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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华南日本经济团体的蜕变

更新时间:2009-03-28

作为日本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环节,被视为企业与市场间媒介的商工会议所,持续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其研究范围已扩展到日本殖民地与中国大陆。*集大成者为以下两种共同研究:波形昭一:《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东京:同文館出版株式会社1997年版;柳沢遊·木村健二編著:《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东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04年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并未出现联动或回应。其中关于抗战时期商工会议所的性质问题,正如日本学者自述,因日本的战时动员体制不囿于其本土,故只有将视野置于“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内,方可获得切实的验证。*須永徳武:《商工会議所の機構改革と商工経済会の活動》,柳沢遊·木村健二編著:《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59頁。而较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则是将日本本土以外的各个商工会议所进行横向比较,并归纳其共通性。*柳沢遊·木村健二:《序章》、柳沢遊·木村健二編著:《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5頁。为此,日本学术界已进行了大量的共同研究工作,然而其成果却难称完善。始终未予克服的重大缺陷是,因研究地域过分偏重于华北与华东,造成研究视野的长期狭隘化。*关于这点,日本学术界也曾出现批评之声。如饭岛涉认为,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大连、上海等日本经济团体容易进入和存在的地区,而忽视了不易进入或存在的地域,尤以华南为甚(飯島渉:《香港―日本関係のなかの香港日本商工会議所》,波形昭一編:《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第187—188頁)。在上述共同研究中,虽然充分探讨了华北与华东贸易的中心:天津与上海,但对华南完全漠视。必须指出,彼时台湾与港澳尚处于被殖民状态下,与中国大陆的经济环境大不相同,因此港澳台地区日本经济团体的发展状态,并不能视为“华南”的代表。因而华南案例的缺失,正是日本学术界的主要短板。此外,除寻求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商工会议所的时代共性外,对于各地“特性”的相对忽视,也堪称遗憾。

鉴于先行研究中的业绩与不足,本文拟择取华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广州,* 在1940年,中国大陆(除“关东州”与“满洲国”)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仅有5所(波形昭一:《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第6頁)。广州即其中之一。 以“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 近代时期日本官民习惯上称广州为“广东”,当指行省时则称“广东省”。因此本文涉及的“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广东日本居留民会”等组织,实际上都是广州本地日本居留民团体。 (除可能造成混淆的场合外,下文简称“商工会议所”)为例,主要通过探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其财务与事务的展开状况,揭示战争的过程如何逐步改变了华南地域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性质。进而讨论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特殊性问题。

至于商工会议所与广州的经济统制机构、广州市商会,以及1943年后与“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广东分会”间的关系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予涉及,拟于日后另辟专文进行研究。

一、商工会议所的设立与重设

近代日本居留民自清末起开始在广州活动,至抗战爆发前夕形成了拥有500余人口的居留民群体,聚居于沙面租界。* 张传宇:《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19、123、125页。 1937年3月19日,广州的主要日商代表发起“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创立总会”,并一致通过商工会议所章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8061553400(第0282画像目)、在外邦人商業(商工)会議所関係雑件/広東商業会議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此后,商工会议所于4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8061553400(第0295画像目)、在外邦人商業(商工)会議所関係雑件/広東商業会議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当一个人要抛出一个物体时,通常情况下其动作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从下往上抛,从上往下扔,从前往后扔。以从下往上抛的动作过程为例,可以分解为三个步骤:人手在基准线(可以是人的中心位置)以下,然后同时向前向上以弧线轨迹加速,在某个位置,突然开始减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物体实际上已经脱离手掌,便得到了抛物时的初始运动状态分析。之后,由抛物线计算公式,计算得到大致落地点的位置。

但是,商工会议所从创立之初即面临着严峻的财政问题。经日本驻广东总领事(以下简称“总领事”)向外务省陈情后,仅获每月补助100日元。*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8061553400(第0297画像目)、在外邦人商業(商工)会議所関係雑件/広東商業会議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对于商工会议所而言,这笔经费无异于雪中送炭,但与其最初的期望尚有相当距离。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与天津、上海等地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商工会议所相比,* 天津商业会议所成立于1908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0074314700、本邦商業会議所関係雑件/在支ノ部(3-3-5-1_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其活动能力极强,太平洋战争中成为当地的“经济参谋本部”(幸野保典:《華北経済の膨張と天津日本商工会議所の機構改革》,《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247頁)。而上海自1911年12月组建起“上海日本人实业协会”,即后来“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前身,并成为日本在华各地商业会议所的中枢机构(山村睦夫:《日本占領下の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159頁)。 抗战爆发前夕,广州在日本的对华经济布局当中处于边缘地位。同年7月抗战爆发。8月中旬全体广州日本居留民奉命撤离,商工会议所亦随之中止了一切活动。

