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作为词学发展又一繁盛阶段，词人众多，结社活动频繁，所形成的群体、流派难以计数。据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一文统计，这一时期共有词社136个。[1]除正式成立的词社外，还有大量因地域、身份、创作风格、思想倾向等因素而形成的词学流派和词人群体，它们具有数量庞杂、标准多重、松散无定等特点。其中，抗战时期出现于重庆地区的雍园词人群体就是众多词学团体的重要代表之一，杨公庶等将其作品集结为《雍园词钞》一书。本文将对“雍园词人群体”的性质进行判定，并考察其创作风格与价值，于民国词坛研究，特别是抗战词坛研究有深化意义。

一、《雍园词钞》考述

《雍园词钞》是一部词集选本，收录叶麐、吴白匋、乔大壮、沈祖棻、汪东、唐圭璋、沈尹默、陈匪石等八位词人在抗战期间寓居重庆时的词作九种，另附录陈匪石诗集一卷。其编者为杨公庶、乐曼雍夫妇，校雠者为周光煜。据杨公庶《雍园词钞》序知，此选的收录工作历时九年，自1938年起始，至1946年完稿成书，由杨公庶出资刻成铅印本，发行量有限，只在友人间流传。这部词集蕴含了众位文人在国难当头时的爱国情怀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是抗战时期旧体文学的代表之一。

《雍园词钞》的编者之一杨公庶（1897—1978），为晚清政治家杨度（1875—1932）之子。 师从王闿运，能词，有《江亭词》。受杨度影响，杨公庶虽然为化学家，也爱好文学。他青年时期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并获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并创办化工厂，娶乐曼雍为妻；日本侵华后，前往西南任重庆大学教务长，并创办大成酒精厂。另一位编者乐曼雍（1902—1974）为北京同仁堂乐家三小姐，为人好学乐施，居重庆期间投身教育事业、公益事业。爱好诗词，曾拜乔大壮为词学老师。此书由周光煜 （1）“躬任斠雠”，担任校对工作。当时杨家住在重庆大学旁的雍园，1937年后，这里成为杨公庶与友人交谈唱和、共商国计之地，《雍园词钞》便以此为名。

杨公庶编辑《雍园词钞》的过程与目的可从其序与乐曼雍的跋语中考得。杨公庶在《雍园词钞》的序言中提及，他编纂此书的一大原因是“嗜倚声，雅志搜访”[2]，恰好当时抗战爆发，大量文人西迁避祸，为《词钞》的成书提供了便利。于是就仿赵崇祚编《花间集》、周密编选《绝妙好词》之例，“志游从”。

(1)引入以MMSE为准则的两步先验信噪比估计法[8-9]。基于Priori SNR估计的维纳滤波算法中最重要的参数即为先验信噪比,采用“直接判决”法对其进行估计,如式(8)所示,从式中可看出Priori SNR的估计几乎依赖于前一帧信号谱的估计,这会导致语音增强算法性能衰退,为了缓和这个问题,对式(8)计算所得到的SNRprio(m,k)作第2步处理:

《雍园词钞》随得随刻，以收稿先后为序，集合了八位词人的九卷词作、一卷诗作。分别为叶麐的《轻梦词》一卷64首、吴白匋的《灵琐词》一卷42首、乔大壮的《波外乐章》三卷共106首、沈祖棻的《涉江词》一卷78首、汪东的《寄庵词》共33首、唐圭璋的《南云小稿》34首、沈尹默的《念远词》102首及《松壑词》70首、陈匪石的《惓鹤近体乐府》44首并附录 《旧时月色斋诗》27首。从词集类型上看，《雍园词钞》属于多位词人词作的合选本，编纂者只承担编选、校对的工作，并未对词作进行评论。

抗战时期，人生阅历愈加丰富的雍园词人们在创作时更加情真意深，追求厚重。无论是仰天长啸的高亢之音，还是掩抑悲泣的低吟之叹，或是强颜欢笑的娓娓诉说，都堪称从词人心底流泻而出的血泪结晶，这种直抒胸臆、毫无矫揉造作的风格成为雍园词人们共同的创作倾向。纵观《雍园词钞》中的作品，可知他们善于将个人的感情直接投射到身外的景物上，营造人格化的有我之境。如唐圭璋的《行香子·匡山旅舍》，作者只用“惊”、“惨”、“忍”三字开篇，就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痛苦的心情，但是激愤的情绪并没有成为全词的主调，而是随着清朗高远的景色慢慢沉淀，化为凄怆哀伤的悲凉。这样的处理使词作摆脱了愤慨的老调，更能体现出真挚的感情和厚重的内蕴。再如陈匪石的《凄凉犯》词有感于“离乱以来，南北吟侣次公、霜厓、半樱、沤梦、盋龛、晦翁、太狷，先后物化”而作。当天各一方的旧友陆续离世的消息传来，词人没有用大放悲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伤心，而是以轻叹、暗自垂泪的细节传达悼念之情，真实刻画了年岁已高的老人对死亡已然熟悉却依旧难以释怀的心理。当代刘梦芙称陈匪石词为：“情调偏于感伤凄黯，然并不流于衰飒。”[7]借以概括雍园词人的整体创作风格并不为过，他们的词作没有叫嚣与愤慨，而是化哀情为沉郁顿挫，后劲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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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雍园词人群体判定

