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益繁荣的经济建设背后，隐藏着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日趋多样化和常态化。由大量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正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建设步伐，对冲突产生根源、升级过程的研究视角日趋多样化。学术界主要从风险评估原则、评估流程、评估参与方、评估指标构建等客观因素角度，就实现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进行研究，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层面等主观因素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究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根源。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设计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量表，以风险感知差异理论为研究视角，以上海市某重大工程高架建设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从社会心理层面探究重大工程项目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

一、文献评述及研究假设

我国近些年频发的由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引发的社会冲突，正日益影响着我国政府权威和社会稳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损失，究其原因则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的风险感知差异化。

一般来说，风险感知是指人们从心理层面对正在或即将发生事件可能对其产生的危险度进行评估[1]。恩·普鲁特、金盛熙等学者认为，一些冲突的爆发并非是利益分歧真实地存在，而是由认知程度的差异性导致[2]。学者罗斯指出，社会冲突的爆发与双方的潜在收益情况和对风险的感知状况有关[3]。据此研究提出假设H1。

故意性会计信息失真为国家制定发展计划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了错误依据，造成与实际情况不符，使得行业与行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向混乱，导致行业和地区投资不足或重复投资，甚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故意性失真的会计信息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严重阻碍我国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一）研究假设 H1：核心利益相关者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问题上存在风险感知差异

模拟计算跨接线缆长度时,不需要考虑车辆偏移的影响，即在直线区段，设置车体的中心线与线路中心线重合；在曲线区段，设置车辆的心盘点在线路的中心线上。两相邻端车辆的车钩在任何线路状态下始终保持一条直线。以跨接线缆SC1为例(该线缆固定点距离车体纵向中心线830 mm，距离车体端墙20 mm，距离轨面630 mm)，采用该线缆来模拟车辆通过曲线时线缆固定点间的距离变化，并对其拉伸和压缩状态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由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各界不可忽视的焦点。尽管学术界已有少数学者从社会心理层面对社会稳定风险根源进行研究，但大多停留在定性的理论研究层面，而缺乏相关定量研究。本研究以上海市某重大工程高架建设项目相关负责人以及附近受项目影响的普通民众为调研对象，基于理论与实践设计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量表，从定量角度对风险感知差异与公众行动决策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研究认为，社会冲突的爆发与双方对风险的感知差异状况有关。相比于拥有雄厚财力、资源、权力、信息等支持的政府及相关执行部门，受重大工程项目影响的社会民众往往处于弱势被动地位，其对工程项目可能导致的风险承受力相对更弱，而不同民众之间，由于其所拥有的财富、社会地位等不同，风险承受力往往也不同。不同核心利益主体对工程项目的风险感知差异、风险承受能力的强弱差异，往往是引发社会冲突的关键原因。

研究运用文献法、专家头脑风暴法，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研读回顾我国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的现状，确定影响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范围，并邀请相关学者教授，从重大工程项目管理者和受影响公众两个角度一起讨论工程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根据风险因素将自己认为正确的风险评估条目尽可能地列出来，形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条目库。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收益感知、生活影响、项目工作满意度、项目配合意愿四个角度，对风险评估条目进一步归类和修正，最后得到46个评估指标、6个基本信息指标。通过运用量表对上海市某工程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进行预调研，根据所得数据对评估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

(2)外加剂：选用SF-2型高效泵送减水剂。在进行试配前，必须先检测其减水率、相容性、缓凝时间以及对强度的影响情况等，以便有效地降低水化热，调整水化热的峰值时间，防止裂缝发生，提高抗渗性。其性能指标应符合GB 8076—2008《混凝土外加剂》的要求。

（二）研究假设H2：民众的行为决策主要基于对风险收益的直观感受而非理性判断

从理论层面来看，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应该基于理性的思考和判断。然而在实际中，由于我国政府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社会监督渠道不充分等，公众对政府处于一种不完全信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需要公众顾全大局，尤其是在涉及经济利益问题上，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就会被完全激发，在心理层面上放大其实际可能遇到的风险感知程度，在被害心理的驱动下丧失对事件的客观理性分析能力，从而采取对抗行为。

Cvetkovich等学者发现，由于民众和政府间的信任、公平、正义等因素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6]。随着近年来一些官员腐败、暴力执法等事件的曝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受到影响，这更加剧了官民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风险感知差异程度，从最初的不满到最终引发暴力冲突事件，即假设H3。

（三）研究假设H3：核心利益者关于工程项目建设的风险感知差异会导致民众采取对抗行动

社会冲突的爆发往往是部分或个别风险承受能力极弱的民众在利益诉求无门情况下，被迫采取极端行为来向政府、社会表示抗议。究其根源，是政府有关部门对这些民众的实际风险感知程度、风险承受能力的认识不足，而采取冷处理、暴力执法等不当行为导致的。也就是说，当政府有关部门越不了解民众的风险感知情况，即官民间风险感知差异度越大，政府部门采取不当措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进而社会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吴开松等提出，若要从根本上消除或预防群体性冲突事件，必须从公众的心理层面入手[7]。黄杰、朱正威、王琼则认为需要通过加强相关利益主体在重大工程项目决策中的参与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将风险感知因素引入到“稳评”机制中[8]。政府部门在作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相关决策时，应特别关注社会公众的风险感知情况，尤其是那些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民众，对他们的利益诉求更应予以特别关注。