就复分解反应而言,酸、碱、盐、氧化物之间的转化要求非常熟练,这在最新的高考考试大纲中也是“理解”的能力层次要求,从其中还可以深挖出“强酸制弱酸”“强碱制弱碱”和竞争反应等基本规律。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进入1939年,广州日本居留民与日本企业的数量都发生了急速增长。* 至1940年初,日本国内的主要企业几乎都在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且支配了当地的贸易、金融、制造、交通等领域。作間喬宣:《再建広東の現勢》,《台湾時報》1940年8月号,第8頁。有鉴于此,广州日本官民当中普遍出现了重设商工会议所的意向。1940年1月8日总领事馆颁布了《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规则》。它是商工会议所的“基本法”,有关人员在此基础上草拟出具体章程。*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編:《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定款·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議員選挙規定·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規則》,出版機関不明。 按其规定,商工会议所除在工商业领域进行自治外,还将成为附属于总领事馆的咨询及调研机构,且在规章制度、收支决算、人事任免、事业兴废等各方面均受后者全面挟制。*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規則(館令)》,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編:《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定款·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議員選挙規定·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規則》,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1940年版,第27—33頁。 与此同时,商工会议所按照行业门类,将其成员划分为5大部,并分别设立了部会。这就使商工会议所具备了经济统制团体的外观,为日后与当地统制机构间进行深入协作乃至于融合铺设了条件。*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定款》,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編:《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定款·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議員選挙規定·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規則》,第13—18頁。商工会议所在其内部共划分5大部,即金融部、贸易部、商业部、工业部、交通部。除正、副会头外的议员,由会头安插在各部,再由各该议员于各部之中组织起“部会”,充当各部的领导机构。各部通过部员互选产生正、副部长,但部长必须由常议员担任,此举可确保5大部及其部会直接受到役员会的监督和领导。部会在部长、会头认为必要时,或在两名以上会员提出要求时,可由部长召集。在发生牵涉两个部门以上的事务时,则由会头召开联合部会。正、副会头有权出席部会或联合部会,并陈述意见。经部会或联合部会决议的事项,须先经过役员会认可,再由会头安排执行。 因尚处于筹设阶段,与天津、上海等地相比,商工会议所既无有组织的“抗争”,亦无与当局“谈判”的实力。* 例如在天津,当地居留民在1931年末即曾发起过对支那驻屯军发布“戒严令”的抵制活动,并获得成功(松村光庸:《天津戒厳令と租界居留民——軍の法令解釈論争と〈租界行政〉の分析を中心に》,大阪歴史学会《ヒストリア》2016年4月)。进入抗战时期后,面对所谓天津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法定化”问题,又与天津总领事馆围绕公布规章及修改条款问题,进行了顽强的争论(幸野保典:《華北経済の膨張と天津日本商工会議所の機構改革》,《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而在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方面,抗战期间的两次改组也都是在与当地总领事馆的协议之下,由前者主动提出,后者认可的方式进行的(山村睦夫:《日本占領下の上海日本商工会議所》,《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274—275頁)。 故商工会议所自筹备重设阶段起,已被定义为总领事馆的附属团体,商工会议所的重设与其自主性的丧失是同步的。

学生在传统课堂上接触的知识一般较为有限,特别是对本领域较前沿的研究热点了解甚少,通过上述分阶段多层次的学习(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践课)可锻炼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能有效解决问题,这样更能体现学生是整个教学环节中的主体[12]。

1940年3月1日商工会议所正式重设。* 平野健編:《広東之現状》,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1943年版,第305頁。首任“会头”由台拓理事高山三平担任,“副会头”由日本邮船广东支店长长谷川武吉担任(菊江栄一:《新生の広東経済》,同盟通信社1942年版,第68頁)。

