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而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从根本上来讲，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是激活贫困地区内在发展动能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在金融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因地制宜，形成了多种典型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

学者们对于这些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也进行了有效的梳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地区金融精准扶贫成熟模式的经验介绍。如王敬力等（2011）介绍了金融扶贫的“拾荷模式”[1]：通过建立“一金一社一会”（种养业贷款担保金、农业合作社、温氏养鸡专业户协会），形成“担保基金+农村金融机构+合作社+农业龙头公司+行业协会”这种全新的金融扶贫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钭利珍等（2015）分析了金融普惠扶贫的“丽水模式”[2]：浙江丽水市通过信贷支农工程、信用惠农工程、支付便农工程、创新利农工程，探索开发式扶贫新模式，成为金融精准扶贫的样板，走在全国前列。王妍（2015）总结了甘肃省支持精准扶贫的陇南模式：电商模式、“互助资金担保+农村产权反担保”模式、“政府推动+民生金融”模式、“农村产权抵押+银行”模式，成效显著[3]。汪杨（2016）[4]、黎丽（2016）[5]指出，湖南省人民银行推动的“1+N”工作机制（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和基层央行内部的工具为“1”，吸引产业政策、财政支持政策、扶贫开发政策等外部政府配套政策为“N”）和金融“两支一扶”（即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和扶贫开发），使得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卓有成效。刘恒和等（2015）指出，江西省广昌县人民银行的“同心·金融”扶持模式，通过特色定制、金融精准扶贫，为贫困户提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针对性强，效果明显[6]。此外，诸多学者如杨钊（2016）[7]、冯彦明等（2016）[8]、唐阳孝等（2017）[9]、陈万和（2017）[10]等人对不同地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金融精准扶贫先进经验都进行了总结和推广。

河北省保定市地处京南，辖区内贫困县交叉从属于燕山—太行山、黑龙港流域连片特困地区和环首都贫困带，自然生态环境较差，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扶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目前，仅有部分文献介绍了河北省金融精准扶贫的经验和做法，如郭锦洲（2014）[11]、陈建华（2017）[12]。而对于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的现状和模式研究，除易县、阜平（冯文丽等，2016）[13]和望都之外，已有文献中鲜有涉猎。河北省保定市近年来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取得了较大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因此，本文将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深入研究其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总结其成功经验，通过金融资源的精准投入来支撑扶贫脱贫工作，对金融精准扶贫内涵和模式的推广和脱贫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

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脑炎29例误诊分析 … …………………………… 李少平，张霖，邓一伦，等 140

二、河北省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分析

截止到2015年年底，河北省保定市共有9个贫困县，其中博野和望都是平原县，涞水、易县、曲阳、唐县、顺平属于半山区县，阜平和涞源是深山区县。除博野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之外，其余8县均处于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保定市贫困县面积占总面积的59.3%，共计1082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1.68万户、91.12万人，贫困人口较多，贫困程度较深，扶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近三年来，保定市集中力量实施精准扶贫脱贫，2015年保定市实现200个村、15万人脱贫；2016年14万人、300多个村脱贫出列，望都县脱贫摘帽。2017年保定市争取24.5万人脱贫，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以下①注：笔者于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利用周末带队河北大学金融学部分研究生深入河北省保定市9个贫困县扶贫办和部分贫困地区主要以访谈的方式进行调研，如非特别说明，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保定市和9县扶贫办以及调研实践。。就目前来看，预期目标实现的难度很大，但保定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上还是取得了较大成效，下属贫困县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一）“股份合作制+”扶贫模式

在该模式下，贫困户可以用财政扶贫资金、土地、房屋和自有资金等多种形式入股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通过探索发展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贫困人口可以获得土地租金、股金分红和园区打工薪金三种收益，实现稳定脱贫。股份合作制扶贫将“资金到户，项目到户”转变为“资本到户，权益到户”，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转为股份合作制经济的统一管理，实现了扶贫对象合作化、扶贫产业园区化、扶贫资金资本化，有力地推动了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保定市贫困县因地制宜，在精准扶贫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股份合作制+旅游、股份合作制+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制+农业园区、股份合作制+龙头企业等四种扶贫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股份合作制+旅游”扶贫模式