二、研究方法

按照该权重系数分配方案计算各个候选父节点的综合评价值。即将该权重系数带入式(5),即可求得各个候选父节点的综合评价值。再由式(6),即可选出偏好父节点。即选择综合评价函数最小值对应的候选父节点为偏好父节点。

事实上，朱正威、王琼、郭雪松曾分别对个体、地方和国家的风险—收益感知进行实证调研分析，得出个体的风险—收益感知情况是影响社会公众接受工程项目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地方的风险—收益感知情况，最后才是国家的风险—收益感知度[4]。民众虽作为理性经济人，但其在采取行动时的依据，更多是凭借自己对风险收益的主观感知情况而非完全理性思考。正是这种不同利益主体风险感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官民间的风险感知悖论，即政府认为的好项目在民众眼里却成了政府损害公共利益的手段。琼斯等学者认为，即便是一些政府认为很小的风险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过度反应[5]。因此研究提出假设H2。

（一）信度检验

该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工程建设商，工程建设涉及的拆迁户、附近商户及其他普通居民。不同利益群体，在该工程项目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便于分析，研究将他们统一划分为社会公众和工程管理者两大利益主体。经分析，由民众填写的评估量表总分在19.02—42.39，均分为34.34；由专家学者填写的量表总分在35.9—65.38，均分为49.7。为尽可能降低政府部门填写评估量表可能存在的隐瞒因素，尽管研究邀请了20位比较熟悉工程项目、相对来说能比较客观评价工程项目的第三方专家学者，但研究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后发现，社会公众与工程管理者依旧存在较大风险感知差异，其中量表总差异分为13.49—31.15，差异区分跨度较大。这表明不仅民众与工程管理者之间存在风险感知差异，同时民众内部之间也存在风险感知差异。调研数据显示，第三方专家学者对工程项目的风险感知度较为一致，而社会公众这一利益主体，由于其又可细分为拆迁户、附近商户、普通居民，不同细分主体关注利益点不同，因而对工程项目的风险感知程度也不同，进而使得工程项目核心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差异区分跨度较大。

（二）效度检验

研究在对量表进行效度分析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在分析之前，研究需要进行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sig=0.000，小于0.05，具有显著性，表明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评估量表各因子载荷值在0.657-0.908，均大于0.5，符合量表效度的检测要求。

三、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量表研究假设检验

其中风险收益差异为0.53—25.24。调研发现，拆迁户在该项目中最为核心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补偿收益，而对于由工程建设引发的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负面因素的关注较少，而不同拆迁户之间，由于其房屋土地性质、家庭户口归属地等差异而获得不同的补偿，其对政府的补偿满意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与之相反的是，工程项目附近商户、普通居民更为关注的是因工程建设而引发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客流量减少等问题，而并不关心工程项目的补偿收益，甚至有商户认为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标准十分合理。具体体现在数据上，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项目满意度差异为22.02—37.05，生活影响差异分为10—45.91，民众配合意愿差异为28.13—55.75，对各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除“配合意愿”以外，得分均小于0.05，具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见表1。可见民众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存在诸多利益诉求，同时不同的细分民众利益群体，会就诸多利益诉求进行一个等级排序，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与自己最为直接相关的利益，只有在最直接、核心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关注次一级的问题。由此可得假设H1成立。

本研究将50位因上海市某重大工程高架建设项目而经历房屋拆迁的普通民众作为调研对象，其教育水平普遍在小学到高中水平，家庭人均收入主要集中在3000～5000元/月，有相当部分人没有固定职业，相比较高架建设项目本身，他们更为关心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拆迁补偿款。为避免政府官员可能无法如实客观填写评估量表，研究又邀请20位熟悉工程项目的第三方学者专家就上海市某重大工程项目客观情况填写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量表，然后对回收的量表数据进行分析验证。

（一）验证假设H1：核心利益相关者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问题上存在风险感知差异

经对量表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分析发现，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20，系数大于0.7，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程度高。量表的分半系数分别是0.523和0.665，Spearman-Brown系数为0.601，分半信度较高。

整个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在一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上，项目管理者和受项目影响民众的风险感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程度是导致民众不满、引发社会冲突的关键因素。

 

表1 重大工程项目核心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差异得分

  