孔守善看见一个长相斯文的将军翻身下马,他解下指挥刀,把缰绳和军刀都递给了卫兵,然后脱下帽子,走着鸭子步,向灵堂走来。

二、重设后的财务状况

在商工会议所重设之初,共有法人会员115个,个人会员597人。* 作間喬宣:《再建広東の現勢》,《台湾時報》1940年8月号,第8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12月,尚存法人会员118个,个人会员453人。* 平野健編:《広東之現状》,第306頁。 这说明日军对东南亚展开的攻势,并未使广州大中型日本企业产生动摇。庞大且稳定的会员规模,为商工会议所提供了可观的经费收入。* 重设后的商工会议所主要依靠会费收入,起初似并未获得日本外务省的资助。后于1940年8月,为回应外务省“扩充强化”商工会议所的要求,喜多总领事提出,暂可通过调查与介绍当地特产品、搜集并展示特产品样品、在不引起军方注意的前提下搜集有关经济类书籍等3种手段,来执行外务省的有关指令。但条件是,前两种手段每年各需2 000日元的资助,第3种手段每年则需1 000日元,共计每年5 000日元。喜多总领事的上述要求应是获得了日本外务省的采纳。在具体执行当中,该款项每年分为4期拨付,每期1 250日元。在每个新财年开始前,外务省还会对商工会议所的财政拨款进行重新审批,为此总领事馆需要向外务省提交商工会议所的次年度收支预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8061553400(第0304画像目から第0307画像目まで)、在外邦人商業(商工)会議所関係雑件/広東商業会議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通过整理和分析其间商工会议所的收支决算情况,可以窥见其运作概要。

由表1可知,商工会议所重设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始终保持高额盈余,“特别会计”经费不断累积。但战时商工会议所的巨额盈余,很快被挪用为维持日伪占领体制或支持日军侵略行为的资金来源。如1941年度的支出主要用于:为广州汪伪当局主办“东亚新闻记者大会”捐款15 000日元;为支持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而花费2 200日元印制《马来语入门》;为慰问日军“河崎

 

1 1940—1942年度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收支一览表* “特别会计”收入除包含本年度“一般会计”的盈余外,还包括各类捐款、银行利息、上年度结余等项目。而“特别会计”金额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应源自上年度盈余。 (单位:日元)

  

年份支出收入盈余特别会计194058654.5780017.4521362.8821362.88194169343.6099051.8329708.2340876.41194268435.7580263.4211827.6758345.79

资料来源: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業概要》,广州: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1942年版,第6—7頁。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31画像目から第0133画像目まで,第0135画像目から第0137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部队”* 驻珠三角占领地日军第104师团下属某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72600、第104師団戦闘経過及教訓集 昭和13年10月中旬~15年6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伤兵而花费1 000日元购置电唱机及其他物资等。此类花销共计26 582.21日元*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33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42年度的支出则完全倒向支持战争。例如:为派遣商工会议所的关口主事前往东南亚视察而花费1 000日元;购买“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花费980日元;为日军伤兵开凿温泉花费4 280日元;此外还有招待日军医疗队并为其购买慰问袋、资助广东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定之文艺团体等事由,皆属此类。*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37画像目から第0138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除上述内容外,商工会议所的劳军活动甚至远达香港。如1942年12月1日,商工会议所为日军的“香港忠灵塔建设基金”募集143 708.5日元巨款,并于12月8日派遣正金银行广州支店长兼商工会议所议员小野哲一赴港,参加香港忠灵塔奠基仪式[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30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三、1941年度事务分析

(3)应对日汪经济合作中汪伪方面的金融与税收改革。

从表2可知,除财务问题外,1941年度商工会议所各类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统制组合、对外联络* 本文中“对外联络”特指与广州以外的日本企业或经贸团体进行联络。至于与广州市商会等“外界”商业团体间的协调,其背后无疑存在着日伪双方的复杂博弈。具体情况日后拟另辟一文详述之。 、资料调查与出版。