2016年，旅游资源丰富的涞水、易县、涞源三县将涞水野三坡、易县清西陵和涞源白石山等知名景区联结，组成京西百渡休闲旅游度假区，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吸引贫困户以多种形式入股成立旅游扶贫合作社，发展全域旅游，新上旅游项目87个，重点打造旅游专业村41个，带动涞易涞三县农民3260户、6949人脱贫致富。

以涞水县为例，涞水县依托野三坡核心景区，整合各类资金建立两级旅游扶贫资产平台，精准对接贫困人口。首先，涞水县政府成立美丽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有限公司，投入1000万元用于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建设，并把投资量化为贫困人口股权。其次，贫困村成立旅游扶贫股份合作社，整合扶贫资金和美丽乡村建设资金，鼓励贫困户以土地、山场、闲置农宅等资产入股合作社。在收益分配上，贫困户可以获得股权分红，在景区和合作社务工的贫困户可获得劳务收入，每人每月工资约2000元。此外，美丽乡村旅游扶贫公司每年从野三坡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拿出1000万元，发放给贫困人口每人1000元股权收益。

3.4 尽早发现患者的意识状态改变能有效预防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 表1显示，两组患者因意识状态改变发生的非计划性拔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对高危人群合理进行意识模糊评估，早期发现意识状态改变倾向，及时加强相应护理措施，可使因意识状态改变导致的非计划性拔管发生率降到最低限度，确保了患者的生命安全。对照组发生的4例中，有3例在拔管后经评估为意识状态改变，由于没有明显症状，护士在巡视中没能及时观察到患者已存在意识状态改变，提示临床护士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不易唤醒，有嗜睡等状态的患者。

如涞水县南峪村高端民宿项目，南峪村原有村民 216户、636人，贫困率达 82%。2015年 11月，涞水县南峪村获得“美丽乡村—三星分享村庄”项目的1000万元资金支持，将15套旧民居打造成高端民宿旅游产业，由村民合作社自主管理。按普通村民每人一股，贫困人口每人两股的规定，该项目获得收益后每位村民年可分红500—1000元，贫困户每人可得1000—2000元。2016年南峪村人均纯收入达到4300元，较2014年增长了近1倍。涞水县计鹿村共366户，1010人，2015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不足2900元。2016年该村与某旅游集团以股份合作制模式合作建成“四季圣诞小镇”后，全村人均纯收入达6400元，一年时间实现了整村脱贫。

“联办共保”机制创设于2015年，由阜平县政府和人保财险公司合作，根据阜平县农业产业特色来设置险种，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成立保险基金，交由保险专户管理。农户保费由政府保险专户和农户按6:4比例缴纳，所得保费收入由人保财险和政府保险专户5:5分成，政府分成部分用于积累保险基金。保险赔付由政府和人保财险公司5:5分摊，如理赔金额小于保费收入，结余自动积累保险基金。“联办共保”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联结机制，政府主导、保险公司主办、市场运作，既降低了保险公司风险，满足了农户需求，又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2016年，人保财险在阜平保险理赔1980万元，153个村1.8万农户直接受益。截至2016年底，累计办理农业保险5.6万户，理赔4600万元。

3.“股份合作制+农业园区”扶贫模式

图12、图13、图14、图15为不同开挖顺序时的应力分布云图。从中可以看出，两种开挖方法最大应力值基本相同，巷道顶板和底板均出现拉应力区，巷道两帮均出现压应力区。无论是水平应力还是垂直应力，在巷道顶板和底板区域均表现出应力降低区。先开挖大断面时最大压应力区域比先开挖小断面时大，先开挖大断面时压应力区主要在底板左侧部分，而先开挖小断面时压应力区主要在底板中部，说明两种开挖顺序的第二步开挖对底板压应力的分布有影响。