变量 各维度总分 各维度均分 显著性差异项目管理者 社会公众 风险差异 项目管理者 社会公众量表总分 35.9—65.38 19.02—42.39 13.49—31.15 49.7 34.34 0.000风险收益 23.53—63.24 23.33—51.67 0.53—25.24 45.66 39.63 0.023项目满意度 34.52—71.43 12.50—45.83 22.02—37.05 52.26 34.27 0.000生活影响 10—55 0.00—14.55 10—45.91 40.75 8.76 0.000配合意愿 28.13—71.88 0.00—37.50 28.13—55.75 52.19 21.00 0.102

（二）验证假设H2：民众的行为决策主要基于对风险收益的直观感受而非理性判断

在传统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在分析人的行为模式时往往会假定其为“理性人”，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甚至在大多数决策过程中属于非理性判断，尤其是在我国当前政府决策监督机制不完善情况下，民众与政府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近些年受贪污腐败等问题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更是难以做到完全理性决策。他们往往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工程项目信息及补偿标准，以及民众间的口耳相传，凭借自身对风险收益的直观感受而作出行动决策。在H2假设验证中，笔者从“民众风险收益”和“配合意愿”两个维度进行对应分析，其中置信奇异值的标准差分别为0.000和0.028，相关系数为0.000，说明点估计值较精确，且因子分解较稳定。从因子负荷图1可以看到，民众对工程项目的配合意愿与其感受到的风险收益大致具有正相关。换言之，当民众的风险收益直观感受越好，就越愿意配合工程项目的建设，反之亦然，因而H2假设成立。

（三）验证假设H3：核心利益者关于工程项目建设的风险感知差异会导致民众采取对抗行动

调研发现，民众普遍希望能通过温和正当的方式向有关部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相互推诿、消极对待民众诉求，民众在诉求无门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抗方式来表达呼声。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关职能部门未能有效了解并重视民众对工程项目的风险感知程度，导致他们采取不当措施进一步加重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民众会因为不安感的加重而开始表现出一些情绪较为激动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会被相关职能部门视为民众的无理取闹而进一步忽视，两者对工程项目建设的风险感知差异也因此越来越大。风险感知差异的本质是社会矛盾，当这一矛盾像滚雪球一样最终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遇到导火索就有可能一触即发，发生群体性极端事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工程项目管理者与受项目影响民众在各维度的风险感知差异，然后与其“配合意愿”进行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得到表2。其中，除了“项目满意度感知差异”与“项目配合意愿”的显著差异值为0.11（大于0.05），假设不成立以外，“风险收益感知差异”“生活影响感知差异”的Sig.值均小于0.05，具有显著性，其与“配合意愿”的相关性分别为0.623和0.604，可见核心利益相关者关于工程项目建设的风险感知差异会导致民众采取对抗行动，H3假设成立。

高中阶段的学生思维异常活跃，并敢于提出不同的讲解与想法，特别是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他们是乐于思考并善于思考的。所以，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新课程的导入期间，教师需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以让学生课前集中其全部注意力，并能开起其思维的闸门，让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知欲得到深化，进而能让学生的学习状态由原来的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进而能在和谐的学习氛围中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

  

图1 重大工程项目民众配合意愿——风险收益对应分析负荷图

 

表2 重大工程项目核心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差异得分

  

各维度风险变量 与配合意愿相关性 Sig.风险收益感知差异 0.623 0.03项目满意度感知差异 0.368 0.110生活影响感知差异 0.604 0.005

由以上分析结果我们能发现，重大工程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存在一定差异，这种直观的差异感受往往是民众采取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其中，民众在工程项目建设中，相比于工程项目是否能给社会带来效益、政府部门的建设工作是否开展得合理合法，他们更关心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个人利益和生活影响，对个人收益风险和生活影响的直观感知情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是否采取对抗行为。

2.1 关于给“谁”检测 【指南建议】 对胎儿适应证的诊断测序最好是对核心家系分析，即对胎儿和父母双方的样本同时进行测序和分析。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核心利益相关者在工程项目中存在风险感知差异，它在社会冲突爆发过程中起着重要影响。在实践中，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官民之间的风险感知差异，并且这种感知差异越大，意味着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对公众利益诉求的满足程度就越低，因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民众虽为理性人，但在实际行为决策中，其主要是基于对风险收益的直观感受而非理性判断，当风险感知差异超过一定临界点会导致民众采取对抗行动，是引发社会冲突的关键点。

因此，在做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识别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明确社会稳定风险因素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需要将社会心理因素引入“稳评”机制中，根据核心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利益关注点的不同、对项目工程风险感知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来确定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将两者的风险感知差异度作为对工程项目风险等级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从而将两者间的风险感知差异降到最低，实现工程项目的稳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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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M].王凡妹，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3]克·霍华德·罗斯.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M].刘萃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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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姆·霍利克—琼斯，等.环境风险认知的社会动力学[A].尼克·皮金，罗杰·E·卡斯帕森，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社会放大[C].谭宏凯，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240.

[6]George Cvetkovich，Ragnar E.Lofstedt.Social Trust and the Management of Risk[M].London：Routledge,2013：29．

[7]吴开松，等.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36.

[8]黄杰，朱正威，王琼.风险感知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健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