当前学界多视《雍园词钞》为社集（2），但根据词社成立的条件可知，《雍园词钞》的作者们并没有形成标准的词学社团。所以，将《雍园词钞》归类社集，是不科学的。《雍园词钞》的作者、编者只能称为 “雍园词人群体”，而不能视为 “雍园词社”。其理由具体如下：

第三，既是社团，当有社友唱和，而从《雍园词钞》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其中缺乏词社必备的唱和之作、同题分韵之作。在八位词人的九卷作品中，没有任何同题共作的词篇，只有沈祖棻、汪东、沈尹默、陈匪石在为数不多的几篇题序中提及友人，也多与词社无关。如沈祖棻有一首《双双燕》题序曰：“白匋寄示新制燕词，谓有华屋山邱之感依调奉和。”只能说明吴、沈二人的某次书信往来互相讨教学问。汪东有六首词关于雍园友人（乔大壮、沈祖棻、陈匪石、沈尹默等）。沈尹默与汪东交情匪浅，故其词有14首与汪东有关，一部分是二人共宿“鉴斋”时的唱和，一部分是记录汪东的轶事；另有一首《高阳台》为沈祖棻题《涉江词》，并与陈匪石、乔大壮各和一首。陈匪石有两首词提及雍园友人，一是《凄凉犯》与乔大壮话旧友，另一是《夜半乐》题汪东的《适园忆旧图》。这些作品只是少数友人之间的双方交流，涉及范围不多于三人，并未达到词社的规模，所以从创作角度而论，雍园词人只能算词人群体状态，而非词社。

其次，《雍园词钞》不是一本词社唱和的汇集，而是由编者根据个人喜好而编订的词作选集。杨公庶在《雍园词钞》序中已言明他效仿赵崇祚编《花间集》、周密选《绝妙好词》的编选之法，搜访友人词作汇成《雍园词钞》。他汇集众友人以抗战为主题的部分词作，并从中选取最有时代精神、个性代表的词章。如此，《雍园词钞》的作者们只是抗战词人的代表，而非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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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词社和词人群体的定义来看，词社是一种文学组织，是词人们通过唱和活动而形成的有一定规定章程的团体，有正式的社名，最明显的特点是有团体集会与唱和作品；而群体则有多重标准，组织形式松散无定，没有固定社友，也没有明确的“社友”、“集会”、“唱和”等词汇的文献记载。如曹辛华《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将民国词人群体分为社团型、期刊型、地域型、学院型、阵营型和宗尚型等几类，当我们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时，同一位词人可能会被划入不同的词人群体。[3]词社与词人群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词人群体通过发展可以形成词社，志趣相投的词人群体也是词社成立的必要条件。按照定义的标准可以判断，雍园词人们往来雍园的时间不统一，并无固定集会的记载，所以未结成词社，故而只能视之为学院型词人群体。

雍园词人群体虽然不是社团，但词人之间关系却较为密切，这也是被人误为词社的缘由。其实，雍园词人们早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交。如沈尹默、乔大壮、叶麐三人与杨公庶是旧时同僚，早在北京任教时就已相识；汪东、陈匪石一直活跃在南方词坛，组建南社、如社等词学社团，交游广及沈尹默、乔大壮，并教导出唐圭璋、吴白匋、沈祖棻等一批弟子。众人秉承故交、师生关系，成为南方词学界的中流砥柱。抗战爆发后，雍园词人们辗转避祸，陆续抵达重庆及周边地区，或兼任教职与公职，或潜心治学，作词寄情。如汪东曾在国民政府机构任职，兼任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乔大壮曾在重庆任实业部主任秘书，兼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词学教授；叶麐、唐圭璋、吴白匋等人则于高校内潜心任教，钻研自己的专业知识。雍园女主人乐曼雍曾师从乔大壮，因感念其家道中落，又逢丧偶之苦，遂邀其移住雍园，逢此机缘，杨公庶才兴起结社辑书的念头。乔大壮居住雍园期间，毗邻陈匪石、汪东、沈尹默等人的住所，相互间时有唱和往来，他曾参与陈匪石《宋词举》中的问题修改，与汪东、沈尹默等共组饮河诗社，交流旧体诗词。[4]汪东也常将沈祖棻、唐圭璋、吴白匋等弟子的诗词作品交于众人评赏。同时，叶麐与沈祖棻夫妇交情匪浅，多次邀请二人去四川大学任教。唐、沈、吴三位同门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在生活与创作上相互关心鼓励。

