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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2017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比上年增长9.0%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不容乐观,201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 396元和13 432元同①。,两者的收入比为 2.71∶1。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公平,引发社会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与此同时,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力,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深入的金融改革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宽度与质量,普惠金融理念顺应了这一要求。因此将普惠金融与居民收入联系起来,思考如何充分利用金融发展的优势,为增加居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做出努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金融发展对收入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都做出了很多有益研究,但从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他们对金融发展的理解往往是从金融深化的角度,而忽略了金融宽度即金融普惠这一角度,甚至有人认为金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无法进行普惠。但一般认为金融普惠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当前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所以从这一维度探究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此外,现有研究选取的收入变量大都从宏观地区层面,缺少对微观家庭层面收入的研究。宏观地区数据的分析难以把握个体真实的收入情况及差距,家庭数据的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本文将实证分析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普惠金融”,迅速得到广泛使用,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的研究大多以普惠金融的作用为出发点,如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减缓贫困等,从而产生增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的正面效应。Copestake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家庭在获得信贷服务后,有了充足的资金以进行经济活动,能够直接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1]。Mor等(2007)以信贷服务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大能够显著改善贫困者的生活状况[2]。Demirguc-Kunt等(2012)发现随着金融普惠的深化,原来被排除在金融服务门槛以外的群体就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获得基础性金融服务,这会使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增加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而缓解家庭贫困状况[3]。还有的国外学者直接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Bittencourt(2010)以巴西穷人为研究对象,认为随着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和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大,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将会显著增加,生活得到极大改善[4]。Gupte等(2012)构建了衡量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数,并以印度为研究对象,研究金融服务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发展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改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5]

倡导普惠金融的出发点是为所有社会群体提供有效全面的金融服务,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与预期相反的负面效应。Arestis等(2004)指出由于金融服务门槛和金融排斥等原因,部分人没有机会享受到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出现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但实际效果却不明显,甚至加剧了马太效应,城乡收入差距愈加拉大[6]。除了这些客观因素,社会群体主观能力也是影响金融普惠的重要因素。Chakraborty等(2007)以道德风险为切入点发现,当富裕者和贫困者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金融产品服务时,由于道德、知识、能力水平的限制,他们是否能够从金融产品服务中获得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7]。类似的,Diniz等(2012)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让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有机会享受到金融服务,但他们由于自身能力的问题,如金融知识的匮乏等,可能因为无法合理利用金融服务进行资本升值,最终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陷入负债的漩涡[8]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构建衡量指标以评价金融普惠状况,而是开始聚焦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为经济建设服务。黄莹等(2013)以经济福利效应为切入点,研究发现,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服务水平会不断提高,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多小额信贷、保险与汇款服务等,家庭和企业可以通过这些金融服务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9]。在充分的理论支撑下,学者开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金融普惠的效应。李建伟等(2015)研究发现深化金融普惠的关键在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扩大金融服务范围,要调整城乡收入分配的失衡,也要抓住这一关键点,让所有人都有机会享受到金融服务[10]。还有的学者运用我国的区域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苟均林等(2016)在研究中选取我国2010—2015年县级数据,实证发现农村金融普惠能够使金融发展惠及广泛区域,让更多人接触到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从中获益,进而有效增加居民收入[11]。郝依梅等(2017)研究表明,增加金融机构服务人员、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能够减缓农村贫困,而增加金融机构网点数对减缓农村贫困具有负效应。从地区来看,各县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减贫,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12]。何学松等(2017)立足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析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指出普惠金融将贫困人口纳入服务对象的范围,削减金融产品成本、放宽信贷约束,为他们提供便利来增加收入[13]

一个完善、运行良好的财务管理系统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规避相关的财务风险,提高投资、筹资的效率,更是企业内部审计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企业财务管理系统和内部审计系统两者相辅相成,具有紧密的协同效应。

发展普惠金融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居民收入上,所以有的学者直接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首先,对于金融普惠与收入增长的关系,蔡洋萍(2015)指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相关,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合理利用普惠金融[14]。田杰等(2012)使用县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村金融普惠程度越高,居民的收入越高。但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有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有负效应[15]。其次,对于金融普惠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徐敏等(2014)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明显作用,金融普惠的深化并没有改变城乡巨大收入差距这一事实[16]。相反地,胡德宝等(2015)认为金融普惠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他们收集了我国2001—2011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的贡献最大,而且影响程度会因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大力推行金融普惠,能够显著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而中西部地区受此影响较小[17]

