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内战爆发到20世纪上半叶，对这场战争的解读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其中以清教革命论为主要代表。20世纪上半叶，关于英国内战的各种阐释理论遭遇了解构，重构对英国内战的认知成了必要和迫切的需求。彼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传入了英语学术界并发挥了广泛的影响。在此前提下，历史学家将重建对英国内战的认知期望寄托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释模式上。英国内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重大，它被马克思称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内战。马克思对英国内战的评述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总的来说，这场战争使英国从封建主义走向了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

一、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关于英国内战的解读

英国政治思想家哈林顿 （James Harrington，1611-1677）最早从整体上对英国内战进行了阐释。哈林顿认为，在内战爆发前一个半世纪，英国人民（资产阶级与乡绅阶层）的财富就已达到足以威胁国王、教会与贵族地位的水平。英国内战实际上是政治“上层—结构”的一次调整，目的是为了适应财富的分布结构。没有这种调整，就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府。霍布斯则将英国内战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他认为当时长老会的势力随着战争的爆发而迅速壮大，原因就是他们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支持。霍布斯说：“几乎所有的伦敦市民都捐钱捐物支持长老会，而英格兰所有其它城市与市镇几乎也都在这么做。 ”［1］（P192）

在所有关于英国内战的解读中，克拉伦登（Edward Hyde Clarendon 1609-1674， 英国法学家、政治家、大法官）的阐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的观点主导了他之后的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认知长达一个半世纪。克拉伦登在各郡县政治分裂情况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将英国内战视为底层大众、资产阶级与贵族制之间的冲突。通过实证考察，克拉伦登发现地方乡绅在内战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且“普通大众对骑士制度下的贵族与乡绅的愤怒之情在所有地区都持续增长，而在这些地区，你若不是长老会的追随者，即使呆在家也是不安全的。 ”［2］（P318，464）克拉伦登将英国内战定性为“人民暴乱”，是神圣制度遭到了普遍的挑战。18世纪的休谟继承了克拉伦登的人民暴乱论。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将英国内战的过渡时期描述为“野蛮的暴力，无论它穿上何样的外衣，也不管它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它都注定了要在个人的独断专行中寿终正寝”。 ［3］（P220）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大陆的激进主义传入英国，重燃了英国人对英国内战再认识的火花。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 的 《共和国史》（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对内战期间支持民主的社会因素给予了适当的“同情”。戈德温后，英国国内出现了一股重审英国内战的潮流，以麦考利（Macaulay 1800-1859）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等为代表。这股重审潮流充分肯定了英国国会的进步意义，是对克拉伦登与休谟等人的观点的一次“拨乱反正”。

1848年欧洲大革命后，英国史学家对内战的注意力从“人的革命性”转移到“人对传统制度的捍卫”上，并且在这种大背景下，形成了“清教革命”的观念。 卡莱尔（Carlyle，1795-1881）的《克伦威尔》一书将“篡权者”克伦威尔写成了一个清教英雄。加德纳（S.R.Gardiner，1829-1902）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这套书阐释了 “清教革命”的观点。加德纳认为资产阶级所表达出来的革命愿望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英国内战并不是一场阶级冲突，引导人们去战斗的不是阶级利益，而是根深于英国传统的美好理念。自此到20世纪中叶，这一观念一直统治着英国人对17世纪英国历史的认识。

20世纪早期，特别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革命的阐释理论被引入英语世界之后，英语学术界逐渐开始反思和反对“清教革命”的阐释模式。恩格斯的《德国农民的战争》在1926年被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英语学术界广为传播。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语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观点相左的学术成果。芝加哥大学的内夫（J.U.Nef，1899-1988，美国经济史家）认为早在1640年前的一个世纪，英国就已经发生了“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场革命是加德纳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4］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内（R.H.Tawney，1880-1962）在详细分析土地所有阶级分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做了区分，认为封建与资本主义的分裂在1640年前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最后发展成了英国内战的敌对双方。 ［5］

传统清教革命理论的前提是认为宗教意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以陶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不仅证明了这种前提的伪科学性，还指出了清教主义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间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多铎王朝君主制是一种英国特有的君主制，它的建立基础是各阶级的联合。国家与土地所有阶级联合挣脱了英国中世纪的束缚，挣脱束缚后的国家与土地所有阶级又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相对立。［4］

二、马克思恩格斯解读英国内战的四个维度

英国内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重要议题，马恩关于英国内战的解读始于1844年。虽然马恩并没有专文来论述英国内战，也没有对其进行过史学性考证，但他们对英国内战的看法是一个前后一致并富有开创性的整体。马恩对英国内战的哲学性洞悉比之以往的任何史学家的审视都要深刻得多。马恩解读英国内战的最独特之处是抓住了革命的二元性，即内战的资产阶级性与进步性。内战中的国会领袖既代表了资产阶级，又为大众百姓呐喊；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他们反戈曾经与他们一起战斗的民主力量，最终与最初的战败者进行了妥协。总的来说，马克斯和恩格斯对英国内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

