。由于口译任务的特殊性，这种采访无法像ESM那样即时记录下体验的感觉，因此这种采访只能是回顾式的，采访的目的是了解译员是否体验过涌流，体验涌流的条件是什么，涌流对口译表现的影响。

跨文化影响力的产生有赖于跨文化传播效果和受众反馈，而有效性和适宜性是跨文化传播的两大要素。从传播内容来看，语言文化类电视节目选择的都是经典的中国语言文学文本；从表现形式来看，如今的语言文化类节目具有更为丰富多样的呈现方式；从传播途径来看，视听媒介乃至数字媒介本身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强大的优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语言文字不同，在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传播中，视听的跨文化传播一直就占据主导地位，电视以及网络等作为媒介传播的途径丰富了文化展示的外在表现形式。跨文化影响力的产生和效果有赖于上述诸种要素。大众媒介的传播特点在当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方面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另一方面受众对于传播内容的接收也会进行选择，从而形成对某一方面的认知。通过跨界的形式，让中华文化本身更具有吸引力，深化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才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根本。好的文化类节目，能够让异质文化受众加深对汉语的学习，赏析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作品，实现受众对所传播内容的认识和认可，理解中国文化及价值观，并且愿意将之介绍给亲朋好友，形成个体相互间的传播意愿和传播行为，从媒介传播到人际传播，从而完成从认知、态度到行为的影响与转变，形成自身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这既是文化类栏目自身影响力的体现，毫无疑问也能成为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方面。因此，文化类电视栏目的制作需要有跨文化视野，不仅着眼于中国民众的文化需求，也应考虑异质受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提高栏目自身的品牌形象。

二、语言文化类节目用于国际汉语与中华文化推广的可行性和实践

其三，做好课上内容与操练及课下学习、跨文化传播的衔接。在学生当堂学习某一节目中的某一个片段之后，教师应该设计相应的练习巩固知识。除了复述等练习之外，可以根据视频中涉及的文化内容，引导学生自我表达，完成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到主动运用者、传播者的转变。这一训练可以安排在课上进行，也可以课下进行；可以由教师指定话题，也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通过个体的自我表达，学生不仅能够学以致用，即学即用，激发学生对于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同时教师也能够通过学生的表达，了解到学生对于某一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除此之外，还可以推荐学生观看部分经由教师节选的视频课下学习，例如《中国诗词大会》中点评嘉宾蒙曼针对“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句对中国贴春联传统的延伸解说，就适宜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辅助材料。

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2002年公布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从“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能力”和“国际视野”等四个方面对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能力进行了规定[10]。在《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的培养目标中，要求来华学习的留学生“掌握基本中国人文知识，熟悉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在教学内容上要求开设“中国人文知识教学以及与专业方向相关的知识教学”[11]。

基于这一要求，国内不少高校都针对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开设了相关的中国文化课程。以华中师范大学留学生汉语言四年制本科专业为例，该专业主要开设25门课程，其中文化类课程为：中国文化，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在实际教学中，主要通过阅读教材，展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等等。

从课程开设的时间上看，初、中级阶段教学的重点集中在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汉语本体内容，而到了高级阶段，会开设大量的涉及文学和文化的课程。《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HSK 五级》要求：通过HSK(五级)的考生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欣赏汉语影视节目，用汉语进行较为完整的演讲；通过HSK(六级)的考生可以轻松地理解听到或读到的汉语信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用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12]。因此，高级阶段的学生是文化教学的重点。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John H.Schumann就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的假设。他指出，第二语言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始终处于从不适应过渡到适应的连续统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文化适应水平将决定其习得目的语的水平，并且“文化适应”是指学习者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都能融入目的语的群体之中[13]。在接触到一种全新的语言即全新的文化时，第二语言学习者除了“语言休克”之外还会产生“文化休克”。“文化休克”的时间越短、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同时，按照克拉申所提出的“语言输入假设”，学习者接触“可理解输入”是第二语言习得能否发生的充要条件。所谓的“可理解输入”是指略高于学习者现有的语言水平的“i+1”水平的语言输入。只有接触到略高于现有水平的可懂输入，语言的习得才会发生。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中有83% 来自视觉，11% 来自听觉。目前的课堂中所使用的传统视听法，更多的是通过幻灯片的方式，将学生教材中的生词辅以一定的图片进行教学。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一些汉语中的那些暗含于词语中的文化知识或是说话人的语气中的深层意味，则是影响学生理解和使用的问题之所在。通过观看视频，能够让课堂学习过程中无法通过图片展示出来的抽象词汇、复杂的语言背景及情景具体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这种方式的输出更加逼真可感。学生所接触的声音不是“无声”的而是有声有形的，输入的语言并非平面的而是立体环绕的，当语境变为充满情感的画面，随着朗读者对背景的阐释以及饱含深情的朗读，学生便身临其境地进入文本之中，在欣赏中掌握语言知识，在自然语境中接受语言的熏陶，有利于强化对于知识和文化内容的记忆，从而提高语言运用的技巧。