有趣的是,无论日本本土、殖民地,还是在华占领地的日本企业或商业团体,都试图主动与商工会议所建立联系,表现出对广州乃至华南贸易的浓厚兴趣。如在1942年度,仅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收到来自其他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信件就多达630封。反之,由其主动发往外界的信件极少,有记录的照会对象仅为香港而已。*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39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可见,在各地日本商业团体关注发展华南贸易之际,商工会议所却把未来寄托在了对港贸易上。* 借助香港打开通往东南亚的贸易路线,或许是商工会议所的主要目的。在1942年,广州一度被视为日本南进的重要基地之一(《香港との貿易再開》,神戸大学《新聞記事文庫中国(19-029),「大阪朝日新聞」 1942.8.9(昭和17)》より,http:∥www.lib.kobe-u.ac.jp/das/jsp/ja/ContentViewM.jsp?METAID=00479714&TYPE=HTML_FILE&POS=1【2016年8月30日】)。 无论如何,在日本的战争全局当中,广州一时充当起联结日军南北占领地的商业枢纽,完全扭转了抗战前被边缘化的贸易地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的“三省联络会议”* 此处引用资料原文,其正式称谓应是“陆海外广东联络会议”。该机构在广州沦陷之初即已设立,由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在当地的派出机构联合构成,是广州沦陷时期的最高政务指导机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524600(第0218画像目,第0220画像目)、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四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决定新设综合性经济调查机构“广东联合调查委员会”,并要求商工会议所负责其中的贸易与商业领域,具体事务由三井物产牵头,三菱商事、福大公司与大仓商事共同参与。随后商工会议所于1942年8月19日起,受命调查广东省内土产物资的生产与交流、走私贸易、重要物资消费、广东各地物价、敌国财产等情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5画像目、第0129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但在此前后,商工会议所还进行了规模庞大的经济类调查,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2 1941年度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会议召集情况* 括号中数字为同类议题的讨论次数。所有5次联合部会都是由贸易部与商业部合办。委员会指“会费查定委员会”。

  

会议性质召开次数主要议题性质及讨论次数议员总会2汇报1940年度收支决算(1)常议员补选(1)向汪伪广东省政府捐款(1)公布1942年度收支预算(1)役员会15审计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3)议员任免(1)对外联络(3)向占领当局陈情(1)资料调查与出版(2)讨论统制组合相关事宜(5)联合部会5讨论统制组合相关事宜(4)向占领当局陈情(1)部会3讨论统制组合相关事宜(3)委员会2审查1941年度会员会费征收标准改革方案(1)审查1941年度新入会员会费征收情况(1)

资料来源: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業概要》,第8—11頁。

1942年度商工会议所事务状况的特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主要活动得以继续推进,但其重心或性质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下就其主要事务分别进行讨论。

此外,资料调查与出版亦可显现商工会议所在太平洋战争背景下的作用及性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商工会议所于1941年12月22日受命搜集所谓“南方关系资料”,并在1942年1月28日印刷《南方产业一览表》以纪念日军攻占香港。《南方产业一览表》实为“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地区产业状况一览表,故在其出版后,随着日军占领地域的扩大,商工会议所不断收到来自东南亚各地的申请,希望获取该表以为参考,对类此要求商工会议所表示将一律免费提供。*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業概要》,第18頁。 并且,为配合日军在东南亚的行动,商工会议所还紧急印制了14 000册由广东南洋会编写的《马来语入门》,免费提供给日本各有关方面使用,并因此获得某日军兵团长发来的感谢状。*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業概要》,第1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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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42年度事务分析

