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唐宋古文家建立，且将他们自己也编入其内的系谱里，扬雄(前53—18)位列其间，此已是人尽皆知之事。对扬雄重要性的认识，虽在不同古文家那里有所差异，但他们主张将扬雄作为“道”的传续者之一而予以同等重视，这一点却是相当确凿的。另外，扬雄在被古文家推崇以前，他在文人间也已经广泛地被认作是文学家典范中的先驱式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扬雄形象，众所周知，却如朱熹的一句“莽大夫扬雄卒”(《通鉴纲目》)所昭示的一样，至南宋后，失去了他在久远的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扬雄在不同的时代与文人那里，是如何被理解与对待，在追寻扬雄形象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同时，其中又如何反映出不同时代文人对文学的态度与看法？本文以古文家面对这些问题时扬雄所含具的意义为中心，来尝试进行一些思考。

一、唐以前的扬雄

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扬雄首先是作为汉赋作家而与司马相如并称。如“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班固《东都赋》、《文选》卷一)、“相如壮上林之观，杨雄骋羽猎之辞”(张衡《东都赋》、同卷三)之类，在此类京都赋作中，扬雄之名，不时与司马相如并举。其中，虽然王褒也被加入(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同卷四一)，另外严君平也被列入，从而四者并立(左思《蜀都赋》、同卷四)，但司马相如与扬雄二人都是必须首先列举的辞赋作家，这一点是不变的。

另外，也有文字将扬雄描述为埋没于世的不遇之士，且在不遇之中而能坚持独自思索的人。作为孤高思索者的扬雄形象之所以能够出现，首先是因为扬雄自身有一篇名为《解嘲》的作品。它虽是针对具备着非凡能力，生于盛世，理当被重用而却沉沦下僚之“嘲”，扬雄对之进行辩“解”的作品，但其中却描述出了他不容于世的“惟寂惟寞(《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文选》卷四五《解嘲》中‘寞’作‘漠’)、守德之宅”的生存姿态。而且《汉书》扬雄传中也有对其晚年孤寂状态的描述。在扬雄传中自“赞曰”之后的记载，也很明显不是扬雄“自序”的地方，记述仅有门弟侯芭一人服侍起居，(扬雄)逝后，“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七略》(《文选》卷五九、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李善注引)中“扬雄卒，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的记载，亦是描述出与其生前“寂寞”生存方式相继的死后的冷清状态。

自己虽不具扬雄如此孤高之姿，而将自我与之(扬雄形象)融合，由此来确认作为士大夫的自我同一性，且藉此抚慰失意自我的作品中，西晋左思《咏史》八首之四(《文选》卷二一)是其显例。其诗中前八句尽叙现世之繁华，后四句转而颂孤独寂寞沉潜于世的扬雄。扬雄作为与追求名利的世俗生存姿态相对立而存在的孤高之人而被形象化，此种扬雄形象在士大夫中间被继承，从此成为注重精神价值的士人的典型。宋·鲍照的《咏史》诗(《文选》同卷)中虽不是把扬雄，而是将严君平作为“孤独寂寞”的存在而与世间的繁华相对立，但这也可被视为同一类型的构造。此处顺便提及，这一系谱后来亦被咏京都之诗所继承，承续唐·太宗《帝京篇》、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等而向前发展，但其中前后相对立的两种价值，在左思的诗中是各占四句，而在鲍照的诗中则是前半十四句，后半部分仅为两句，乃是逐渐向着描述京都繁荣的方向倾斜，而不遇孤高之姿，则渐次沦为形骸。这正如枚乘的《七发》虽是以阐明世间快乐的虚幻为主旨，实际上却以叙述快乐为中心，或者又如扬雄等人的汉赋，诸如以规谏狩猎为目的的同时，却从正面描述狩猎的宏伟壮观，这都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在保持儒家文学理念的同时，又想极力去发挥文艺本身所具魅力的这一特性所决定的。

与扬雄作为汉赋代表作家，抑或是孤高的思索者无甚关联的是，对于扬雄曾仕王莽政权一事，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在列举文人乖离道德的实态时，记述道“扬雄德败美新”，并且在述文学之意义一节，关于扬雄又说道“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慴，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继而对传说必为后世所理解的《太玄》，否定其至今仍是无用之书，连覆酱瓿的盖子都成为不了。刘歆作为扬雄生前少数能理解他的人之一，对其不屑禄利、潜心著述，曾有“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一语，颜之推乃是借用刘歆此语对《太玄》进行否定。