（一）英国内战是人类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开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内战的解读以其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同时涉及到基于生产模式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也涉及到封建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性理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生长于封建社会的中间阶级将封建的国家机器推翻，建立一种新的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很巧妙地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了区分，“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比，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 ” ［6］（P167）马恩认为，16 世纪的荷兰革命是第一次一国范围内的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便是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失败了的1848年德国革命。

第一，英法革命在人类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具有代表性。根据马恩的理论，英国革命是与法国革命相当的、最具经典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844年，年仅23岁的恩格斯写到：“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独立派、平等派相当于阿贝尔派和巴贝夫派。”［7］（P660）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与18世纪的法国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革命中处于平行的 “双核性”地位。它们是相似的，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类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我们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能看到马恩对英国革命的这种定位，“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8］（P67）同样，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17、18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 ”［9］（P355）

第四，在政治方面，英国旧封建诸侯在战争中损失殆尽，这客观上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取国家权力提供了便利。恩格斯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 ”［12］（P350）

第三，英国革命因其经典意义成了马恩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某些概念时的重要依据。如恩格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到：“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12］（PP595-596）恩格斯接着分析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最后他的结论是现代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起源于17世纪这场伟大的英国革命。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国际上对英国革命中平等派、深耕派以及其他一些左翼团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面世。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恩在此提及的这些被历史埋葬了的底层左派力量。马恩并没有对这些力量有深入的研究，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深究的议题。这种左派民主力量为什么会瓦解？曾经在1647至1649年间盛极一时的平等派与其支持者为什么会顷刻间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对这些问题的最基础的回答是由恩格斯给出的。他在1869年10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说到，“关于克伦威尔时代，我还应当去研究，可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点是无疑的：假如没有必要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统治和形成新的贵族，那么连英国也会呈现另一种局面。”［19］（PP358-359）马克思接受了这一观点，两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说，“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像在克伦威尔时代一样)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 ”［19］（P399）

（二）英国革命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

空间构建是画家从内容到形式表现的主要阶段，也是画家与画面空间情感交流的过程。中国画表现内容的超越和新风格的产生归功于独特的空间形式。空间构建形式并不是绘画的所有，一张好画并不一定有着好形式，但是只有在好的空间构建中方能创作出好画。就北宋的全景山水或是南宋的边角山水而言，每一个高峰期都有着独特的空间构建样式。空间的构建是中国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完成一幅优秀的作品，艺术家无不倾注心血和热情，而画面的空间构建则掌握着作品从内容到实现的关键，具备了好的空间想象但构建布局不到位，作品所体现的意境与张力则得不到很好的实现。

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中表明了英国内战的资产阶级革命共性。结合英国历史，伊丽莎白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前两任君主期间的大贸易公司与贵族垄断企业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特权”“行会”等保护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那些需要国家权力保护的小商业阶级却处境艰难。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在查理一世与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分享不到任何贸易与工业发展的利益。而英国内战的资产阶级革命性来源于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及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特殊性。

采用反转法研究机构运动，即给整个机构一个绕点O且角速度为(-ω)的反转运动，于是凸轮固定不动，从动件AB在跟随机架OA反转(这时机架相对凸轮转过的角度即为原来凸轮相对机架转过的角度φ)的同时，还相对机架以原来运动规律ψ= ψ(φ)运动。

一个完整的直播流程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编码、数据传输、解码数据和视频播放等五个部分：数据采集部分包括视频/音频的采集、图形处理等；数据编码和传输涉及视频/音频压缩、CDN推流、控制信令等；数据的解码和视频播放部分涉及视频/音频解码，拉流、即时通信等技术。对于部分高校来说，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直播平台，要求的技术难点较多，实现较为复杂。云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稳定的底层构架和API接口，能够帮助高校较为轻易地实现搭建属于自己的微课直播平台。

当前，全球蜜蜂总量在急速下降，保护蜜蜂刻不容缓。不少企业也投入到保护蜜蜂的行动中。据先正达中国大区总裁顾思锐介绍，作为绿色增长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先正达在过去三年中，与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佳沃鑫荣懋集团等合作伙伴大力开展“授粉行动”和“农场放蜂”等项目，2017年在中国10391公顷耕地上开展了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第二，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在乡村地区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英国经济以牧养为主，羊毛及其相关纺织工业很早便是英国的支柱产业。纺织工业一般设置在乡村，一是为了逃避城市的行会管理和制度限制；二是离生产源近。这导致了乡绅阶层中的一些乡绅与纺织商人走得很近，并参与到了生产市场中。与之相似的是，煤炭及其相关产业也在乡村得以发展，且由地方乡绅所治理地区的煤炭及相关产业发展最快。

