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面对以往扶贫方式过于粗放、效果不佳的情况，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要实施精准扶贫。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但与此同时，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很有必要对精准扶贫的相关难点进行研究。一般认为，精准扶贫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贫困户的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四个方面。其中，“精准帮扶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因户和因人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消除致贫的关键因素和脱贫的关键障碍”。它“是精准扶贫的的关键和核心，是实现贫困人口和家庭真正脱贫致富的决定性环节”。针对复杂多元的致贫因素，习近平提出了“五个一批”扶贫方略，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脱贫一批。当然，实践中不仅仅局限于“五”这一量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脱贫措施。目前，在精准扶贫帮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不精准”的问题，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急需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当层间位移角到达2%rad，即梁加载中心点位移25.46 mm时，在梁端位移负向最大位移时，发生一声巨响，这是用简易扳手可拧动梁下翼缘与角钢相连的左排螺栓，但肉眼看不出。当层间位移角到达3%rad(38.19 mm)时，响声不间断的会发出，角钢略微掀起。

二、精准扶贫帮扶措施“不精准”问题及影响

每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贫困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他们的帮扶需求也应该是各有侧重的。但实践中，帮扶措施无法正确满足贫困户需求的情况依然存在。

（一）精准扶贫帮扶措施“不精准”的表现

1.帮扶措施错位现象

帮扶措施错位是指针对贫困户的帮扶措施、帮扶资源在实践中发生了错误的配置。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存在帮扶资源配置给非贫困户的现象。精准扶贫政策的初衷是解决以往扶贫领域“大水漫灌”扶不准的现象，但是实践中却依然存在部分帮扶资源被非贫困户占有的现象，使得贫困户得不到应有的帮扶。

二是存在帮扶措施不考虑农户的实际需求而“一刀切”的现象。在对山西省临汾市吉县白额村等村庄的实际调研中，笔者发现部分实行起来方便、容易统一管理且“看得见”规模的扶贫措施被应用于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家庭，如当地扶贫干部在未理解清楚政策的情况下就宣传和动员，让县里的贫困户都统一建新房子，其中不乏真正需要建新房的贫困户，但大部分贫困户家里的房子并不旧也不是危房，但为通过验收得到大额的扶贫资金选择重建房屋；还有的地区的帮扶措施统一都是养牛、养鸡等，“一刀切”的现象十分严重。

总之，新课程背景下，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打破应试教育的束缚，深入开展教学改革创新，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充满兴趣地参与思考，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思维，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部分贫困户对帮扶措施存在误解，不配合工作给扶贫措施的精准实施带来很大困扰。在山西吉县的调研中，笔者发现很多贫困户认为扶贫就是发钱，未得到资金支持时，就认为自己未得到有效帮扶，甚至辱骂村干部。面对基层干部制定的技术培训或其他方面的帮扶措施，也不会积极配合，导致帮扶措施无法很好的落实。

现代英国治安法官选任的这种广泛性，使得公正的实现并不完全为职业法官所垄断，反映了非司法人员对司法的参与这一英国传统，让公民充分相信法律是他们自己的法律，而且法律不为律师、职业法官所专有，也可以由像自己一样的公民来加以实施，法律不是深不可测的领域，增强了国民对法律的信仰与遵守。

2.帮扶措施缺位现象

通过高中数学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在具体的真实情境中积累经验，形成抽象思维，把握事情的本质，运用数学抽象的思维方式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在2018年的高考数学命题中，对学生数学抽象核心素养的考查已经落实到具体的题目当中，凸显高考数学命题鲜明的素养导向和育人导向．

帮扶措施缺位是指帮扶措施缺乏、不够到位。这种现象在精准扶贫帮扶过程中亦是普遍存在的：

除上述原因外，造成精准扶贫帮扶措施“不精准”的又一原因就是帮扶前存在一些“门槛”，主要是指在实施精准帮扶时贫困户因缺乏帮扶实施的必要前提条件而选择放弃帮扶。通过对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吉县部分村庄的调研，笔者发现这种现象多存在于产业扶贫项目和异地搬迁扶贫项目中。

