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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南传统村落景观中红色标语的文化传承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习近平说:“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更加强调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实施工作。“十三五”规划就提出,要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我国不同年代的红色标语,是革命精神的象征符号,是宣传党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简洁化、直观化、审美化的特点。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代,红色标语对凝聚精神、统一思想,对阐释党的政治路线、实施国家的方针政策,对掀起社会实践的热情,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湘西南地区作为一块革命的热土,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红色标语。阐述湘西南红色标语产生的背景、艺术表现形式,挖掘标语背后蕴含的故事及文化内涵,揭示红色标语与民族文化、时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对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一、湘西南的文化遗产与红色基因

作为文化的特色符号,标语景观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秦刻石这一特殊标语样式(碑刻)的出现。红色标语作为党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更是随处可见。红色标语是动员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是见证红色革命历史的“活化石”,是“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红色文化遗产,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也是我们党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2]。红色标语在当时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在墙壁及其它易见的平面上书写或绘制各种爱国的文字口号、纲领或图画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对红色标语的认识、保护意识的淡薄,加上拆建改建新建工程的兴起,这种以墙壁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宣传党和政府的红色标语所剩无几。剩下的也因日久年湮,受风雨侵蚀和一些人为破坏,日渐损毁消亡,保护这些红色文化景观迫在眉睫。

(1)红柳泉油田下干柴沟组下段圈闭主要为岩性圈闭,类型有砂岩上倾尖灭岩性圈闭、物性封闭岩性圈闭(成岩圈闭)、砂岩透镜体三种。

(一)文化遗产:革命文化历史的印记

湘西南由于地处偏僻、经济相对落后,因而至今仍留存了一部分完整的传统村落,同时也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红色标语景观。作为红色故土的大湘西南,地处武陵山与雪峰山两大山脉体系中,是现在的张家界、怀化、邵阳三市的西南部地区,其所辖的桑植、大庸(张家界)、永顺、保靖、洪江、芷江、新晃、会同、通道、绥宁、武冈、城步、洞口等县聚居着苗、土、侗、瑶、汉等少数民族。湘西南自秦汉时就设郡立县,如武冈秦时属长沙郡。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自古为通往桂、黔、蜀的交通要道。加上气候独特、地势险峻、生存环境恶劣,如同湘西一样,村落景观较为完整地“保留着独特的建筑、空间、人文历史景观与文化艺术形态,具有奇异神秘、轻盈灵动、富有生命力的景观特征和浪漫豪放、气韵生动、恢弘雄奇的审美意象”[3]。这里的人们自古就有革命的传统,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发展,开展了一系列救亡救国的革命运动。这里出现了贺龙、粟裕、滕代远、向警予、刘晓、张一尊、徐君虎、廖汉生等一批革命家,他们相继投身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运动和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湘西部就建立了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是以“永顺、桑植、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4],这里发生了多次消灭反动派、反围剿、抗日、长征、剿匪、解放的革命战争,以及通道转兵会议、湘江会战(雪峰山抗日战)、芷江日本受降等重大事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包括建立苏区、红军长征、抗日救国、剿匪解放、发展生产、宣传党策国政的红色标语。作为早期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作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凝聚力量的重要武器,红色标语主要兴起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之后不断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实物见证。留存在绥宁、通道、洪江、会同、武冈、永顺、桑植等地的红色标语,讲述着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录了共产党人前行的步伐,闪耀着先辈的精神智慧。这些标语主要是以手工方式绘制在以砖墙、木板为主的界面上,它们是散落在湘西南的文化印记,记载了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记载了军民团结奋进、反封建、反压迫、爱国救亡的抗争历史,也记载了民众当家作主后同心协力、提气凝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建设美好国家的历史进程。

