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兴起，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交往不仅日益频繁，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于是信任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率先研究信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之后，其他学科很快也介入其中，如心理学探讨信任何以产生与维持问题，政治学讨论政府和政治信任问题，社会学分析信任对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等等。但总的来看，有关研究基本都围绕信任的内涵与形式、信任的基础与运作机制和信任的功能三大方面展开。

大体积的混凝土振捣工作根据作业面平面分为多个作业班组分区振捣，分别负责各分区振捣工作，确保混凝土浇筑后及时进行振捣，使用插入式振捣机来振捣混凝土，同时注意实际的混凝土施工情况来调整振捣机的参数，同时加上振捣机工作的精准性，使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的振捣工作更加规范、合理。除此之外，由于振捣机并不能到处移动，因此在大体积混凝土振捣施工工作中，按照预定的作业分区首先将振捣的面积、振捣点明确标出来，方便操作人员操作振捣机进行振捣施工。

作为社会交往的耦合剂和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信任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它既可以表现为心理预期，也可以是实际行动；既包括人际信任，也包括群际信任和国际信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信任机制存在巨大差异。很多研究发现，信任的功能往往是正向的：信任对经济生产有着积极的影响，信任水平与资本产出量有着正相关关系；信任还使得在大范围内支配时间和空间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大范围内的复杂经济行为的进行[1]，信任能够增强组织间和经济上的竞争力[2]。 因此，普特曼（Putnam，1993）、罗斯坦和尤斯拉纳（Rothstein and Uslaner，2005）等人指出信任是促进社会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3][4]。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认为，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在现代性持续加速增长的同时，社会风险日益凸显，社会交往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信任关系越来越难于建立，而且越来越难于维持，甚至会逐渐消失。现代性增长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生存意义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交往规则及其他行为规范的约束力日益减弱。日常生活这种根本性变革，造成传统断裂、存在孤独和制度性承诺乏力的结果，进而导致信任危机[5]。 普特曼（Putman，1995）指出，阶层划分和等级文化会影响信任的形成[6]；赛里格曼（Seligman，1997）也指出，阶层划分越明显、等级文化越流行，信任越难以建立[7]。

当前中国仍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运行效率持续提高，社会整合的难度也逐步增大。实际上，现代化不仅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日常交往方式造成重大冲击，而且也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诸如社会不公凸显、群际关系紧张、人际信任下降等等，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了严重困扰。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数据对中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展开更具体的分析，试图一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考察二者之间关系的新变化。

家政服务员朱大哥说，实在没活干才会选择当养老护理员，其工作缺点是收入偏低，护理老年人工作量还大，还要承担风险，老年人一旦出现意外，这个责任他们担不起。有些养老护理员和老人们有了感情，挣多挣少无所谓，可很多刚进城的务工者离家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养老护理员并不是他们的首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信任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仅是关于“信任”的概念，就有很多学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如多依奇（Deutsch，1958）通过对“囚徒困境”的分析，指出信任是个体在情境刺激下产生的心理和行为[8]；莱维斯和维格尔特（Lewis&Weigert，1985）认为信任产生于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9]；卢曼（Luhmann，1979）从社会制度的视角来界定信任，认为信任是用来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10]；巴伯尔（Barber，1983）则将信任视为人们通过社会交往所获得的一种预期[11]；吉登斯（Giddens，1991）认为信任是对个人或抽象系统给予的信任，是产生于无知或缺乏信息的“盲目信任”[12]。即便如此，学界迄今对信任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见解。立论者的文化背景、立场和视角的差异，使得一个本来就难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无论如何，有关信任的研究基本循着两个不同的层次展开，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假设2：程序公平感越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朋友被焊丝扎到了胸口，陪他去医院拍片。拍完片，大夫一看，说没什么事，气胸，让他打两天针，没事多吹气球，还叮嘱我记得给他买气球。我很淡定地问了一句：“200个够吗？”大夫当时就不淡定了：“吹完，放了气再吹不行吗？”