其次是配套排斥。即实施帮扶后需要一些基础配套设施，这些设施的投入亦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的非贫困户在建设时都得考虑规划一番，贫困户更是只能望而却步了。扶贫资金总量毕竟有限，这种门槛的客观存在导致贫困户的受益效果大打折扣。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识世界、对待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其“执两端而允中”的智慧对于华人的心理、思维和行为处事等各层面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思维，1999)。探究中庸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和运作规律，有助于更好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处事方法，提升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

三是帮扶措施重视前期投入，轻视后期有效管理。这主要是指部分帮扶措施虽有落实，但是实施前期较“热闹”，规模较大，中后期便受到“冷落”的现象。如部分贫困村发展的蔬菜大棚产业，前期投资规模大，第一年确实可以带给贫困户实惠，但实施后期的技术、管理等却跟不上，不具备持续发展的可能。

（二）精准扶贫帮扶措施“不精准”的影响

上述两类帮扶“不精准”问题对扶贫工作极其不利，严重影响了扶贫工作的开展。

四是存在帮扶措施换位现象。这是指在帮扶之初实施一种帮扶措施，后期又换成另一种帮扶措施，甚至变相取消部分贫困户帮扶资格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由于前期投入由贫困户承担，因此致贫的人数较多。笔者在调研山西吉县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贫困户一开始被通知要先建房子并通过国家验收就可以领到政策规定的扶贫资金，整个县里大部分村民都被发动起来帮忙建房子，但由于建房费用颇高，很多贫困户都是贷款建房。但是房屋建成后，村干部却通知房屋建设帮扶改成了其他的帮扶，如危房补助、生态帮扶或技术帮扶，即扶贫资金远远小于建房补助的资金，很多农户由此陷入了月月还利息的深渊。这种换位情况是少数且比较特殊的，但总体而言也是帮扶错位的一种表现。

提高农村扶贫工作的精准度，一直是我国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但是精准度的提高，离不开其背后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贫困户信息的收集到扶贫政策的落实，都需要扶贫干部亲力亲为，并且农村工作环境也比较复杂，与农村相关的其他政策也需要这些干部来负责落实，这要求基层扶贫干部有较强的业务能力。然而，面对这类繁重的工作，年轻人一般选择外出务工，基层扶贫干部存在数量不足和老化的问题。一方面，扶贫干部数量不足，工作不深入，难以统计清楚各类致贫原因，导致帮扶“不精准”。更为严重的，长期下来，甚至有些扶贫干部为了方便管理，索性不再去统计各类信息，扶贫措施“一刀切”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扶贫干部自身工作能力欠缺，对政策理解不到位，通知有误和政策实施“不精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外，村干部的工作动力不足亦是导致帮扶“不精准”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指工资太低。任务重、回报低使得村干部不再尽心尽力地去工作。

其次，珍贵的扶贫资源将被浪费。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时间紧，扶贫任务依然艰巨。但是帮扶错位或帮扶项目后期管理缺位都意味着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却回报甚少，这是对扶贫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后，扶贫措施实施不准还容易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使得群众对扶贫政策的信任度降低，影响社会稳定与政府权威，同时使扶贫政策后期执行乏力。

三、精准扶贫帮扶措施“不精准”的原因

（一）相关制度不健全

第一，精准识别机制不健全。精准识别即是要把贫困人口和贫困原因识别出来，它是精准扶贫帮扶措施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但目前识别机制还不是很健全，贫困人口与贫困原因并未准确识别，这是导致帮扶措施实施“不精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精准识别机制不健全的原因有：

第一，目前的贫困识别标准存在局限性。我国判断是否贫困的标准主要是国家贫困线，并且各地方可以根据地区发展状况适当调整本地的贫困线，年收入低于该线的人口便是贫困人口，但以收入作为贫困户的唯一识别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收入难以测量。在实际工作中，主要由村干部挨家挨户登记各家庭的年人均收入，但是部分农户为了得到国家扶贫款项，会故意隐瞒外出务工或其他外人不知道的收入，而且每个家庭的收入并不是固定的，要想获得准确的数据有很大难度。另一方面，单一的测量标准难以综合反映贫困状况。收入虽是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部分贫困情况难以通过收入指标衡量，如因缺乏劳动能力或技能而导致的能力性贫困，或因病、因学而导致的支出性贫困。二是由于目前的调研工作不足而致使致贫原因识别不准。精准扶贫不仅要识别贫困人口，还要精准识别贫困的原因，从而为后期实施何种帮扶措施提供信息。但是目前的前期调研工作准备不足，访谈中的部分村民组长反映，很多致贫原因都是自己根据平时对村民的大概了解写上去的，并未作出实际调查，这很可能导致后期帮扶发生错位或缺位。