该模式将政府资金、扶贫专项资金或行业部门资金整合化为贫困人口股金，通过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各类产业，使得贫困户享有股权收益。如涞水县白涧村将财政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整合，全村每位贫困户入股300元成立白涧鑫汇长毛兔农民合作社，专门养殖长毛兔，每户在2014、2015年分别获得分红350元、400元。白涧村2014年贫困人口550户、1372人，通过发展多种股份制经济以后，2015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4500元，贫困人口减少到140户、296人。涞水县下明峪村原有贫困人口74户、135人，近年来该村贫困户以土地、劳务、资金、技术等多种形式入股，建立面积达380亩的春烨、林花两个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用工150余人，村民年工资性收入400多万元，2015年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实现稳定脱贫。

该模式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将政府扶贫资金转换为股金，吸纳农民以资金、土地、山场等资产入股，带动贫困户增收。如涞水县绿舵蔬菜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整合扶贫资金、涉农专项资金及土地等不动产，引入民间工商资本，主导建设了集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绿舵现代农业科技园区，辐射带动12个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2615户、9046人减少到2016年5月的180户、322人。易县采取这种模式重点培育了绿泽浓、正四方牧业、紫荆关香菇产业、白沙河苹果产业、狼牙山花卉产业等12个扶贫产业园区，辅射带动贫困村122个。易县台底村原有村民690人，贫困人口199人，人均年收入仅300元，2014年该村村民以土地、劳务和资金等入股发展苹果扶贫产业，现在已经获得收益，预计到2020年苹果盛果期，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在河北省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中，产业扶贫是根本，政府主导是核心，厘清贫困人口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关键，打通政银企户保之间的风险通道是有效手段。政府兜底风险，理顺风险收益关系，将政府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政银企户保多方联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金融精准扶贫产业链、服务链，着力构建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带动贫困地区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保定市多数贫困县尚未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体系，贫困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比较低。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单靠金融机构自身力量扩大网点覆盖面成本过高，不太现实。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可以避免此类问题，但其发展的支撑条件如农村地区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熟练运用等，大多数农村依然无法满足。特别是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差，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加剧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难度。

为了满足能耗越小、旅行时间差越小和个体适应度越大的需要，选择以下适应度函数Fit进行多列车遗传优化算法的研究：

 

表1　涞源、易县、涞水三县2014、2017年贫困状况

  

数据来源：保定市及各县扶贫办。

 

县　年份　贫困村（个）贫困人口（万人）贫困发生率（%）涞源2014　130　8.65　32.0 2017　97　4.05　16.3易县2014　162　13.34　23.8 2017　115　4.60　8.0涞水2014　--　6.80　19.0 2017　56　1.08　3.0

涞源、易县和涞水三县近年来大力推进“股份合作制+”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表1所示，涞易涞三县三年来贫困人口分别减少约4.6万、8.74万和5.72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了15.7%、15.8%和16%。其中涞水县该模式发展最为成功。2016年，涞水“股份合作制+旅游”扶贫模式成为全省样板，涞水县被评为河北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示范县。“十二五”期间，涞水野三坡景区累计投入各类资金8.2亿元，旅游总收入44.93亿元，山区贫困村由97个减少到60个，3万人脱贫。截止到2016年5月，涞水县全部88个贫困村、11万亩林地、10.8万亩土地、120户农宅已入股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全县165个股份制扶贫产业合作社覆盖了90%左右的贫困户，相比2011年，人均增收4714元，共计使8.47万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面，从企业、部门和产业多个维度探讨产业集聚的环境空间效应的形成格局、演变规律、情景模拟和政策调控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基于系统动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等方法和模型考虑产业集聚的环境空间效应所具的依赖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制定产业集聚的环境空间效应优化政策。从动态性和可视性的角度借助综合集成技术分析环境空间效应的扩张与缩减、空间结构变化和生态格局演变，为制定和完善源头控制污染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二）阜平县“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

阜平县位于太行深山区，属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2014年初建档立卡贫困户4.44万户，贫困人口10.81万人，贫困发生率48%。近年来，阜平县以政府主导的方式，与保险公司建立联办共保机制，与银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借助担保平台，辅之以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再造，构建“政银保”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打通了贫困户的金融帮扶通道，有力推动了阜平县精准扶贫脱贫工作。2014年7月，阜平县被河北省确认为首个金融扶贫示范县。截止到2016年底，阜平县贫困人口2.84万人，贫困发生率14.8%，三年来约7.97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33.2%。