那么，如何选择适宜于高级阶段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资源、合宜地进行跨文化传播呢？在当今传统媒体与数字化新媒体交错融合的背景下，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的教材、文字资料之外，还会接触到海量的视听资源。这些可见可感的资源与白纸黑字的文字相比，更容易被学生接受。传统的以文字为媒介的汉语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在课下和留学生的交谈中，不少高级阶段的学生普遍存在无法准确理解汉语中的文化现象或者是某一种语境下的说话人的情感的问题。在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和语法知识之后，如何说出“地道”的汉语一直困扰着高级阶段的学生。

如前所述，优秀的语言文化类节目，能够让异质文化受众加深对汉语的学习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能够让他们形成从认知、态度到行为的影响与转变，进而实现自身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正如参加第一季《中国诗词大会》的俄罗斯选手、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卫谈及对该节目的感受时所表现的那样。选取优秀的语言文化类节目片段进行文化教学，有可能成为更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秉持这一想法，我们在教授的高级班中进行了新的教学方式的实践。笔者所教授的高级班27名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来华时间均超过3年，每位学生都通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5级的测试，以HSK 6级考试为目标。

[3] 《中国诗词大会》栏目组编著：《中国诗词大会》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中国诗词大会》栏目组编著：《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共两册，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在某次课上，笔者选取了《朗读者》第六期中的一个片段，这一期节目主题为“眼泪”，笔者选取的片段为斯琴高娃朗诵的贾平凹的《写给母亲》节选。视频片段时长约18分钟，其中嘉宾采访部分7分02秒，文本朗读部分8分08秒，总结部分2分35秒。嘉宾朗读的文本全文共468字，其中HSK 5级和6级词汇12个，除了少数几个四字词语学生可能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外，理解节选文本的意思对于高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并不困难，困难点在于对文本中人物情感的把握。整个教学设计参考了HSK 6级考试的听力部分题型。在进入视频播放的环节之前，笔者首先从朗诵的文本中选取出了HSK 5级和6级以及会对学生理解产生困扰的生词进行讲解，包括大纲词汇“打喷嚏”、“强烈”、“习惯”、“风俗”以及超纲词汇“牵挂”、“伏案”、“上坟”、“阴阳相隔”、“热泪横流”、“长声哭泣”。词汇讲解之后，进入到视频播放环节，教学设计共分成如下三段。

[5] 田进：《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电视》2016年第11期，第11页。

然后播放斯琴高娃朗读的部分，共播放两遍。第一遍之后要求学生能够复述文本的大意。之后发给学生需要填写生词和关联词的文本，播放第二遍，学生边听边填空。填写完之后，全班一起朗读文本。

从纵向上而言，目前基层民主主要侧重于村（居）一级。虽然在理论上乡镇处于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组织，属于基层民主的实施范围，但是实践上由于缺乏法律的正当性，基层政权一把手的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在个别地区试点之后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乡镇一级基层民主与村居一级形成的强烈反差，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形成了倒逼机制，要求把村居的基层民主纵向延伸至乡镇，以直选乡镇一把手为核心，使政治合法性转化为法律合法性，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推动乡镇民主发展的同时，我们以为，考虑到县（市、区）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在有条件的地区，在条件许可时，将县（市、区）纳入基层民主的实施范围。

最后播放朗诵后的采访环节。因为该片段是独白类型的总结性的话语，所以老师在播放了一遍之后，给出学生讨论的话题：讲一讲你和母亲的一件小事。学生在听过视频并操练了相关的语言内容之后，对文本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所以发表出的观点也很切合话题，而且感人至深。在回答问题和填空练习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中人物的表情和声音来帮助自己理解文本的内容，所以回答和复述较为准确。