即使有像颜之推这样对扬雄进行定罪的看法，但一般来说并非都是对其给予否定评价。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中论对偶之文采，便是首列前汉的扬雄、司马相如，后汉的张衡、蔡邕，其述“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将扬雄作为对汉赋表现手法运用自如的代表作家而与司马相如并立。但后来古文家将扬雄作为“道”的传续者来予以重视的这一看法，此一时期尚未出现。

二、唐代的扬雄

李华(715？—774？)在对崔沔文集(佚)作序，即《赠礼部尚书孝公崔沔集序》(四库全书珍本三集《李遐叔文集》卷一)中，记述“有德之文”的系谱说道：

文学作品中所显现出的扬雄形象，与之前也并没太大变化。其作为汉赋作家的一面，作为埋没于世的著述者的一面，二者在杜甫诗中均可见。《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详注卷一)中回想“甫昔少年日”: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关于文学方面的自负，他将自己比拟为赋和诗两类题材里的翘楚之扬雄与曹植。

在成都获得短暂的安宁并筑成浣花草堂时所作的诗《堂成》(详注卷九)中: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悄无声息地在郊外营造居所的读书人，被周围人比作是扬雄，但自己却连对无位之身进行辩解的心情也没有。

唐代文学作品中的扬雄形象大致便是上述情状，既没见称其为亚圣，也不见对其曾仕王莽政权一事进行非难。李白《感寓》二首之二(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卷二二)与前述左思《咏史》诗是相关联的作品[5]，其前半部分述游冶于繁华之地的少者，末六句则咏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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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词。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

我班有个学生叫刘淦辉。他上课总是不专心，要么搞小动作，要么和同桌说话；下课喜欢追逐打闹，喜欢动手动脚，惹事生非；私自拿同学的东西；作业经常不完成，即使做了，书写马虎潦草，错字很多，学习成绩较差等，最令老师头疼的学生。

此虽用扬雄投阁事，但却是在相对于沉醉于现世快乐的少年而倡迂拙的人生态度，因此正如“以子云自况”(唐汝询《唐诗归》)这种解释也存在一样，诗虽有非难，但实是怜悯。杜甫在自嘲郑虔与自己的可怜之身时所作的《醉时歌》(详注卷三)中: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这乃是将知识人的悲惨境遇，借汉赋的两大作家进行言说。正如李白、杜甫诗中所见到的一样，一般情况下唐代文学中既没有对扬雄的非难，也没将其视作承继道统的一员予以重视。

三、古文家眼中的扬雄

(一)韩愈以前的古文家眼中的扬雄

对于唐代古文的看法，现在一般的理解是发轫于初唐末期的陈子昂、盛唐前期的李华、萧颖士、贾至、元结、独孤及，而后是盛唐后期的柳冕、梁肃、权德舆相承继，至于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及其周边的李翱、皇甫湜而极盛。可是纵观论及扬雄的地方，发现韩愈以前的盛唐古文家的言论，如同韩愈之后的一样，并没将扬雄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

唐初开始陆续编纂六朝正史，其中《文学传》是对迄今为止的文学脉络进行略述，作为前汉的文学家代表，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是“二马·王·杨”(司马迁、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是“卿、云”(司马相如、扬雄)之类的并称中标举扬雄之名。但在《晋书、文苑传》中仅有“贾、马”(贾谊、司马相如)，而无扬雄。初唐四杰亦偶有关于文学史的论述，对于汉代的文学家，卢照邻在《骑马都尉乔君集序》(《卢照邻集笺注》卷六)中仅列举司马相如一人[1]，《南阳公集序》(同卷)中是贾谊、司马相如，《乐府杂诗序》(同卷)是记有李陵之名。杨炯《王勃集序》(《杨炯集》卷三)是列举贾谊、司马相如[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王子安集》卷八)中是枚乘、司马相如[3]，骆宾王《和道士闺情诗启》(《骆临海集笺注》卷七)中是李陵、班婕妤[4]，而均没提及扬雄。初唐时期，提及汉代文学家首先想起的是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并非是一个必须排在前面的存在。