1.政府+银行联办共保机制

大麦屿港区是目前台州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码头。一年到头，不计其数的陶瓷、卷钢、粮食、煤炭、板材等从这里输入台州，再将台州生产的小家电、机电、家具、水泵等产品运往各地。

2.“股份合作制+专业合作社”扶贫模式

2.政府+银行风险共担机制

“风险共担”机制是指阜平县成立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扶贫贷款由担保公司担保，如发生风险，双方共担。2013年，阜平县投入1.5亿财政专项资金成立阜平县惠农担保有限公司，在各乡镇设立分支机构，用于建设担保平台，引导合作银行按1:5的比例投放惠农担保贷款，撬动金融资源支持扶贫产业发展。阜平县扶贫贷款担保申请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申请农户、企业的产业项目具备投保条件的必须参加农业保险；二是必须“三户联保”，三户或三户以上自愿组建联保小组，联保户之间连带互保，对任何一户的不良信用行为负连带责任；三是必须有一定致富能力。

图4研究了不同波形参数下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在轴闪烁指数随传输距离的变化情况，其中波形参数分别为p=0,2,4,6和8.参数设置为l=0，w0=0.07 m，λ=1 550 nm.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较近距离处波形参数越大则在轴闪烁指数越小，但是在较远距离处波形参数p=6和8的曲线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反超波形参数较小的光束.这一反转现象与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展宽变化一致，与文献[15]的理论结果一致.

为保障扶贫贷款顺利开展，阜平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构建了金融扶贫的县、乡、村三级服务系统。在村设立村级金融工作室，对村级贷款担保和农业保险进行资料初审、上报；在乡镇设立工作部，负责对报来的申请进行信用、资质和项目初步调查并提出初审意见，同时负责保费收缴以及农业灾害勘察定损；设立县级金融服务中心，会同保险公司、银行对乡镇提出的担保意见进行审核，参与对农业保险的定损和理赔。为保障担保基金安全，扶贫贷款发放采取“村推荐、乡初审、县惠农担保公司与合作银行联合审查”的审批程序，5万元以下的由惠农担保公司和银行直接审批，5—20万元的由县金融服务中心、扶贫办及行业主管部门审议，20万元以上由县金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农户（贷款5万元以下）按时还本付息后，由财政部门给予50%贴息，期限不超过两年。截至2016年底，“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担保累计为6285户农户和82家企业发放贷款8.52亿元。

（2）对OPC客户端与OPC服务器之间传输的指令请求进行实时检测，同时对OPC可进行写入控制，实现 OPC单向只读控制。

2016年4月，农行河北省分行依托“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为阜平量身定制了“金穗脱贫贷”和“金穗小康贷”。金穗脱贫贷是指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可以申请3000元—10万元小额贷款用于发展生产实现脱贫。“金穗小康贷”面向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已脱贫农户发放，每位符合条件的农户可申请10万元到300万元的贷款用于发展规模生产，持续稳定增收。截至2017年1月，两类扶贫小额贷款已发放2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1535户。

三、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经验总结

金融精准扶贫带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在精准扶贫实践中，首先，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吸引和带动金融机构、龙头企业等相关各方共同参与进来，才能形成比较有效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而河北省保定市“股份合作制+”模式和“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的建立，都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并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建立起来。其中，“股份合作制+”模式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整合各类扶贫资金成立的融资担保平台和村级农民合作社；“政银保”模式依赖于地方政府设立的风险补偿基金和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体系。因此，有一定财力的地方政府是建立两种金融扶贫模式的前提条件，如果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筹措资金的能力或财力不足，这两种金融扶贫模式便难以为继。其次，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但要吸引相关各方特别是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形成金融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就必须精心设计政银保三方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这是建立“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的核心要件。再次，“股份合作制+”模式实际上是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将股份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建立一种扶贫长效机制。这种模式必须因地制宜，与本地的优势产业（旅游产业或涉农产业）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概括起来，保定市这两种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政府主导成立县一级地方政府融资担保平台