其他的以文化类节目节选的教学基本保持了上述教学设计。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由最初几次的感觉有困难，到期末时已经能够将部分文本内容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和日常交际之中。有部分学生主动在课下观看更多的内容，在不少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于这一节目中的人物或是文章的感悟。在期末的教学反馈中，不少学生对这种方式表示支持，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自己在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听力和阅读水平，并希望能介绍和引进更多相似的节目。

在以上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运用语言文化类节目进行教学，并最终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相比其他教学手段具有明显优势，但同时也应注意运用策略。语言的学习是从输入、加工再到输出的一个过程，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形成同样如此。因此，国际汉语教学与文化推广中对于语言文化类节目的使用也应该围绕这三个过程进行，并注重以下几点：

其一，应该选择题材、内容、形式适合的节目。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目前语言文化类节目让人目不暇接。在课堂中使用的节目片段要注意与《汉语课程教学大纲》中所要求的教学内容相一致，或关联度比较高，同时兼顾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够反映中国当代风貌。要选取长度适中、难度略高于学生现有水平的节目片段，语速应该略高于教学对象汉语水平，词汇难易适中。能够作为国际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推广资源的材料一定要符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要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节目片段都适用于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推广。比如《朗读者》中个别嘉宾本身带有很明显的方言口音，其朗读片段就不适合用于国际汉语教学。

在软土路基施工过程中，遇到填土地基或者大密度饱和软土的问题，可以选用排水固结的方式进行处理。有效防止了软土地基的不均匀沉降问题，大大提高了土壤的强度和土体的承载能力。排水固结法的原理是地基在荷载的作用下，工作人员通过布置竖向排水井，同时启动加压系统，配合使用压力吸抽气的渗流电场，使土中的孔隙水被慢慢排出，孔隙比减小，地基发生固结变化，地基土的强度逐渐增长。常见的排水固结方法有堆载预压法、真空预压法、电渗排水法等。

[4] 吴晓东：《〈朗读者〉举行研讨会：打动人心的不是光环 一定是情怀》。[2017-05-24]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5/24/content_16112825.htm.

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军杜立特率领特别飞行中队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轰炸了东京、名古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鬼子判断轰炸本土的16架轰炸机是从衢州、丽水一带的机场起飞的，决定摧毁这些空军基地，于是爆发了“浙赣会战”。

国际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进行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作为一种语言，汉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具有文化属性。“语言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8]因此，“文化”也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占一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分为文化因素教学和文化知识教学。“文化因素指的是在语言学习和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它们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而是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形式展现出来；文化知识则指的是符号化了的价值观、习惯、风俗等文化意识。”[9]前者存在于显性的语言形式之中，后者因为没有明确的形式，只能被感性地感知，存在于大的文化体系之中。在进行国际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推广时，如何将能体现中国悠久灿烂文化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生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一是企业的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规定不明确，各岗位权利与责任界定不清，货币资金相关业务发生时，无章可循，执行起来更加难以控制。二是未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不重视内部控制建设，企业人员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缺少风险意识，没有形成共同维护良好内部控制环境的氛围。三是未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缺乏对企业人员的培训，企业人员风险意识薄弱，在处理资金相关业务时，以主观意识为主，忽视风险，忽略控制制度的规定。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语言文化类节目制作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加强中国文化自信方面起到了积极有力的作用，优秀的语言文化类节目应该在跨文化传播方面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力。利用语言文化类节目进行国际汉语教学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既符合当下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又有助于从视听方面刺激学生的感官，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与此同时，作为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一环，语言文化类节目能够将文化知识以一种具体可感的方式呈现给留学生，帮助学生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有利于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以及学习之后自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在当下的国际汉语教学中，汉语教师应更加关注那些符合《国际汉语教学课程大纲》要求的、反映当代中国风貌或中国文化的，发音标准、制作精良的语言文化类节目，对这一类节目作品进行精心选择和设计，将这些节目合理地、创新地运用于各类课型之中，探索出更多、更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而目前的语言文化类电视栏目的制作者应该具有更广阔的跨文化传播视野，将中国语言文化类栏目的制作不仅满足了以汉语为母语的观众的收看需求，更应长远地看到其在国际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确立跨文化的传播理念，优化传播内容及其表现形式，适度考虑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受众的认知模式，在帮助世界各国受众理解、认知并传播中国文化及价值观上做出更多细致、深入的工作，制作出更多优秀的节目，形成从媒介传播到人际传播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