再者,对外联络亦是其重要议题之一。此时商工会议所主要的对外联络事宜有:第一,商讨加入台湾商工会议所,此后果真如其所愿地加盟为后者成员。* 据波形昭一研究,台湾商工会议所是台湾各地商工会议所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39年3月30日,首任会头由台北商工会议所会头充任。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在1940年4月至1941年上半年曾向台湾商工会议所派出视察团。1941年10月,广州与厦门两地日本商工会议所同时加盟台湾商工会议所(波形昭一:《台北商工会議所の設立と展開過程》,柳沢遊·木村健二編著:《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59、74頁)。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之所以自愿成为台湾商工会议所的下属团体展开活动,无疑是台湾对广州经济巨大影响力的直接反映。* 截至1941年8月,台湾不仅在广州设立官方代表机构“台湾总督府广东出张所”,还有医院、学校及其他文教机构,《南支日报》与《广东迅报》等占领当局的喉舌,实际上也由台湾派遣人员把持,此外通过台湾拓殖、福大公司、台湾电力、台湾农业、台湾银行等控制了广州的各种基础设施、工农业企业以及金融行业(平野健編:《広東之現状》,第299—301頁)。 第二,与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发展关系。1940年后,因日本对英美关系的持续恶化,部分在港日本人陷于破产,为生活所迫而前往广州暂避,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在开展对华业务方面越发表现出对广州的重视。* 在抗战爆发前,香港的日本居留民数量始终多于广州,但广州沦陷后广州的日本居留民反而数倍于香港。在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尚处在重设的筹备阶段时,穗港两地的日本商工会议所就已展开联系(飯島渉:《香港―日本関係のなかの香港日本商工会議所》,波形昭一編:《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第206—207頁)。 穗港两地商工会议所间的特殊密切关联,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如日军攻占香港后,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应香港占领当局的要求,于1942年1月上旬派遣职员1名驻港两月之久,辅助占领当局重整香港的经济秩序(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業概要》,第15頁)。 总之,商工会议所重设后,通过与台湾及香港的日本商工会议所加强联系,尝试恢复抗战前既存的日穗间贸易渠道。* 张传宇:《近代日本与广州间的国际贸易──以日货贸易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141页。 而由以上对外联络范围所确定的相位,恰可凸显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在泛华南地区的活动区域及影响力。

(一)协助占领当局重构太平洋战争下的广州统制经济体系

(1)合并同类统制组合。

在日军战局尚称顺遂的1942年,商工会议所的对外商业照会数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达到数十起。在其联络对象当中,日本本土各地企业或商业团体占绝大多数,此外甚至与朝鲜殖民地的日本企业间也建立了联系。*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5-0128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而对于日本在华占领地,商工会议所除与较近的厦门有所往来外,“中支那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 “中支那”意指华东与华中两地。 曾派遣常任委员会理事小堀氏来到广州,就物资交流问题与商工会议所部分议员进行了商谈。*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8画像目、第0119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此外如表3所示,济南日本商工会议所曾委托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就广州物价问题进行了多种调查,显示出二者间开展贸易的强烈动机。因而,此时商工会议所在中国沦陷区的联络触角,实已囊括华南、华中、华东与华北。与此同时,商工会议所认为,太平洋战争中的广州外贸,仍须立足于对港关系基础上,因此特别关注穗港间贸易。当香港筹设贸易统制机构之际,商工会议所派遣其理事平野健赴港协助办理,以谋求未来在两地乃至两机构间构筑更为密切的关系。*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8画像目、第0119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此处所指,应是1942年10月8日设立的“香港贸易组合”(《甦える貿易港·香港 愈々東亜共栄圏の中継地》,神戸大学《新聞記事文庫中国(19-055),「大阪朝日新聞」 1942.12.10(昭和17)》より,http:∥www.lib.kobe-u.ac.jp/das/jsp/ja/ContentViewM.jsp?METAID=00479740&TYPE=HTML_FILE&POS=1【2016年8月30日】)。 总而言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商工会议所一度尝试打通与日本本土、殖民地、占领地间的一切贸易渠道。

(2)配合占领当局推行物价统制政策。

为贯彻占领当局颁布的限价法令《暴利行为取缔规则》,1942年4月9日起商工会议所接连召集全体会员参加恳谈会,学习法令精神。4月15日,印发《暴利行为取缔规则解说》3 000册分发给会员。*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0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随后,自5月11日起,商工会议所内开始设置“物价评定委员会”,其作用是在各类统制组合向总领事馆警察提交物价清单前,对定价进行预审。*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37画像目から第0138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为贯彻上述政策,商工会议所还于8月1日就物价问题与广州市商会进行了磋商。*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7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除去为占领当局和日军提供资金外,战时商工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并不在于直接扶植日本工商企业,而是在战时统制经济的束缚之下,通过配合占领当局的要求,多方寻找贸易活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前后,商工会议所的外部环境面临巨变。该时期商工会议所的事务状况,可从1941年度召开的各类会议议题当中获得一定了解,详情如表2所示。