综上所言，雍园词人们无集会、无唱和，即并非以结社的方式进行创作，所以不能将之定义为“词社”，而应根据其创作风格相似、私交笃厚，视之为“雍园词人群体”。该群体成型于抗战期间，词人们于1937年左右抵达西南，1946年战争结束后，众成员陆续离渝，该群体自行解散。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7月10日，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三、雍园词人群体的创作主题

《雍园词钞》是雍园词人群体的代表作，其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37—1946年间，折射出这一时期文人们的创作心态。从这部词集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后方的学者们对抗战主旋律的支持，以及风雨飘摇的社会局面对文人学者的心态和日常生活造成的一系列影响。雍园词人群体的写作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民族抗战的呼应，二是对故土、对往昔的回忆；三是记录流寓西南期间的生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身处西南大后方的雍园词人们以笔墨为刀枪，化婉转柔情为高昂悲歌，发出抗战救国的呼号。战争的残酷、民族存亡的危机、人民的流离失所却为中国文学带来“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收获。曹辛华的《民国词史界说与分期》一文将抗战时期的诗词风格总结为“悲慨”二字，当文人们经历了生命的坎坷，饱尝了人间的悲苦，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更加热血沸腾，他们的文学嗅觉更加敏感，文字表达也更为激情澎湃。如吴白匋的《灵锁词》着重表现了“悲”，66篇词作充斥着大量战争背景下的现实生活描摹，画面冷清衰颓，情感激烈愤慨，程千帆称其为：“以稼轩为师，而杜老忠愤感激之情，亦往复于其笔端。 ”[5]而汪东的《破阵子》“卉服但余鸟迹”则是“慨”的代表，此词的写作背景是同盟国空军袭击日本，战争形势发生了扭转。这一战局让词人顿生激浊扬清的慷慨，一改《寄庵词》深婉内敛的风格，咏出此等气势磅礴的篇章。

其次，雍园词人群体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高校学者们在词体领域的建树，作为典型的学者型词人，充分展现了晚清民国词史中“以学入词”的特征。民国中后期的学者们不再局限于狭义的词学知识，而是将自己的专业学养和气度胸襟融入词中，这才形成了民国时期词坛兴盛繁荣的局面。纵观民国的高校词人群体，既有吴梅、汪东、陈匪石、唐圭璋这样致力于词学研究的 “体制内”学者，也有沈尹默、乔大壮、叶麐这类爱好作词的“体制外”教授，但是无论他们是书法家、心理学家还是诗词作家，都有两重共同的身份：一是教授，二是词人。他们对人生、对教育、对作品都采取了严谨、端正、高尚的态度，恪守社会道德、矢志追求真理、爱国爱民，在大是大非中坚守崇高的信念。《雍园词钞》记录的已不是单纯的词作，更多的反映了他们的学识、素养，折射出民国高校学者词人群体的风采。

对故园和亲友的思念之情是古往今来的游子们最常抒发的情感，雍园词人群体也不例外。雍园词人们因避战乱流寓西南，有些人只身赴任，身处远方还需担忧故乡的亲人是否安好，思念之情愈发浓厚。例如叶麐的《轻梦词》均以缅怀旧时生活、托咏儿女情长为主要书写对象，集中共有九首忆旧之作，以及大量表现强烈今昔对比之感的词句。据其自序所言：“情随物迁，行不逮志。独居深念，动兴尤悔，因往往谬悠其词，托咏儿女，盖将以排遣其烦忧，非好沉溺于靡曼也。”[6]即可明了他借词遣情的初衷。另一位大量书写追忆之作的词人唐圭璋，他更侧重对故园及家人的思念之情。抗战时期，唐圭璋遭逢妻子病逝与故乡沦陷的双重打击，为谋生计，不得不留下稚子，只身前往西南赴任，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亲人，盼望东归，故其词集《南云小稿》中处处留下牵挂的痕迹：“人去远，信来稀。最难细数是归期”（《鹧鸪天·登观稼台》）、“漠漠是平原，那有江南芳草。人杳，人杳，心共蜀云飞了”（《如梦令·桂湖远眺》）、“江山信美非吾土，为客年长。何日还乡。梦里秦淮新画梁”（《采桑子》），整部词稿是其多年夙愿的写照，字字沥血，催人泪下。

