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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下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审视

更新时间:2009-03-28

近些年,我国围绕着体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未来发展,将全民健身、体育产业、足球改革等领域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进行规划与布局。党和国家将全民健身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1]。同时,国家对全民健身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如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数量、规模、品质以及环境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提高与改善,这为我们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落实好全民健身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与保障作用。然而,我国依然面临着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各种难题需要破解,如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取向性缺乏精准、使用率不高、闲置及荒废的情况时有发生,健身设施配置低效等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这对于当下而言,如何构建一个以人为本、公平、高效的全民健身设施配置体系便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1 公共政策视角下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价值取向

1.1 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政策与设施配置的背景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或其他公共性权威机构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管理,而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2]换而言之,公共政策是政府解决公众利益诉求与利益实现的基本手段,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最为直接的惯用方式,这里包括了一系列法令、措施、方法、条例等。时至今日,我国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已有二十年有余,全民健身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及其体育行政部门进行公共政策调整和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3];同时也成为国家积极推进的“促进健康身体活动政策”[4]。据统计,2015年全国经常参加全民健身锻炼的人数已达3.64亿[5] ,全民健身成为我国群众体育文化活动当中一个家喻户晓的活动形式。可见,全民健身是我国现在和未来国家大力倡导的一项面向我国广大群众,且具有最普惠性的体育公共政策,其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必然是公共领域的公共问题,也理应属于公共政策研究的范畴。全民健身作为我国众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也是政策主体为解决和整合全民健身各方面资源的有效手段和有力保障。[6] 全民健身这一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涉及到一个重要方面,便要有大量公共体育设施作为全民健身政策实施的物质基础支撑与保障,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参与健身活动所使用的建筑物、场地、设备、器材等,这里统称为全民健身设施。这些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绝大部分为政府财政所投入的,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担负着全民健身设施配置、建设、管理之责。目前,我国政府已启动了遍布城乡、不同类型、不同群体的全民健身项目和工程,如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农民健身工程、雪炭工程、健身路径(步道)、健身绿道、15分钟健身圈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这其中因这些全民健身设施配置具有很广的普适性,从而提高了公众健身的参与率。此外,我国出台的《全民健身条例》《“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以及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等[7],它们为我国全民健身设施的配置标准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极大推进了我国全民健身工作的有效落实。

空间:家具的中间,尤其是柜体中间是否有封闭空间,避免儿童躲藏在其中。如果有,该空间应配有通风口,以免孩子在里面窒息。

1.2 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则是指公共政策的各种主体“对政策系统行为的选择,即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分配以及对行为管制的选择”[8]。在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它也具有强烈的驱动性和趋向性,即驱动参与主体的行为。在和谐社会发展理念的当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以人为本”、“公平”参与性与“效率”上的可持续发展等三个重要方面。我国全民健身政策执行主体(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相关决策者)的公共政策意识和价值体系所决定的,也是政策执行主体对全民健身设作所保持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与基本倾向。

(2) 各生境中,绿林地高保护价值植被群落(Ⅰ级、Ⅱ级)所占比例最高,为37.5%,接着依次是建筑周边、水边和路边,占比分别为22.5%、14.6%和9.5%。

1.2.1 “以人为本”价值观下的价值取向

今天,在我国许多城乡广场、公园、社区的全民健身设施已成为一道“社会景观”,它们在给健身者提高锻炼效果的同时,也给人们在健身过程中产生有很好的可亲近性与包容性。如亲子组合健身设施、圆角式的健身设施、坡度舒缓的健身路径、醒目的健身设施色调搭配、人性化的辅助扶手和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都让健身场地和设施更具有亲和力的同时,也被社会更广泛群体所接受和认同,且具有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则、文化内涵以及思维方式等包容性的一面,这都很好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的人文关怀思想。这也表明我国的全民健身设施规划与建设体系是否充分、科学、合理,不仅仅是单纯的空间物质形式,更应体现出满足健身者身体、生理、精神等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如何通过全民健身设施让人们能切实体会到以人为中心,体会到对健身者的关怀与尊重才是全民健身设施选择与配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2.2 公平价值观下的价值取向