首先,在金融改革方面,汪伪政府欲通过发行储备券,逐步取代法币、军票及广东本地货币。故商工会议所于1942年8月14日警示广州日本商人不得拒收储备券,并将样本寄送给各统制组合负责人,令其在下属成员中传阅。随后更邀集各零售业组合代表召开协议会,制作军票与储备券物价对照表,并于9月22日函告所有会员必须遵照该表进行定价。至10月2日,商工会议所又印制了军票与储备券兑换一览表2 000张,并于1943年3月加印5 000张。*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0画像目から第0121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曾尝试进行关税改革。对于汪伪中央政府的法令,商工会议所自8月至10月接连召开5次会议进行商讨,其重视与谨慎之态不言而喻。而在面对汪伪广东省政府主持的税率改革问题时,商工会议所秉承总领事馆的命令,直接向当地日本企业广泛征求意见。并于1943年3月3日,将意见报告书交付总领事馆审议。*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9画像目)、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可以推测,日商的意见至少将在广州地方层面产生一定影响。

通过上述解读,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工会议所在广州各类统制组合的合并、限价法令推行,以及日汪经济合作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角色。

(二)对外联络范围膨胀

例如筹设“广东日本人小卖商组合总合会”(下文简称“总合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的零售行业最先成为整顿的对象。* 此事似深受日本国内战时经济政策影响。1941年3月日本即修改《国家总动员法》,为日后处置经济团体及安排企业转业、停业提供法律依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4月颁布《小卖业整备要纲》,5月颁布《企业整备令》,开始同时推进企业间的统合或停业事务(須永徳武:《商工会議所の機構改革と商工経済会の活動》,《戦時下アジアの日本経済団体》,第13頁)。 当时日本的零售商分布于16个统制组合中,但随着1942年下半年起,广州的海运及物资供给愈发艰难,上述16个统制组合遂于1942年12月24日成立“总合会”,并强调要通过设立“金融部”来解决日本零售商急需的融资问题。*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2画像目から第0123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占领当局则顺势要求“总合会”担负起协定售价、调查市价等职责,并指定商工会议所副会头冈本矶太郎担任“总合会”会长。* 《小売商に新活路 総連合会に金融部設く》,《南支日報》1943年1月14日第3版。 显然,总领事馆此时仍无意直接插手,故将“总合会”置于商工会议所的监管之下,自己则间接操纵之。1943年1月9日“总合会”设立于商工会议所会议室内,1月18日其金融部事务所设置在商工会议所的议员俱乐部。为扶持“总合会”的发展,商工会议所还为其提供了1 350日元奖励金。*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22画像目から第0123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由以上各表显示,亲子依恋的两个维度父亲依恋、母亲依恋能显著预测学业成绩,而同伴依恋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表中显示回归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是:自变量父亲依恋为0.13,母亲依恋为0.15,由此可知回归方程为:

(三)调查活动数量剧增

最重要的议题是统制组合问题,* 自广州沦陷之初起,在统制经济政策下,当地日本企业就纷纷成立或加入各类统制组合。 共被提出12次之多,并成为部会和联合部会的主要讨论对象。其内容则多为接受各类统制组合的请愿,或协助新设物资统制机构。如1941年12月,广州出现了新的物资统制机构“广东物资输移入配给组合联合会”(下文简称“联合会”)* 经过此次改组,将原各组合的成员划分为“输移入组合员”和“配给组合员”,并开始允许中国贸易商加入其中(平野健編:《広東之現状》,第37,304—305頁)。关于广州沦陷时期统制机构的沿革,可参考:骆立:《抗战时期日军对广州沦陷区工商业物资的统制和掠夺》,《前沿》2012年第2期。 ,与之“一心同体”的商工会议所将事务室划出一半充作“联合会”事务局,以便彼此在调研及处理日常事务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协作。* 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業概要》,1942年,第14頁。此后,商工会议所便成为“联合会”的重要议事场所。* 《広東物資輸移入出配給組合連合会改称》,《南支日報》1942年11月23日、第3版。 故而,商工会议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强了对本地统制机构的扶持,并开启了与之融合的进程。这也为其于1942年初进行更加深入的统制化改组埋下了伏笔。