保定市贫困县尚未建立关于贫困人口的大数据信息，贫困信息不够精准，如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与实际贫困人口对不上，关于贫困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信息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对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脱贫现状、产业基础、危房改造、异地搬迁意愿、社会保障等信息也是模糊不清。贫困大数据信息的缺乏和精准度不够，使得金融机构不能准确评估贫困户的真实信贷需求和信用状况，有可能导致金融扶贫精准度出现偏差、金融资源无法精准对接贫困人口，产生扶贫贷款“扶工不扶农”“扶富不扶贫”、信贷资源向农村中高等收入群体转移等现象[12]。

从表6可以看出，处理1较处理3增产6 180 kg/hm2，增收 30 900元 /hm2，节肥增收37 515元 /hm2；处理2较处理 3增产1 470 kg/hm2，增收7 350元/hm2，节肥增收12 616.8元/hm2，处理1节本增收效果明显。

（二）采用股份合作制，厘清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精准扶贫的关键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以发展产业的方式使贫困户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真正实现脱贫。涞水、易县、涞源三县在大多数基层农村，均由政府主导将原村大队整合成立农民合作社，不再将扶贫资金直接分给贫困户，而是将其量化为贫困户股金以股份合作制来发展旅游产业、农业园区、专业合作社或入股龙头企业，同时涞易涞三县引导贫困户以土地、房屋、自有资金等多种形式入股，实现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东，以股东、“地主”、员工的身份将贫困户与投融资平台或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的利益紧密联结，保障股金、租金、薪金三种收益精准到户，让贫困户更多地分享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将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贫困户收入真正联结起来，使得农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打通政银保之间的利益和风险联结通道

由政府主导，以体制机制创新打通政银保三方的利益和风险联结通道，引导银行和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是金融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环节。而阜平“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正是以政府主导，一方面与银行风险共担，农户贷款偿还后财政予以适当贴息，一旦发生贷款损失，由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来补偿。另一方面，与保险公司联办共保，保费缴纳由政府与农户6:4分摊，保费收入和保险赔付由政府和保险公司5:5分摊。此外，人保财险公司在阜平推出的“政银保”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政融保”支农融资项目①人保财险股份公司在阜平试点“见保即贷，保贷联动”的“政融保”支农融资项目，采取“政府政策支持+保险资金融资+保险风险保障”的运行模式，为农户发展规模种植、养殖等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提供保险资金融资。、银行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等项目进一步打通了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通道。“风险共担、联办共保”机制将政银企户保五方利益和风险联结，解决了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问题，撬动银行和保险公司更多的资金来精准扶贫。

4.“股份合作制+龙头企业”扶贫模式

（3）交通载荷作用的量化存在很多理论问题的解释，但鉴于目前关于交通载荷作用没有一个确定的计算标准，笔者的计算方法旨在引起工程设计人员对交通荷载作用的重视。希望今后的研究人员能够对交通荷载作用在顶力计算中能有更大突破。

四、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

保定市“股份合作制+”模式和“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在积极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客观上阻碍了这两种模式的深入推进。在“政银保”模式中，贫困人口大数据信息的不准确，导致金融资源难以精准对接贫困人口。农户信用评级体系的不健全，客观上增加了金融机构扶贫贷款的风险，而薄弱的金融基础设施使得金融服务很难普及到基层农户。政银保三方的利益关系设置如果不合理，会导致政府财力不足或金融机构动力不足，模式难以持续。“股份合作制+”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现实的约束条件，如果地方政府融资担保平台监督机制尚未建立，资金的使用就会存在漏洞。特别是以股份合作制驱动的产业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尊重市场，不能盲目引进产业，否则不但达不到扶贫的目的，还会给贫困户带来损失。

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围绕云南省资源禀赋、依托金融科技，支持“云花”产业取得新突破，构建移动支付+便捷支付+融资场景，利用大数据技术，为花拍中心会员量身定制全线上信用类融资产品“云花贷”，满足交易各方的融资需求，实现了云南花卉产业全链条金融服务闭环。开发全流程线上融资产品“小微快贷”，截至9月末，累计为6000多户小微企业提供50多亿元资金支持。

