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中外，自学校这一教育场所产生以来，其核心功能便是培养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教学活动的有效实施。中世纪大学与其同时代其他类型的学校相比，作为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性行会组织，其人才培养的层次更高，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更具复杂性，对教与学双方各方面的要求也就更高。相较于现代大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言，中世纪大学似乎显得过于单一和简单。然而，通过文献资料仔细考察当时大学的教学实施状况，今人不得不正视辩论式教学方法在中世纪大学各学院实行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以及其对于人才培养、学术发展和西方文化的重要影响力。

1 辩论活动的历史回溯

回顾西方文化的源头，不难发现辩论这一活动形态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的诡辩学派，这一极富怀疑精神的学派对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命题进行了论证。如其代表人物芝诺就曾对“飞矢不动”这一奇怪命题进行论证。之后智者派在前者基础上提出了以“二难推理”为精髓的论辩术，共同推动了古代西方逻辑学的产生。这些论辩术成果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和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包括《论辩篇》《辩谬篇》等。同时，他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三段式的逻辑推理范式，为古典逻辑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到古罗马时期，以昆体良为代表的雄辩术理论和实践也进一步推动了辩论活动的发展。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的研究者们将这种辩论精神传承下来并引入了大学，受其影响辩论式教学才得以产生。布朗认为经院哲学指的是中世纪学校的教育传统。从宏观上看，这种教育传统把哲学与神学思辨相结合，以达到对基督教教义深层理解……具体来说，经院哲学则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之上从而论证神学问题的方法论[2]。作为基督教神学体系中重要的哲学形态，经院哲学在其鼎盛时期产生了著名的唯名与唯实之辩，围绕着理性与信仰这一基本矛盾而展开，推进了经院哲学的理性化。这场历史性的辩论之战，一方面使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辩论传统得以弘扬，另一方面也为大学辩论式教学活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供应链上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会使各参与方不能准确了解交易的进程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好协调、不能及时跟进处理，降低其运作效率。

60例患者中，门脉完全栓塞32例，不完全栓塞28例，分别占总数的53.3%、46.7%，完全栓塞患者胆丛、胆总管周围侧支循环开放率[56.3%(18/32)、78.1%(25/32)]，均显著高于不完全栓塞患者[17.9%(5/28)、35.7%(10/28)](P<0.05)，但两者的胃小弯侧侧支循环开放率[62.5%(20/32)、53.6%(15/28)]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中世纪大学虽然产生于学术氛围浓厚的中心城市，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但初期大学各项设施都较为落后。初期的大学是由人，而不是大楼、实验室和图书馆组成的。教师有时会在自己家里上课，有时会在租赁屋中进行，因此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3]。如博洛尼亚大学初期的教室非常简陋，而且科系是散在城区各处的，后来才渐渐集中到那狭小而著名的“稻草之街”。夏天把稻草铺在地上，冬天则铺上干草，教师和学生都坐在上面；教师往往会多堆些草，以便比学生坐得高一些。了解了当时大学的基本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更容易理解辩论式教学产生的现实原因。由于当时大学的图书资料极为缺乏，没有固定的教室供师生使用，所以师生之间、以及同学之间更易于形成讨论和提问的风气来解决疑难问题，久而久之，慢慢形成了辩论式的教学活动。

2 辩论形式及其实施过程

中世纪大学的辩论式教学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一教学制度置身于理性与信仰之争、唯名与唯实之争等争论主题所形成的思辨氛围中，通过不同类型辩论式教学活动的展开，解放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

