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出版活动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巴郡图经》被认为是这个地区最早的地方志，而后宋、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重庆出版也留下大量的史料。在重庆出版发展历程中，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全国出版文化中心，出版业非常规发展，空前繁荣，这一时期的出版史尤为学界关注。重庆的出版史志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6年9月重庆市成立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重庆出版志征集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史资料座谈会，张友渔、仲秋元等老一辈出版工作者参会。这些前期工作为搜集整理出版史料、纂修出版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编委会在重庆出版志编写过程中出版了《重庆出版纪实》(1988年)一书，编印了《重庆出版史志》(1991年—1992年)。这些书籍、辑刊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是我国区域出版史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文将重点评介《重庆出版史志》，兼论其他相关区域性出版史料。

一

《重庆出版史志》(以下简称《史志》)是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内部刊物，1991年至1992年共出版5期，计30余万字。1991年第1期《史志》出版者署名《重庆出版史志》编辑部，主编陈初蓉，787×1092的16开本，未标字数和印数，内刊准印证为90148号，正文有34 页。封面正中印有形如山峰的红色标识，内嵌“SZ”字样。开篇《设想与愿望》即阐明创刊背景、目的及意义。编者写道：“重庆市出版系统于1986年秋开始修志，1987年秋着手征集党的出版史料，经过反复曲折，1990年夏又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广东、广西6省(区)共同承担新闻出版署委托的《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的编写工作。于是，我们以落实大后方出版史的史料征集任务为契机，推动当前的史志工作全面开展起来。”[1]办刊目的在于“挖掘和积累重庆近现代，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版、印刷、发行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并进行整理和研究，为重庆出版志、出版史的编纂工作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力争把这个刊物办成积累史料、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勘误补遗、批评建议、学习研讨、刊登专论成果的园地，在真、实、信上讲效用、求知识，注意通俗、趣味、活泼”[2]。封底稿约对征稿范围、内容予以明示：“本刊主要刊载我市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出版史料，兼顾五四运动以前的重要史料。”现将征稿具体内容辑录如下：

一、介绍我市出版单位(包括本市创建的和迁进的出版社、杂志社、书局、书店、刻坊、印刷厂等)的创设和发展，经营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二、回忆我市出版界重要史实的某一方面、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翔实记述及有关历史资料的汇编、辑录等。

另外，该词调还出现了集句作品。集句，即选取前代一位或数位诗人的诗词句，组织辑合为一首新诗或新词，是诗词创作的方式之一。两宋期间的《卜算子》也先后出现两首集句词，分别是杨冠卿的《卜算子·秋晚集杜句吊贾傅》和赵彦端的《卜算子·集句》。

三、我市出版界著名人士的生平记述，包括自传、年谱、日记、书信、轶闻轶事、访问记、调查录等。

2017年最后一个月，在北京，和一位朋友，观看了电影《芳华》。此前，朋友圈的评价都是等而下之。而我则觉得，这个片子，没有当过兵的人，是无法体味和理解的。一个时代的人的青春，个体的轻与时代的重，集体的大与个人的小。生命和命运在某些时刻的转换与突变，都是出乎意料的。而刘峰和何小平的善，以及他们最终的悲，使得这部片子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有些荒诞的命运感。与他人的观点不同，我以为丁丁对刘峰猝然的中伤与诬告，那种恶，是天性中的，而不纯粹是时代的伴生物与变异体。

五、我市出版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概况，各时期指定的出版法规和重要文件，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六、除征集文字稿件外，凡能反映我市出版事业的历史状况的照片，实物资料或原件复制品等，均属征集范围。[3]

第1期共刊发6篇文章和1则小资料。6篇文章大多为首次刊发，有《张闻天在渝办刊的日日夜夜》《郭沫若写作〈十批判书〉诸文与〈群众〉周刊》《重庆新华书店四十年》《抗战前后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机关更替梗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查禁书刊目录(续辑·上)》《〈重庆出版纪实〉简介》；1则小资料为重庆广益书局机器印刷部的广告。石琼生的《抗战前后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机关更替梗概》一文以时间为序，将在渝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名称、缘起、行政隶属关系、管理职权逐一梳理，为了解战时重庆出版管理提供了直观概貌。张克明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查禁书刊目录(续辑·上)》是作者根据档案资料对原稿的补充，一是增加原稿中遗漏的被查禁革命、进步书刊名录，二是将“被查禁的敌伪汉奸读物和黄色书刊”辑录在列，有助于对禁书有更全面的认识。

