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有助于其学科建设如何走出“重围”而寻找“转机”,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样态,分别为学科化和“领域论”。学科化取向是立足我国国情的选择,对促进和保障高等教育研究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历史比较短,从1983年进入学科目录至今,只是走过“三十而立”将步入“四十不惑”。然而高等教育学会“四十不惑”吗?这未必是一个真命题。高等教育学从建立伊始,就未摆脱学科危机的困扰,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危机呈现不同的表征。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每一次理解,都相当于在元认知视角进行一次反思,是学术共同体学科意识的再一次觉醒和提升。在国家学科政策调整、“双一流”建设战略实施和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的多重政策影响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再一次面临学科危机,此次学科危机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基于此,本研究着眼于高等教育学新的政策发展环境,以期深化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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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会遇到危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应怀正确心态,既不能忽略客观存在的学科发展困境,也不能因过分夸大学科危机而贬低学科发展成就,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学科危机。

(一)学科发展与学科危机的共存

横向而言,学科发展所涉及的多种因素都存在危机产生的可能。学科作为一种基于知识分类而人为建构的制度,其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机制演化结果。这种演化是长期积累的缓慢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学科兼具知识分类和组织机制建设而言,学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存在。一方面,知识是学科的逻辑生发点,知识维度的相关基本问题探寻是学科自我例证的基本途径,即如何在知识层面来论证学科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知识生产的可持续,学科还应具备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组织或机制建设,如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社会支持性资源的获取、人才培养、组织机构设置等。如果说知识维度的学科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内部因素,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则是外部因素。学科建设从来不是一个单面、线性的发展路径,而是一种多面、非线性的发展路径。这就决定了学科建设负载着多种因素,是一种复杂系统,其所涉及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有诱导学科危机产生的潜在可能。

纵向而言,学科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潜伏着危机。学科发展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逐步积淀的过程。“初始之物,其形必丑”,学科建设之初并不是以一种成熟、完备的学科型而展现世人,而是经历了萌芽期、初创期、深化期、成熟期以及转型期等多个发展阶段。在学科发展的每一阶段,均面临着不同于其他阶段的主要矛盾或问题,而这些矛盾或问题潜伏着学科危机的主要诱因。比如,在学科初创期,如何依据已有学科标准来论证自身的存在合理性,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质疑,总之,如何立足是初创期所面临的主要危机。而深化期则与此不同,深化期的学科建设面临着如何确保和巩固已有学科地位的主要问题。简而言之,学科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与此阶段相对应的发展矛盾。从早期的“能否是一门学科”的命题论证到后期的“该学科如何更好地发展”的命题探寻,都蕴含着学科发展危机的阶段性特征。因此,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命题而言,学科危机贯穿始终。

学科制度分为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国家学科制度,另一种是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国家学科制度模式中,国家主导着学科制度的颁行以及学科目录的编制,兼具学科统计和行政管理的双重功能。学科只有进入国家学科目录,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承认,学科才能获得相应的支持。而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不同于国家学科制度,一门学科成立与否的决定权在于学术共同体,而非经过国家的行政确认。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不具有国家学科制度的国家管理功能,只是具有学科统计的功能。我国的学科制度是国家学科制度,通过学科目录“对专业划分、专业设置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招生、学位授予等进行宏观管理,发挥着指令性作用”[11]。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两个表征

