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我们谈及革命文化，大多从革命精神的角度出发。当然，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灵魂，伟大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史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但是，把革命文化仅仅等同于革命精神是不够的。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近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大变革，是20世纪中国土地上的一种新质的文化。所以，如果我们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理解革命文化的话，它更为广泛的意义则在于激活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新。把革命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进行把握，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说明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新质的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不但对当前的政治认同提供合法性基础，而且对于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中西文化观

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化背景，正是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以及中国先进分子为创造新文化而努力的社会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开始，学习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观念的过程。他们进行了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努力，但都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到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发起了以思想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如何看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价值功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时思想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出现了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西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等，也包括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陈独秀。他们大量地介绍了西方的学术和思想，全面推崇西方思想，从各个角度对旧伦理、旧道德猛烈抨击，论证了旧的伦理与“近世文明绝不相容”，这些内容“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69，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在中西文化观上，西化派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是腐朽和没落，而西方文化属于现代文化，代表了人类文明和进步。他们强调中西文化是时代的差异、本质上的差异：“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2]，并且以绝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 ”[3]

杜亚泉和章士钊是当时东方文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以《东方杂志》等为阵地，与主张西化论的陈独秀、胡适等进行了论战。杜亚泉等人强调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才能找到救世的良方。“吾以为中国道德之大体，当然可以不变，不待今日不变，即再历千百年而亦可以不变”。[4]因此，对于固有之文明的中国道德，应该持“积极之肯定对答”的态度。[5]章士钊还从新旧关系立论，主张新旧文明不能截然二分，社会的发展不是新对旧的超越，而是新与旧的移行。因此对待新旧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尽力调和折衷：“故今日之为青年者，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或道德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而已。 ”[7]185而且他进一步认为“保旧”要比“迎新”重要，即“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就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6]188。

东方文化派对于保留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以及传统文化在文化更新中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又过于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优越性，认为东方文明的优点就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并且这些伦理道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观念就缺乏对传统文化足够的反思和批判，混淆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当时运动的思想领袖们，将传统文化与“近世文明”直接对立起来，一味强调与传统文化决裂，对西方文化又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这是一种极端的主张，它过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与绵延性，这样西方的先进思想也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上。

善于融会中西思想的文化观，是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五四时期，除了西化派和东方文化派以外，有一批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等。他们在五四前后与胡适、陈独秀激烈的反传统的文化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上，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说：“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7]213毛泽东也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8]474瞿秋白强调：不能 “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他还说：“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9]19。

他们又承认两种文明具有时代性的差异。李大钊说：“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西洋文明“实居优越之域”[7]216，因此必须“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7]217。 毛泽东虽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但是他也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判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赞扬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他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8]22。但是对于西方文化也不是一味推崇，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8]86

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更新发展及其意义，显现了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自信。恽代英提出了自己的抱负：“吾自思他事不敢言，若云思想，中西名儒吾亦等夷视之。吾有机会必须合全球称为精神界唯一之思想家，为人类解决一切未曾解决之问题。 ”[10]李大钊说：“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7]215-216但是与东方文化派有所不同，他们主张要在融合中创新，创造“第三种文明”，李大钊说：“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7]214因此他主张以俄罗斯文明为媒介来创造第三种文明。毛泽东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提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8]498他们所主张的“新文化”不是西化派所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也不是文化保守派所执着的封建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化。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并具有对中华传统文化更新的强烈的责任担当，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534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2]

二、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更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从周朝开始，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观念。之后，经过数千百年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和阐述，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所谓：“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等。这都是思想家们基于历史上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所作出的思想概括，虽然这些思想只是要求君主施“仁政”的理论根据，只是以君主为本位的，但是，在历史发展中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成为民主思想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理所当然地在逻辑上提出一个问题：依靠什么人开展革命，为什么人开展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高度统一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了抗日战争历史经验和解放区建设经验时鲜明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15]1031革命文化使中国传统的乐天努进、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建立在群众观的基础之上，在历史观上得到了更新。

[18]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162.

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13]42，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3]44。早年毛泽东就对劳苦民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与斯诺谈话时回忆，少年时代在看中国文学中的旧小说时，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和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14]？在1917年他给黎锦熙的信中，虽然仍然受圣人、小人的思想影响，但他明确表示：“愚不肖者也是同胞，要伸出援手，共跻于圣域。”[8]89之后，在1919年，毛泽东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明确站在了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色人等”[8]37 的立场。 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传播并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就站在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注重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求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军队中，毛泽东强调在中国要建立一支人民子弟兵，在军队内部牢牢把握为谁当兵打仗的问题，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改造建立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形成了拥军爱民的军民鱼水关系。从1939年至1945年，毛泽东相继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经典阐述，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价值观上得到了本质性的更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就是生产关系，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那些生产创造在第一线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民是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前述毛泽东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8]292， “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和社会、拯救人类疾苦的“根本的一个方法”[8]338，呼吁“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8]390表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具有了鲜明的群众观点。