上述可以发现，信任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个人、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具体内容更是丰富多样。但总的来看，专门讨论社会公平与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尤斯拉纳等人（Uslaner，2003；Uslaner&Badescu；Rothstein&Uslaner，2005）的研究。他们将平等分为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两个维度，发现不平等、腐败、不公平的法律系统和非正式部门等因素会使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水平降低，指出应减少不平等以提高社会信任水平[23][24][25]。循着这一思路，国内有人研究了社会公平和政府信任的关系（张海良、许伟，2015；赵建国、于晓宇，2017），还有人在控制主观阶层感知、生活变化和生活期望条件下研究了社会公平的不同类型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朱博文、许伟，2016）。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难于判断结论的普适性，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公平和信任的理解都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二是易于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公平与信任都是人们在特定时空中理性选择与情感认同相互交织、动态平衡的结果，所以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二者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那时此处”或“那时彼处”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此时此地”或“此时彼处”。三是资料收集范围比较狭窄，抽样的随机性值得商榷。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存在，才使本研究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主要概念和研究假设

（一）主要概念

1.人际信任

金安区土壤养分状况差异较大，且土壤养分状况与自然地力关系较深，是一个可以表征土壤肥力、耕地质量等级的物理指标，经专家组论证，地形部位与土壤养分状况是重要的自然因素，对耕地级别有着一定的影响，应作为备选因子添加进金安区定级因素因子体系当中。

韦伯（1951）将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前者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后者则建立在信仰共同体之上。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行为多为特殊信任，对于家族之外的人充满不信任，表现出很低的普遍信任水平[26]。卢曼（Luhmann，1979）则对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作出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熟悉度和情感联系的基础之上，后者则是某种外在约束机制，用于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27]。费孝通（1985）认为在“关系本位”的中国，人们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亲疏之分，传统的人际信任多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之上，形成了“熟人社会”[28]；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新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对传统的交往方式和信任建立造成了冲击，信任水平的高低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从文献综述和以上介绍中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试图给信任下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但由于彼此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加之信任所涉范围广泛、内容复杂，所以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研究范围缩小到人际信任的层面。由于人际信任又可以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或者“熟人间的信任”和“陌生人间的信任”，所以本文拟只讨论普遍信任或说普通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社会活动已突破了狭窄地域的限制，所谓“熟人社会”已经向“陌生人社会”快速转化，因而韦伯所说的“特殊信任”逐步淡化，普通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则越来越重要。

基因漂流引起花粉污染已在传统育种种植中被证实，目前研究依旧停留在量化基因漂流、影响花粉或种子传播因素等方面，对基因污染及漂流渐渗的影响研究不深入。随着基因漂流模型的建立，转基因作物基因漂流引起的生态安全问题将得到重视并解决。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应丰富对转基因作物基因漂流的认识，加深对基因漂流和渐渗影响的了解，以期通过生物技术手段削弱基因漂流带来的危害，最大化转基因作物的效益。

上述这种普通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用韦伯的“普遍信任”来指代，但其内涵既与韦伯的原义有所区别，也与卢曼提出的“制度信任”不尽相同。而且，确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人际信任水平不仅取决于关系的亲疏，同时还越来越取决于其他更多的因素。换言之，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当前人们的社会交往越来越突破血缘、地缘甚至业缘关系的限制，于是人际信任也由内而外、由亲及疏，越来越体现在个体与其他普通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但由于学界对人际信任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以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谓的人际信任，是指个人在与其他社会成员日常交往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而形成的一种对他人信守诺言、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等行为及其结果的安全感和信赖感。因此，这个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信任的主体是个人，对象则是其他普通社会成员，所以亦可称之为人际间的普遍信任。第二，人际信任产生于社会交往过程，既可以表现为某种行为，也可以是某种预期。作为一种行为，意味着主体把某些价值物的控制权让渡给交往对象，并将承受各种可能的结果；作为一种预期，是指主体期待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有一个满意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结果。若非如此，信任将会下降甚至消解。第三，主体的理性选择、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是人际信任建立的三大基石。其中，价值取向是理念基础，理性选择是具体行动的准则，情感认同则是具体行动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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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公平