我国“全民健身”之前冠“全民”,就是对其赋予了我国公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平等、公平、公益及开放的特性,这既包含公众参与全民健身所享有的健身设施权益与机会的公平,也包含了公众参与全民健身管理的公平。公平价值观恰恰体现在政府和决策者通过公众广泛的参与,多维价值的协调,来修正政府及决策者们的理性判断,进而提高全民健身规划的执行功效。我国全民健身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且政府和决策者对全民健身设施规划的好与差涉及到公众实现健身权益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让公众公平参与到健身设施规划的制定、配置与建设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充分反映公众的健身需求与意见。这里公众的意见代表了一种价值理性,其本身就是让更多的人享有公平的参与机会与权利,也从公众的使用价值来审视全民健身设施的功能和目标能否实现,进而最终促进公众的健康与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1.2.3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当前,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视民意表达,忽视公众利益诉求的现象,从而使政策制定与公众诉求不匹配,导致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不接受,不认同。[13]我国全民健身设施仍不能满足群众快速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这一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我国城镇化人口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公众健身需求同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密切关联。如许多地方政府的决策者、管理者仅考虑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均衡性,却缺乏对使用这些健身设施人的行为规律、生活信息及特征的了解与关注。如健身设施配置的信息不精准、规模与布局等环节科学性不足,致使规划在时效性和公众满意度上大打折扣。这也必然导致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决策“错位”或“不及”(缺位),也更无法很好反映和实现不同健身群体的利益需求。此外,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需求的关键变量较难确定,人们对健身设施需求信息存在偏好显示问题,每个人作为全民健身受益的个体,多数是以自己的健身利益需求作为出发点的,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意降低或夸大自己的偏好表达,特别是很多人对于全民健身运动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这就使得本来就难以测度的全民健身需求变得更加难以窥测公众内心的真正需求,导致健身设施需求的计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正由于供需双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掌握有效健身设施需求信息的手段单一,缺乏有效的测度工具,这就使我国全民健身设施在配置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变得十分复杂且难以测度。

因此,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要充分借鉴和秉持公共政策的多维价值取向,作为规范与引导政府全民健身公共政策的决策行为,并成为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原则与尺度。

2 公共政策视角下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所存在的问题

今天,“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早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主旨,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依赖于全民健身设施的合理规划,而这不仅需要全民健身政策本身的科学和与时俱进,更需要体现出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效率性与公平性的理念,而实现前提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有效落实到我国全民健身设施规划与实施的过程当中来。现阶段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状况主要是基于资源要素投入量的增加,配置的方法、方式及结构方面还需改进与优化。[14]首先,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必须要有精准的定位,尤其鉴于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数量、居民生活习惯、气候及运动习性等所存在的差异性,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精准定位配置。其次,从量化角度,我们要考虑健身设施有效服务半径的可达性、健身设施数量、设施所容纳健身者规模及操作的便利性程度,既要提供足量可开展健身活动的体育设施,也要以最经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进行定量的配置统筹。此外,通用化的全民健身设施是指能按照健身者条件、使用方式、习惯、使用目的及选择的多样性等角度,而配置可以调节使用健身设施,来服务不同健身群体的人,其目的是提供更多平等的机会来使用健身设施,达到被大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如荣获2012年IF概念奖的“Balance”跷跷板便是从通用性入手,将跷跷板两边力臂的长度设计为可伸缩调节,这样就解决了重量悬殊的大人与孩子之间的使用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全民健身设施基本上都是以成人的标准予以建立的,然而这样健身设施对那些儿童、老年人、残障人等却难以达到有效使用和锻炼的目的。因此,我国在准确的定位、合理的定量、“以人为本”通用化相结合的健身设施配置方面要做好研判,这也是提升我国未来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效率,质量到功能方面飞跃的必然路径。

2.1 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供需结构性错位

当前,我国部分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没有很好地依照我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给出具体、相应的配置及规划,造成过于盲目化、形式化,且重复建设、闲置、荒废的场地设施的情况时有发生。[9]在一些地方全民健身工程和健身路径设施配置千篇一律,大量健身设施及场地利用率极低。如有些全民健身路径上健身器材变成了晾衣架,缺乏年轻人的农村篮球设施成了晒场,甚至是垃圾场,结果是这些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物力、财力的全民健身工程及设施遭到了闲置和废弃,表现为“供过于求”。另外,有些地方忽视健身群体在经济、文化、习惯及气候等方面的差异,盲目配置了一些高、大、新的健身设施及场所,出现了许多让群众望而却步,仅仅成了供外观欣赏或拍照留念的“外壳”。或因健身文化理念上认同感差,已远远脱离了人们健身的需求和品味,人们对健身设施的认同不与当地的传统文化内涵相融而遭到“冷遇”。这些忽视了现实群众的健身需求与健身功能定位存在偏差现象,已不是个案。

