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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古代中亚地区的民族发展

更新时间:2009-03-28

为了厘清“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的现实联系和历史延续,我们有必要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丝绸之路既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影响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条鲜艳绚丽的彩色锦带,紧密联结着沿线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凡从事农桑,从事畜牧,从事商贩,从事手工业制作及从事狩猎采集的各个民族,都与丝绸之路发生着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各种各样的联系”[1]。伴随着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间的频繁迁徙流动和经济交往活动,技术、文化交流也随之发生,促进了中亚各民族生产方式、民族结构、语言文化、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泛的民族聚居、频繁的民族流动和深入的民族交融,使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一种地域性的多民族分布格局;长期的民族交流融合和演变发展,为中亚现代民族形成奠定了基础。

1)随着压力机技术的发展,使用伺服压力机代替传统机械压力机,可以将冲压的噪声控制在75dB以下,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一、丝绸之路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经济技术交流

辽阔的中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是不适于发展种植农业的草原或者荒漠,生活于其中的游牧民族为稳定生计需要粮食、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周边定居农耕民族则对毛皮、毛织品、牛羊肉乳尤其是战马有巨大的需求;呈珠串状分布于欧亚大陆中部的绿洲地区形成农耕区和村镇,但因有限的产出无法满足全部需求,也依赖与其他民族交换获取生活必需品。

(一)丝绸之路促进中亚地区各民族经济技术交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北方边塞的义渠、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民族之手,中国的丝绸等商品被贩往亚欧草原的月氏、塞人等游牧民族。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后,古中国与欧亚诸国特别是与欧亚诸文明古国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内容就更为丰富了。中亚居民受丝绸之路商业环境的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商业意识,较早地开始了跨地域的商贸经济活动。他们从印度运回宝石、珍珠、金线、香料等,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等,从波斯运回糖和布匹,这些商品通过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丝路重镇集散、转运,销至欧亚。由于东西商品之间极强的互补性和丝路贸易的丰厚利润,在漫长的丝绸之路发展史中,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通过古代中亚和新疆,我国内地接受了中亚商旅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大宛马、葡萄、胡豆(蚕豆)、胡桃(核桃)、棉花、玉米、土豆、西红柿等农作物。”[2]谷子、高粱、水稻等农作物和樟脑、黄连、肉桂、生姜、麝香等中药借由丝绸之路经中亚西传[3]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传播,丝绸之路还为中亚、欧洲等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活字印刷技术、冶铁技术和水利灌溉技术。中国的西传物产和技术还有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操突厥语诸民族在与中原文化交往过程中,将六十甲子纪年法与十二生肖纪年法结合形成“突厥历”。此外,脉理、针灸等古代中国医术和阿拉伯地区的医学知识也沿丝路传播到中亚,中亚医药学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此同时,欧洲、阿拉伯各国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经中亚传入中国,“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在中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犍陀罗艺术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大夏艺术,大批的希腊人在大夏定居下来,把希腊的艺术带入中亚,罗马艺术也通过希腊人后裔影响中亚,使中亚深受欧洲艺术的影响[5]。14世纪80年代,帖木儿派遣画师前往中国学习绘画艺术,招募大量中国陶工和画师来到撒马尔罕、安集延等中亚文化中心传授绘画艺术和建筑技能。在中亚及周边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东西方各国、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精华,使帖木儿王朝时期建筑成为中亚建筑艺术史上的光辉篇章。西域的琵琶、箜篌、胡笳、胡笛等乐器,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音乐都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而在中亚地区传播,大大丰富了古代中亚各民族的文化生活。