随意性辩论是指以教师、学生为主体，包括众多社会人士、教会人士以及城市民众在内的人员，聚于某一公共场地就学术性或者非学术性问题相互间进行辩论的教学活动。这类辩论难度比前一种大，而且学院全体成员必须都要出席。它是一种较为细致的练习课程，其原则类似于现代记者会。一般来讲，因为参与人员的构成较为复杂，所以活动规模很大，可供讨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学术方面，而且多以敏感的政治问题居多，因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吸引力。该活动通常在四、五学年间开始举行。因为涉及的问题较多，所以每次都在早上开始，然后长时间地进行下去。随意性辩论的主要特质就在于它的随意性与自由性，以及飘荡在会上捉摸不定的迷雾。在辩论举行过程中，谁都可以随便提出任何问题，当然这对接受提问的答辩教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像往常一样，敌视的或好奇的问题与疑难会从四面八方涌现。人们可以温和地征求答辩人的意见，也可能有意抛出难题使教师陷入自相矛盾中。也有激进分子逼迫他探讨他极不愿意谈起的关于时局的棘手问题。有时候提出的问题非常清晰有趣，有时候问题又具有多重意蕴，叫教师感到左右为难，以至于难以把握它的确切外延及真实内涵。有些问题属于光明正大的纯知识领域，另一些问题却主要含有诽谤性或政治性的意图。因此要主持这样一场随意性的辩论，就必须具备近乎严苛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拥有几乎知晓万物的学识[4] 。随意性辩论采用的辩论方法为问答法，即先由参加活动的听众提出问题，然后由答辩教师与问题提出者围绕该问题进行论辩。该方法通过辩论双方的一步步论证和辩驳来深入问题的核心，从而有助于双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认真聆听的观众往往也会获益匪浅。中世纪大学各学院里的学生在攻读完初级的人文学院后就开始花大量时间准备该类型的辩论活动，大学生在其学院学习生活的每一要紧阶段，都必须参加随意性辩论活动，可以作为答辩选手，也可以作为反方辩手[5] 。一场规模宏大的随意性辩论活动完毕，所涉及的各类问题将会通过整理、汇编，形成“辩论集”，经由时间的累积，各种辩论集会进一步汇总为“辩论大全”。两者的写作方式具有相似性和独特性，一般是先展现围绕中心辩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或大或小的问题，而关于每一个问题通常都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作者先分别列出维护不同观点即来自不同对象所提出的论据，然后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或反对哪一观点，随即就要提出自己的观点，最后才是阐明自己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2.1 通常性辩论

智能手机里至少有9种稀土材料；离开了稀土材料，潜艇声呐就是摆设；爱美女士必备的口红，如今都有了稀土的身影……

具体的辩论过程分为3个阶段，包括预备活动、主导论证以及辩论问题文本集的形成。首先是辩论的前期准备，一般由主持辩论的教师提前确定辩题，并将该题目以及辩论日期告知其他学院的师生。到了辩论举行当天，该学院上午的课程全部取消，只有主持辩论的教师会给自己的学生讲一点课，时间很短，等到学院助教们到了之后，辩论便开始了。参加辩论的人员多数是该院的全体学士和部分教师，当然也会有其他学院的师生以及神学院的院长主教和教会人士们，但这主要取决于该辩论教师的名望和其辩题是否足够吸引他们。接下来就是该辩论的论证阶段，通常主持辩论的教师并不直接参与，而是交由其学士担任答辩者的角色，这也是该学士必修的练习课程。问题的提出先由在场的教师提出，接着由其他学士提出，最后由大学生们发问。该学士依次回答不同的问题，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著名学者阿拉贝尔的相反引证法，具体步骤为分别呈现正反方的观点，分析之后提出自己的主张，最后对其他观点进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主要依靠不断地引经据典，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并且允许在辩论中阐发哲学、法学、神学等原理问题。最后由主持辩论的教师通过总结辩论成果形成辩论问题集，教师再次把头天或前几天关于辩论的资料认真复习一遍，首先他在资料充裕的条件下，把针对他的辩题提出的疑问，按照自然顺序或逻辑关系排列好，最后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用语区别。列出这些问题之后他便以自己的理论作支撑进行论证，然后再就辩论的问题举行特别的讲学报告，这也是论证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教师或听众笔录下来的论证内容，生成文稿，形成辩论之问题集，作为“辩论的最终文本”[4]。

2.2 随意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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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影响

中世纪大学各学院开展教学活动通常采用讲授和辩论两种方法。而辩论则代表了教学活动富有生机的一面。在传统的讲授之后，便是讨论问题和辩论。辩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通常性辩论和随意性辩论。

最为经常的是“通常性辩论”。先由教授选定辩论主题，主持辩论，指令其一位助教陈述问题并回答学生的各种提问。教授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观点，要么对助教表示支持，要么代他来回答那些很有难度的问题。这种辩论活动通常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它能够吸引很多人参加讨论，除了该教授班级中的学生以及选修该教授课程的学生外，还有其他班级的学生。作为惯例和教学要求，在辩论的次日，教授做总括，即对辩论作综述并发表个人观点。