从2002年建筑信息模型概念在我国被定义算起，BIM 在中国发展了十几年。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动，一些公共建筑重点项目如上海世博会博物馆新建工程全生命周期 BIM 应用；铁路项目如京沪高速济南连接线搬倒井互通立交工程 BIM 技术应用；市政项目如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工程等都在BIM 应用方面取得了很好成效。BIM 技术已从“是否要用”变为“如何用好”的问题，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4]。

*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跨媒介互文视域中的文学与影视关系研究”【CCNU17A0601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栏目组编著：《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我的趣味汉字世界》全四册，北京：接力出版社，2015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栏目组编著：《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我的趣味汉字世界》(儿童彩绘版)全五册，北京：接力出版社，2015年。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工作时又明确提出，“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从“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江西样板’”到“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既是对江西生态保护实践的充分肯定，又赋予江西更大的责任和更高的期许。

纳入标准:(1)能生活自理的0级糖尿病足患者。(2)能顺利沟通,知情且同意参与。排除标准:(1)糖尿病酮症,急性感染,足部感觉异常。(2)下肢血管手术后及功能障碍。

以语言文化类节目《朗读者》为例。《朗读者》的用意在于带领大众重温文学作品并传递正能量，倡导良好的价值观，这一点与HSK 5级和6级水平的文化能力的要求不谋而合。节目的主题，符合《课程大纲》中对高级阶段“语言知识”的要求。该节目第一季共12期，主题分别为：“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第一次”、“眼泪”、“告别”、“勇气”、“家”、“味道”、“那一天”、“青春”。每一期的嘉宾多样，有知名学者也有普通平凡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朗诵文学作品，不但有助于学生接触到真实的发音和语言，而且有助于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和文化。在访谈时，嘉宾的语速大约为每分钟200～300字，略高于高级阶段学生的水平，也符合“i+1”的输入模式。朗读的篇目题材多样，但凡是经典文学作品，但凡契合节目的主题，都在其选材范围之内，篇幅不超过400字，每一位朗读者的语速大约是每分钟150字，发音清晰。精美的舞台效果和恰到好处的音乐，将学生带入文本的环境之中，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本。此外，与传统的教材相比，语言文化类节目时效性更强，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方便随时浏览和学习。同一主题下的片段众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在课下选择拓展学习的内容。视频片段短小而且配有字幕，可以随时暂停、回放，学生自主学习的难度便会降低。

其二，合理安排教学中各环节的时间。在课堂中使用语言文化类节目进行教学时，应该注意时间的分配。在使用节目片段作为教学资源时，节目的播放不应占用课堂过多的时间，课堂中更重要的环节是学生的理解和自我表达。教师应该提前根据要播放的片段设计好教学的内容，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从词汇到语言片段的理解，层层深入，一步步引导学生在节目片段中掌握语言知识和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对中国文化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教师要讲究教学的效率，运用任务型教学法，保证学生始终对所要接触的视频资料有探究心。

首先是播放嘉宾采访片段。在播放前，老师针对采访提出了如下问题：斯琴高娃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斯琴高娃在所扮演角色中最难忘的流泪片段是什么？关于斯琴高娃的母亲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斯琴高娃的母亲什么时候会流泪？斯琴高娃最近一次在生活中落泪是什么时候？随后播放采访视频，播放两遍之后要求学生回答提出的问题。

[6] 关世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评估体系初探》，《对外传播》2015年第1期，第45页。

3.2.6 胰岛素注射拔针操作有待规范 胰岛素注射后，针头拔出时可有药液凝集或滴在体外。1滴药液相当于2 U胰岛素，药液滴在体外可影响计量准确性和治疗效果，不利于机体的吸收，导致血糖控制不理想［16］。在本次调查中，多数患者对"推注结束后停留时间10 s后拔针"这一步骤落实不到位，占45.7%。可见，这也是导致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原因之一。

[7] 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第5页。

[8]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章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页。

[9] 张占一：《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第17页。

[10]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1]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12]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HSK五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13] J.Schumann，“The Pidgio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转引自王励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4页。

此研究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以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首先，广播电视台基层时政新闻采编人员要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且对多个专业领域都有所涉猎，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其更高效地接纳新媒体运维模式的具体改变。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地区的新闻采编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专业理论储备不足，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且对时事资讯热点、新媒体传播特点等把握不到位，无法顺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