(二)经济技术交流为中亚地区古代民族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古代中亚萨满教的信仰非常普遍。哈萨克、吉尔吉斯以及乌兹别克等中亚现代民族的祖先都曾信奉过萨满教。虽然祆教、佛教、景教等曾代替萨满教成为这些民族的主要信仰,“但由于萨满教在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一直是中亚先民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其信仰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民众之间,长期支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生活,成为一种积淀十分深厚的民族传统习俗文化”[18]。西迁的大月氏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信仰了佛教,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和克什米尔逐渐发展成为佛教的中心[19]。贵霜王朝处在联通东西方的商路上,大月氏等中亚民族沿丝路的活动促进了佛教经由中亚向东传播。公元4世纪时,信仰祆教的塞种人最先在中亚地区开始传播祆教。长期垄断着丝路贸易的栗特人,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中,也将祆教信仰传播到西域各地。自公元706年阿拉伯将领屈底波率领军队征服了中亚各割据政权后,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亚各民族中传播。伴随着丝绸之路频繁的商贸往来,穆斯林商人经常到中亚地区与游牧民交换商品,传教师也经常深入草原和城镇传播伊斯兰教义。在操突厥语的一部分游牧民当中,伊斯兰教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喀喇汗王朝以萨图克·布格拉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巩固王权、拓展领土,以暴力方式征服其他地区,依托伊斯兰教对思想意识进行统一,加速促进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穆萨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被确立为国教,开始了中亚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封建王朝的历史。至15世纪初,中亚的蒙古人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到16世纪初,天山以南、以东地区已是由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地位了。

二、丝绸之路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迁徙交融

宗教以各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民族文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与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紧密相连,往往是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对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信仰以其无形而巨大的感染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中亚各民族、部族趋同和凝聚因素,是推动中亚民族融合、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

(一)丝绸之路是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迁徙交融的通道

自古以来,中亚的宗教就比较盛行,多宗教并存、宗教信仰比较复杂。古代中亚多种宗教并存流传,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相结合,构成了中亚各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内容,对中亚各民族的民族心理的塑造和民族文化同质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是民族稳定的、表露于外的最明显特征,是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形成的基础,因而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具备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在语言文字领域,随着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察合台文逐渐取代古代回鹘文字,成为突厥语民族统一使用的文字,生活在中亚地区和周缘的居民在文化背景上已趋于一致。

(二)迁徙交融改变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结构

佛教文化的兴起,促使中亚各地佛教建筑和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佛学研究和经典翻译之风兴起,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佛学家和经典译著家,推动了中亚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进步。共同的佛教信仰促进了操伊朗语的塞种、粟特和操汉藏语的西羌、汉等民族的联系,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人种、语言相异的民族交流融合,形成了龟兹、于阗、疏勒、高昌等著名佛教中心。由于祆教在民间流传了一千多年,其与中亚古代各民族自然崇拜相互融合形成的一些固有信仰习俗,对中亚各民族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塔吉克族的“孜沃尔节”(迎水节)、“特赫孜沃斯特节”(播种节)等带有祆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20]。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促进中亚民族交流和融合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思想和制度也逐渐影响到中亚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各领域,与中亚各民族的统治习惯相结合,形成了其特有的制度形式。中亚地区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使得中亚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逐渐形成一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对此后中亚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丝绸之路与古代中亚地区宗教传播

在历史上,中亚主要民族历经征服与兼并,民族多次大规模迁徙,构成了极其复杂而独特的人口结构[8]。丝绸之路的民族迁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丝路沿线地区生活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原因,部分由此地迁往彼地,总之是沿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迁徙的;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生活在其他地区的民族,亦即原来并不是生活在丝路沿线地区的居民,由于政治、经济、气候、植被等方面的原因,由原来并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而迁入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成为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生活的居民[9]。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民族人口迁徙方式有经商、通婚、朝贡、屯田、宗教传播等。此外,战争、人口掠夺也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各民族人口迁徙流动的重要原因。

(一)丝绸之路促进古代中亚地区宗教传播

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同的历史命运、共有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形成是中亚民族聚合的主要原因。中亚各民族的起源是这些民族在相同的生存和经济活动条件下,以定居生活方式和农业为基础或以非定居生活方式和游牧业为基础的相同文化特征的长期积累过程。大量东西方各族商旅沿丝绸之路西去东来,促进了欧洲、西亚、中亚、中国之间物产和技术的传播。经由丝绸之路交换的物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亚居民的生活生产需要,大大丰富了中亚地区农作物的品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亚民族的生产方式、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中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通过繁荣的商贸活动和频繁的人员往来,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地区,促进了古代先进文明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6]。丝绸之路是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丝路的八面来风,沟通了封闭的中亚大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整个中亚文化处在开放状态[7]。伴随着各民族间的频繁的物质交换,中亚逐渐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民族迁徙、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印度、古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等文化均在此汇流,东西方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经济、技术、语言、信仰、习俗、文化、心理等方面不断交流、互动、影响,逐渐融入中亚文化当中,推动各民族族体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的发展与演进。可以这样说,中亚文化多样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物质交换、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为中亚古代民族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表7显示的是普通教师心理健康的教段差异, 从健康均分可以看出,不同教段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P<0.01),高中教师高于小学教师。从各因子得分看,除了在躯体化、强迫症状等两个因子上无明显差异(P>0.05)外,其它7个因子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在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方面,高中教师显著高于小学教师(P<0.01, P<0.05);在敌对、恐怖方面,高中教师都显著高于小学和初中教师(P<0.01),初中教师和小学教师都没有显著差异。