3.1 形成学术中心

建立在传统讲授法基础之上的辩论教学法以其质疑和反驳精神为核心，在实践中不断被细化，最终成为一种固定的教学制度。理性知识对信仰知识的挑战运动是中世纪一直存在的，到了1 100年左右，这个时期最广博深邃的哲学家阿贝拉尔来巴黎学习，站立于巴黎这个学术舞台中心，展现出了自己的学识，并为巴黎大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经常在巴黎大学各学院讲学，他关于神学问题的独到见解，吸引了众多学生的敬仰目光，并针对神学问题组织了多次随意性的辩论。而另一位中世纪学者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讲学期间，围绕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当时的敏感话题，组织并主持了众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正式辩论；巴黎因此成为12世纪上演一切最具生机和富于变化的各种事件的大舞台，也奠定了其在法国学术中心之地位。当然当时并不只有巴黎有如此辩论之风，牛津和剑桥也在这一学术潮流中展现出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威尔·杜兰特对该学术活动也曾大为赞赏道：“到达巴黎、牛津或博洛尼亚后，人们将会发觉自己置身于一大群充满快乐、困惑而又热切的学生中，正处在一种辩论犹如比武一样精彩的心智激荡的气氛之中。” [6] 由此可知，不同形式的辩论教学不仅在大学内部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市民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活跃了城市的文化氛围，形成了以大学为主的学术中心。

3.2 培育理性精神

中世纪大学的辩论很注重逻辑推理，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好的效果。正如西蒙斯所说的那样，在辩论过程中，一个个问题被展现出来，人们运用自己的眼睛从不同的方面对问题进行观察，在众人的注视中，各类问题与难题都将无所遁形，一一被人们攻克。而辩论将会在这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不同的人都会感到相同的厌倦和疲劳，而在公开场所举行的辩论活动中，人们将会经历一场头脑风暴，从而进入了充满思辨与无穷可能的时空里。倘若你在辩论中战胜了对方，你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荣誉感；但是当你被别人击败时，你也会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充满羞愧感和耻辱感。所以没有什么能比辩论更能恢复和提升人们思维的活力[7]。

中世纪大学不同的辩论形式有利于社会的各个群体形成善于发现问题的意识与倾向，这种意识活动和思维倾向尽管不会直接提高人们知识水平，但更易于洞察谬误，推翻权威，从而进一步得出真理。由此可见，这种辩论式教学活动中所包含的逻辑、科学和批判精神，对于西方人理性精神的培育乃至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3 历史局限性

每一时代生产知识的方法以及辩论真理的逻辑不同，因而知识无法逃脱受当时的知识“政体”束缚的宿命[8] 。中世纪大学的教育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随着社会的变革，日益显示出其保守与不适应性。一方面深受经院主义方法影响的辩论式教学制度逐渐走向了形式主义的不归路，阻碍了实验科学的教学方法进入大学为其增添新鲜血液，从而也就窒息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另一方面，中世纪的人们过分崇尚权威、注重辩论，对现实发展漠不关心，使得教育变得越发沉闷，充满学究气息。如拉什达尔所言：“中世纪教育的主要缺点可以归纳为过分教条和过分争论。对亚里士多德观点或其他谈到过的权威的盲目崇拜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在17世纪中叶，还有一位医学博士在英国物理学会压力下，被迫撤销了他所得出的与亚里士多德相反的主张。”[8] 中世纪大学的教育虽已成为过去，但是其曾经充满活力与智慧火花的辩论式教学活动依然有其重要价值。一方面，目前我国各类高等院校的教学方式过于单一，仍然是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以讨论法为辅。而这一点在人文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尤为明显，因而人文学科更应该借鉴中世纪大学的辩论式教学制度，改变沉闷昏睡的大学课堂，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与创造能力之人才。另一方面，现今高校冷漠的师生关系已经备受社会的诟病，而辩论式教学的采用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剂良药。师生关系的改善，对于高校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具有重要作用，若师生双方经常性的处于辩论式的教学活动中，针对某一问题展开争论，相互之间进行思维碰撞，问题必迎刃而解，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会拉进，情谊也会更加坚固。追溯中世纪大学的这一学术传统，对于解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史为鉴，注重历史经验，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才会健康成长，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武金.论辩、论证与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8-69.

[2] 科林·布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M].刘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8.

[3] 朱锡强.中世纪欧洲的大学[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2):72.

[4]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Alan B C.The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M].London：Methuen & co Ltd,1975：336.

[6] 爱弥儿·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2.

[7] 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51.

[8] 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历史描述与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