如上所述，韩愈反复叙述道的系谱，然后将扬雄置于此一系谱中。高倡道统，是通过叙述自己与孔子以来的系谱相连接，由此将自己放入正统，从而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韩愈所倡导的古道，在当时只是在远离中心的地方，为少数人所主张而已。在此道统中，扬雄为何会据有一席之地？韩愈是赞赏扬雄的何处，因无具体说明而难以确定，作一个推测的话，例如与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相对，扬雄所持的善恶混淆的立场，在引导出韩愈的性论上，可能是一个必要的思想上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是要在对扬雄和韩愈的整体思想都究明的基础上，然后不得不再进行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此之前论及扬雄时只提及其为汉赋作家的一面，与此相对，韩愈所标榜的扬雄，不是其“雕虫篆刻”的一面，而是其仿《论语》而作《法言》，仿《周易》而著《太玄》，也即着眼于其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

从孔子到子游、子夏，继而传至子思、孟轲，但至屈原、宋玉处却堕落。以屈原的登场为正统文学开始倾向于衰落，此乃是承袭古已有之的说法。

李华的文章虽没论及汉以后文学的发展，但记录萧颖士(717—768)意见的地方，却反映出李华自身的见解。

君谓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此外皆金相玉质，所尚或殊，不能备举。(《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同卷)

在此，自前汉列举贾谊和司马相如，将后汉、魏晋的文人进行综括的地方，扬雄也名列其中，但仅仅只是作为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家之一员而已。

贾至(718—772)述及汉代文人时，列扬雄和司马相如两人。

于是仲尼删诗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之书。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全唐文》卷三六八)

独孤及(725—777)的文学史观，为梁肃所记录。

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偏于内容的荀子、孟子，偏于言辞的屈原、宋玉，两者兼而有之的仅列举汉代的贾谊、司马迁、班固，而完全没有言及扬雄。

后辈的古文家梁肃(753—793)更加雄辩地论述汉代的文学如下：

三代之后，其流派别，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依梁肃言，作为对汉代政权中王道与霸道两种要素混杂存在的反映，汉代的文学也分为两个种类。对应王道的是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对应霸道的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将汉代文学进行二分的这种观点，见于《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中所引杨湝之言。是处将贾谊、晁错归为“经国大体”，将司马相如、扬雄归为“雕虫小技”，但把扬雄作为与司马相如一样的辞赋作家，认为相比起他们所传达的内容而言，他们是更善于驱使文采的文学家。另外，这样的看法，在梁肃的前辈古文家崔佑甫(721—780)那里亦可见到。

欲以文经邦者宜董贾，欲以文动俗者宜扬马。言偃(子游)之文郁而不见。(《穆氏四子讲艺记》、《全唐文》卷四○九)

依然是将汉代的文学分为与国家经营相关联者(董仲舒、贾谊)和作为文学而受欢迎者(扬雄、司马相如)，扬雄乃属于后者。

柳冕(？—805)的汉代文学论也是论述司马相如、扬雄的文学无益于教化。

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气骨、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为《大人赋》以讽，帝览之飘然有凌云之气。故扬雄病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于劝也。”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也，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与徐给事论文书》、《全唐文》卷五二七)

此述自屈原以来，文学与道相乖离，对正统的文学形态进行实践的，唯有荀子、孟子、董仲舒，扬雄虽认识到此种状况，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没能做到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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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在韩愈以前的古文家眼中，扬雄是汉代文学家中之一人，但并没将其置于更高的位置。且汉赋是行走在从屈原而开始的文学的文学化这一方向上，而这被认为是与道相乖离的。关于韩愈以前的古文家，其与韩愈之间的连续性至此已进行了探究，但两者的差异应该也是今后必须考虑的问题。对扬雄看法的不同，无疑是区分二者的标准之一。