明末清初，随着阶级矛盾的深化，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君主独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责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他们反对天下是“一姓之私”，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还进一步指出君臣关系不是主仆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这种社会政治思想的进步使古代的民本思想的积极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开始摆脱旧的民本思想的束缚，当然，仍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当的距离。

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

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认识思维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二分不同，具有天人合一的思维定式，从而凸显了人的主体在参天地赞化育中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充满了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中华传统认识论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在文明发展史上没有出现欧洲在神学控制下的漫长的中世纪。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基本命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都是其中突出的思想内容。

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对古代知行论作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关系的各种见解的基础上指出，所谓知行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且系统地论述了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认识的全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16]296-297

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强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系统性，并且实现了古代认识论的更新。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综合的道德成就。中国传统认识论，其知行观是建立在伦理实践身心体履的基础之上，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是一种道德修行和道德践履。人可以至于至善，人的行为要符合天道，因此人们追求的是人怎样通过道德实践来完善自我，从而影响别人。在“修身”与“改造社会”两者中，明显倾向于前者，而在所谓“改造社会”的范畴中又局限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只有各种社会关系理顺了，一个社会才能稳定下去，但是，它追求的是社会的稳定而不是发展。而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知行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造世界”的优良传统。所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行”不仅仅是道德践履，更重要的是参与改造社会的实践。他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他用“有的放矢”来比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5]801。 而且《实践论》把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提到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相统一的高度。毛泽东后来特别强调“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5]1079。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论则轻视对物质的追求，社会精英团体不是注重对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激励，而是注重在道德感化。虽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义为重、利为轻这种先公后私崇高的美德，造就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深厚的爱国情怀和浓厚的奉献意识，但对物质利益的轻视导致了创造力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重视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是对古代哲学思想重视人伦道德而轻视自然知识的一个大发展。

毛泽东还把实践作为“社会实践”进行认识，进一步解决了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性问题。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认识的目的更在于正确地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伦理践履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而是把人民群众看作实践的主体，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从而奠定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16]283，“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16]296毛泽东还将群众路线引入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与历史观连结起来，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5]1094-1095。 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群众的意见，再化为群众的行动，通过群众的行动，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由此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对当代社会实践和认识主题的明确规定，颠覆了传统社会靠精英推动的模式，使人民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从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方法和目的。

矛盾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古代辩证法经典涉及大量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中国古代辩证法是朴素的、直观的。《道德经》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家以阴阳变异为基础，老子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重视矛盾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并且特别重视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所谓“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但同时对世界变化的理解是被充分置于谋求天道与人道相互和谐的基础之上。因此儒家在人生修养中主张“执两用中”的“中庸”态度，强调事物的度与和谐。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肯定中庸思想的意义，以反对两极性思维。[18]理学家朱熹为追求修养的道德境界，提出了“理一分殊”命题，并援用佛学“一月映万川”说为喻。毛泽东说：“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 ”[20]， 进而认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并且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6]320。

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整体性思想却有着封闭性的一面，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传统的辩证法忽视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条件性，对矛盾转化的论述极易导致相对主义。事物的发展，似乎总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治乱循环、周而复始。这种矛盾运动使人们只能直观地看到无止境的肯定否定，却不见理性思维下的否定之否定，即看不到事物的真正发展。

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对中华传统辩证思维的重要更新，在于揭示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关于矛盾发展的过程和条件性。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16]301关于矛盾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16]333关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他阐述说：“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16]331，“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16]333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思想相结合，阐发了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思想。此后，毛泽东特别重视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精神，积极地创造条件，促进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标。毛泽东汲取并总结了中华传统丰富的辩证思维，在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上阐发矛盾的运动与发展，使建立在主观道德智慧层面，偏向静态调和的具有封闭性的矛盾思维得到了更新，并且，使得整体直观的思维模式建立在具有坚实的实证分析之上，使传统的对经验事实的实用化的朴素概括和抽象思维，具有了严密逻辑思维体系，从而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实现了向现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变革。

毛泽东还用“实事求是”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方法，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即“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代表汉学，主张通过对儒学字义的充分考证，明了经义的本意，指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毛泽东早年深受儒学影响，重视实践和实用，他所接受的“实事求是”不是烦琐考据的“实事求是”，而是强调探讨“义理”和“经世”。青年毛泽东受五四思潮的影响，组织过“问题研究会”，主张踏着社会人生的实际说话。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实事求是”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经典表述。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5]801 显然，这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本义已有很大的差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不是局限于对“经义”的考证，更重要的是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其核心是实践第一的观点。