虽然商工会议所自重设起就被赋予商业调研之责,但表3则证明,其着手进行大规模调查活动的时间,实际上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主要的调查项目包括:广州市面数百种批发、零售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走势;日本居留民的生计状况;广州的外贸及产业情况等。其中尤须注意的两点问题是:第一,在全部24项调查当中,由其主动发起的调查占15项,其余9项属于受托调查。在后者的委托方中,来自官方者共有3项,而来自民间者则多达6项。这充分说明,战时商工会议所的调查活动,是以主动调查为主,接受民间委托为辅,执行的官方指令只占极少数。第二,有数种关于东南亚地区经济及其与广州贸易关系的调查。若回顾前文,综合1942年度商工会议所派遣专员赴东南亚视察等情况,可以推断,随着太平洋战争初期东南亚各地相继被日军攻占,自广州沦陷起就陷入隔绝的南洋贸易,似乎一度迎来了重启的转机。* 广州沦陷后,曾经繁盛的对外贸易陷于停滞,除日籍船舶外,每月仅有英国船1艘及葡萄牙籍船1艘靠岸(菊江栄一《新生の広東経済》,第81頁)。

回归分析模型的复确定系数(Rsquare)代表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度,范围0~1。通常,解释度越接近1,模型的解释度越强;相关系数绝对值越大,越具有强大相关性。由2条曲线走势并结合复确定系数R2=0.909(复相关系数R=0.954),可以得出预测曲线与实测曲线拟合度很好的结论。

 

3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调查活动* 为便于理解,凡资料原文中用“广东”指代“广州”处,皆译为“广州”。其余内容维持原文称谓,如“南支”指华南,“南方”指东南亚地区,“在留邦人”指广州日本居留民。

  

调查时间调查项目说明1不明广东省各县产业报告翻译2不明1939年度广州贸易统计3不明1940年度(广州)贸易统计4不明1942年度(广州)贸易统计5不明广州港对南方贸易统计6不明事变后(广州)对香港贸易趋势7不明汕头地区重要物资生产流通情况81940年3月起逐月调查广州市华商批发物价表依据广州市商会资料制成,约115种商品91940年10月起逐月调查广州市日商零售品物价表约140种商品10约从1940年10月起隔月调查广州生活必需品物价指数约30种商品11约从1941年10月起隔月调查广州日本人生计表指数约84种商品121941年12月7日起每旬调查广州生活品物价旬报约31种商品131942年1—12月1942年度广州批发零售物价及行情共11种商品,受广州占领当局委托141942年5月18日南方相关资料搜集受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委托调查151942年8月广东省内重要物资生产流通及消费情况受兴亚院委托调查*161942年10月10日广州主要零售物价表约240种商品,受济南商工会议所委托调查171942年10月10日广州主要批发物价表约350种商品,受济南商工会议所委托调查181942年10月10日广州主要生活必需品零售物价表(日商)约44种商品,受济南商工会议所委托调查191942年10月10日广州主要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表(华商)约44种商品,受济南商工会议所委托调查201942年10月10日在留邦人生计表及指数约91种商品,受济南商工会议所委托调查21约为1943年1—2月1943年1月、2月各旬最高与最低市价表约23种商品,受总领事馆委托221943年1—3月在留邦人俸给生活者生计实态调查问卷调查231943年3月南支经济与南方物资交流241943年3月广州惯用度量衡调查完成资料搜集*兴亚院设立于1938年12月16日,负责日本在中国占领地的全面政务指导,实际上是与外务省派出机关并行的占领地行政机构。1939年3月10日兴亚院同时设置华北联络部、华中联络部、蒙疆联络部等机构。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中联络部起初在广州筹设了“兴亚院联络委员会”,负责审议与决定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事务,该委员会于1939年11月4日升级为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相比较于华中联络部在南京与武汉设置的派遣员事务所,“广东派遣员事务所”与华中联络部的关系比较淡薄,实际上相当于是兴亚院的直属单位,在当地负责兴亚院与陆军、海军、外务省派出机构间的联络事宜。“广东派遣员事务所”从1940年开始展开各种调查活动,共制成21部调查报告书,此外还创办了《广东工业月报》和《广东金融月报》两种刊物。直到1942年11月1日,兴亚院被吸纳进大东亚省当中(本庄比佐子、内山雅生、久保亨編:《興亜院と戦時中国調査》,岩波書店2000年版,第8—10、34、42、108、118頁)。

资料来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6050437100(第0119画像目から第0122画像目まで、第0125画像目から第0126画像目まで)、広東商工会議所事業概要報告ノ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五、战争末期的“形骸化”趋势