(二)韩愈

扬雄为汉代文学家的代表之一，这一深入人心的看法，在韩愈那里也是同样可见。《送孟东野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中[6]，历代的“善鸣者”、杰出的作家被罗列，“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正如与司马相如并立所显示的一样，此处的扬雄是作为文学家而被特别强调。序文中此前关于先秦，“臧孙辰、孟轲、荀卿”三人是“以道鸣者”，“杨朱、墨翟”等十四人是“以其术鸣”，也即将属于儒家的著者和属于诸子的著者予以区别进行列举，但却丝毫未有提及扬雄于“道”有贡献。《答刘正夫书》(同卷三)论道文学即使不为同时代人所接受，但其依然非寻常之物，理当传之后世，文中“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一句，其所列举者当中，刘向虽被添入，但此处仍是言说扬雄作为作家的卓越。因而在此处，韩愈与前人一样，只是把扬雄视为汉代文学家的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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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孤高思索者的扬雄形象，在韩愈文中亦可窥见。《与冯宿论文书》(同卷三)中，从对自己文章的自评与世人所给予的评价正好相反一事出发，论述“古文”创作目的非为获得今人的欢迎，而是仅为期待着真正的理解者所给予的理解，作为例证，乃是举扬雄不为时人所理解一事。继而述门人李翱与张籍为求取进士，但却学习与此目的相反的“古文”，对此艰难之路，韩愈说道“闵其弃俗尚而从于寂寞之道，以之争名于时也”，“寂寞之道”，显然乃是指扬雄孤高的生存姿态。

在此先将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等人搁置一旁，专取扬雄而论，而且将扬雄置于道的系谱当中，这在韩愈也是有文章予以论述的。《原道》中说道：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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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述儒家道统传承的部分，分为尧—舜—禹—汤王—文王、武王、周公作为统治者中的传承者，然后是孔子—孟轲能将实践变成可能的非统治者，即发挥以言论宏道作用的传承者，而且在孟子以后其传承变为了部分性的被选择之物，其中沦为“不精”“不详”者是列举了荀子、扬雄二人。(扬雄)成为儒家的继承者，这与以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与道融为一体的文，关于其继承关系，前述李华的《崔沔集序》中，记载为孔子—子游、子夏—子思、孟轲这样一个系谱。但是“文章”的所谓正统是以屈原为界线而断绝了，这是其前提语境。韩愈的“道统”观点的直接来源，便是《孟子》尽心篇下的如下内容：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 、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唯有自己才是这一系谱的继承者，此处饱含着这样一种自负感与使命感。

韩愈进一步在《读荀》(同卷一)中说道：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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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仍是将扬雄定位为一个与孔子一门相承接的存在。而扬雄的功绩在于，对孔子的直接继承者孟子的意义进行了有效的宣传，也即通过继承者而对先行者能够进行更好的理解了。

而且，石介(1005—1045)言及扬雄这一道统的言论甚夥。“天授之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孔子之道复”(《上张兵部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二)[12]，此外《上赵先生书》、《上范思远书》、《上孙少傅书》、《答欧阳永叔书》、《与祖择之书》、《与君贶学士书》、《怪说、中》、《尊韩》、《泰山书院记》诸文当中，不时述及孟子—扬雄—王通—韩愈这一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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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扬雄，亦未久也。然犹其勤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之所传之道也。

此处是先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继而是孔子—孟子—扬雄这样一个系谱。扬雄是作为孔子、孟子的继承者而被高扬标举。

晚清民国上海学生演剧活动，最早始于基督教教会学校。“上海基督教约翰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踵而效之。……岁己亥，冬十一月，约翰书院学生于耶稣诞日，节取西哲之嘉言懿行，出之粉墨，为救主复活之纪念。一时间风踵效者，有土山湾之徐汇公学。然所演皆欧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语言，苟非熟谙蟹行文字者，则相对茫然，莫名其妙也。”[2]45

(三)韩愈周边及韩愈以后的唐代古文家

韩愈将扬雄置于道统中的观点，在当时并非是立刻被传播与接受的。即使在韩愈周边的人看来，扬雄仍旧只是汉代的文学家而已。比如裴度(765—839)，政治立场上经常与韩愈保持一致，二人关系颇深，但对韩愈的表达活动，他在《寄李翱书》(《全唐书》卷五三八)中对韩愈极端的偏向进行了批判。其中有部分内容叙述自周公、孔子至汉代的文学状况时，进行了如下分类：述荀子、孟轲乃是辅佐周公、孔子之文，骚人乃是发愤之文，司马相如、扬雄乃是谲谏之文，贾谊为化成之文，司马迁是“财成”之文(裁量历史而作的文章)，董仲舒、刘向是通儒之文。所谓“谲谏之文”，即是取司马相如、扬雄作为赋作家的一面，虽是认可赋的谏言功能，但他随之说“别为一家，不是正气”，将其与“化成”的贾谊、“通儒”的董仲舒、刘向等所谓的儒家正统进行区分开来，扬雄并没有在正统中占据一席之地。