选择哪种磨削工艺来加工齿轮齿面，取决于几个关键点。对于大批量的齿轮生产，如汽车行业，选择展成法磨齿或珩齿工艺，可大大降低齿面的磨削时间。因为展成法磨削在砂轮进给时会遇到进给干涉。此外，由于珩齿的切削速度较低，齿轮珩磨过程中产生的热应力较低，实现了无火花磨削加工。珩齿工艺的另一个特征是，珩齿后齿面的残余压应力得到保留。而且，展成法磨齿和珩齿工艺，加工后的齿面的表面纹路也有区别。另外，如果齿面的磨削余量大于100 μm，那么也推荐采用磨齿工艺进行加工。

第二，贫困户参与机制不健全。精准扶贫帮扶措施“不精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贫困户未很好的参与到扶贫措施的制定过程中，致贫原因与帮扶需求未被充分重视。这主要是因为贫困人口在扶贫过程中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或处于无权和被动的状态，只能听从于扶贫干部的安排，存在政府主导，漠视群众的现象。他们的帮扶需求无法及时被反映并融入到措施制定的过程中，帮扶“不精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相反，扶贫干部及基层政府不论是在扶贫相关信息的掌握、扶贫资金的配置还是帮扶措施的安排等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面对考核压力，为了求效率，达到短期内出成绩的效果，扶贫措施在实施中，便变了模样。本是针对贫困群体的扶贫资源成为政绩的牺牲品，在某些村庄甚至被这些“精英”所捕获，贫困名单出现“家族式贫困”，导致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③目前管道机器人主要用于市政供水管网、石油管道检测,其携带的检测软件用于水库涵洞分析还有许多不足,应在工程实践中予以完善或开发水库涵洞检测专用分析软件。

第三，项目制扶贫机制存在局限性。项目制是指政府运作的一种特定形式，即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资金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并且这一制度在国家运作过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扶贫领域也基本遵从这一制度去运行。在项目制中，地市级、省级职能部门和中央各部委是资源的提供方，即资源主体，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执行主体，乡镇政府和村两委是参与主体。在项目实施前，省级部门会将项目分配到各市，然后各市根据县级的项目完成能力进行第一次筛选，完成能力差的县在第一轮就被排除在外。然后由县到市一级进行申请，市一级会把项目分配给哪个县主要根据以下三方面进行打分，即县级资金配套能力、汇报人的汇报情况和以往扶贫项目的完成情况，最后得分高的县即可获得项目。获得项目的县又依据同样的标准去评选哪个村庄可以成为项目的获得者。

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有以下三方面的帮扶漏洞：首先，相对富裕的县和村庄往往更容易获得扶贫项目，也更符合上级打造“扶贫亮点”工程的意愿而深度贫困地区由于各方面都不占优势而被排斥在项目之外。其次，重落地轻管理。项目制比较注重项目的落地，验收合格后即算项目完成。但很多涉农项目落地后，往往需要长期的管理才可能看得见收益，这些管理一般由当地政府与村民负责。但是，由于缺乏后期管理资金、技术等，很多项目被搁置，浪费了前期的投资。最后，项目选择易脱离实际。项目制下，实施何种项目一般由资源提供方决定，县级政府与村两委并无选择权与决定权，但是县级政府往往对当地的实际帮扶需求更了解。权责不符容易造成帮扶错位，部分项目不符合地方实际。

第四，扶贫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制度是精准扶贫脱贫效果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确保扶贫工作按照相关政策实施的重要方向标；但是目前的考核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考核的指标或内容不全面，“短期内出效益”的政绩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扶贫瞄准的偏离，如部分扶贫干部为了达到短期内出政绩的效果，会选择一些“最简便”的扶贫方式。调研中，笔者发现在扶贫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由村干部自己填写名单的情况；在扶贫措施的制定上存在“一刀切”、随意更换帮扶措施或帮扶缺位的现象。与此同时，最后需要考核的相关扶贫表格却填写的特别规整，有的扶贫干部甚至常驻贫困村，整整一个月都在填写表格，最后审查终于顺利通过。另外还有部分扶贫措施确实起到了扶贫的成效，但是显现的过程有点漫长，而考核结果中并未很好地显示这种成效。这说明考核的指标或内容存在过于注重文本结果、忽视扶贫过程与扶贫质量的倾向。