(二)红色基因:文化传承的种子

植根于湖湘文明与湘西南民族文化精神的传统村落,孕育出村民居安思危、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朴实、率真为特质的精神品质,也培养了他们勇于反抗,追求公平、正义,讲求仁爱、孝道为特点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城步苗族自治县铺头古村的一民居堂屋中,至今保留有富有哲理性的楹联。“在神龛两侧分别写有‘存厚’‘率真’四个大字,字体厚重工整、每个字高近一米,同时在堂屋两旁分别摆有长4米的训儿凳。这不是偶发历史场景的文本再现,这种耕读勤学、教化存真代表的是湖湘传统村落整个历史文化母文本的主旨要义和精神价值。也正如此,从传统村落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品学兼优、爱国爱家、敢于赴汤蹈火、经世致用的湖湘杰出人才”[5]。在那个遭受反动压迫的苦难年代,党就非常重视群众路线,把其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而敢于抗争、积极加入革命队伍的民众,更使得湘西南变成了一块红色的热土。正如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党始终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6]在绥宁、城步、洞口、通道、凤凰、洪江、辰溪、沅陵、桑植等地的传统村落中,传统古建的墙壁上还保留着一些红色标语。这些标语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包括:1、反高利贷、打土豪的标语;2、抗日杀敌的红色标语;3、红军长征过程中反围剿的标语;4、湘西剿匪,争取解放的红色标语;5、土地改革,发动农业生产的红色标语;6、执行党的思想路线、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红色标语。现保存在传统村落里面的红色标语主要集中在村落公共性建筑的墙壁上或木板上。由于在反围剿、打土豪或抗战的作战过程中,为了不影响民众,便于聚合、开会、物质贮备,部队一般多利用公共性的建筑如祠堂、书院、学校、耕读所、钟鼓楼以及收缴的大地主家的四合院等空间场所,用于战争期的物质储备、士兵住居、工作召集地。而这些建筑在战后又是合作社、生产队开展活动、贮备粮食的公共场地。由此,公共性村口牌楼、祠堂、摆手堂、风雨桥、钟鼓楼、民居等成了红色标语展现的主要场地,因而也成为了革命精神文化展示、文化种子传承、行动纲领实施的生发地。

结合知识点播放一段自然纪录片,不但能引起学生的注意,还能印证教学内容中的基础理论。通过提问和讨论,往往会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2]。

(三)审美特征:无声的艺术语言

红色文化的最根本特征——“红色”,反映其“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本土化与创新性相统一以及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等特征”[8]。“实事求是”思想就是这一特征的最鲜明的代表。“实事求是”这一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是红色文化的鲜明标识之一,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之上,赋予马克思哲学内涵,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条标语内容,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生成的“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思想”,强调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即实践是正确思想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凝结的文化精神与红色路标

湘西南传统村落,不管是其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承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其民族文化精神中就包含着居安思危、敢为人先、勇于担当、朴实、率真及追求公平、正义,讲求仁爱、孝道等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生发的红色基因。由此可知,红色标语不但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也是红色基因的承载者。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文化基因,“就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对某一类行为的认同接受而形成的集体意识”[11],潜移默化后则转化为类似本能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文化传统是由作为文化基因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所形成。中华千年的农耕文明生成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仁爱、民本、正义、和合、大同等,皆生发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爱,是中国人之本性、中国文化之魂。仁爱经由政者转化,形成“民本”的治国理念。《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可以说是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红色标语。在绥宁、会同、武冈等多地,就保留有多幅表现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红色标语。如“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几条标语讲述的都是在民本思想指导下的党的行动纲领。

(一)红色精神的象征:红色路标

另一方面,可结合建筑主体,就地进行保护,进行防止风化、渗湿的处理措施。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洞口萧氏宗祠就曾作为红二军长征革命活动旧址,至今在墙上仍留有红军当年书写的“跟着贺龙闹革命,打倒土豪和劣绅”,“红军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的运动”两幅红色宣传标语。这里是1935年12月贺龙、肖克率领红二、红六军在洞口的临时指挥部。关于留存的这两幅标语,还有一段民众冒险保护的故事。据日常管理宗祠的肖和平老同志讲述说,当年为了保护贺龙留下的这两幅标语,老百姓在墙边堆放了烧火做饭用的毛柴,两幅标语因而躲过了敌军的破坏。在吉首小溪村的洪家大院、凤凰的杨家祠堂等公共性建筑也可以采取就地保护措施,更好地结合场景来反映那段历史故事,发挥其红色标语的宣传、引领作用。