综上可知,国内与国外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普惠金融与居民收入进行了分析,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普惠金融与居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正向、负向、不确定的关系,但主流观点认为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由于数据难以获取,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多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于收入差距的衡量也大多是从城乡角度,以至于我们很难从微观家庭层面上把握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探究家庭之间收入差距状况。基于此,本文将选取覆盖全国29个省份的CHF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详细探讨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两方面问题的影响,并基于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虽然近5年来,我国对于英语词汇学习研究的论文成果为数并不算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以下从研究内容分类的四个方面来具体说明。

三、理论分析

金融普惠是金融发展的一个维度体现,从这一维度探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收入,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制定金融措施,加强其实施效果。金融普惠影响家庭收入的机制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主要有金融服务门槛效应、金融排斥效应、金融减贫消应和涓滴效应,本文也将通过这四种途径对金融普惠如何影响家庭收入进行详细分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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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金融普惠影响家庭收入机制

(一)金融服务门槛效应

[5]GUPTE R,VENKATARAMANI B,GUPTA D.Computa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or India[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37(1).

(二)金融排斥效应

对于金融排斥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指的是人们难以获得或使用金融市场的产品及服务。造成金融排斥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制定某些金融政策的时候,政府需要考虑当前的经济发展环境,并权衡各方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无法兼顾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所以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制约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某些群体的利益,所以该群体就会产生金融排斥心理。其次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出于盈利目的还要考虑自身发展利益,会对金融服务的对象及范围有各种限制条件和差别待遇,由此会出现金融服务门槛,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排斥。最后从金融需求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由于自身能力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可能难以获得金融知识、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即使他们能够获得金融服务,但可能因为无法合理利用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发展金融普惠,从根本上减弱金融机构与需求者之间相互排斥的现象,政府出台金融优惠政策,金融机构降低产品服务的条件限制,企业个人可以通过金融产品、服务等升值自身资本,从而增加收入。

当前,玉米在陆良县的种植区域虽然分布较广,但因农业生产条件仍有待提高,玉米生产机械化水平仍要低于其他地区。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三)金融减贫效应

扶贫脱贫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如何让金融发展更好地为完成该任务服务值得我们思考。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大量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农村,由于收入低、地域限制等原因,他们可能无法接触到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普惠的出现就是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可以直接向低收入的贫困者提供储蓄、信贷、支付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将他们纳入金融服务的范围,共享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具体来说,金融普惠可以让贫困户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并从中获得较高的收入;金融普惠改善了融资体系,给予贫困户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容易获得生产资金,使生产活动得以继续;金融普惠使贫困户获得了储蓄服务,保证了贫困家庭资金的积累,从而避免因收入不稳定而存在的风险等;金融普惠的过程中对金融知识的宣传也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能力,降低了在金融互动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一系列金融普惠措施,直接影响了贫困户的收入情况,进一步实现金融普惠,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最终消除贫困。

(四)涓滴效应

“涓滴效应”是一种间接的影响机制,其表现为随着金融普惠的发展,并不是直接通过对贫困群体或贫困地区的优惠政策,而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或优先发展部分群体,从而间接带动贫困地区或群体的发展和富裕。金融发展具有配置资源、提供融资、分散风险等功能,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有效配置资源可以避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共同发展;为需要资金的企业或个人提供融资,减弱融资约束,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从而保证经济活动的稳定持续;金融发展可以为市场注入足够资本,分散降低风险,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金融发展通过这些功能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会使高收入者寻求投资机会以进一步增加收入,同时在众多的投资需求刺激下利率会上升,此时低收入者将手中有限的资本以较高的利率放贷,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这样,高收入者在投资中获得收益的同时,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因此总体的收入都会增加。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变量

本文采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全国数据,2015年CHFS的调查范围包括我国29个省份,共生成37 289个家庭样本。在筛选剔除缺失值后,我们使用全国30 997个家庭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文章重点探究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收入的影响,因此选择的变量包括家庭收入、金融普惠程度和其他控制变量等。

在市、县有关林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大力帮助下,采取核桃的栽植及抚育技术现场培训。几年来共培训核桃种植户16300多人次,发放技术资料1800多份,技术咨询2500多人次,进行现场指导200多次。为增加林果产业的科技到位率,实现林业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家庭收入

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收入,而且对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贡献最大。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深化金融普惠的程度对增加家庭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第二,由于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大于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所以随着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我国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逐渐减小。第三,在家庭中,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风险态度都是影响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平均家庭收入也越高。