并非卓越作家的裴度，其文学观中应可窥见时人一般的看法。但作为优秀作家，且经常与韩愈一样被视为古文运动旗手的柳宗元，也并没对扬雄有何特殊的论述。《柳宗直西汉文类序》(《柳宗元集》卷二一)中[7]，列举前汉的文学家是贾谊、公孙弘、董仲舒、司马相如四人，《与杨京兆凭书》(同卷三)中是列举屈原、司马迁、王褒、刘向，均没提及扬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卷三四)中述自己所依据的古典，在经书之后，依次是《榖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太史公，汉代仅为司马迁一人。仅仅是在《与友人论为文书》(同卷三一)中叙自古以来著述在生前难以被认可一事时，说道“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扬雄仅是作为与司马迁成对而登场，文中接着又说道“彼之二才，且犹如是”，可知并非是不认可扬雄的才华，但也只是作为不被时人所理解的文学家而被想起，并没有如韩愈那般重视。

钻井施工中固相含量对钻速的影响是明显的，设清水钻进时钻速的标准为100%，若固相含量上升至7%，则钻速下降50%，即降为清水的一半；若固相含量超过7%，则钻速下降就会成倍增加，对于高密度钻井液这种影响尤其明显。除此之外，高固相含量还会造成设备损耗、泥饼厚度增加、影响后期电测和下套管作业、降低油气生产能力等一系列危害。在实际施工中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控制固相含量：

韩愈的亲传弟子之一，也是其婿，且编纂了韩愈文集的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表明其载道的文学观，论及经书的精神依然存在的“秦汉已前”的卓越文学家，是列举了“司马迁、相如、董生(董仲舒)、扬雄、刘向”，此处也依然是将扬雄视为汉代文学家的代表之一，并没予以特别重视，也没格外将其当作道的继承者来看待。同样是属于韩门的李翱，在《答朱载言书》(《四部丛刊》本《李文公集》卷六)中，对于经书以后的“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的著者进行列举时，其中包含有韩愈所重视的孟轲、荀况、扬雄，但它是将老子以下进行列举，汉代仅是将“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并立，不但孟子—荀子—扬雄这一系谱没有浮现出来，而且也没特别重视扬雄。在其书简中，另外论述从内容和表达两者都必须兼备的观点出发，评论扬雄的《剧秦美新》是表达很突出但无益于教化的作品，而王通的《中说》则相反，是阐明道理的内容很丰富，而表达拙劣。因内容与表达没能恰当搭配，扬雄与王通都遭到了否定。

将韩愈开列出的道统重新进行修订和言说，并将韩愈也加入其中的，是晚唐的皮日休(834？—883)。《请韩文公配饗太学书》(《皮子文薮》卷九)中叙述承继孔子之道者是孟子、荀子[8]，继而是文中子，再接下来便是韩愈。对王通的重视，依据何寄澎氏的观点，皮日休以前并无此论调，其后经过柳开的称扬，在宋代广为传开[9]。对文中子王通的赞扬，是因王通仿《论语》作有《中说》，且有总称为“王氏六经”(《续诗》《续书》《元经》《礼论》《乐论》《赞易》，均已逸)的对应于六经的著述。韩愈对于扬雄的重视，是因为扬雄有对经书的拟作，可是皮日休所明示的系谱是孔子—孟子、荀子—王通—韩愈，扬雄并不在列。这大概是因为扬雄曾仕王莽政权而遭到了皮日休的批判。《法言后序》(同卷五)中，引《法言》“周公以来，未有汉公(王莽)之懿也”一语，述扬雄对王莽的卑屈态度，在《剧秦美新》中尽显出来，然后说道“雄之道于兹疵也”。