国家学科制度调整中二级学科建制的消失,高等教育学的未来道路如何选择,学术界进行了探讨,主要成果是“再学科化”战略的提出[14]。“再学科化”主要解决的是在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前提下,如何克服二级学科建制丧失所带来的困境,其核心在于一方面立足于现代学科性质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力争在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地位的获得,“纳入国家的学科目录体系,取得学科的社会建制,这是高等教育学适应现行学科管理体制的必要选择”[15]。未来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能否顺利实现,还在探索之中,虽说成效有待明确,但也是一种新的路径选择。但“再学科化”是解决二级学科地位丧失的一种策略选择,未来或许还会出现新的选择。但是由于二级学科建制取消所带来的学科困境未破解之前,高等教育学仍会继续面临着二级学科建制消失所带来的学科危机。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已有研究者给出了多种解答,包括学科建制危机和知识体系危机、发展性危机和生存性危机等[1]。上述所谈及的学科危机划分,其所依据的标准是不同的。其中学科建制危机和知识体系危机源于高等教育学的两种不同形态,即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和知识体系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发展性危机和生存性危机则来源于危机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程度,发展性危机是学科建设过程所遇到的常态性困境,在过程中逐步得以解决而不会产生致命性影响。而生存性危机则关乎学科“命脉”,决定着该学科的命运。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两种危机区分,学科危机还主要有知识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成长性危机和生存性危机等其他类型的区分[2]。如果将已有研究中的学科危机类型进行共性提取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对学科内涵的解读。本研究亦采用这种逻辑思路,在参考已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实践,尝试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的具体表象进行分析。

IMF：拉美地区需巩固长期增长势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西半球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1.3%提高到2018年的2%，2019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2.8%。其中，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等因素将拉动南美地区经济增长，墨西哥及中美地区在短期内将受益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

学科作为“基于知识分类而派生制度的一种人为建构”[3],其内涵的两重性提供了学科危机划分的逻辑起点。学科内涵的两重性是指学科包括两层意义上的理解,即知识分类和制度建构。首先,从学科本源而言,学问分支或知识分类是学科的基质。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都是知识演化的产物,“体现为自主自为的逻辑,与知识生产、分化和整合的内在逻辑间具有耦合性”[4]。其次,从学科的社会学意义而言,学科还是一种组织机制的建构,产生了多维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内涵,其出发点是通过制度建构来保障学科发展的资源供给,“拥有以正确的规则程序为基础而形成的一套制度性建构,比知识生产本身更为重要”[5]。因此,从学科内涵两重性来看,学科建设是“内外兼修”,既要关注知识维度的学术合法性,也要关注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合法性。依据此,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分为学术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两种类型。

图4～5为自重应力作用下隧道管片主应力云图。图6～7为列车动载作用下隧道管片峰值主应力增量云图。由图4～7可知：

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性危机,指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内部构成要素,来源于高等教育学能否满足知识划分的标准。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经典学科标准的解答,细分为三方面。第一,如何去论证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分类具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类的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即学科研究对象独立性的论证。第二,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科知识生产效率,以及该学科的学科研究方法是否契合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即学科研究方法独特性的论证。第三,是否存在高等教育学的基本命题以及逻辑自洽的学科理论体系,即学科基本理论独特性的论证。简而言之,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性危机来源于其自身对学科标准的达成程度。如果高等教育学能满足学科标准的三维度,则学术性危机不存在。反之,如果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内部建设还未能解决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的问题,则会产生学科的学术性危机。

3.组织交流、品读。学生读出细节，谈谈自己的感受。针对该处细节，有不同感触的学生互相补充。教师适当点拨引导，并鼓励引导学生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展示爸妈之间质朴而真挚的情感。

二、学术性危机：挥之不去的“旧伤”

学术性危机来源于学科的学术合法性论证。高等教育学自从创建以来,一直处于学术合法性的论证过程中,即从传统的经典学科标准来塑造高等教育学,进而使其成为一门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独特研究方法和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学科,践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学科信仰。对高等教育学的学术合法性的论证,虽取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果,深化了认识,然而这种努力,仍未使得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完全摆脱危机,学术合法性论证仍未成熟,“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完成的是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观念层面的范式建构还远未完成”[7],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内部动力不足,学科建设的“内忧”导致学术性危机。

(一)“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的学术危机命题

改革开放以后,如何更好地遵循规律来发展高等教育成为时代呼唤。为了更好地、有组织地产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以学科建制的形式增强高等教育研究能力成为学术界的愿景。加之我国实行国家学科政策,能否进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决定资源获取的关键。学术界的愿景和国家学科政策共同促使高等教育研究从一开始就以学科为发轫。1983年高等教育学列入学科目录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获得了国家赋予的二级学科建制的行政合法性。