通过引发学生观念上的冲突来创设问题情境,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如学生初学“质量守恒定律”时,知道任何化学反应都遵守该定律,紧接着教师演示:验证碳酸钠与稀盐酸反应前后的质量,结果质量不守恒。教师进一步提出问题:该反应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吗?原因是什么?如何改进实验以符合质量守恒定律?又如,在教学“金属的化学性质”时,教师设置问题情境: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会生成什么?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生成铜和硫酸钠。”接着教师让学生观察演示实验:将适量钠投入硫酸铜溶液中。结果实验现象与学生实验前的答案形成认知冲突,学生迫不及待地想探个究竟。

 

表1 在不同分位点上家庭人均收入值

  

分位点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家庭人均收入 300 671.73 1285.71 2301.14 4000 6677.96 11 000 18 289 33 000

2.金融普惠程度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方法,实验组则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实验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7.62%,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76.75%。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显著于对照组。并且,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实验组的抗卵巢抗体、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的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其中,两组数据均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方法在治疗免疫性不孕不育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4]BITTENCOURT M.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Brazil,1985-1994[J].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2010,43(2).

如何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外学者一直进行尝试和探索。参考既有文献发现,金融普惠程度一般采用普惠金融指数(IFI)进行衡量。Beck等(2007)[18]和 Sarma 等(2011)[19]都建立了金融普惠水平的衡量指标和评价体系,构建的指标包括金融机构网点数、从业人员数、人均贷款、金融账户数等等。但这些方法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测度,无法运用家庭数据进行计算,很难从微观家庭层面看出金融普惠程度。Claessens等(2006)认为测度金融普惠程度的最优办法是借助于家庭层次的调查[20]。因此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CHFS微观家庭调查样本数据,参考Demirguc-Kunt等(2013)以成人使用正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人口比例来度量金融普惠[21],本文将金融普惠变量设定为家庭是否使用正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基于此划分为金融普惠家庭和非金融普惠家庭。本文选择储蓄、贷款、保险这三类基本的正规金融产品和服务,由于我国居民还购买基金这一类金融产品,基于此,本文将基金也纳入样本中金融普惠的范围。

为了探究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影响的微观机制,需要分析在不同收入水平上金融普惠的影响程度。由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只能从总体上提供对数据分布的平均信息的分析,而家庭具有异质性,为了获得数据不同层次的细节信息,本文选择分位数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正态性要求较低,使用该模型可以得到在各分位点上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由此观察其分布规律,探究金融普惠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程度。通常来说,当被解释变量为收入时,一般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本文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3.其他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还选择户主的年龄、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家庭是否偏好风险、家庭是否厌恶风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等作为控制变量。表2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样本数据可知2015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为15 691.24元,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巨大,金融普惠比例为74.67%。

 

表2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

  

注:①按照我国教育体制,将受教育程度转化成受教育年限,没上过学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为13年、大专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硕士研究生为19年、博士研究生为22年。②家庭的风险态度是按照调查中的一个问题进行确定。当受访者选择投资高风险、高回报或者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项目,则认为他对风险的态度为偏好;如果他选择投资于风险较小、回报率稍低的项目,或者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则认为他对风险的态度为厌恶。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被解释变量家庭人均收入 30 997 15 691.24 199 785 11.1111 33 400 200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 30 997 8.1645 1.8121 2.4079 17.3241解释变量家庭金融普惠 30 997 0.7467 0.4349 0 1家庭特征变量户主的年龄 30 997 56.5446 14.3326 19 103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30 997 9.1974 4.2235 0 19家庭规模 30 997 3.5843 1.7166 1 19家庭是否厌恶风险 30 997 0.6452 0.2861 0 1家庭是否偏好风险 30 997 0.0899 0.2861 0 1地区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 30 997 10.8950 0.3814 10.1722 11.5895

(二)模型设定

在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中,财务管理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以及任务,财务的合理管理对企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本文论述得知,想要解决商业经济下财务管理的问题,要完善财务管理的制度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进而保证企业的稳定且持续发展。

 

其中家庭人均收入为Household-income,是被解释变量;Financial-inclusion是家庭金融普惠变量,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被设定为如果家庭拥有正规金融账户则取值为1,否则为0;y和z为控制变量,其中y为衡量家庭特征的变量,z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α为金融普惠程度提高1个单位,金融普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变化;β1为家庭特征变量的系数向量,指的是家庭特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β2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v指的是遗漏变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三)结果分析