1991年第2期共有6篇文章和3则资料。仲秋元的《重庆三联书店回顾的感想》、周俊元的《创办〈人生画报〉的甘苦》均为亲历者的回忆，史料极其珍贵。刘蜀仪的《邹韬奋首次莅渝及其活动》以报纸刊登消息为史料，推定邹韬奋抵渝具体时间，并对其在渝文化活动予以生动记述。苏朝纲的《重庆第一家近代期刊——〈渝报〉》一文概述《渝报》的出版时间、章程、编辑思想。另两篇文章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续辑·下)》《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始末》。这一期的几则资料形式不一、内容各具特色。《抗战前的重庆印刷业》简述抗战前重庆印刷业概况，简介17家重要印刷厂家，并将成、渝两地出版技术、工友待遇进行比较，有助于增进对战前重庆印刷行业的了解。黄钢辑录的《抗战时期陪都印刷店一览》以表格形式将印刷店名称、地址、创办年月、经理姓名、职工人数、资本额、业务范围等详列在目，排印清晰、内容充实。封底内页辑录1906年《广益丛报》上一则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刷新重庆最早书店的开业时间。

第二，毛泽东一直认为通过革命获得的政治权力是自然合法的。虽然不断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和官僚主义等现象，却没有想到这些丑恶现象正是源于权力结构的不科学和领导制度的弊端，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他在担心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10］

[2] 本刊编辑部:《设想与愿望》，《重庆出版史志》1991年第1期，第2页。

1992年第2期收录8篇文章和1则资料。管佑民的《新华日报图书课的回忆》亦系当事人的回忆，对研究新华日报社的图书出版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曾昭明的《重庆〈诗激流〉始末》回顾文学期刊《诗激流》的创刊背景、编辑发行历程及终刊缘由。从编选内容来看，这一期的编辑视野更加开阔。李树林的《我和重庆中华书局编辑所》触及民营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本期设置的《专题史料》栏目，刊登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相关出版史料三篇：《国立编译馆在重庆》《抗战时期“部定大学用书”的编辑与出版》《抗战时期“国定教科书”的编印与发行》，史料详备、评述得当。资料《学术之审议与奖励》介绍国民政府学术审议委员会的组织与任务，辑录历届学术奖励的获奖名单，对了解民国时期的学术出版与学术评价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992年第3期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出版大事记专辑，刊登《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出版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征求意见稿)，共46页。《大事记》的“编撰说明”阐明编写目的既是“为编写《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大事记》提供部分资料”，又是“为编写重庆出版史志积累一些资料”[4]。《大事记》关注重点是书刊出版，编选原则为“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此稿是1991年9月《大事记》(未定稿)的进一步补充、完善，在体例编排上以时间为序，将内容分为抗战初期、抗战中期、抗战后期三部分，编选范围既涵盖编辑、印刷、发行领域，也对出版领域的科研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逐一梳理。此《大事记》编选范围广泛、内容充实，由此得以窥见战时重庆书刊出版业的整体概貌。

与北京、天津、江苏、浙江、云南等地出版史料整理成果相比，《重庆出版史志》略显单薄，但抗战时期的出版史料搜罗完备，彰显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史志》编纂重点突出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出版史料，如能对同期民营企业、其他党派出版史料进一步开掘，则视野将更加宏阔。此外，《史志》编选资料带有散论特点，系统性不够强，如能从宏观着眼，加强栏目设置则更佳。