尽管高等教育学获得了国家赋予的学科建制,但这种政策性承认并不代表其理所当然就是一门学科。学术界的学科化愿景只是表明学科化的可能。然而这种可能性能否在学科标准上支撑起学科建制,仍是待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变成了学术性危机,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回顾研究界对该命题的解答,其出发点在于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学初创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对教育学,严格来说是对普通教育学的移植,“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实践”[8],难以凸显高等教育学的独特性。为了与普通教育学保持适当的距离,高等教育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体系等方面开始了学科独特性的学术合法性论证。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辨别、基本研究范畴的探究、逻辑起点的探讨、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科独特性,同时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命题解答方面,虽然承认了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但同时也是“正在发展、有待提升和有待成熟的学科”[9]。学科内部基本问题仍未得到学术界的统一,学科内部发展仍存在张力。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命题的解答,仍在进行,表明高等教育学的内部仍存忧患,危机根源未消失。

高等教育学的制度性危机,指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外部制度建设,来源于外部社会影响因素与该学科的匹配程度。一门学科的持续性发展,除了满足内部的知识演化逻辑之外,还应关注学科外部社会资源的获取。这些社会资源主要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组织、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机制、国家和社会认可、经费获取等多方面。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外部机制建设,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建设,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从而获取所需资源。制度性建设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高等教育学的产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内而外的发展路径,而是由外而内的路径[6],即在学科内部发展没有成熟的情况下,被纳入国家学科目录而获得国家行政认可。先赋予高等教育学具有行政合法性,通过制度建设来确保国家支持,然后再走学科内部建设和外部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路径。无可否认,高等教育学的这种发展路径,在进入学科目录获得国家承认从而带来资源配置优势的学科发展环境中,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教育学先天的内部建制不成熟,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学科制度,对国家学科政策产生了很强的制度依赖性。国家学科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其发展。如果这种制度性保障出现缺位,学科就会面临危机,即制度性危机。

(二)“高等教育学究竟是学科还是领域”的学术危机命题

高等教育学是以二级学科的身份获得国家承认,二级学科身份意味着“护身符”或“入场券”,尤其在学科内部发展还未成熟时。二级学科地位的确认,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使其能获得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供给。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学科制度所赋予的二级学科地位。但这一切都随着国家学科政策调整而出现转变。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制度进行调整,在其所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只保留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设置,取消了二级学科的学科建制。这次学科目录调整取消了二级学科建制的出发点在于减少国家事无巨细的行政干预,将学科发展主导权部分下放到学位授予单位,各学位授予单位在一级学科下自主进行学科布局和优化。取消二级学科建制也是顺应知识分化和综合大趋势的战略调整。但是二级学科建制的取消,对于以二级学科出身的高等教育学而言,却难以体味到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益处,反而在学科建制层面出现危机。二级学科建制的取消,高等教育学成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出现衰落。这种衰落,对于具有制度依赖性的高等教育学而言,意味着其长期所依赖的学科制度支持的消失,以往学科制度所附带的资源供给减少,对于高等教育学是一次事关生存的学科危机。

知识演化呈现出分化和综合并存的大趋势,并影响着学科发展。学科是基于知识分类而产生的制度建构,但受到“知识分类基础上的综合”观念的影响,原有学科之间的边界被打破,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成为新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知识分类观被逐渐瓦解。多学科参与成为共识,学科论与领域论逐渐走向融合,呈现“学科研究领域化”和“研究领域学科化”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多学科研究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挑战。加之高等教育学无法实现经典学科标准所主张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体系的“三独立”标准。因此对于多学科的挑战,高等教育学似乎处于“下风”。高等教育学由于缺乏独特性,无法守住自身边界,多学科纷纷介入,“导致高等教育学出现‘被殖民’学科样态”[10]。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的支持者对此进行了辩护,从方法论意义上接纳了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从高等教育现象的复杂性角度论证了多学科参与有助于全面认知高等教育现象的优势所在。然而整体而言,高等教育学与多学科之间并不是僵化的对立,高等教育学本着“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精神促进多学科研究的“本土化”。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逐步接纳和利用多学科研究,但是并没有成功化解两者之间的对立。多学科研究的挑战仍存,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所造成的危机仍存。