在韩愈提出的道统的基础上，将韩愈也包括进去并重新使之彰显，必须要等到后世那些宣称是继承韩愈的古文家了。皮日休虽是否定了扬雄，但在韩愈的继承者们那里，因韩愈对扬雄的力倡，扬雄是被他们明确地置入道统之中的。其最早一例，见于在韩愈生前就呈书于他并乞求拜入门下的林简言的书信中[10]。《上韩吏部书》(《全唐文》卷七九○)中，说道没有孟轲、扬雄的今下，唯有阁下传圣人之道，藉此以表达师事愿望的这封书信中，述及孔子的继承者，列出了孟轲—扬雄—韩愈这样一个系谱。林简言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受韩愈文章的影响，但韩愈自身并没列出如此单纯的系谱。扬雄虽是被(韩愈)列入系谱，但与孟轲完全不是同等对待，但是后来的继承者却将它单纯化地予以祖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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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孙樵反复说明自己乃是继承韩愈。“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与友人论文书》、《四部丛刊》本《孙樵集》卷二)“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与王霖秀才书》、卷二)韩愈—皇甫湜—来无择—孙樵，将古文的传承，通过此一系谱来把握，并将自己置于系谱最后，上述这样的思考，当是从韩愈的道统观中生发出来的。顺便提及，此一系谱后来被苏轼拿来作为(古文)逐渐走向衰微的表征来予以记述。“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谢欧阳内翰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九)[11]

将自己置于韩愈古文继承者位置的孙樵，偶尔也对扬雄有颇高评价。“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秦汉已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扬、马。”(《与友人论文书》、同卷二)“扬、马”一般是指汉赋的代表作家扬雄、司马相如，但此处应是指扬雄、司马迁。《与高锡望书》(同卷二)中，述史书执笔之难，说韩愈修《顺宗实录》尚不及班固，何能及“子长、子云”，是乃盛赞司马迁、扬雄。《与贾希逸书》(同卷二)中述善表达者常失意，列举了孔子、孟子、子思、司马迁、班固、扬雄，继而是唐代的元结、陈子昂、王勃、卢仝、杜甫、李白、王昌龄，但里面没有提及司马相如之名。在现存的孙樵文中，司马相如连一次也没提及。避黄巢之乱而逃至蜀地的僖宗命孙樵为职方郎中的诏书(孙樵《自序》)中，说“行有三绝”，孙樵占其一，称其“有扬马之文”，将孙樵比作扬雄、司马迁。孙樵自称是继承韩愈的文统，因此对扬雄的重视也被他承袭下来。

(四)宋代的古文家

宋代古文家中成名最早的柳开表示，在孔子—孟子—扬雄—韩愈之后他自己为其继承者。例如《应责》(《四部丛刊》本《河东先生集》卷一)中说道“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是在前述韩愈《重答张籍书》中“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之所传之道也”的系谱里添入韩愈，然后连措辞也是一袭韩愈文章。另外还有如《答陈昭华书》、《答臧丙第三书》、《上符兴州书》(均在卷六)、《上主司李学士书》(同卷七)、《昌黎集后序》(同卷一一)等都反复陈述孟子—扬雄—韩愈这一系谱，而且在《答臧丙第一书》(同卷六)、《东郊野夫传》、《补亡先生传》(同在卷二)等文章中，王通也被添入。《上大名府王祐学士第三书》(同卷五)中在列举孟轲、扬雄、王通之后，将韩愈置于其后，而在《知邠州上陈情表》中(同卷一○)中说“爱扬雄、孟轲之述作”，仅举两人，王通和韩愈被省略，虽然如此，柳开常是将扬雄与孟子相并列而予以重视。此时的扬雄显然已非作为赋作家，而是作为经书的继纂者来对待。“《孟子》十四篇，轲之书也。扬之《太玄》、《法言》，雄之书也。王氏六经，通之书也。”(《上大名府王祐学士第三书》、同卷五)

在此系谱中加入王通显然是受皮日休对其称扬的影响，重视王通的皮日休却因扬雄曾仕王莽政权而对扬雄采取批判态度。但是柳开在《扬子剧秦美新解》(《同卷二》)中却为扬雄有所辩护。“扬氏之志，讥莽而非媚也，谓‘美’之称，曰‘剧’之类也”，如此这般为其辨明，显然是为了赞颂扬雄，不得不将《剧秦美新》也包含在内进行说明。另外，对于《汉书》扬雄传中所说非圣人而作经书乃是僭越一事，有《汉史扬雄传论》(同卷三)一文为其辩护，有论“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因此“是子云圣人也”。