作为调整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公平也是一个复杂多变、歧义纷呈的概念。

学界公认人类对公平的系统考察始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思想家眼中，公平与平等基本是同义词，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公平看成是同等情况下处理问题的平等原则，同时还把公平区分为相对公平和绝对公平，前者指法律上的公平，后者则指不受时空限制、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公平。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公平理解为一种最高价值，所以对后世影响极深。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们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公平的追求越来越迫切，有关论争也持续不断。这种论争主要表现为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前者以边沁等人为代表，强调起点和结果公平；后者以罗尔斯等人为代表，提倡过程公平、机会公平。比较而言，由于后者的公平观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扩大个人行动的自由，所以影响范围更广，被接受程度更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平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按照公认的标准采取行动、调整相互关系的准则。因此，公平的实现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但无论如何，公平都是社会核心价值目标之一。“在社会生活中，公平有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平等地善待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对象的意义。在集体、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公平指相互间的给予与获取大致持平的平等互利，同时也包含有对待两个以上对象时的一视同仁；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上，公平指个人的劳动活动创造的社会效益与社会提供给个人的回报的平衡合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公平指他们之间的对等互利和礼尚往来。”[29]

同理心同记忆多种信息、保持高度专注一样，属于高负荷的认知活动，持续的使用容易给人带来巨大的消耗感。从同理心在办公室工作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办公室工作的四大块主要内容都需要使用同理心，如何用好同理心做好工作的同时又不会影响工作中同理心使用的持续性，这是需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综上可见，公平往往与平等、正义、公正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差异。与平等相比，公平的内涵更为广泛，既包含了客观方面的诉求，也包含了主观方面的认定，所以其标准是历史的、相对的，而平等的标准则是超越时代的、绝对的。公平着重关注利益分配及其评价，平等则不仅要求利益分配合理化，而且要求人的地位、尊严与权利达到事实上的一致。与正义相比，公平主要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评价，重点在于具体利益分配状况以及人们对此的评判，而正义主要关注社会的宏观制度，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焦点在于这些制度“德性”的评判，因而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化的范畴。至于公正，可以理解为公平和正义的有机统一体，它要求按照不偏不倚的原则处理人们之间的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等关系，具体包括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人格平等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既是衡量个体行为正当性的基本尺度，也是评判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标准。

正是由于公平涉及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同时又关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仅使人们难以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一概念，而且也使他们心理感受不同并导致不同的行为趋向。实际上，国内一些学者早已发现这个问题，如郑功成（2009）曾指出，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建立在权益平等的基础之上，权益失衡是导致社会公平感弱化的根本原因，不仅利益受损者会感到不公平感和受剥夺感，受益者也会感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平感[30]。本文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社会公平和社会公平感的概念：前者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下，用于调整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本质上是要求以不偏不倚的原则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最大限度地保障机会、权利和人格的平等；而后者则是一种态度，意指人们对某个社会公平状况的主观感受。可见，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相对性的范畴，对后者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虽然人们对公平的类别也有不同见解（徐梦秋，2001；李强，2012；孟天广，2012），但基本都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形式/程序公平、实质公平等维度加以区分。笔者认为，在当下中国社会，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对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拟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在这里，机会公平指所有社会成员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同等的机会，也即无论社会成员阶级、阶层地位如何，只要他们拥有公民身份，就应该获得同等的参与竞争机会，否则就是机会不公；程序公平也称过程公平，指资源分配应该做到程序正当、过程合理，也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按照同样的规则和步骤参与资源分配，否则就是程序不公；结果公平指各种社会资源分配一方面应该做到收获与代价相一致，另一方面应该尽量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结果公平实际上是一个差异性概念，而最能体现结果公平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

（二）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有学者也曾研究并发现社会公平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问题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个结果是否依然不变？如果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是否还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本文拟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数据，一方面对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再检验，另一方面对二者关系的新变化进行探析。根据这种目标，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人际信任水平，自变量则是被调查者本人的对教育、经济、法律、权利、待遇等方面的公平感受及总体评价。根据以上对社会公平类别的研判，笔者从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维度进行讨论，具体围绕以下三个假设展开：

假设1：机会公平感越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理论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科尔曼和福山。虽然他们的观点尖锐对立且各有局限，但也都自成体系，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科尔曼（Coleman，1990）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行为，具备资源、行动者和利益三个要素。信任意味着资源控制权的转让，委托人期望从代理人那里获得更多利益而选择信任对方，因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13]。他还指出，信任关系的建立也受到情感、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本质上是理性的。福山（Fukuyama，1996）则对科尔曼的理论提出质疑。他在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信任，认为信任是“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而非理性选择的结果[14]。受他们的影响，国内不少学者也对信任的本质、基础和机制展开研究（杨中芳、彭泗清，1999；彭泗清，1999；梁幸枝、邢婷，2003；徐琴、姜莹莹，2009；翟学伟，2014），虽然观点不一、系统性不足，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信任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以后的研究也有所启发。