与繁华富庶的东部地区相比，偏居西南的生活是清苦的，但雍园词人们依然苦中作乐，一面发掘简陋生活中的雅趣，一面将这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载入词中，用豁达的心态冲淡现实的凄凉。雍园词人们多经历人生坎坷，却不改坚韧大气的处世心境和敏锐灵性的文学嗅觉，让流寓生活变成诗意的憩居。沈尹默就是其中之翘楚，他擅长用琐碎小事感悟世事变迁，映射社会现实，将悠长的韵味留予读者细细品尝。在《念远词》、《松壑词》中，沈尹默记录了巴蜀的风景、与友人的交游往来以及赏花观景的生活，词集中既有“出山流水浑闲事，尽有悠然意”（《虞美人·初夏山居雨后作》）的洒脱淡然，也有“泸州白酒，半琖一杯时在手。争比茶香，乡味杭州不可忘”（《减字木兰花》）的细腻惆怅。再如汪东的《醉翁操》为静夜听闻山间轻响而作，清越空灵的声响似乎是大自然送来的礼物，让词人仿佛置身其间，亲眼目睹山林月夜之景，为他寂寞的山居生活增添了些许慰藉。

由此可见，在特殊的政治与军事形势之下，雍园词人群体的创作主题明确，以忧国之情为主旋律，时刻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维系在一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展现出他们高尚的人格品性和敏锐的创作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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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雍园词人群体的创作特色

雍园词人群体虽未结社，但在他们的创作风格上有相似之处。他们在远宗清真、白石，讲究音律，颇重章句之美，路数传统雅正；近师晚清词学大家朱祖谋、况周颐、吴梅、胡翔冬等人，受诸师“重、拙、大”的词学理论影响极深；待至抗战军兴，众人有感于黍离之悲，故而在气韵方面更倾向东坡、稼轩，兼容并举，博采众长。所以，其创作特色体现为：用简淡之笔抒深沉之情、造婉雅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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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杨公庶虽未对各家词作进行评述，但他在选词时注重作家身份及其创作内容、风格，带有明显的偏好和情感倾向。其一，入选《雍园词钞》的几位词人皆为各领域的佼佼者，且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同时他们都与雍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刊印《词钞》的首要发起人乔大壮曾为乐曼雍的词学老师，他寓居重庆期间，一直与沈尹默、汪东、陈匪石等旧友保持唱和往来，又向来欣赏、提携吴梅先生的三位高足——唐圭璋、吴白匋、沈祖棻，介绍他们与杨公庶相识。而叶麐与杨公庶有多年同事之谊，被约稿后最先提交词集。由此，这八位学者共同构建了《雍园词钞》的作者群体，他们将学养融入词中，使《雍园词钞》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词人之词，更是一部学人之词。其二，《雍园词钞》所选词作均为学者型词人在抗战期间所作，蕴藉着词人们深厚的文化素养与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多关注家国兴亡、故土亲友之思、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将博大的慷慨胸臆、复杂的社会现实融汇于小词之中，用独特的视角和方式记录了中国抗战时期的历史。其三，入选《雍园词钞》的词人，创作风格均一脉沿袭“晚清四大家”的立派宗旨，效法清末常州词派的“拙、重、大”，语近情理，雅婉相宜，讲究情感内蕴与表达方式的双重统一。诸位词人均为文化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无论是文学素养还是人格品性都有口皆碑，所以“风骨”是他们创作的最大闪光点，也是《雍园词钞》的最重要特征。

（1）周光煜（1911—1972），曾任《中华时报》东北特派员，参见刘国铭著《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3页。

五、雍园词人群体之研究意义

雍园词人群体是众多民国词派中的一个典型，通过对他们的考述可以折射出民国后期的词坛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雍园词人身上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他们是抗战词人群体的代表之一，唱响了中国词坛的时代之音。雍园词人的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了谴责侵略、倡导救亡、忧国忧民的民族精神主线，质朴的语言和深入的刻画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通过他们的词作，后世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体会人民的情感状态，进而分析特殊的时代、政治、思潮与文人作品艺术风格之间的关联。作为众多抗战词人中的一份子，雍园词人群体的创作在主题思想上具有时代的共同性。西南大后方的特殊环境也让雍园词人们暂时远离纷飞的炮火，一面担忧着远方的亲人和浴血奋战的同胞，一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做到暂时的自保。在这多重矛盾的心理重压下，他们的作品风格不同于抗日前线的慷慨激昂，也不同于沦陷区的冷嘲热讽，而是表达出正视战争残酷、社会黑暗的郁塞与坚持信念的憧憬相互交杂的情绪。

由于本文假设街道内老年人口集中于街道质心，但街道内人口并非均匀分布，可能造成人口分布重心和街道几何中心不重合.同时，由于居住区级的人口数据获取困难，本文以尺度较大的街道作为研究单元的精度还不高，今后应进一步改进方法并补充完善相关数据以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确度.