本次提升面积为3 770 m2。该节点在设计上考虑将文化内涵融入活字雕刻雕塑中，雕塑周围以书本的异形小品围绕，同时设置绿池和特色铺装营造整体景观效果，为居民提供一个具有教育文化意义的活动、交流小空间。在植物搭配上采用宿根花卉、花灌木、常青树和乔木等，形成从低到高的植物景观空间层次，同时在季相上也有所变化。图4为城府南街与佳木路节点效果图。

四、科学思想的倡导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墨子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原创的科技思想流派，其代表性著作《墨经》中包含着着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涉及到数学、物理学等各个领域，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梁启超曾说：“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 ”[20]中国古代也有着灿烂的科学创造，例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对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迷”，人们也开始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与西方哲学强调人与天的对立不同，中国传统世界观建立在对宇宙“天人合一”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且“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与道德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孟子倡导“天人合一”，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指的就是人与道德之天、义理之天的合一。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中国的理性主义是从具体的意义来建立理想精神，主客体之间没有原始的划分，人并未作为研究的主体站在世界之外研究世界，而是以对象为整体，诉诸经验，完成主客体之间的合一。这对于人们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归纳、综合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直觉感悟思维缺乏严密的分析思维传统，具有一定的臆测性，无法深入认知现象背后的运作机制与规律，在一定的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

激电中梯测量采用短导线中间梯度装置，测量仪器为DJF10-2型大功率智能发送机和DJS-9数字直流激电接收机，以及氯化铅固体不极化电极等，采用U形布线原则，每次布极，观测段选在AB的中部，范围不大于2/3AB距。1∶5000激电中梯剖面点距10m，供电极距AB=1000m，MN=20m，供电周期32s，断电延时200ms。1∶2000激电中梯剖面点距5m，供电极距AB=800m，MN=40m，供电周期16s。

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社会以农耕为本的自然经济、以血缘为联结的社会结构、以幅员辽阔而高度集中的治理体系密切相关。对社会人伦的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对物质生产的重视，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儒学并不否定物质生产生活，《论语·子路》中提到孔子治国理念是“庶之”、“富之”然后再“教之”，这与管仲的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一致的。但是，物质生产仍然是处在第二位的，即在英雄主义的使然下，君子只要讲礼、仪、信，民即可归服，而无需重视物质生产。这就有了道器之辩，所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君子志于道，轻视器物，甚至视之为奇技淫巧。所以，以墨子的《墨经》为代表的科学思想并不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因而不被人们所重视，到了汉代几成 “绝学”。 陈独秀甚至认为：“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2]118近代以来随着清代考据学的深入以及西学的冲击，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科技的重要价值，《墨经》中蕴含的丰富的科技思想成就才被慢慢发现和弘扬。

我们总是在强调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强调孩子的竞争意识要从小培养，在孩子年幼时就推动他参与竞争。让孩子背负上竞争责任，他们的注意力势必会被转移到各种“比”的事情上，自我积攒能量的力量开始分散，而竞争带来的焦虑又会更多地消耗孩子的精力，内心反而变得越来越羸弱，家长却浑然不知，还在为孩子在小格局里的优秀沾沾自喜，这算不算是一种悲哀？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不仅大力宣传科学方法和技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中理性而又实证的精神得到了弘扬。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社团、办报刊等方式向民众宣传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认知与实践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西方科学成果学习潮流的继续。当然，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观，首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1923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著名的“科玄之战”，陈独秀、瞿秋白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初步的科学观。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华传统哲学进行了总结和更新。

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21]1941年，朱德在庆祝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话，指出：“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自然科学的进步，工农各业的发达，生产能力的提高，富源的开发与正确利用，实业的正确管理，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军队的战斗力，使人民获得富裕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22]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独特的认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科学技术本身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际作用。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这使边区无法获得必须的生产资料，给军队以及边区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共产党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应对经济封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普及科学知识，发展科学技术以促进物质的生产。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其目的就是“改善和计划当前迫切需要的一切工业建设”[23]。1939年底，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了自然科学讨论会，讨论了边区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决定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24]紧接着，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当时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机关、学校、自然科学界一千多人。大会宣言指出：成立研究会的目的是 “要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的战斗力量”。[25]

弘扬革命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革命文化资源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27]，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总结更新，并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熔铸。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关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1]708 的立场，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1]707-708的原则，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结 语

1941年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1]706。 毛泽东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批判“全盘西化”的观点，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强调不能割断历史，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文化遗产，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即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在我们今天而言，就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不忘本来。所谓科学的，就是主张“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观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1]707。这里有两层含义，既包括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也包括科学技术。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大众的，就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价值观基础上，明确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并且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1]708，这是新文化区别于旧文化的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文化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还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11]708是民主的就是反封建的，因此毛泽东重新阐述了文化由什么人创造、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民众的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源头，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这就颠覆了中国文化主要靠精英推动的模式，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人、直接的推动者。同时，也打破了文化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概念，开创性提出了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论断。