现保存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两幅书写在木板上的红色标语:“打倒屠杀工农和革命民众的国民党”,“取消一切高利贷”,讲述了在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湘江之战,突破敌人的第四次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一方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三万人,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堵截与围剿,红军处在危难处境的事实。标语也见证了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危机当头,为了摆脱困境,中央军委在通道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临时的紧急会议。实事求是,避免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正面作战,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把进军的路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这一决议“使红军摆脱了困境,开始走向胜利”[9](P176)。 这次会议被史学家称为 “通道转兵会议”。“这一转,转变了红军的命运,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10]。这是一个见证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例证。

(二)红色文化的凝结:实事求是

红色标语具有醒目、标识性强的外观特点,以及凝练简洁、质朴的艺术审美风格,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语言。书写在湘西南墙壁上的红色标语具有文化性、审美性、思想性、艺术性、纲领性等特点。红色标语是抽象、符号化的语言,不同于文学艺术的模仿与再现手法,它的文化精神、景观语义是由文字结合口号、党的政策宣讲、社会实践而生成、表征出来的,是革命历史和社会实践的产物。红色标语是通过我国传统的文字符号来表现的语言符号,主要以宋体、黑体字为主。但不同的历史时段其表现的形式特征有所不同,如受表现工具、书写条件、场景限制,书写的方式就会受到影响。红军在长征途中写在村寨的标语,一般是直接刷写在墙壁背景上,色彩以白色为主,笔划也相对粗犷,简便性是其书写特色。而在解放区及建国后书写的红色标语,文字和书写都较规范,文字色彩多以白、黄、红、黑为主,文字图底一般有边框修饰,标语字体端正、排版讲究,笔划工整。在书写毛泽东语录的红色标语中,基本上是白底黄字或黄底红字,背景皆有边框装饰。在内容表现上,红色标语借鉴利用了对联等传统文学的形式,具有小中见大、高度精炼的特点。在学者陶永灿的《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一书中,共收录了96条湘西南地区的红色标语,分别来自绥宁、洪江、会同、通道、武冈、城步和洞口等地。这些标语都以简洁有力的话语,达到了宣传、凝聚民心的作用。这些红色标语的内容或是宣传党的思想宗旨,如民主的阶级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原则、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等;或是传达党的政策方针,包括政治、军事、农业、经济建设、教育、体育等方面;或是广为传唱的革命歌谣,如“《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回老家 》《打倒肖家壁,农民分田地》《红军发给土地证》等系列歌谣,反映了根据地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之情”[7]。村落里的这些红色标语,以简便快捷、通俗易懂的方式,巧妙地营造了强烈的舆论氛围,激发出人民澎湃的革命斗志。它们“深入浅出地将革命真理深植内化于民心,实现了‘精神变力量’的转换”[2]

一幅红色标语就是一个红色路标、一种精神的象征。红色标语不仅是一个场所空间的红色标识,其生成的文化精神与引领意义,犹如一个路标、一盏指明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是书写在绥宁县红岩镇江坡村的两幅标语。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要种族不灭,惟抗战到底!——《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绥宁县关峡乡大园村传统村落)。“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绥宁县唐家坊罗连村袁家祠堂)。“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洞口县罗溪乡食品站)。这些红色标语无一不映射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气魄,无一不反映了革命精神和其作为红色路标的意义。

(三)红色基因的传承:群众路线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道,“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6]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

一方面,在历史意义较为重大、红色标语较为集中的地区,可建立数字化革命场馆。现保存在永顺县塔卧镇雷家大院墙壁上的标语 “提高战术素养,巩固思想一致”,其表现形式为圆形白底墨色字,底色边框红色。这些标语是中共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2月在永顺塔卧设立后,在此创立的红军第四分校的旧址——雷家大院上的标语,委员会进驻雷家大院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在这里领导创建了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康工农临时政权,这里也被用作红军分校,是进行革命军事方面的训练场所,而标语在此对提高红军军事素质起到了重要宣传和引导作用。现在已经建成湘鄂川黔革命馆。[12]