假设3：结果公平感越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综合这三个假设，又可提出一个总体假设，即：

为探讨社会公平感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具体影响，本文将人口学变量、社会公平感、人际信任水平纳入多元回归模型，并对数据进行分层分析，根据研究需要建立五个模型（表4）。

三、数据处理及分析

表2为受访者从1-10分给人际信任水平评分的状况，受访者对人际信任水平的评分结果如下：5分以下占19.9%，5分占29.6%，5分以上占50.5%，均值为5.56分，可见大部分人认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或偏上的水平。

（一）数据的处理以及编码

1.自变量

采用2015年CSS问卷中“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这个问题对居民社会公平感进行测量，包括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与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总体评价等九个方面。变量从1-5进行赋值，1代表非常不公平，5代表非常公平，分值的高低代表公平感的高低。根据上文对社会公平概念的阐释，本文将八个方面的公平感划分为机会公平、程序公平、结果公平三个类别，其中高考制度、工作与就业机会、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四个方面划归机会公平，司法与执法划归程序公平，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财富与收入划归结果公平。

模型二在模型一基础上加入机会公平变量，结果显示R2从0.019上升为0.084，解释力明显提高。三个机会公平变量均在a=0.001的置信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人们的机会公平感越强，对人际信任水平的评价也就越高，从而验证了假设1。具体说，高考制度、工作和就业机会、公民实际的政治权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2、0.245和0.217，可见与受高等教育机会相比，工作与就业、政治权利方面的公平对人际信任影响更大。究其原因，可能是高考结果虽然对个人未来生活状态影响相当深远，但在高考制度被公认为比较公平的情况下，受访者更关注工作与就业、政治权利两个更切身的机会公平。

将2015年CSS问卷中“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水平的评价”这一问题对人际信任水平进行测量，1-10分表示“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之间的程度变化。往年问卷中“我对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这一问题仅涉及受访者个人对他人信任度的测量，而本文所选取的问题旨在使被调查者对社会上普遍的人际关系作出评价，既包括自己对他人的信任度，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度和普通人之间的信任度。相比之下，受访者回答问题的内容涉及面更广，更能体现被调查者对普遍信任的认知，因而测量分值也能够更有效地反映人际信任水平的高低。

3.控制变量

以往的经验研究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可能会对人际信任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与信任水平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王佳、司徒剑萍，2010；阮荣平、王兵，2011）。 为了保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本研究将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主要包括常见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出生年份、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总收入、是否有宗教信仰、户口性质和政治面貌等。

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户籍性质和政治面貌为定类变量，此处作哑变量处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推进，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并已开展试点工作。因此，本文将已改为居民户口的受访者与持有非农业户口、军籍等其他户口的受访者视为同一类，农业户口单列；受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根据学历高低进行编码；总收入为连续变量，考虑到受访者收入差距较大，其取值与其他自变量存在较大差异，不便于统计计算，故将其作对数化处理。另外，少数受访者因是在校学生，个别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收入，而对数化处理要求数据取值不能为0，所以本文采用公式“y=In（x+1）”解决这个问题。

2.4 疗效评估 患者应当在拔除尿管之后的4～6周复诊，以评价治疗反应和不良事件。如果患者的症状得以缓解且无不良事件，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评估。在4～6周后随访时建议进行以下检测：IPSS、QOL、尿流率和残余尿测定。

（二）数据分析

由表1可知，74.7%的人认为高考制度是公平的，其中有18.2%的人选择了非常公平，均值为3.75分，可见多数人认为中国高考制度为人们提供了较平等的求学机会；另有69.0%的人认为公共医疗是公平的，说明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和他人得到的医疗资源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财富与收入分配两个方面的均值分别是2.84分和2.79分，表示人们认为这两方面存在较明显的不公；此外，13.4%的人表示不好判断司法和执法公平与否。具体地说，从机会公平变量上看，工作与就业机会的不公平感最为突出，而教育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公平感较高；从程序公平上看，虽有57.9%的人认为比较公平或非常公平，但有较多的人选择“不好说”，原因既可能是“中庸之道”的影响，也可能受知识、经验的限制和性格特征的影响；从结果公平变量上看，相较于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感明显较强，因为二者与人们的利益联带更迫切、更直接。至于社会公平的总体状况，大部分人（68.1%）的评价是比较公平或非常公平。