从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规划与建设项目来看,我国长期以“自上而下”且具有高度趋同性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采用批发式地采用统一的内容和标准来提供全民健身设施。同时,以往全民健身设施配置量的增长也多是从“有”角度出发的,且一直定位在简单、低层次发展的逻辑之中。然而,随着我国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普通而低档的健身场地和设施已无法满足公众的健身需求,我们时常能遇到健身设施品质低、种类单一且少有人光顾的健身设施。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体育事业投入产出和群众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的低效,一边是政府重金修建大、中型公共体育设施的闲置,一边却是一席难求健身场馆”。这也反映了我国现有公共体育设施资源服务于全民健身的不匹配。

灾害补贴主要指的是因为自然灾害(干旱、洪涝等)的影响,使得农作物不能正常种植生产或者大面积减产时,政府予以相关农户一定的补贴。而在畜牧养殖上如果因为灾害没有足够的饲料时,则由政府为其提供50%的饲料购买费用。2014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为了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降低农业补贴对政府财政造成的负担,推出了新农业法案,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发展,同时加大风险管理力度,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新农业法案设立了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收入风险保障,新法案的提出一方面可以降低农场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减少美国财政负担[7]。

2.2 以人为本意识的淡薄与缺失

Cys-C是一种体内有核细胞产生的、低分子量的、碱性非糖基化蛋白质;在体内持续表达且产生速率恒定,不和其他蛋白形成复合物,不受年龄、性别、肿瘤、免疫性等因素影响,肾脏是清除循环中Cys-C的主要器官。研究发现[3],血清Cys-C在血液中的水平变化能很好地反映肾小球滤过率变化,是一种具有高灵敏度而特异度的检测指标,对评估肾脏损伤较尿素氮和肌酐有相对较高的特异度和灵敏度[4]。该研究结果显示,伴随着ACR的升高,DN患者肾脏损伤程度进一步的加重,血清Cys-C的表达水平呈上升趋势,与病情呈正相关,这与文献报道一致[5]。

第二,准财产化的设想。“准财产”被定义为一种类似财产利益的范畴。准财产利益在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关系权利机制来模拟财产的排他性框架。对于准财产化的设想,美国学者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前者是将欧盟知识产权框架运用于个人数据,即在赋予个人数据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关照道德权利,如保护数据完整性、准确性等权益。后者是通过合同许可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使用,实际上是以美国信息交易法案(UCITA)为基础。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准产权,提供事后保护,以防止第三方使用受保护的信息。㉒

2.3 施政主体政绩观的困扰

我国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准确把握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且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最为直接的惯用方式,因此也承担起了重要的职责。[15]同时,它也对增强政府的公信力,赢得公众的广泛认同,促进政府社会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工作的开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相关政府部门与决策者在落实我国全民健身这项体育公共政策时,他们时常偏离了正确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比如有地方全民健身设施配置闲置与短缺问题,是因为决策者们只一味迎合与追求全民健身的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只顾眼前全民健身设施数量的跨越式增长而忽视质量和使用效果。从根本上看,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政策执行主体(决策者)对政绩观的认知、理解及仕途利益考量等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政策执行的主体(决策者)要树立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绩观,做好本职工作,让手中的权力服务好全民健身的发展。另外,在履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职能方面,要从人治走向法治,从管制走向服务,从封闭走向透明,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工作亟需引入问责制度。即通过问责制度促使政府部门及决策者以负责态度行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为全民健身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这里的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问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贯彻与落实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政策上,对那些政效能低下、监管缺位、管理失职、不作为、不执行的政府及体育行政机构进行部门问责;二是对相关决策者(责任人)而问责,这主要对于那些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盲目决策的行政作为而造成全民健身设施配置资金的流失,设施质量的不合格、闲置、荒废等问题的相关责任人,我们要依据国家公务员法、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进行问责。