第三，圈地运动为英国内战的到来做了历史、社会、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准备。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6世纪早期延续到19世纪早期。但是，其真正的全速发展时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亨利八世时期对天主教寺院土地的没收与出售；第二个时期是英国内战时期对国王、教会与保王党土地的没收与出售。圈地运动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最后一次圈地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世纪，在资产阶级与圈地的地主阶层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后，国会以国家行为的方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圈地运动。 ［14］（PP178-186）16 世纪的圈地运动使英国大土地资本市场开始形成。马克思认为圈地运动在两个方面对新兴阶层是重要的：一是使资本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二是产生了大量可供雇佣的自由劳动力。内战期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反对君主制、封建贵族以及国家教会，继而以国家形式启动了17世纪的圈地运动高潮。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阐释英国内战时不仅发现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认为它是一场摧毁保护过时社会关系的国家形式的革命；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了底层大众作为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在内战中的崛起。马克思这样说到：“英国的查理一世也曾抱怨自己的等级而向自己的人民呼吁。他曾号召自己的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议会。但人民却宣布自己反对国王，把议会中不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赶了出去，使因此而成为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的议会把国王斩首。这就是查理一世向人民呼吁的结局。 ［9］（P221）马克思注意到了国会议员之间的分歧，他们有的能代表人民，有的则不能。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身份的二重性也进行过专门的分析。他发现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英国资产阶级只想取代现有的统治阶级，而不想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15］（PP697-698）

第二，英法革命在意识形态与斗争形式上都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共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使它们共同成为人类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开端。在马恩那里，英法革命是最具经典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这两场革命的异同时，马恩更多地强调它们的共同点，而非差异性。如：“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和反对占统治的教会。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 贵族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10］（P124）而且，马克思提醒基佐（Guizot）：“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11］（P251）

但是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改变之间常常会出现“间隔期”。此时，封建势力开始衰败，资本拥有者开始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这两个阶级势力相当，一方不能完全打败另一方。在这一间隔期，英国产生了“绝对君主制”。都铎王朝与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就是典型的、间隔期里的绝对君主制。这种绝对君主制能在某个时期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在都铎王朝镇压叛乱，削弱教会，打败外国军队，建立了国内和平与稳定的秩序后，资产阶级开始要求更多的现实政治权力。与此同时，在16世纪的价格革命的打击下，王室“自给自足”的能力日趋下降。国家税收体系寄希望于新财富的拥有者。于是这些新财富阶级借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国家权力问题——无国会授权不得缴税。这一口号顿时成了城乡资产阶级的共同呼声。斯图亚特王朝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现有权力，但仍然事与愿违。随着资产阶级与新乡绅势力的增长，国王与封建势力集结以对付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乡绅，并且与国际封建势力合作以期待将他们彻底镇压。从詹姆士一世的西班牙式政治以及罗德（Laud）主教的“重新天主教化”的努力等都可以看到这种联合。最终，国家奉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日趋保守，并且对新兴经济具有破坏性。旧有社会秩序由中产阶级主导的经济权力瓦解，于是革命最终爆发。对此，恩格斯总结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 ”［15］（P179）

综合上述因素，英国内战既是一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典范。也正因此，马克思才说：“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10］（P125）

（三）人民大众的力量在革命中崛起

写作文是反映学生自身学习和生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抒发学生内心世界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作文教学中很多语文教师没有恰当的把握这一点，没有引导学生去感受生活，用自己的语言来描写生活，使学生学习写作的内容与学生生活联系不大，内容空洞。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那里，英国内战不仅具有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英国特色，它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借助英国革命的例子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如何脱胎于封建社会的。早在1846年，马克思对此就有详实的表述：“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 ”［13］（P478）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社会，它产生的那一刻也注定了无产阶级的必然诞生，并且，“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 ”［15］（PP116-117）

第一，英国资本主义起源于乡村的大农业资本，城市自由资本从来就不曾在封建社会旧制度下真正成长。从长远来看，这必将阻碍资本主义关系的自由发展。对此，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对16世纪的德国与英国做了比较研究:“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11］（P438）

虽然在英国内战中出现了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现象，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很谨慎地处理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 ”［10］（PP124-125）但是，当资产阶级“阴影”下的无产阶级开始出现时，如英国革命中的深耕派与不严格意义上的平等派，他们便开始对成功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自己的愿望与要求了。正是无产阶级这种超出经济基础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民主与社会要求使得当时在革命中与无产阶级联盟的独立的社会名人，如弥尔顿，以及资产阶级开始害怕这种无产阶级兴起的趋势，如1659年就有国会议员这样呐喊：“政府必须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否则穷人就是实施统治了。 ”［10］（P148）