柳开以后倡导古文之人也都力倡此一系谱。孙复(992—1075)认为传“夫子之道”者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上孔给事书》、《全宋文》卷四○一)，而汉唐之间，“始终仁义”者为“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答张泂书》、同卷)。孙复另外有《辨扬子》(同卷)一文，文中认为《太玄》非是仿《易》之作，且扬雄本意是否定王莽。此乃是将扬雄曾仕王莽，僭越创作经书，此两种污点一起消解。

在《重答张籍书》(同卷二)中:

实践平台是实施高校数据库课程体系改革的基础。目前，很多的高校计算机专业实验室都严重缺乏可供部署海量数据管理平台的分布式集群和相应的软件配置。因此，高等院校应当从实验课程的角度，通过借鉴“去IOE”的思路(由个人电脑或服务器所构成)，配置实验项目和运行相关软件系统的硬件平台，从而满足学生实践操作的学习需求。另外，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使用开源软件，通过硬件设备为实验课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从而不断完善数据库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时代的文学环境暂没接受古文，且宋初倡导古文的柳开、穆修、石介等人虽都是进士及第，但无奈却一直任职地方。也即是不遇之人发出的在野之声。因此他们将自己据于正统系谱的末端，以彰显其存在。虽然柳开和孙复等为《剧秦美新》进行过辩护，但随着宋王朝的逐渐安定，对曾仕二君之臣予以责难逐渐变得炽烈。五代冯道曾仕四朝，冯道自身不仅完全不以为耻，却对不断攀升高位自矜不已，且作《长乐老自叙》以抒此情。《旧五代史》(宋·太宗·开宝七年、九七四、成书)本传中称赞其居宰相位，十分称职，仅仅在“论”的部分对其曾仕四朝一事说不能称为忠，所以不能赐最上之谥号，但没给予强烈批判。到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冯道的不忠比不守贞操的市井妇人更为恶劣，非常激烈地进行了责难(卷五四《冯道传序》)。进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九一中，记述后周·太祖·显德元年(954年)冯道去世之处，先节录欧阳修《新五代史》的非难，然后加上自己的意见，认为其作为宰相非常无能，立此冯道的皇帝亦为有罪，更进一步对冯道进行了否定。五代及宋初，王朝中心位置的人才，原样移入下一个朝代的枢要部门，是非常普通之事，不会被视为不忠，但在宋王朝逐渐安定下来之后，仕二君一事便被严厉追责。

扬雄虽被朝廷如此高度评价，但昭示着由周边所倡导的与孔子相连的道统渗透至政治中心的事件，是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被封伯爵、陪祀孔庙这一诏书的颁布。首先是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建议将孟轲、扬雄像立于孔庙、封赐爵号，但当时被搁置(《宋史》卷一○五、礼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八)。然后是十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的诏书，将孟轲、荀况、扬雄、韩愈四人与唐、贞观二一年所祀二十一贤并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五)。关于此事有晁补之署为元丰七年七月的《北京国子监奉诏封孟荀扬韩告先圣文》、《诏封孟荀扬韩告先师文》(均为《四部丛刊》本《鸡肋集》卷六○)两文均予以记载。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这一系谱，由于诏敕陪祀孔庙而被公认。

不过，对冯道竭力谴责的司马光，对于扬雄曾仕王莽政权，却并没有认为其不忠，解释是因扬雄长期沉沦下僚，所以王莽将其拔擢，且特意强调扬雄无心名利的一面，所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则必度越诸子矣”中，则对扬雄高度称扬(《资治通鉴》卷三八、王莽天凤五年)。司马光集诸家之说而著《太玄集注》等，始终给予扬雄高度评价。对《剧秦美新》进行辨明时虽含有说扬雄不忠的契机，但实际上依然没有出现责备扬雄的言论。