四、我市重要书刊的编印实录、版本、编目和书刊评介的辑录，以及对重要出版史实的补充、考证和订正。

二

《重庆出版纪实》(以下简称《纪实》)(第一辑)也是重庆出版志编写过程中形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出版史料。该书1988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编者署名为《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850×1168的32开本，33万余字。全书刊载出版界名人、学者、老前辈的回忆录70余篇，由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曹辛之设计封面，曾任重庆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友渔先生撰写前言。“前言”中张友渔先生肯定重庆出版志编写工作的成绩，并提出：“希望编成一部体例得当，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既有使用价值，又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新型出版志。”[5]《纪实》(第一辑)主要“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主线，上、下时限略有延伸。主要记载当时云集重庆的各界学者与出版界同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努力开发大后方的文化出版事业；唤起民众，同仇敌忾，抗击日寇；普及教育，积累文化。虽几经曲折，而同人间团结一致，为繁荣出版事业，备尝甘苦，尽心竭力，同舟共济；同业间虽有竞争，却无暗中踢脚之举。可歌可颂，堪为楷模”[6]。《纪实》一书以时间为序，内容广涉民营书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目录编排清晰合理。现在看来，撰写回忆录的许多当事人已离开人世，当时的出版工作具有文化抢救之功。《纪实》第二辑未刊行，将组织的稿件交由《史志》编辑部。《纪实》为《史志》的序幕，二者均为重庆出版志书编写工作提供重要史料。

杨小水的眼睛好像突然亮了一下，旋即又暗了下去。这一点，被苏楠敏锐地捕捉到了。老乡又怎么样？外面到处都是。

我喜欢画面中有些绿色，所以你总是能见到树的存在，不管是一棵树，还是一片小树林。树，总是带着一种意向性，希望、依靠、内敛、奉献、坚守、生命力……诗人们也很喜欢用树来表达对爱的立场，席慕容说：“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舒婷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黎戈说：“很希望自己是一棵树，守静、向光、安然”；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而我也希望把这美好的寓意和祝福放在婚纱照里，送予你们。

试验于2017年4月10日进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小区30株树，重复3次。试验共设4个处理，分别为：（1）未断根处理（CK）；（2）6倍胸径两侧断根（6-2）；（3）8倍胸径两侧断根（8-2）；（4）10倍胸径两侧断根（10-2）；各断根处理分别在距树干基部6倍、8倍与10倍胸径处的东西方向垂直地面向下切断侧根与须根。各断根处理的开沟深度与宽度分别为40 cm与100 cm，并将挖出来的土回填夯实（杨喜田等，2011）。日常管理与大田常规措施保持一致。