第五，扶贫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我国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精准扶贫的资金十分宝贵，因此扶贫资金的配置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但目前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这使得本就稀缺的扶贫资金难以精准使用。

管理制度的具体缺陷包括：一是资金管理部门层级过多，且权责利不统一。目前扶贫资金管理部门层级过多，使得扶贫项目审批实施效率不高。且各部门有自己的管理制度，相互沟通不畅，扶贫资金分散、多头管理，重复投入现象很多。另外，不同层级资金管理部门权责利不统一也是导致帮扶“不精准”的重要原因。项目的决策权在上级，但省级部门对农村实际需求了解不足，项目不符合贫困户需求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扶贫资金管理不灵活。一般扶贫资金都是专项专用，不利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动。从目前扶贫审计的结果来看，一面是大量的扶贫贷款贴息资金用不出去，另一面却是贫困地区企业与农户发展资金严重缺乏，鲜明的对比说明扶贫资金没有被精准使用。

（二）基层扶贫干部数量不足且能力动力欠缺

首先，扶贫政策的脱贫效果不明显。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帮扶错位使得帮扶资源并未用在正确的地方，而帮扶缺位使得帮扶措施并未起到应有效果。这必然会影响扶贫的效率及有效性，导致扶贫措施与预定目标相背离。

（三）部分贫困户素质不高且缺乏脱贫动力

扶贫措施实施的效果如何，不仅仅在于帮扶主体的帮扶，还在于贫困户的积极配合。实践中由于部分村民和部分贫困户自身原因导致帮扶效果不佳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方面，部分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不足，存在“等、靠、要”现象。部分贫困户不是想着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发展生产来致富，而是有“坐等国家扶贫”、“国家的就该要”的思想倾向。部分村民确实比较贫困，但是有劳动能力的他们却很少劳动，年年等着吃低保。

三是存在帮扶措施与致贫原因搭配混乱的现象。在对吉县部分村庄的调研中，笔者发现扶贫干部虽然会考虑到不同的致贫原因要采用不同的帮扶措施，但还是经常会出现以下情况：针对部分老年贫困户，扶贫部门给予的帮扶措施却是需要体力劳动的养殖产业，但显然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性质的帮扶；针对一些学习能力有限的中老年贫困户，扶贫部门却要求他们参加技术培训，学习较复杂的养殖技术；针对一些现有住房条件较好的贫困户，扶贫部门对其安排的项目却是易地扶贫搬迁。此外，有时扶贫部门仅直接发放一些生活用品，这对贫困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脱贫。

（四）部分帮扶措施实施门槛过高排斥贫困户

一是部分贫困地区、贫困县或贫困村扶贫项目过少。正常情况下，贫困程度越深的地方得到的帮扶力度应该越大，但实践中却有部分情况与此相反，一些贫困程度深的地方反而争取不到什么扶贫项目，也可以称之为扶贫中的“马太效应”。

首先是入门排斥。如在发展养殖业时，一般需要建设起养殖场，拍照验收后才可以享受帮扶待遇，但一般情况下，贫困户建设资金不够，往往选择放弃。在实施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时，其需要的资金数额更是多达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很多贫困户根本无力承担。而能发展产业或建设房屋的一般都是经济实力偏中上的农户，为了完成扶贫任务，农村出现了“帮富不帮穷”的现象。

二是“空壳扶贫”现象。在与白额村的部分贫困村民及第二村民小组组长的访谈中，笔者得知，部分贫困户虽然进入了建档立卡名单，但实际并未享受到任何帮扶，或某些扶贫措施并不会对贫困户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正如这位村民小组组长及部分村民所反映的，“很多申报都像是空壳”，如农业技术培训并不会有十分系统的培训，某些培训在后面就变成了推销化肥；有些贫困户的帮扶措施是产业扶贫，但实际上对于这种规模较小的单户产业，帮扶到位的几率极小；还有部分贫困户的帮扶措施是生态扶贫，但并没有享受过实质性的帮扶措施。

式中，r和θ分别表示极坐标中的径向参数和角向参数；k=2π/λ表示激光波数，λ为激光波长，表示输入激光高斯束腰半径，F为高斯聚焦参数；Jl(Ωr)表示第一类贝塞尔函数；l为轨道角动量(拓扑荷)数，Ω=p/w0为宽度参数，p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波形参数.