（一）贫困人口大数据信息缺乏，金融扶贫精准度不够

金融精准扶贫面临两个困境，一是贫困户造血功能不足，仅靠输血难以实现脱贫致富，二是贫困人口信贷风险过大，金融机构难以主动参与到精准扶贫中。因此，带有公益属性的精准扶贫必须由政府主导。首先，在涞水县“股份合作制+”模式中，主要由政府出面成立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根据涞水县本地特色和优势，整合财政资金和各类扶贫资金，作为贫困人口的股权，以多种形式支持各类特色产业发展，通过壮大产业来带动贫困户脱贫，解决“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其次，阜平县“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由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平台、成立担保基金，为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担保，建立增信机制，降低贷款风险，引导和激励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第三，阜平县在“政银保”模式中，由政府主导成立风险补偿基金，探索以适当的方式和比例为小额扶贫贷款贴息、分摊保险理赔和农户保费缴纳，为金融机构的风险兜底。

（二）地方政府融资担保平台监督机制尚未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有待进一步规范

保定市贫困县在金融精准扶贫中，由政府主导建立了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村级农业合作社。各类扶贫资金由原来直接发放到户变为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由县级融资平台或村级农业合作社统筹管理，贫困户也可以多种形式入股农业合作社。但现阶段缺乏相应的文件或办法来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各级融资平台的资金运用、利润分红、绩效评估、信息披露等相关行为，监督机制尚未建立。资金运用的随意性、不透明和缺乏必要的监督有可能导致资金被挤占挪用、贪污，从而损害贫困户的利益。对于部分贫困县设立的担保基金，基金规模大小、贷款风险分担比例、贷款贴息、保费收入和保险赔付分摊比例等关键数据的设置还有待深入探索。因为这些信息涉及政府、银行、企业、贫困户及保险公司多方利益，政府分摊比例过大则可能造成基金规模不足而难以持续，银保承担比例过大则对金融机构的激励不够，难以吸引更多金融资源。

（三）银保之间通道不畅，农户信用评级体系不够健全

在“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下，虽然部分贫困县已经发展了各种形式的联保担保机制，但银保之间的通道还没有完全打通，银保合作仅限于阜平县开设的“政银保”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保单质押贷款等项目，单靠这些项目无法完全理顺银保之间的风险收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保等金融机构的精准扶贫能力。此外，扶贫贷款能否如期偿还的根源在于农户，但贫困地区仍未建立完善的农户信用档案和信用评级体系，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在发放扶贫贷款时不能有效甄别客户，信贷风险加大。虽然部分贫困县政府投入财政资金为农户贷款担保，但县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县财力非常有限，担保基金主要来源于上级拨款，如果扶贫贷款不良率过高，风险共担机制也会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

（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服务不到位

该模式是指在政府指导下，贫困户以财政扶贫资金、自有资金、土地等形式入股龙头企业，进入企业打工，获得股金、土地租金和薪金三种收益，实现脱贫致富。2016年，望都县将财政扶贫资金1321.2万元作为全县2202户贫困户的股金投入当地5家农产品深加工的龙头企业，贫困户连续3年至少获得入股资金10%的保底分红。5家龙头企业带动500余贫困人口就业，人均月收入达到1650元。同时，龙头企业与贫困村开展订单种植，进一步提高贫困户农业收入。唐县引导贫困户申请银行小额扶贫贷款，入股农业龙头企业，由企业提供担保和分红，财政予以贴息，贫困户还可以优先到企业务工，实现“贫困户增收、企业发展”双赢。2016年10月，唐县东迷城村24户贫困户每户获得小额贷款5万元，共计120万元，投入龙头企业汉唐牧业，每年享受资产收益，实现稳定增收。