除《史志》与《纪实》外，还有多种关涉重庆出版史料的书籍。笔者于重庆市图书馆见到署名为刘承才的《重庆现代文化出版活动编年》手稿一份。全稿有前言、正文、附注、参考文献，完稿于1996年7月，基本上是已经成型的出版稿。手稿附有给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史料工作同志的一封信，信笺头为重庆出版社，信中写道：“前函曾通报过，待审议后即将《重庆现代文化出版活动编年》(以下简称《编年》)资料全体送贵处参改存阅。现在，审议消失，这个草稿也只好由笔者仍如前函但不做改动，原样复印寄上备查了。”“此体存查价值如何，请予审阅酌定。”[9]出版计划搁置具体原因不详。今天看来，重庆市图书馆将其纳入馆藏，从侧面肯定了此手稿的价值所在。据手稿附注可知，《编年》是在“重庆中共党的出版史料征集工作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编者所界定的出版活动范围广泛，包括“出版组织、有关管理、出版者、作者、读者、编辑、印制、发行、销售、物运等含价格、纸张诸种广泛的活动”[10]。翻阅全卷，此手稿记述内容时间跨度为1919年—1949年，共编写520个条目，史料翔实，对研究重庆现代出版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另有孟广涵在《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一书编制了1978年—1988年间重庆地方史研究资料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地图。其中，《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一章提供了诸多重庆出版文献的具体出处，如王大煜的《生活书店见闻》、袁伯康的《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回忆散记》、魏仲云的《党在沙坪坝的文化阵地——沙坪书店》 、熊宇忠的《关于战时书报供应所的情况》等[11]。《回忆重庆》一书载有侯外庐的《抗日战争中〈中苏文化〉杂志在重庆》、鲁掖的《北碚〈新华日报〉发行站的建立》、李景芳的《我所知道的重庆〈商务日报〉》、郑吉安的《回忆重庆〈新华日报〉报童生活片段》等文章。《回忆重庆〈新华日报〉报童生活片段》一文以报童的视角切入，对出版受众情况有所记载，如“学校的读者最多的是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共有二百个读者，最少的是汉渝公路旁的中央公校，只有十几个读者”[12]。该文视角独特，对展开西方书籍史范式的出版研究颇有史料价值。《重庆文史资料》《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重庆报史资料》《重庆文化史料》等汇编资料也散见许多珍贵的出版史料。如《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就刊载左德明的《〈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的斗争》，戴知贤的《七月简介》、张林冬的《〈自由导报〉始末》，余刚的《七年两度忆〈新华〉》等文章[13]。有关地方出版机构的史料有李书敏主编的《重庆出版社50周年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和《重庆出版社：建社50周年纪念画册》(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编辑的《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1954—1998)历史资料简编》(2003年版)、龚伟群等编的《重庆市新华书店志》(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张鸽盛、沈永思编纂的《重庆大学出版社志：1985—2005》(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对重庆的抗战出版均有重点论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着眼“出版”、立足客观史实，既记述中共领导的出版机构、民营书局出版活动，也将国民党出版机构纳入考察范围，认为“对国民党的一些书刊，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中存在着一定历史性和科学性的东西”[14]。《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基础上修订、更名而成，融入“本世纪以来各地出版史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更加“全面、系统、丰富”[15]。2017年4月蔡斐的《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由重庆出版社推出，收录重庆报纸160余种，以图像史的方式形象展现重庆报业发展概况，开创重庆地区报史编写新形式，被誉为“第一部有关重庆近代报业的图像历史”[16]。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变迁研究”【CCNU17A06042】阶段性成果之一。

从总体来看，重庆的出版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刊行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尤其是重庆抗战出版断代史成果丰厚。如能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出版史料尤其是清代中叶及以前的出版史料深入挖掘，可以期待一部视野开阔、资料丰富、体大虑周的重庆出版通史的面世。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重庆修史编志工作机构屡有调整。1989年冬，重庆新闻出版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下设新闻、出版两室，各司其职。2000年重庆报业志编委会编写的《重庆市志· 报业志》正式出版，记载1897年至1997百年重庆报业发展史[7]。2003年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分别编纂《重庆市志·出版志》(1840—1987)和《重庆新闻出版志》(1988—2005)[8]。《重庆市志·出版志》数易其稿，2007年终于正式出版，时间上自1840年，下迄1987年，全书75万字，787×1092的16开本，体例科学，内容精当；但原计划的《重庆新闻出版志》至今未见出版。此外，2005年重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重庆市志》第十卷(教育志、文化志、文艺志、广播电视志、档案志、文物志、报业志)出版，对广电出版、经营、服务有所涉及，对近代以来的重庆报业发展专章记述，也是研究重庆出版的重要参考史料。传统出版应该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报纸的资料既有属于新闻史范畴的，也有一些可以从出版史角度加以搜集整理。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重庆从行政隶属关系看，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属于四川省管辖，因此，一些四川的出版史料、史志著作也会涉及重庆。例如由四川省新闻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2辑)，其中第1辑就有选自1935年1月2日《四川日报》的文章《重庆印刷业概况》，蒋晓丽撰写的《重庆的新闻业与城市的近代化》等。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出版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无论是前面的书影、照片，还是正文主体部分内容，都包含了重庆地区的出版活动。“附录”三个部分，直接搜集整理的重庆出版史料有“名录”中的《重庆市出版机构历届领导人名录》《重庆地区各出版社历届领导人名录》，“文存”中的《重庆出版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1946年1月)》；间接包含了更多的重庆地区出版史料，如清以降的四川雕印书坊名录、私家刻书者名录、新式出版机构名录、刻书寺院名录，以及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四川书刊简目。至于抗战时期以重庆为重要出版阵地的新华日报社、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还有国民党系统的出版发行机构，各自的一些人物回忆录、史料汇编中，都还散见有不少与重庆出版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比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所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就有数篇有关重庆出版的资料性文章，其中有陆诒的《周恩来领导我们办〈新华日报〉》，唐慎翔的《抗战期间重庆的出版发行机构及图书业》，仲秋元的《皖南事变前后的重庆生活书店》，刘大明的《战时读书生活出版总社在重庆》。类似的重庆出版史料在各种书刊中还不少见，需要我们广泛搜集，细心爬梳，加以整理和总结。