(二)宗教传播对古代中亚民族文化的影响

张骞“凿空”丝路之后,中国与欧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以粟特、回纥等为代表的中亚商人组成商队往返中国与中亚地区,活动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间,进行大规模的绢马和茶马贸易,还利用丝绸之路进行转手贸易。由商贸引起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其规模之大,不可胜数。这种商贩的迁徙流动在史籍记载当中很多,《史记》中记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10]同时,西域各国的大批商贾和使者也相继而来,“驰命走驿,不绝于时;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1]。在丝绸之路的人口迁移中,和亲形式移民,或者称通婚形式移民亦占有重要位置。为避免战争或加强国家间联系,中原王朝统治者经常采取和亲形式与中亚民族进行通婚,这是民族融合的表现。汉武帝元封年间,“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谴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12]。每次和亲双方都会因陪嫁、随扈等产生少则数百多则数千的人员迁徙。唐贞观四年,回纥可汗顿莫贺“使大首领等妻妾凡五十六妇人来迎可敦,凡谴人千馀,纳聘马两千”[13]。中亚民族间通婚也十分普遍,如嚈哒国“与蠕蠕婚姻”、苏禄“交通吐蕃、突厥,二国皆以女妻之”。在和平时期,民族间的通婚也进一步增进了不同民族间的血统融合,使得中亚民族结构呈现多元化特点。

丝绸之路促进了中亚地区民族迁移、往来,活跃的商贸往来和频繁发生的战争冲击致使这片广大地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各民族的迁徙,对东西方经济、文化文流、草原古道的拓宽以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联系加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次重大的民族迁徙,都伴随着中亚的民族结构的调整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推进了族际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文化和宗教的传播发展。由于人口的流动、通婚,中亚各民族人口结构、体质特征不断地融合变化,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因此受到多重外来影响。在频繁的民族变迁过程中,外来的宗教、思想、技术和艺术不断涌入该地区,一些民族和文化或交融、或分化、或取替。汉族等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中亚固有的民族生活模式,促进了部分游牧经济逐步向定居的农耕经济转变,中亚民族交融进程得到进一步加强,后世中亚地区的主体民族已见雏形[17]。众多民族围绕丝绸之路在中亚频繁迁徙流动并互相交融的事实,成为古代中亚各民族发展的客观外部环境。

四、丝绸之路与古代中亚地区民族语言发展

在要求和亲的同时,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等边疆政权对隋唐等中原王朝进行了长期的掠夺与战争,结果使得西北地区的不少百姓被掠夺到了西域地区。如《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默啜可汗“尽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14]。这种野蛮的人口迁移方式,在唐时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地区中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方式。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政权之间彼此间连绵不断的争夺,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包括战俘和因战争而引发的民众自发的迁徙。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61年,在乌孙、匈奴的进攻下,塞人、月氏两度被迫西迁,乌孙便西迁至伊犁河、楚河地区,融合未迁移的月氏人和塞人,渐次广布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楚河流域,建立了乌孙国。乌孙是汉代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民族之一。人类学材料显示,魏晋以后,乌孙人融合在铁勒、突厥诸部中,今哈萨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都包含了乌孙的血缘[15]。此外,在丝路沿线的人口迁移中,还有一部分属因屯田而带来的移民,由于宗教传播和宗教活动而产生的人员往来也是中亚地区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16]

(1)前日蛊惑我家,我误堕汝计,娶汝来家。汝便乔做主母,自做自是,今日还倚着谁的势来发话耶?(明·周清原《西湖二集·寄梅花鬼闹西阁》)