经验研究方面，基本循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国际比较研究，如英格哈特（Inglehart，1999）通过“世界价值调查”发现，受新教和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一般比其他国家更容易产生信任[15]；王飞雪和山岸俊男（1999）通过对中日美三国信任水平的调查发现，在美国和日本，对人性的信任即表示对一般人的信任，而在中国则不一定[16]；黄健和邓燕华（2012）则探讨了中英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发现高等教育在中英两国都有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功能，但在信任实现途径上差异明显：中国人偏重经济效应，而英国人则对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均表示认同[17]。二是有关中国人信任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如李伟民、梁玉成（2002），程胜利（2002），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2008）。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个体特征对信任的影响，如王绍光和刘欣（2002）根据经验资料讨论了中国居民信任的对象、类型和原因，指出不同特征的居民人际信任状况不同[18]；胡荣等人（2005，2006）的研究除了得出与王绍光、刘欣相似的结论外，还发现社会交往对农村居民的信任度有较大的影响，而社团参与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水平有积极的作用[19][20]；张云武（2009）发现区域性质如规模、结构的差异对人际信任水平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呈反比关系[21]；敖丹等（2013）发现地理位置的差异影响中国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水平[22]。

 

表1 中国居民社会公平感测量结果频率分布情况与各项均值 （单位：%）

  

非常不公平 不太公平 不好说 比较公平 非常公平 均值高考制度 3.0 11.9 10.5 56.5 18.2 3.75工作与就业机会 6.5 35.4 9.7 44.4 4.0 3.04公民的实际政治权利 5.5 25.5 10.6 50.6 7.8 3.30司法与执法 4.8 24.0 13.4 50.4 7.5 3.32公共医疗 4.5 23.0 3.7 60.4 8.4 3.45

 

（续表）

  

非常不公平 不太公平 不好说 比较公平 非常公平 均值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6.4 28.1 4.9 52.5 8.1 3.28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 10.1 41.0 7.3 38.4 3.2 2.84财富与收入分配 11.5 41.3 6.9 36.8 3.4 2.79总体状况 2.7 25.9 3.2 64.7 3.4 3.40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受访者中筛选出9201个样本。其中，受访者年龄介于18—69周岁之间，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45.9%和54.1%，农业户口占67.5%，未婚人数占9.2%，中共党员占10.0%，文盲半文盲（未上过小学）占11.4%，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2%。

 

表2 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评分与频率分布情况

  

分值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1 205 2.2 2.2 2 267 2.9 5.1 3 595 6.5 11.6 4 766 8.3 19.9 5 2725 29.6 49.5 6 2120 23 72.6 1400 15.2 87.8 8 839 9.1 96.9 9 140 1.5 98.4 10 144 1.6 100合计 9201 100 7

关于人们对不同群体的信任水平，问卷也进行了测量。表3数据显示，98.1%的受访者对亲人表示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接着依次是朋友、邻居；而对于陌生人，表示比较不信任或非常不信任的比例高达92.0%。这个结果表明中国居民信任分布仍然具有“差序格局”的特点。对于特定职业群体，教师、医生、警察等获得较高的信任度，而高达63.2%的受访者对商人表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重农抑商思想由来已久，商人形象长期被污名化，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已形成很强的刻板印象；二是由于中国市场体系尚未健全，很多厂商行为不太规范；三是体制惯性使人们过多关注厂商的社会责任而在一定程度上拒斥其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至于同事、党政机关干部和法官三个群体，虽然表示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受访者比例大体在55%～60%之间，但表示“不好说”的比例相当高，大体介于9%～16%之间，可见人们对于工作场合、权力机构和执法机构的态度明显有所保留。总的来看，人们对不同群体的信任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原因也不尽相同，但由于本文只是考察一般人际信任，无需对信任类型进行细分，故不作展开。

 

表3 中国居民对不同人群的人际信任水平频率分布状况 （单位：%）

  

完全不信任 不太信任 不好说 比较信任 非常信任亲人 0.2 1.7 0.4 24.7 73.0朋友 0.8 10.4 2.9 61.5 24.4邻居 1.5 14.6 2.2 63.6 18.0同事 0.8 13.9 16.2 58.5 11.4警察 4.5 18.3 7.6 50.5 19.1法官 4.2 17.5 16.5 46.2 15.6党政机关干部 7.7 27.3 9.4 44.6 11.0商人 13.2 50.0 6.3 27.9 2.7教师 1.4 9.7 2.3 62.5 24.1医生 2.7 16.0 2.2 61.2 17.9陌生人 58.4 33.6 2.5 5.0 0.5

假设4：社会公平感越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And reduce 4 hours per unit due to exempt from measure, cut and transfer.