[3]《重庆出版史志》编辑部：《稿约》，《重庆出版史志》1991年第1期，封底。

[1] 本刊编辑部:《设想与愿望》，《重庆出版史志》1991年第1期，第1页。

1992年第1期在刊物封面标识下方多了一句话：“请批评 请写稿 请交换”，体现了刊物愿与读者、作者交流的编辑思想。这一期的封三设立《读者·作者·编者》栏目，就重庆第一个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成立时间和读者商榷并勘误，此栏目也较好体现了“勘误补遗”的编辑初衷。苏朝纲的《恪遵遗训写春秋——怀念新闻出版界老前辈张友渔同志》刊印张友渔先生的信件手迹，着重记述了张友渔对重庆出版志编纂工作的支持与鼓励。石琼生的《重庆新闻出版界的一次爱国义举——记1938年冬至1939年春的义卖献金和献书援军》援引大量数据，史实细节丰富。石曼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戏剧出版物》和《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出版话剧书目汇编》对抗战时期的戏剧类图书与杂志进行提要式整理。另几篇文章为《张友渔同志简历》《抗战时期国统区反查禁斗争》《西南服务团出版中队进军西南纪实》。

注释：

[4] 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史志办公室：《编撰说明》，《重庆出版史志》1992年第3期。

[5] 张友渔：《前言》，《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纪实》第一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页。

[6] 唐慎翔：《编后》，《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纪实》第一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426页。

秀容月明对那踩藕人说：“大哥你别急，我来教教她。”走近乔瞧，说：“你用手扶住身边那枯荷，用脚尖顺着荷梗往下探，踩着硬硬的东西没有？踩着了就好，你再试试看，它是不是长长的、滑滑的，不扎脚是吧，那就是藕了。这个时候你要有耐心，你用脚趾把藕旁边的泥剔开……”

[7] 重庆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说明》，《重庆市志·报业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

产品模块化开发是解决定制旅游产品成本的途径，将餐饮、住宿、游览、娱乐、导游服务等不同元素设计成不同模块，最大程度上实现模块优化组合，而不是盲目随意选择。游客根据自身喜好和一定标准，进行各元素搭配，最终形成旅游者的行程产品，旅游经营者根据市场让这些不同元素的模块处于动态变化中，不断促进与餐饮业、景区、酒店业、航空业等的深化合作，使旅游产品更加适应市场需求。

[8] 重庆新闻出版局编：《重庆市志·出版志(1840—1987)》，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9] 刘承才：《重庆现代文化出版活动编年》手稿，重庆：重庆图书馆馆藏，1996年。

[10] 刘承才：《重庆现代文化出版活动编年》手稿，重庆：重庆图书馆馆藏，1996年，第76页。

[11] 孟广涵：《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1978—198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76～81页。

[12] 郑吉安：《回忆重庆〈新华日报〉报童生活片段》，顾执中、侯外庐、范剑涯，等著：《回忆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187页。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39～172页。

[14] 熊复：《求实存真(代序)》，张定华，等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2页。

他们毕业才一年，省吃俭用也就攒了两万块，本来想租个大点的房子，换个环境，但现在情况特殊，两万块齐齐地邮了回去。

本研究采用RPH联合瘘管切除术对痔合并肛瘘患者进行治疗发现,采用RPH联合瘘管切除术治疗后B组患者术后24h疼痛评分低于A组,术后首次排便时间疼痛持续时间、手术时间以及术后恢复时间均短于A组(P<0.05);B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A组(P<0.05),但两组治疗的总有效率无显著差异(P>0.05)。

[15] 王仿子：《序》，周勇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

[16] 周勇：《序言》，蔡斐：《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