四、精准扶贫帮扶措施精准实施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制度

第一，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一是采取多维贫困测量标准精准识别贫困户。鉴于将收入作为贫困识别的唯一标准存在一定局限性，建议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标准，不仅考虑收入，而且要考虑教育、医疗等支出、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与劳动能力等等。但这些指标所占的权重应有所不同，收入占的权重应大一些，其他方面作为参考，从而综合识别出贫困人口。二是做好前期调研工作，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在制定扶贫措施之前，一定要通过访谈、交流，多方调查，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进行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及时登记致贫原因，为后期帮扶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宋春，1974年7月生，汉族，山东省兖州市，大学，工商管理，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目前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今年，北京餐饮业迎来了品质提升年。5月下旬，北京市政府在全市部署“全面提升首都餐饮业品质工作”，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中国烹饪协会承接这项工作，联合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及各区的餐饮、烹饪、食药协会，并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积极践行“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自律、社会监督”食品安全共治工作，推进了“北京市餐饮业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及品质提升工作”。通过半年多在覆盖全市16个区和5个重点区域的6000余家餐饮企业中开展培训、宣贯学习、自查自纠、组织评审等，超过5000家餐饮门店、75条街（区）、6个村庄荣获首批“品质餐饮示范店”、“阳光餐饮示范街（区）”、“阳光餐饮示范村”殊荣。

第二，建立并完善贫困户参与机制。一是拓宽贫困人口赋权渠道。对此，阿玛蒂亚·森提出权利贫困的理论，他认为人之所以贫困，除了收入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权利的被剥夺。此种现象在精准扶贫中确实存在。但这里的“赋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给予权利，而是创造扶贫对象参与的外部环境或外部条件乃至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方面”，比如拓宽国家政策信息传播渠道、公开扶贫资金的使用过程与使用结果等，让农村村民也可以及时了解国家政策和扶贫资金的运行。另外还需创造出在教育、科技、资金、项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的大环境等等，让贫困户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不会因为贫困而失去在社会上立足的机会。其次，要建立贫困户参与扶贫决策的机制。在制定扶贫措施时，有必要进行大面积的调研，在决策前广泛听取贫困群众的意见，在整合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帮扶措施，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根据贫困群众的反馈不断改进帮扶措施。尽量制定出符合大多数贫困人口实际需求的扶贫措施。

第三，完善项目制扶贫机制。优化项目制扶贫机制，需要从几方面着手：一是优化项目制的评选机制。虽然地方的资金配套能力、以往的项目完成情况以及汇报人的汇报水平是一些重要的评选标准，但单纯依靠这些标准容易脱离扶贫的初衷。对此，市与县都需要做足前期调研，在考虑上述标准的同时更多的根据贫困程度选择扶贫项目应在何地实施，争取做到扶贫项目向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倾斜。二是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健全不同级别扶贫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为了避免项目脱离实际扶不准的现象，可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建立县与省直接对接的制度，由县直接根据本地贫困情况申报帮扶项目，使帮扶措施更符合贫困群众的需要。三是项目落地与后期管理并重。项目的落地实施是扶贫项目发挥作用的前提，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同时还要更多的关注项目后期的实际效益，为贫困地区提供必要的管理资金、技术，并为其提供相关的市场信息，确保产品产得好、卖得出。

第四，健全考核制度。一是扶贫考核应坚持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并重。精准扶贫工作有其特殊性，一般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显现出效果，在考核时需注意这一特殊性。在实际考核中，既要考核最后呈现的扶贫文本和数字，又要考核具体的实施过程。把扶贫实践中已经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实际推进了但暂时未显现效果的工作都考虑进去，注重扶贫的质量而不是只考察最终呈现的表格、数据等文本。二是科学设置考核指标。考核时，应将帮扶措施“精不精准”作为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若帮扶精准，则继续后面的考核，若帮扶“不精准”，则分析清楚为何没有实施精准，为后续的改进工作奠定基础。另外，也可将贫困户的意见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实施贫困群众的一票否决制。三是坚持奖惩结合的导向机制。对于扶贫措施实施精准，帮扶效果良好的扶贫人员给予奖励，对于不顾贫困地区实际情况，扶贫措施”一刀切”、随意更换帮扶措施、“空壳帮扶”的行为予以严惩。