表3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普惠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影响不同。从0.1到0.9的分位点上,金融普惠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系数依次为0.4773、0.5690、0.6391、0.6352、0.5898、0.5417、0.4971、0.4504、0.4122。首先可以看出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收入,尤其是在0.3这一分位点上,这说明金融普惠对较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加贡献最大,当30%的低收入组家庭金融普惠程度提高1个单位时,他们的人均收入将会平均增加63.91%。其次可以看出影响系数基本上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这表明金融普惠的影响程度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是递减的,这意味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金融普惠对增加收入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小。

 

表3 金融普惠在不同分位数上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注:表中变量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

 

被解释变量:家庭收入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家庭金融普惠 0.4773 0.5690 0.6391 0.6352 0.5898 0.5417 0.4971 0.4504 0.4122(0.0400) (0.0372) (0.0332) (0.0311) (0.0279) (0.0254) (0.0231) (0.0234) (0.0288)户主的年龄 0.0515 0.0566 0.0577 0.0548 0.0487 0.0422 0.0357 0.0272 0.0166(0.0013) (0.0011) (0.0011) (0.0010) (0.0009) (0.0008) (0.0007) (0.0008) (0.0009)户主的受教育年限 0.0925 0.1131 0.1198 0.1167 0.1107 0.1036 0.0920 0.0786 0.0646(0.0045) (0.0042) (0.0037) (0.0035) (0.0031) (0.0028) (0.0026) (0.0026) (0.0032)家庭人口规模 -0.2835 -0.2804 -0.2761 -0.2748 -0.2724 -0.2629 -0.2581 -0.2530 -0.2429(0.0099) (0.0092) (0.0082) (0.0077) (0.0069) (0.0063) (0.0057) (0.0058) (0.0071)家庭是否厌恶风险 -0.1649 -0.1877 -0.2173 -0.1894 -0.1662 -0.1218 -0.0812 -0.0112 -0.0071(0.0382) (0.0354) (0.0317) (0.0297) (0.0266) (0.0243) (0.0220) (0.0224) (0.0460)家庭是否偏好风险 0.3256 0.4023 0.4754 0.4155 0.3965 0.3705 0.3275 0.3246 0.4251(0.0639) (0.0594) (0.0531) (0.0497) (0.0446) (0.0407) (0.0369) (0.0375) (0.0319)lngdp 0.5278 0.6640 0.6633 0.6122 0.5439 0.5163 0.4977 0.4518 0.4251(0.0444) (0.0412) (0.0368) (0.0345) (0.0309) (0.0282) (0.0256) (0.0260) (0.0319)有效样本量(户) 30997 30997 30997 30997 30997 30997 30997 30997 30997 Pseudo R2 0.1109 0.1255 0.1435 0.1587 0.1702 0.1748 0.1732 0.1629 0.1313

从表3也可以看出金融普惠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当10%的最低收入组家庭金融普惠程度提高1个单位时,家庭人均收入将会平均增加47.73%,当10%的最高收入组家庭金融普惠程度提高1个单位时,他们的人均收入将会平均增加41.22%,这就意味着当金融普惠程度同时提高1个单位时,最贫穷的10%的家庭平均增加的收入将会比最富裕的10%的家庭平均增加的收入高出6.51%。随着分位数的上升,相比较于非金融普惠家庭,金融普惠家庭的收入增加的幅度变小,说明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这表明全面提高普惠程度可以有效缩小我国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在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应该加强对旅游会展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强化各界之间的联系,探索出一个符合我国现状的管理制度,同时,还应该加大政府的主导力度,加快会展建设在各地的发展速度,并且要广泛集中群众的力量。以群众为基础,较强日常的管理及监督力度,增强管理效果。

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对风险的态度在回归中均显著,说明这些都是影响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从户主年龄的估计系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户主的年龄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在0.1、0.5、0.9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25、0.1107、0.0646,这说明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对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影响最大,当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时,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平均增加11.07%,而对其他家庭的人均收入增长影响程度低于10%。家庭人口规模在各分位数上的回归均为负向相关,而且随着分位数上升,估计系数递减,这说明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使家庭人均收入减少,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家庭影响最大。风险态度对收入的影响在0.3这一分位数上最明显,这表明家庭的风险态度对较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在较低收入家庭中,风险厌恶家庭要比非风险厌恶家庭的人均收入低21.73%,风险偏好家庭要比非风险偏好家庭的人均收入高47.5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家庭收入的关键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家庭人均收入,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其明显。