（五）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示范带动效应不显著

发展产业是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保定市贫困县以农业园区、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形式发展了多种产业，但除京西百渡旅游产业之外，多数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品牌效益较差，产业集群效应并不明显，带动能力严重不足。产业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遵循市场规律，但部分贫困县仍然存在盲目引进和发展产业的现象，一旦造成产业趋同，产品供大于求，则会给农户带来损失。因此，即使扶持再多的小微企业进驻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示范带动效应和先进经验的引领，金融扶贫成效也只能收效甚微。

五、深入推进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贫困人口动态大数据信息库和农户信用评级体系，提高金融扶贫精准度

金融精准扶贫贵在精准，而精准须以大数据为基础。保定市贫困县政府应当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建立贫困人口大数据信息库，收集贫困人口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财产状况、致贫原因、家庭负担等相关数据，定期调查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脱贫现状、产业基础、社会保障等信息，对贫困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更新数据库。根据贫困信息将贫困人口按贫困程度分层，对处于不同层次的贫困人口施行差别化精准扶贫。同时，在贫困人口大数据信息的基础上，为农户建立电子信用档案，通过“云平台”实现政府与金融机构等相关各方的信息共享，并及时补充农户贷款、保险等相关信用信息，对农户进行信用评级，推进农村信用工程，提高金融精准扶贫的精准度。

（二）科学设计地方政府各级融资平台和担保基金的监督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对于各种类型的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村级农业合作社，保定市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文件或办法来规范各级融资担保平台的运作机制，包括资金的来源、运用、收益分配、绩效评估和信息披露等，以此来约束融资平台的行为，并由地方政府授权相关机构或第三方来加强对融资平台的监督。对于各类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其公益性决定了政府一定要为其争取到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同时，要想以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精准扶贫，对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非常重要。贫困地区应借鉴先进经验，科学合理地设定政府与银行风险共担比例、与保险公司联办共保的分摊比例、政府对农户的贷款贴息和保费缴纳分摊比例以及政府兜底风险的底线，最大限度地提高扶贫资金和金融扶贫贷款的使用效率。

（三）借鉴承德市隆化县“政银企户保”扶贫贷款模式，厘清政银保之间利益联结机制

“政银企户保”扶贫模式是承德市隆化县最先摸索出来的一种“政府+银行+农业企业+贫困户+保险”五方协作，政府搭台增信、银行降槛降息、企业农户承贷、保险兜底保证，以多方联动为基础的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在该模式下，政府对于带动贫困户发展的企业和合作社的贷款实行差别化贴息政策，带动越多，贴息越多；当贷款发生损失时，担保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1∶2∶7共同代偿贷款本息，降低银行信贷风险。差别化贷款贴息政策提高了合作社和企业扶贫、贫困户脱贫的积极性，贷款损失比例分摊政策进一步打通了政银保三方之间的利益联结通道。保定市“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应该学习和借鉴这两类做法，进一步完善“政银保”金融扶贫模式。

（四）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借鉴阜平县做法，在保定市其他贫困县建立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体系，在村一级设立便民自助金融服务点，为农户存取款、贷款担保和发放、保费缴纳和保险赔付等业务提供便利。大力推进农村移动互联网及通信网络建设，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对农户进行互联网应用和智能终端设备的使用培训，以数字技术来逐步拓展普惠金融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加强对农民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农民的金融意识，使得贫困人口能够更加方便自主地享受金融服务。

无独有偶，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组织检查发现，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打歪主意，授意工作人员故意实施破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行为，通过堵塞采样头、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对全市6个国控自动监测站点实施干扰近百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达53次。最终，涉案人员分别获刑一至两年。

（五）继续完善股份合作制，科学推进产业发展

进一步完善股份合作制，健全长效机制，积极探索符合市场规律、可复制、可推广的股份合作制示范模板，建立多种贫困户与投融资平台或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的利益联结模式，将脱贫产业与贫困群众利益紧密联结，让贫困户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同时，贫困县应以产业化扶贫为抓手，加强统筹规划，借鉴京西百渡旅游产业发展的经验，立足市场规律，加快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农业基地、农业园区、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旅游业，精心培育一批龙头企业，逐步壮大产业规模，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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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作出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非常突出的战略地位，指出只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认识已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高校也不例外。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特别是实现自我教育与自我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用生态理念指导校园文化建设，对高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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