第五，健全资金管理制度。扶贫资金总量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扶贫资金的优化配置恐怕比扶贫资金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针对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坚持权责利统一。下放扶贫项目、资金的管理权力，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整合分散的涉农资金，充分发挥他们的合力作用，让扶贫项目更贴合实际。另一方面要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灵活度，把专项专用与灵活调配结合起来，确保扶贫资金可以顺利地被贫困地区的企业与贫困户所用。

（二）提高基层扶贫干部的数量、素质与待遇

基层扶贫干部通常被称为国家与贫困群众之间的桥梁，是走完扶贫工作最后一公里中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针对帮扶措施“不精准”这一问题，从扶贫干部来说，一是要适当增加基层干部的数量。国家应加派帮扶干部下基层，确保扶贫工作人员数量，保障繁重的扶贫工作可以做的深入细致，从而提高帮扶措施实施的效率与精准度。二是提高基层扶贫人员的工作素质。一方面定期进行技能培训，使扶贫干部尽快熟悉业务。如强化电脑操作技能的培训，提高与群众的沟通能力等，尽量减少扶贫的阻力；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应加强对政策的研究，深入理解党的扶贫文件的精神，确保传达准确，实施到位。三是适当提高基层扶贫干部的待遇。一方面村委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大户应带头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农村正常运转和村干部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应大力支持，实施惠农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优化农村工作环境等，吸引年轻人回乡工作，为扶贫工作提供人力资源。

（三）提高村民素质，增强内生动力

贫困人口具有良好的素质，对扶贫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首先，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加强贫困人口的能力培训。着力培育和选拔出一批农村的技能人才、种田高手，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带动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来脱贫致富。其次，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贫困原因多种多样，但精神原因所致的贫困比物质原因所致贫的困更具隐蔽性和传播性，危害更大。精准扶贫不仅要精准到户、到人、到物，更要精准到人的精气神。扶贫干部要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扶贫政策，对村民进行思想教育。争取树立一批脱贫致富的榜样，传播劳动光荣的精神，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只有坚信滴水穿石的信念，了解“等、靠、要”思想的深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打开贫困户的心结，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

从社会背景来看，在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清代艺术的突出特点是世俗化倾向的加剧。指画即在这一世俗化风潮中得以兴盛于清中叶画坛，并形成一个独立的艺术流派——“指头画派”。“康乾盛世”经济兴盛，市民阶层购买力提高，指画作品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另外，高其佩生活的时代，清初“四王”在上层社会中盛极一时，在画坛上独占统治地位，号称“正统”，趋效者甚多。同时也出现如“四僧”“八怪”及指头画派等，对“四王”所建立的艺术标准进行反叛。传统文人画带有明显的士大夫审美观念，注重追求清淡蕴藉的趣味、天人合一的境界，而指画却以生拙快利来迎合老百姓喜好，配合民间喜好的钟馗驱鬼辟邪等题材，很易受到追捧。

（四）强化有关政策措施，确保财政扶贫资源总量持续快速增长

很多扶贫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在于前期或后期的帮扶力度不够，因此确保扶贫资源总量的增长是顺利完成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可以为扶贫工作奠定更为深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保证中央财政用于农村扶贫开发的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幅同步。目前，中央财政收入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依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确保全面小康社会按时建成，需要继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增扶贫资金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欠缺等问题。另一方面，保障地方财政用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支出稳步增长。地方对于本地的贫困状况了解的更加透彻，对于扶贫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其财政支持对于扶贫措施的精准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3]赵纪河．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以陕甘宁革命老区为例[J]．开发研究，2016（1）：113－118．

[4]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5]杨园园，刘彦随，张紫雯．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337－345．

[6]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15（2）：82－102，5．

[7]马良灿．项目制背景下农村扶贫工作及其限度[J]．社会科学战线，2013（4）：211－217．

[8]李博．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J]．北京社会科学，2016（3）：106－112．

[9]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10]陈莉．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精准扶贫机制构建[J]．改革与战略，2017（2）：13－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