五、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家庭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以本文中的家庭总收入按照CHFS样本数据加总计算得出。在实证分析部分,我们以家庭人均收入来衡量家庭收入情况,并取其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表1列出了在不同分位点上家庭人均收入值的情况。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0.1这一分位点上,家庭人均收入为300,但在0.9这一分位点上,家庭人均收入为33 000,两者差距巨大,说明从家庭层面上来看,我国收入差距情况也不容乐观。

(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提高金融普惠程度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收入、缩小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金融普惠的影响最大。为了进一步发展金融普惠,增进家庭福祉,让普惠金融惠及广大民众,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从实证结果来看,推行金融普惠的最大受益者为中低收入家庭,为了使金融普惠的效用最大化,应该重视这一群体的金融需求。首先要普及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不能单纯为了逐利将他们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而要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如对于没有能力支付金融服务成本的群体,可以实施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减免服务费用;对于贫困偏远的地区,仍然要增加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使当地人有机会接触到金融服务。其次,金融机构要丰富金融服务类型,大力创新金融产品,面向不同对象推出特定差别化的服务类型,使人们将金融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工具,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的好处。例如,向农民提供低息农业贷款,向高收入者提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等。最后,为了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严格进行风险管理,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造成巨大损失,也要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向客户明确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还要承担起向各社会群体宣传金融知识的责任,避免他们由于自身知识、能力不足而遭受损失。

2.发展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实施必要的金融措施,还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金融普惠与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金融普惠的深化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反之,收入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够促进金融普惠的发展。当全民收入提高、收入差距缩小时,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促进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从宏观上来讲,要推行扶贫脱贫政策,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我国二元制经济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出台更多利民的优惠政策,如通过鼓励创业、异地就业等,改善当地农民的就业情况,实现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增加农民收入。从微观上来说,同一地区的家庭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对于贫困家庭,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仅要为他们提供社会救助,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如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通过自食其力增加收入。家庭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带动金融普惠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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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是指对海量多类型、快增长且内容真实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可以帮助决策的隐藏模式、未知的相关关系或其他有用信息的过程[3-4]。大数据分析技术作为近年来的新技术,在很多领取取得了成功应用,尤其在电子信息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在石油行业,大数据分析技术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应用,有部分研究学者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石油工程领域,通过建立数据分析模型,保障了油田各项数据的质量,实现了对油井,甚至整个系统的监视,对提高油气田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的门槛效应是由价格、地域等原因造成的。首先,金融机构的盈利性要求其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时候设定门槛,个人在享受金融服务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些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就被排除在门槛之外。拥有很少资本的人无力承担较为高昂的服务费用,所以也就不能获得金融服务,所拥有的有限资本也就不能升值获得更高收益。而对拥有足够多资本的人来说,在支付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后,还可以充分利用金融服务使其资本不断升值,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二者由此获得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扩大。其次,金融机构网点的分布不均匀,在一些地区严重不足,甚至某些贫困地区根本就没有金融机构,当地的人没有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他们手中的资本无法借助金融服务进行升值,这样就会出现区域间的差距。发展金融普惠,降低服务门槛,将那些原本被服务门槛排除在外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在贫困地区进行网点建设,使他们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增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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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军1 6 3师4 8 9团7连战士刘万传在拔除“法国楼”工事的战斗中奋不顾身,所在连被授予对越自卫反击战攻坚英雄连,个人获勋章。但他事后在接受采访中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只想活命”、“赶快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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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GDP“绿色成分”更浓、“生态账簿”更厚。特色生物、清洁能源、现代林产业、休闲度假养生四大绿色产业基地建设成效明显。各项生态环境指标节节攀升、持续领跑,好生态换来好生活,好环境支撑好发展。“十二五”全市GDP、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翻番,绿色GDP占比达94%,2016年全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达5028.1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全市贫困人口减少38万多人,贫困发生率从30.4%下降到14.09%,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成为云南省首批脱贫摘帽县,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全市呈现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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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噬的发生 当AKI发生时,广泛的细胞应激可以触发自噬,活性氧类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氧化应激促进AKI的发生。肾组织中存在大量的线粒体,其易受活性氧类的攻击,从而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线粒体膜电位的缺失可触发线粒体自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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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亚娟,孟丹丹,王舒鸥
《金融理论探索》 2018年第02期
《金融理论探索》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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