模型一的自变量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R2为0.019，说明控制变量仅仅能够解释人际信任变量的1.9%，其中年龄、非农业户口及其他、群众与人际信任变量具有显著性相关；而性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和总收入在模型中不显著。年龄越大的人，普遍信任水平越高。这种差异的形成可能与个人阅历和成长背景有关。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受访者尽管经历了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冲击，但也见证了四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虽然他们身处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增强的社会，但社会交往性质比较明确、范围相对稳定、方式比较传统；虽然他们当中一些人已经进入老年阶段，但大部分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形成较高的人际信任感。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受访者之所以人际信任水平较低，一方面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较高，同时视野比较开阔，交往的方式多；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大都还处于求学、寻职、成家立业阶段，往往会对未来生活状态的预期较高，同时对竞争压力和社会风险一般比较敏感。数据还显示，持非农业户口或其他户口的人人际信任度低于持农业户口的人，主要原因与城乡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也可能和其处于农村社会的生活背景有关。此外，受访者的政治面貌对人际信任也有一定影响，具体说是中共党员的人际信任度高于普通群众，但民主党派成员和共青团员与群众则不存在显著差异。以往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普遍信任与性别、年龄存在显著相关，但与户口性质、政治面貌不存在显著关系[31]，显然与本文的结论有所不同。

 

表4 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显著性水平***P＜0.001，**P＜0.01，*p＜0.05。a参考类别为女性，b参考类别为农业户口，c参考类别为汉族，d参考类别为无宗教信仰，e参考类别为共产党员，f参考类别为未婚。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回归系数（B） 回归系数（B） 回归系数（B） 回归系数（B） 回归系数（B）男性a -0.020 -0.004 0.008 0.009 0.001年龄 0.015*** 0.011*** 0.010*** 0.011*** 0.010***非农业户口及其他b -0.251*** -0.211*** -0.204*** -0.201*** -0.203***少数民族c 0.136* 0.057 0.036 0.04 0.007宗教信仰d -0.038 -0.040 -0.027 -0.037 -0.036受教育程度 -0.010 0.002 0.011 0.018 0.020共青团员e -0.073 -0.074 -0.084 -0.106 -0.091民主党派e 0.225 0.449 0.295 0.234 0.147群众e -0.334*** -0.257*** -0.223*** -0.219*** -0.205**已婚或同居f -0.094 -0.060 -0.035 -0.014 -0.005离婚或丧偶f -0.259* -0.216* -0.176 -0.155 -0.149总收入（对数化） 0.018 0.006 0.007 0.009 0.10高考制度 0.082*** 0.053** 0.032 0.017公民的实际政治权利 0.245*** 0.146*** 0.107*** 0.087***工作和就业机会 0.217*** 0.175*** 0.103*** 0.081***司法与执法 0.250*** 0.198*** 0.174***公共医疗 0.116*** 0.096***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 0.120*** 0.084***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0.030 -0.012财富及收入分配 0.033 0.019总体状况 0.219***常量 5.299*** 3.600*** 3.272*** 2.839*** 2.724***R2 0.019 0.084 0.100 0.115 0.124调整后的R2 0.018 0.082 0.099 0.113 0.122 F值 15.108*** 55.975*** 64.051*** 59.419*** 62.015***N 9201 9201 9201 9201 9201

2.因变量

模型三加入程序公平变量，结果显示R2为0.100，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加入司法与执法这个自变量可使模型解释力增加1.6%且极为显著，因而假设2成立。同时还可以看到，机会公平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分别下降到0.053、0.146和0.175，而程序公平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250，表明司法与执法对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比机会公平变量的各个指标都要大。这可能由于程序越是公平，个人行为的可预测性也越强，从而提高人际信任水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必须是主流的和严肃的。 由于各式各样的新媒体手段已经完全进入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学习信息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它拓宽了大学生学习的选择空间，但也会对其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产生不利的影响。