第三，以《雍园词钞》为主的词人群体是当时民国词坛的中坚力量，担负起词学传承的重任。从雍园词人群体的成员年龄分布来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他们中最年长者为陈匪石与沈尹默，时年54岁，最年轻的学者是沈祖棻，时年28岁。对一位词人而言，这一阶段正是创作的鼎盛时期，既有足够的学识素养，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于社会、人生都有成熟的见解。对雍园词人群体内部而言，几位学者之间有深厚的师承关系，汪东、陈匪石、乔大壮作为唐圭璋、吴白匋、沈祖棻的师辈，在他们早期学词时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和指导；流寓西南期间，词人们依然保持着频繁的交往，时常有书信往来，兼有诗词唱和。对中国词学发展而言，他们上承晚清时期老一辈词人的教导，下担青年学生的词学启蒙之责，作为词学文化继往开来的传承者，雍园词人群体是民国中后期词坛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最后，对雍园词人群体的考查有助于对民国词人群体、流派的深入研究。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又一个高潮，涌现出大量的词人和作品，并随之形成数量庞杂的词学团体、流派。对于这样大范围、全方位、多角度的群体、流派甚至词史的研究，我们需要从每一个构成要素入手，由点及面，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即对每一个词学群体、词人进行考述，透过他们的创作了解整体风貌。所以，对雍园词人群体的研究考论有利于民国词史的书写，是填补断代词史的空白的重要环节。

注释：

用拙朴简淡之笔打造深婉高雅的意境，是雍园词人另一重特色。他们用词简约，毫无轻薄晦涩，却能以小见大，善于在淡笔浓情间打造深婉高浑的意境，唐圭璋总结这种创作方式为：“独抒性灵，上探风骚的遗意，写真情，写真景，和血和泪，喷薄而出。”例如陈匪石用“又菊花黄，茱萸紫，酾酒须酬佳节”（《大酺·重九》）作为全词开篇，不采用任何修辞手法，不避讳通俗的植物名称和色彩，“黄”“紫”二字虽拙朴，却直观地打造出重阳佳节的热闹氛围。其他的雍园词人们也博学欧柳苏辛，善将俗词俚语入词，如沈尹默的“二月江南柳线长”（《浣溪沙·酬湛翁》），沈祖棻的“摇落最怜江上树。秋到天涯，何处无风雨”（《鹊踏枝》）等，浅显平易而意境深远，足见其以简淡之笔写雅婉厚亮之功。

（2）据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2008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289-310；马大勇；陈秋丽.雍园词群论[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6，（5）：67-77；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58。

参考文献：

[1]曹辛华.2008年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289-310.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组别下肢左右侧IEMG的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算不同组别双下肢骨骼肌的左右侧效应、组别效应和交互作用；采用积差相关系数分析不同组别下肢左右侧骨骼肌IEMG的相关性。分析软件采用SPSS20，显著性水平取0.05，非常显著性水平取0.01。

本特勒集团是一家全球性企业，由母公司本特勒国际股份公司战略管理控股，由三个隶属于本特勒德国公司的业务部门组成。公司有130年的历史，在全球38个国家拥有150家工厂，拥有24 000多名员工。本特勒汽车系统研发并生产车身、底盘和发动机的总成模块、组件以及零部件，现已在27个国家设立了20个研发和销售办事处，并建立了69个工厂。

[2]杨公庶.雍园词钞[M].民国35年（1946）铅印本：1（序）.

[3]曹辛华.民国词群体流派考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2，（3）.

[4]孙文治，等，编.东南大学校友业绩丛书（第1卷）[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05.

[5]吴白匋.吴白匋诗词集1927—1992[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通过以上现象不难推出，轨枕在脱模过程中由于两端不同步脱出致使一端轨枕挡肩被卡在模具里，而另一端已经脱出，从而由于轨枕自重等因素将轨枕拉裂。

[6]杨公庶.雍园词钞[M].民国三十五年（1946）铅印本:1.

[7]刘梦芙.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