(一)丝绸之路促进古代中亚地区民族语言发展

公元552年,突厥人建立突厥汗国(公元552年—公元744年)。突厥汗国是以阿史那氏族为中心,由铁勒、黠戛斯、突骑施、葛逻禄等操突厥语的部落构成的联合体。突厥汗国对中亚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7世纪前半期唐朝消灭西突厥政权为止。突厥人创制了突厥文字,其对中亚的统治导致突厥语民族同中亚原有居民接近,后来在相互整合中,突厥人逐渐占据优势,即历史学家所说的中亚的突厥化。公元840年,漠北回鹘公元788年,回纥改为回鹘。在黠戛斯的攻击下灭亡,然后分三支迁徙,其中一支迁徙到喀什和中亚,从10世纪中叶到12世纪在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穆萨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这一时期喀喇汗20万帐的突厥民众接受了伊斯兰教。突厥语族与本地原有操伊朗语的居民通婚、混血,使非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在政治上归服并改信伊斯兰教,并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21],中亚地区伊斯兰化过程和突厥化过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22]。公元999年,最后一个东伊朗语系王朝萨曼王朝伊斯兰王朝被喀拉汗王朝所消灭,伊朗语族在中亚建立的国家结束,突厥化的时代从此全面开始了。11世纪,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克王朝这三个由突厥人建立的突厥王朝统治着中亚,“丝绸之路东段、中段的许多民族与部落逐渐被融合,逐步形成以突厥语诸族为主体、融合了中亚地区原有居民的、以伊斯兰教为表征的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23]。公元13世纪初期,蒙古人铁骑遍及西域,远达中亚。察合台汗国时期,蒙古人在宗教上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整个中亚形成地域性共同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古代喀什噶尔方言为主体,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融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蒙古语的突厥书面用语——察合台文,对新疆、中亚诸突厥语民族历史文化影响巨大,成为14世纪以后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主要标志。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思考与建议 ………………………………… 张一清,刘传庚,姜鑫民(2.31)

(二)共同语言形成,促进了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文化趋同

今天的中亚主要民族中,只有塔吉克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都是突厥语族的语言。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改变了中亚当地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对外交流的态度,使中亚的政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4]。从7世纪到13世纪的几百年里,一方面,共同皈依的伊斯兰信仰,方便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人与其他突厥民族的通婚、混血,加速了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化;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带来的语言同一性也深刻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中亚蒙古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导致原先突厥语族(如葛逻禄、突骑施、乌古斯等)和哈拉契丹、乃蛮、克烈等部的消失,月即别(乌兹别克)、哈萨克等新的民族的形成,使中亚地区经历了一次民族、部族分解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地域性或同种语言条件下的社会生产方式、宗教、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同时,各民族趋同性也不断增加。这种趋同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中亚的民族进程[25]

总体来说,“中亚地处亚欧腹地,曾是古代许多种族和部落繁衍生息或过往交融的历史大舞台,如属于印欧语系的塞种、吐火罗、粟特等,属于汉藏语系的羌、汉、吐蕃,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乌孙、月氏、匈奴、康居、丁零、乌揭、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契丹、黠戛斯、蒙古等”[26]。他们当中,有些民族是土著民族,在远古就居住在中亚,有些是随着民族迁徙或其他原因而进入中亚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民族有的留居在中亚,有的继续迁徙流动到其他地区;有些不断分化逐渐消亡,有的则与其他民族逐渐融合形成新的民族。通过广泛的民族聚居、频繁的民族流动和深入的民族交融,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一种地域性的多民族分布格局;通过长期的民族交流融合和演变发展,各民族在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同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心理认同,形成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现代中亚民族的基础。中亚古代各民族是丝绸之路的参与者、缔造者,而丝绸之路将封闭的中亚大陆变为开放的体系,为中亚古代民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人口供给和文化资源。从时间上来看,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与中亚民族演进是统一的历史进程;从空间上来看,丝绸之路是古代中亚民族发展演进的重要发生场域。

询问会结束了,可镇人大的工作却刚刚开始。谭坊镇人大根据询问时各部门作出的承诺,采取视察、调研等方式,围绕制度保障、校舍建设、教师培训等方面,对询问意见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监督,推动全镇教育工作健康持续发展。镇政府及有关部门更是高度重视问题整改,先后组织教管办、财政所、规划办、国土分局召开两次教育工作专题会议,制定出台了《谭坊镇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考核实施方案》和《谭坊镇民办幼儿园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做好教师培训、校安工程、学前教育等工作,已开工的教育工程建设速度明显加快,部分教学用具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全镇教育教学质量正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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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超,娄义鹏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8年第01期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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