红色标语景观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景观。红色标语是传统村落景观中留存下来的一种独有文化现象。湘西南红色标语是见证时代的革命活动与革命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实物遗产,是伴随着时代文化的精神信念而转化的文化革命精神。每一幅标语的后面反映的是党和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和文化建设。怎样保护、转化生成在传统建筑壁面上的这些红色资源,怎样保护这些珍贵的红色遗产、揭示其文化意义,阐释那段红色文化的社会背景和艰苦的革命场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可以采取就地保护与修建场馆等措施,并将其作为一个红色文化生成的文本进行整体保护;也可以通过结合数字化手段的形式对红色标语进行图片收集和影像处理。

湘西南传统村落的红色标语景观,不仅来源于革命歌谣,而且生成于民族的审美特质与湘西南尚酸喜辣、喜欢红色的民风习俗,构成了村落独特的审美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景观艺术语言符号。湘西南有崇尚红色的习俗,有崇尚高扬的生命意识。红色代表权威、勇气、喜庆、美丽,而在革命年代,红色更代表了自强、刚健、团结、奋斗,成为革命精神的象征。红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思想的有机整合,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

同时保护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把红色标语作为传统村落景观的一部分,是湘西南村落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人们从接受、启示、到认识的一个教化、转化过程。从审美生成的角度来看,红色标语反映了通过文字的造型、色彩等艺术形式,与环境景观互相吸纳、转换,生成新的审美表征、文化价值、文本意义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把红色标语与传统村落中的其它景观及其相关革命事件和革命人物等作为一个整体的红色文本来保护。我们将它引入到湘西南村落景观及其红色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就能发现:红色标语与传统村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红色革命文化是一个相互生成、互为映衬的整体。我们还可以回到本土,回到社会中,回到历史、当下、未来的各个互文性语境中,搭建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生共融的资政育人平台。

现如今,很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占用了体、音、美课的课时,导致每周两节体育课不能正常进行。另外,家长为让孩子考上好的学校,帮孩子填报很多补习班,所以即使在放假期间,孩子也没有时间进行课外体育活动。久而久之,由于学校、家长、学生忽视课外体育活动,导致胖墩、近视眼人数不断增多。实践证明,进行课外体育锻炼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我对漳浦一中高三全体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显示: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学生身体素质明显好于没有锻炼的学生,他们身体素质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的通知》[1],其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仿制药质量,未通过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将不予再注册其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也将被注销。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2]出台,凡是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并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化药仿制药须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自此292个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全线启动。

MRI检查:采用西门子1.5T磁共振,使用表面线圈,常规矢状位扫描观察腰椎间盘信号及椎体形态,同时进行横轴位T2WI扫描;仔细观察硬膜囊受压情况,并确定椎管是否存在狭窄。

四、结语

红色标语是展示党和国家执政路线与实施群众路线的手段,具有宣传引领群众精神、激发群众觉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宣扬党的重大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等重要作用,对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统一行动路线具有重大影响及意义。这些红色标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变成了村落景观文化历史的一部分,转化成了发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文化资源,也生成为村落景观红色文化文本语义的语言符号与艺术载体。湘西南红色标语是红色文化的见证,革命历史的印记,其景观形式类型多样,表征的文化意蕴深厚,生成的文化精神深刻。“由于人们对村落景观及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缺失,没有正确认识传统村落所孕育的文明种子和教化智慧,没有正确认识传统村落所包含的文化艺术和历史价值”[13],所以在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下,红色标语日渐消退。遗忘这些红色历史的印记、或漠视这些无声的红色文化语言符号都是不应该的。因而我们需要正确看待红色标语在红色文化传承中所起到的独特意义,同时也需要正确看待其文化审美的生成意义与文化精神的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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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桂红.红色标语文化解读[J].人民论坛,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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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021/c64094-28798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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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祥雄.湖南侗族风情[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0]刘成.红军为何从通道县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N].甘肃日报,2017-02-16.

[11]金元浦.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武吉海.探访湘西传统村落[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

[13]谢旭斌,张鑫.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9).

 
谢旭斌,叶子雅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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