进入1944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广州的战略地位再次从开拓南洋市场的前哨、联结大陆与南洋市场的中介,退缩为日军在华南的后方兵站与战略物资供应地。在此前提下,商工会议所自年初起即将工作重点限定为“确立现地自给自足体制”,及提供“时局所需物资”。* 《南支経済の動向と吾人の心構へ(上)》,《南支日報》1944年2月10日第4版。 不过,在广州统制经济不断趋紧、日伪双方统制机构逐渐合流的背景下,商工会议所筹划之一切事务,除依赖统制机构的协助外,根本无法自行实施。

该时期商工会议所的主要活动仍是定期进行物价调查。* 如频繁调查广州日本居留民的生活必需品指数、广州批发物价指数,等等(《一月末広東邦人生必品指数 前月比55.36昂騰》,《南支日報》1944年3月7日第2版;《二月中広東卸売物価指数》,《南支日報》1944年3月18日第2版)。 除此之外,起初还保持了对各类统制组合的监督权,如出席其例会等。* 《薬業組合総会 規約改正 役員改選など》,《南支日報》1944年3月29日第3版。 但这种情况在年中出现了转折。因物价失控,广州自1944年8月1日起废除了限价政策,此后各统制组合须在商工会议所的监督下自主定价。* 《協定値決定 菓子小売商店》,《南支日報》1944年8月6日第3版。 但物价的涨势绝非商工会议所能够抑制,总领事馆于是不得不将其抛开,通过颁布行政命令亲自进行干预。* 《告示第63号》,《南支日報》1944年9月15日第2版。 如此一来,商工会议所除充当经济调查机构外,对统制组合及工商企业的监督权力亦遭剥夺。

结 论

商工会议所于1937年初设时,其性质是基于实际需要而自发组建的日本民间工商业团体。但在业务尚未展开之际,即因抗战爆发而中止活动。广州沦陷后,商工会议所自筹设起即深受总领事馆的干预,故其性质逐渐发生蜕变。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渤海湾,是世界第七大码头,航运及物流贸易发达。天津滨海新区在近年来的国际舞台逐步崭露头角。滨海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为天津滨海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俗话说“好人配好衫,好马配好鞍”滨海新区的发展也需要与其相配的城市品牌形象,因此,塑造天津滨海新区特色城市文化品牌是滨海新区发展的重要课题,是滨海新区走向世界的名片。但滨海新区现在还没有完善的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品牌元素比较散乱,缺少系统性发掘和整理,因此,建立符合城市发展定位、突出特色、内涵丰富的城市品牌塑造是当前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任务。

首先在财务方面,商工会议所在抗战爆发前无法自立,只能依赖外务省的补助金。广州沦陷后,随着日本企业与人员大量涌入,商工会议所在重设时已能自行筹集大量资金,并滚存大额盈余。但财务的自立与会务自主性的缺失形成矛盾。在占领当局的授意下,其财务盈余主要用来维持当地统制经济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支援日军的战争行为。

其次在事务方面,抗战爆发前商工会议所的活动未曾真正展开。至其重设后,事务重心集中在维持并监管统制组合、恢复并扩大战前对外联络渠道、搜集并出版与广东及东南亚相关的经济资料等方面。至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其所涉事务在扭曲中迅速膨胀,与此同时,广州在日本战争全局中的经济地位急剧攀升。1944年后,随着广州物价秩序的崩溃,工商行业及统制组合的运营陷入混乱,商工会议所软弱的监督权力最终被占领当局接收,其自身事务则趋于空洞化。

此外,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在同时代的同类团体当中,具备两大特殊性。一是先天不足所造成的软弱性。和其他中国大陆日本商工会议所相比,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成立较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形成“传统”与“影响力”的前提。而重设后又迅即被总领事馆操控。这就使之与天津、上海等地相比,在与占领当局的交涉中,“抗议”的能力与意愿低下,经常以顺从的姿态出现。二是地缘特殊性。在广州沦陷后,由于珠三角沦陷区地域狭小,无法自给自足。商工会议所重设于这种环境之下,其生存策略只有因地制宜:一方面积极谋求与统制机构进行协作,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部分组织与业务;另一方面作为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沿海商工会议所,在与日本的本土、殖民地、大陆及东南亚占领地间构筑起广泛的商业网络,寻找战时贸易的新出路。故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的胜利对其影响极为显著,但这种利好的前景很快又因日军作战失利而消散。

 
张传宇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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