2.4 缺乏有效的管理与信息测度平台

今天,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可持续发展,其不仅仅是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还要从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层面上把握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可持续发展应在满足当代人的健身需求上要为后人的留出一定的可更新和改造的空间,即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具备“未来导向性”。在微观上,要注重从生态节能、节约环保与使用效率等角度出发来进行规划与建设。因此,在决策和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规划时,就要考虑本地承载能力、区域健身能力、环境缓冲能力和管理协调能力等。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全民健身设施配置过程中不能采用随意性的“见缝插针”、急功近利的配置方式,其结果就是部分健身设施需求覆盖不到,部分地方又分布冗余,甚至出现“今天建,明天拆”的现象。因此,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目标应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既要包括配置规划期的目标,还应包括建成后的实际健身设施运行、管理的效果目标,进而让更多的人,可持续地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的要求。这就要求全民健身设施配置应充分贯穿可持续发展这一价值取向,才能保障好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持续发展。

3 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下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全民健身设施未来应以何种规划、何种配置、何种理念、何种完善措施及途径去实现全民健身设施的保障与供给。这也是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决策者必须厘清的现实问题。

3.1 定位定量与通用化相结合的配置发展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由各级政府施政于各自行政区内,而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决策权一直是政府,且政府管办一体。在这种体制与管理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存在许多问题。

3.2 秉持正确的全民健身政绩观引入设施配置问责制

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利己化,造成政府行政官员个人价值追求与行政价值追求的错位。[11]对于全民健身政策执行主体的政府而言,全民健身设施的主要投资者为各级政府,也就成为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施政主体。它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也会产生决策失误,导致“政府失灵”。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是作为监督者和考核者存在的,容易形成政策执行的“机会主义”。[12]在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执行过程中,常常因决策者(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政绩观所左右,造成政府利用公共体育资源兴办脱离公众实际健身需求,且过于形式化的“看得见”现象,如全民健身当中的面子工程、献礼工程、政绩工程等,看起来“蔚为壮观”,但往往与群众的实际体育健身需求相差甚远。此外,我国全民健身设施规划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决策者的偏好,所谓“一把手”现象。这都暴露出其与生俱来的诸多弊端与缺失,使其无法很好地适应不同健身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进而导致部分健身资源配置与投入的错位及失效。

体育是人类针对自身所创造出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归根到底,其结果要落到身体上。任何对体育的研究,如果不考虑对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都难免陷于误区。[10]我国全民健身的宗旨与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尤其公众所拥有的全民健身环境与设施要更方便、更安全、更舒适,可是人本意识淡薄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在全民健身规划和决策过程中,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忽视了许多健身设施对锻炼者的体质要求、运动风险、运动健身指导及锻炼后的效果评估等方面的信息,健身者无法得到以较为满意的信息或指导,且有的健身设施指标与限制性要求不明确,无安全保证,从而导致了设施使用率低,甚至有些伤害了健身者的健康。再如,我们身边依然有很多健身设施建在空气污染较重的马路边,垃圾点附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遮荫避雨及体息设施的健身场所等。人们感受不到这些健身设施配置所能体现“以人为本” 的价值取向与伦理关怀。

3.3 注重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现实性与公共性

我国全民健身事业是由社会公众共同需求的全民性和公益性所决定的,全民健身设施规划和设计的优化要兼顾现实性和公共性,以确保我国全民健身设施规划和设计的时效性和连续性,体现与时俱进。[16]现实性是指健身设施配置的制定与设计要以解决当前全民健身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前提,要以布局合理、方便实用的原则,科学规划和统筹全民健身场地与设施建设。近些年,我国陆续举办的国内外体育赛事推动了公共体育设施的配置与建设,但这些公共体育设施除了满足竞技运动训练和比赛期间发挥作用外,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开放程度都相对较低。当前,我国正在从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十三五”期间我们破解体育资源供给问题的重要理念与方向。[17]我们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治理的角度,进一步盘活现实性的公共体育设施资源,以便于提供更高品质和质量的健身设施来服务于全民健身。另一方面,我国全民健身必须维护其公平性、公共性价值精神,这是由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全民性所决定的。而当前一部分公共健身设施市场化甚至过度商业化,成为经济利益的依附,这就产生了全民健身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与“强势群体”特殊利益之间的价值冲突。尤其对社会广大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群体、外来打工者、贫困偏远地区的人们)的健身设施诉求缺乏有效的关注,健身权益也依然被边缘化。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必须致力于达成既尊重各方的现实健身利益,同时,通过资金补贴和购买全民健身设施服务等方式,将免费或低收费优质健身设施服务提供给社会广大弱势群体,并满足他们的健身诉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我国国情“公平”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贯穿于全民健身设施规划和建设的始终。