模型四加入结果公平变量，结果显示在四个结果公平变量中，仅有两项与人际信任水平显著相关，假设3部分成立。具体来看，公共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在a=0.001的水平上显著，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和财富与收入不显著。加入结果公平变量后，模型解释力有所增强。公共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回归系数分别为0.116和0.120，与机会公平变量系数相近。在三种公平变量中，程序公平对人际信任水平影响仍然最大。在模型中，虽然高考制度影响不再显著，但该自变量与结果公平变量的VIF在1.1-1.4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可见结果公平变量与机会公平变量有些互相影响，所以在加入结果公平变量情况下，高考制度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关系不稳定。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考制度变量系数较小；另一方面是受访者在对公平感进行评估时受个人年龄、经历和处境的影响，拉低了高考公平的重要性，从而使它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力有限。此外，尽管表1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财富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公平，但在模型中，这两个自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可能更看重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所以对结果方面的差异耐受力较高；二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人们形成思维定势，对城乡差异敏感度不高；三是近年来社会建设取得一些成效，使人们尤其是相对弱势群体的获得感有所提高。

由于前面对公平的分类只涵盖几个主要方面，无法完全反映整个社会公平感的高低，所以模型五加入了总体公平感变量。结果显示，社会总体公平感的共线性统计量VIF为1.674，容差为0.598，表明它与其他的社会公平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加入该变量后模型解释力达到12.4%，说明总体公平感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假设4得到验证。而且，其回归系数为0.219，可见它对人际信任感影响最大。

综合五个模型的结果可以发现：总体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三种类型的社会公平感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人际信任水平的高低，全部假设都基本成立。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信任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人际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比较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数据对中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详细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大部分受访者（68.1%）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上比较公平，但在不同方面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具体地说，从机会公平变量上看，人们认为教育和政治权利方面比较公平，但工作与就业方面不太公平；从程序公平上看，虽有57.9%的人认为比较公平，但也有28.8%的人认为不太公平，还有较多的人不作明确表态；从结果公平变量上看，人们认为公共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比较公平，而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太公平。在八个测量指标中，得分排在前四位的依次为高考制度、公共医疗、司法与执法和政治权力。

第二，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人际信任水平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信任分布仍然具有“差序格局”的特点。具体来讲，人们对熟人特别是亲人朋友信任度很高，但对陌生人信任度非常低。对于特定职业群体，教师、医生、警察等获得的信任度较高，同事、党政机关干部、法官等获得的信任度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而商人获得的信任度较低。

第三，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居民总体社会公平感与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人际信任水平的高低，研究设计中的四个假设都基本成立，从而也验证以往研究的一些结论。

基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基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为教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提高了教师教学能力；基于“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融入了民族文化，使文化的传承与数学教育的提高同步进行。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呈现出了新的曙光，与此同时，要避免出现照抄照搬、缺乏创新与互动不足等问题。利用好“互联网+教育”的平台，发挥其应有的优势，注意其易忽视的问题，少数民族基础数学教育必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四，本文的新发现有四：一是户口性质和政治面貌与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显著关系，而性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和总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二是在机会公平变量中，工作与就业、政治权利对人际信任影响更大更直接，而高考制度的影响力减弱；三是程序公平超过机会公平成为对人际信任影响最大的因素；四是在结果公平变量中，公共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对人际信任水平影响显著，而城乡之间的权利与待遇和财富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可见，当前中国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和人际信任水平仅维持在中等偏高的水平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本研究的结果，现阶段应重点推进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提高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待遇，以增强人际信任，促进社会和谐。具体应从几个方面入手：其一，采取灵活的就业再就业政策，消除职业歧视，保障具有同等条件的社会成员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其二，坚决落实公民各项政治权利，保障社会成员依法参与政治活动；其三，严格规范司法与执法行为，预防司法与执法的不公现象；其四，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逐步缩小城乡保障待遇差别；其五，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健全各种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促进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增强人际信任度，提高社会成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Duodenal polyps as a manifestation of portal hypertensive duodenopthy (PHD),an uncommon event, have been reported previously. The prevalence of PHD in cirrhotic patients with portal hypertension ranges from 8.4% to 51.4%. However,manifestation as multiple duodenal polyps is rare.

水电优势显著。小浪底电站实行“电调服从水调”的原则，截至2013年11月底累计发电731亿kWh，相当于节约标准燃煤约2953万t，减少碳排放量7907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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