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了资产阶级与人民的联合是不牢固的。他说：“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旦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 ”［17］（P38）当胜利的曙光照到英国革命时，国会的支持者们便划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对此，马克思还实例分析了这种联合与分裂的趋势。他提到了麦克莱伦（McClellan）在美国内战中的作用。这位失败的将军在美国内战中扮演了制动器的角色，这和17世纪40年代埃塞克斯（Essex）将军所起到的作用相同。马克思还阐述了克伦威尔是如何清除战争中那些怯懦与保守之人的。马克思最后说到战争的本质是原则的战争。［18］（PP357-366）正是因为“人民力量崛起”，马克思才说“所有现代革命都开始于17世纪伟大的英国革命”。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17世纪的英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从革命产生的原因和革命经历的过程，还是革命造成的结果等方面来看，它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且，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人类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具有经典意义的革命，它与法国革命在人类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处于“双核性”的地位。它是人类资产阶级革命开端的革命，是人类资产阶级革命最经典的范例。

冷凝式锅炉是指在锅炉燃烧做功的过程中，利用余热提取技术将排烟温度降至烟气露点以下，将烟气中的水蒸气进行凝结从而释放提取其中的汽化潜热。在锅炉效率的计算过程中，若以燃料低位发热量Qdw作为基准，则冷凝式锅炉的热效率可达到100%以上[1-2]。

革命期间大量所谓“不可靠”的军队被派往爱尔兰。1647年大量所谓的“煽动者”被委任军队职务，之后便出台了“调军入爱”的政策，1649年这一政策被重新启用。还有一些所谓的不良分子后被送往了牙买加。这些被派往爱尔兰与牙买加的“煽动者”与“不良分子”其实就是在革命中兴起的左派民众力量。

1.2.1 整地及土壤处理 苗圃地在育苗前进行全面深翻，捡出草根、石块，然后耙磨平整。在整地前做好防病虫害措施，将杀虫剂结合深翻翻入土层内，且随施随翻，防止药剂挥发、失效等。育苗前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每667m2施5—8m3,另混配磷酸二铵、过磷酸钙等作基肥。在苗木生长速生期追施尿素。一年生苗当年6月底追施尿素1次。两年生苗在4月底5月初结合松土施磷酸二铵1次，每667m2施25-30kg，5月底、6月底结合灌溉各追施尿素1次，每667m2施10—15kg。

（四）清教主义意识形态在英国革命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英国内战阐释的第四个维度是对清教主义的界定。英国内战又被称为“清教革命”。对于清教主义在内战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问题，马恩将其归到意识形态领域，认为清教主义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意识形态。

嵌入式仿真系统的系统数据输入，是通过接收和采集虚拟战场的实时态势信息、各类传感器和武器设备以及作战指挥命令的多种装备状态数据（位置，姿态，速度，航向，油量等）实现的；嵌入式仿真训练系统接收数据后，即可按训练计划进行战斗对抗仿真，推进实施虚拟作战进程，生成新的虚拟数据信息再次输入到实际设备中；实际装备接收到虚拟作战进程信息，在武器装备作战终端上实时展现当前战场态势信息，参训人员借助虚拟战场态势信息，按照相关作战条例进行作战操作训练，至此形成了装备-虚拟作战环境-装备的仿真闭环回路，其系统原理如图 1所示[2]。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早在英国内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就在利用清教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封建活动。彼时的清教主义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恩格斯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已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发现加尔文教就是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 ”［12］（PP348-349）

而革命本身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地导致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意识形态产生于既定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同时受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在革命年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可能会超越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发展。例如：17世纪40、50年代的平等派等派别的激进民主思想便是清教主义的产物；1660年与1688年的妥协也是对革命民主的恐惧等原因综合的结果。恩格斯说，“在这里，加尔文教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20］（P351）马克思也列举了导致 1688 年格局形成的原因，即新兴地主阶层害怕天主教在英国复辟后，整个英国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可能易主；而工商资产阶级则害怕天主教复辟会损害贸易等。

马克恩和恩格斯关于新教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关系的理论，后来在韦伯、陶内等一大批学者的继续深入研究下，发展成了一种成熟的理论。韦伯的研究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广为人知。尽管如此，西方的历史研究却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去证实马克斯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17］（P122）

参考文献

［1］ Thomas Hobbes.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M].London:John Bohn,1839-1845.

［2］ Edward Hyde Clarendon.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M］.Oxford:Clarendon Press,1888.

［3］ David Hume.History of England ［M］ .London,1802.

［4］李勇.我们该如何研究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2）.

［5］ R.H.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J].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2，（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6］ Thomas Burton.Burton's Parliamentary Diary ［M］.London：Nabu press,1828.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