综上,高丽中期至朝鲜朝末期,黄诗在朝鲜半岛传播近千年,朝鲜的黄庭坚接受既体现在创作上,也体现在诗学思想上。比较而言,朝鲜的黄庭坚诗歌接受在域外黄庭坚接受中是最全面深入的。

3.4 注重复合化与生态化方向的引领

今天,公众对我国全民健身活动的品质已经有了新的的需求,尤其体现在体育设施选择上有了新的趋向。其一,体育健身设施功能的复合化。复合型设计其主要特征表现在更加注重使用功能复合化的同时注重节能、环保及人文设计,从而改变了过去功能的单一,并使体育设施全方位地服务大众健身。[18]以英国为例,在体育场馆设施单体的设计时,必须以能开展17项以上“健身+娱乐”项目设施为标准。复合化设计以功能的多样性和受益的大众化为基本原则,注重休闲、健身一体化,完善健身中心功能并兼顾到多种社会单元的使用,使资源得到合理分配。[19]我国全民健身的价值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向,这决定了我国全民健身设施的配置与建设不能“一刀切”,多样化才是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终极走向。同时又鉴于我国土地紧张的现实,全民健身设施配置也应着力转向空间布局复合多元的配置模式,并借鉴国外社区体育中心的建设经验,实现健身设施功能多元、适用对象多元,进而全面提升全民健身设施的配置品质及使用效率。

其二,体育健身设施场地建设的绿色生态化,即绿色环保的健身设施。这里的生态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健身环境的绿化,也不是将各种健身器械、器材简单拼凑安置,而是指健身设施配置要尽可能与当地相适应的特定自然环境之中,或是适当创造自然环境来达到健身设施周边环境的绿色节能目的,以期为人们提供更安全、健康、舒适又高效的健身设施服务与使用效益。一方面,在健身场馆和器械设施建设方面,应充分考虑健身设施材料的选择,注重使用环保指标的建材,防止场地灯光、场地塑胶、器材油漆的成分等污染和化学辐射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在满足公众安全使用健身设施的同时,充分达到健身环境的空气质量优、噪音低、绿化面积广和采光效果好等整体全民健身生态环境。因此,生态全民健身设施配置不仅注重设施材料的选择,同时,也要不断强化健身设施周边生态环境的构建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使全民健身设施达到人、器械、场地设施和环境之间和谐、平衡的互动关系,以适合不同人群的需要和全民健身的可持续发展。[20]复合化与生态化的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是以设施的功能品质和自然生态因素等同于“以人为本” 的关怀理念,其也必然引领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未来。

3.5 构建全民健身设施信息一体化管理平台

我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参与健身设施的规划与决策提供了新方法与途径。在《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我国将创新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作为深化改革创新的重点领域,尤其在网络虚拟途径的体育社会组织更符合人们现代结社、交际和沟通方式。[21]当前,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机制创新的关键是在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急需一套高效的、制度化的信息收集、参与管理、信息表达的平台。为此,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借助云计算、地理信息定位,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一个区域健身设施信息技术平台。一方面,公众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和QQ群等方式进入该平台,实时了解设施使用情况,提高使用效率,并能及时反馈相关意见;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通过这样的平台数据库,从量化与动态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各类健身设施、健身人数、场地规模、设施分布、公众的健身趋向、需求信息等情况,进而为全民健身设施的科学配置提供合理、科学、精准的信息及依据。此外,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如健身器械二维码身份注册服务、健身器械安装支持服务、健身器械远程验收服务等,进一步协助管理部门适量、实时地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因此,全民健身设施信息一体化管理平台不仅能让公众广泛参与到全民健身设施的使用与配置环节,也可取得公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同,同时也能起到监督的功能,也提高了政府各部门的联动性、协同性,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合力的全民健身配置模式及机制,使全民健身设施配置更具“锚向性”,供给更具集约化,进而更好破解我国全民健身设施配置过程中的低效与供需错位等难题。

我国各级政府作为全民健身事业的最终守卫者和决策者,要切实以“以人为本”、公平、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来深化全民健身施政的理念与实践,进一步深化对全民健身工作的认识,加速全民健身设施配置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高标准、多功能健身设施。这既是新形势下“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体育工作的落脚点,也是推动全民自觉、便利、科学、文明健身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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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灿日,王志学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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