从1939年2月，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决定开展经济自给的大生产运动，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发展科学技术、团结知识分子，短短几年时间，在异常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农业、纺织业、工业、林业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从而做到丰衣足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主张走大众化发展道路，“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26]根据这一倡导，边区的研究机构和科技人员积极进行科学普及和调查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通俗读物，以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形式，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所以，科学思想、科技创新思维的倡导，这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更新的重要的内容，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由图2可知，不管是无改性活性炭，还是30%HNO3改性活性炭，DBP的去除率都随着活性炭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加。当无改性活性炭投加量达到0.12g时，DBP去除率达到56%，而30%HNO3改性活性炭投加量在0.12g时，略低于无改性活性炭，DBP去除率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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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起“通用的工作平台”，为各服务方提供数据交流共享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工作需要统一数据格式，将有助于不同操作平台之间数据的可读、共享及互操作性；同时建立“呈现服务的工具”则涉及到数据获取和展示，e航海所期望达成的目标是，数据的协调显示、图像化显示、单一窗口化显示，将通过这方面的建设而实现；“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了数据采集的终端设备，甚至网络基站和信号的覆盖。这些工作，同时也是航海保障部门的业务职责和目前研究开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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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Kloster这一意象是一个封闭的、与外界社会隔离的空间，是浪漫文学的“内在性”的一个十分形象的写照。这种向内心寻找本原的思想倾向可以追溯到浪漫文学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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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英和丈夫都是在乌漆墨黑的夜晚直奔主题，后来，丈夫和别的女人好上了，就很少碰英了。长夜漫漫，英寂寞的子宫焦急地等待着入侵，一串串灼人的火焰在她子宫里剧烈燃烧，愈烧愈烈，越烧越难受。她多么渴望丈夫从别的女人床上回到自己身边，用一盆冷水扑灭自己身上的火焰。更年期之后，英逐渐不再想男女欢爱之事了。到了耄耋之年，英早已忘记自己拥有一个子宫。让英没有想到的是，快要死的人了，自己又找回了子宫。沉默了一辈子的子宫，到老了终究还是爆发了。不但英惦记自己的子宫，丈夫也围绕着英的子宫团团转。这会不会是丈夫自己造的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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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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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意识。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要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这些精神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兴盛进行着不息的奋斗。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君子”情节本质上是英雄情节。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是有君子与小人的划分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世界上存在“生而知之”的人，即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他们也是人类历史的推动者，比如像舜这种天生的圣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因此提倡 “贤人政治”，推举作为世人道德典范的 “圣人”、“贤人”、“君子”当政，以教化百姓，从而实现一个各守其道、各就其职的理想社会。

第三，确定学生活动课程的目标。基于已经确定下来的课程理念，在结合学生本身意愿的前提下，选定学生活动课程的目标。学生活动课程目标的确定必须能够联系实际生活，并起到拓展会计专业学科知识、提升参与者团队意识、培养参与者初步研究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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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无论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已然成为规范和指导企业伦理行为的“新范式”，在未来的企业发展方向上，不可能忽视和超越这个“新范式”。

[21]毛泽东.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 毛泽东康生陈云等同志亲临讲话 推选吴玉章同志为会长[N].新中华报，1940-3-15.

[22]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6-77.

[23]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N].新中华报，1939-5-30.

[24]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400-401.

五是政协的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开始发挥作用，政协为政府出主意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缺乏制度化的支撑。而在安全生产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就要求发挥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

[25]党史研究资料（第 5 册）[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569.

谢正明[34]通过对两河口水电站295.0 m坝的心墙料击实性试验研究发现，掺砾料在不同仪器尺寸、不同击实功能工况下，击实最大干密度随掺砾量的增加而增大，当掺砾量增大到一定数值后，最大干密度趋于稳定或者出现下降，70%掺砾量时出现峰值。随掺砾量的增加最优含水率减小。

[26]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N].新中华报，1940-2-28.

[27]韩玲．“多学科视野下的红色文化资源暨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44．

选择我院2016年1月-2017年12月急诊室收治的130例下肢骨折患者,将130例患者入院时护理模式不同进行分组,常规急诊护理患者设定为对照组,循证护理治疗患者为观察组,每组有患者65例,对照组:男性35例,女性30例,年龄18-78岁,平均(42.5±6.3)岁;观察组:男性36例,女性29例,年龄18-79岁,平均(41.5±6.4)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式中，VMicell: “胶束”的体积，CMicell: 胶束浓度，VDigestion: 消化液的体积，CDigestion: 消化液的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