司马光在固辞翰林学士一职时，神宗说古来身具文与学两者的人士非常之少，汉则仅是董仲舒与扬雄二人，而君则身兼二能，以此来劝说司马光留任(《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其中，扬雄并没有成为非难对象，而是被当作古代贤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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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扬雄、韩愈这一相继的道统如上所述，以至于得到了天子的保证，但自此以后，却慢慢不被重视了。在此之前，对扬雄的批判也偶尔开始出现，较早的是王禹偁(954—1001)说道，以言论来弘扬“王道”者为“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答黄宗旦书》其二、《四部丛刊》本《小畜集》卷一八)，但另一方面却对以《太玄》为范本来考取进士的青年说“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再答张扶书》、卷一八)，对《太玄》进行了否定。宋祁(998—1061)认为韩愈评荀况、扬雄是“大醇小疵”仍不够，说道“荀之学也虽疵，于用切；扬则立言可矣，不近于用”(《宋景文笔记》卷上)，认为扬雄劣于荀子。欧阳修(1007—1072)在论述有道者自有文时，认为与孟子、荀子不无理为文相对，“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对扬雄、王通进行了批判(《答吴充秀才书》、《居士集》卷四七)。苏洵(1009—1066)在呈送欧阳修的书简中，虽也陈述了当时深入人心的孔子—孟子—荀卿子—扬雄—韩愈这一系谱(《上欧阳内翰第二书》、《嘉祐集》卷一二)[13]，但对于扬雄的《太玄》却说是“无得于心”(《太玄论》)、“盖雄者好奇而务深，故辞多夸大而可观者鲜”(《太玄总例、引》、同为卷七)而予以批判。王安石(1021—1086)也在《原性》(《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八)中解释“性”时，否定孟子、荀子、扬雄、韩愈，而只取孔子。苏轼(1037—1101)在“性”的解释上相比韩愈更加赞同扬雄(《扬雄论》、卷四)，但在论及文章时却说“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答谢民师书》、卷四九)。苏轼标榜“行云流水”的自然文风，而否定与之相对的扬雄之文体。如上所述，将扬雄视为据于道统中人物，此一绝对化态度开始塌陷，变为开始根据所讨论之物的不同，而交织着肯定与否定。此一时期的褒贬参半，昭示着扬雄形象处于由彰显走向衰退的过渡期。对扬雄的批判言辞，并非需要等到理学家的发言，而是在前述诸宋代文学家代表中，就已然出现。但那也只是针对扬雄思想和文体的贬词，而没有见到针对其仕王莽政权一事进行非难。后者成为罪责对象，是等到宋学变得更为严格之后的事了。

四、结语

扬雄原本就是一个难以理解且复杂多面的存在。扬雄所具有的各种要素，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学家那里，被各自选取与自己主张相对应的部分，从而创造出多样的扬雄形象。汉赋的代表作家，或是埋没于世的著述家，又或是远离名利的孤高思索者，扬雄的形象不断被创建。到韩愈那里，(扬雄)被作为了道统的一部分，且被追随韩愈之人予以继承，而后成为他们宣扬自己正统性的手段。对于提倡复古之人来说，扬雄成了一个必需的存在，一方面是随着孟子、荀子、韩愈陪祀孔庙，而系谱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却是优秀作家们开始对扬雄的瑕疵进行指摘。后世随着宋学逐渐深入人心，扬雄因污节一事地位开始下降。上述的扬雄形象在不同时代，如镜子映照出自己的个性一样，随着时代不断变迁而变化，透过扬雄被接纳的状态，也可以见出不同时代的要求。

原载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十二集

(译者:李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注释：

[1] 祝尚书笺注：《卢照邻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宋初古文家如此热心地鼓吹继承孔子之道的孟子—扬雄—王通—韩愈这一系谱，无疑是因为他们将自身也认作是道的继承者，从而想建立这样一种权威。当时，古文还仅只为少数人所提倡。以向世人推出韩愈和柳宗元文集而闻名的穆修(979—1032)，记述当时情状如下，“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答乔适书》、《四部丛刊》本《河南穆公集》卷二)。

[2] 徐明霞点校：《杨炯集》(《卢照邻集、杨炯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

[3] 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4] 陈溪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0页。

[5] 詹锳主编：《李太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397页。

[6] 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2页。

[7] 《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5页。

[8] 《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7页。

[9] 何寄澎：《唐宋古文运动中的文统观》，《唐宋古文新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

[10] 林简言在《登科记考》里大和四年(830)、大中四年(850)两处记载进士及第，虽都是韩愈殁后(824)之事，但大中四年过晚。

[11]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3页。

[12] 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1页。

[13] 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