三、制度性危机：面临的“新病”

从横向看,学科建设所涉及的诸多因素都具有危机出现的可能,从纵向看,学科建设的每一阶段都存在诱导学科危机的阶段性矛盾。学科发展与学科危机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学科危机是学科发展的派生。学科危机的出现意味着需要对学科发展进行元认知意义上的学科反思。因此学科危机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常态表征,要以正确的心态来认识学科危机,不能谈危机“色变”,亦不能置之而不理,需要辩证地理解学科发展与学科危机。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诞生环境是国家学科制度。国家学科制度赋予高等教育学的行政合法性,“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出现始于学科建制”[12]。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内部建制还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在1983年进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二级学科,获得国家承认。进入学科目录,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国家资源的获取资格,弥补了由于“先天不足”所带来的学科发展困境,至少在学科外部制度上获得了国家支持。事实也证明,这种外部建制先于内部建制的学科发展路径,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的生根发芽。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学科制度。学科发展初期,在自身能力还未足够强大时,通过国家学科制度的扶持而获得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这种学科发展路径也造成了高等教育学制度依赖的特征。高等教育学过度依赖学科制度,往往就会“沉溺于现实需要以及受到过多外部力量的干预”[13]。高等教育学的产生,似乎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而非知识自然演化的结果。我国高等教育学30多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学科制度对于其二级学科地位的行政确认,这种依附性发展为学科发展埋下了危机伏笔。

(一)国家学科制度调整取消了高等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建制

高等教育研究呈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我国大部分学者所承认的学科化;另一种则是国外学术同行所主张的“领域论”,即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不承认其学科建制。如果说“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的命题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那么“高等教育学究竟是学科还是领域”的命题则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学与多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命题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危机,第二个命题则是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与“国际化”之间的冲突带来的危机。

无论从横向角度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所涉及的多因素而言,还是纵向角度该学科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主要阶段性矛盾而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中学科危机一直存在,这是从普适意义上论证了学科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但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即高等教育学存在危机,现实也验证了该论断。“存在危机”与“学科危机是什么”是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向：“存在危机”的命题是前提,而“学科危机内容是什么”的命题则是进一步的深化。

(二)“双一流”建设战略和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对学科发展空间的挤压

对于高校而言,学科兼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重功能,学科是高校发展的核心所在。通过国家学科政策来引导和规范高校学科的优化,成为国家战略选择突破口。在国家相关高等教育政策逐步聚焦学科建设时,高校必然会将学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这源于政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双一流”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入选高校和学科进行扶持,增强其发展动力,对于高校和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价值。

“天涯秋光静，木末群鸟还。夜久游子息，月明歧路闲。风生淮水上，帆落楚云间。此意竟谁见，行行非故关。”[5]

“双一流”建设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家只是掌舵者角色,具体实施者由高校来担任,这就将学科建设的责任和压力传导给高校。高校如何通过学科布局和优化来提升学科影响力,进而在“双一流”建设中站住脚而获得国家支持,成为高校的难题。高校的学科发展,主要聚焦在如何“做大、做强”上。在原有优势学科基础上进行再提升成为共识。“学科危机与一个学科在学校内的地位有关,如果该学科在学校内的影响力微弱就会有危机,反之就不会。”[16]在“掐尖投资”的逻辑下,高校那些非优势、非特色学科往往成为战略“牺牲品”。高等教育学往往被划归到非优势学科之列,很难在新一轮学科调整中获得关注。高等教育学由于对高校学科排名的贡献率偏低,导致其在高校学科布局中面临裁撤并。“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调整,在激发高校学科建设的激情时,也可能人为挤压了高等教育学的发展空间,造成学科危机。

一边是京津对家政服务人员的巨大需求，一边是河北省家政扶贫的强烈意愿。河北省共有家庭服务企业5000多家，从业人员60多万人。从2017年开始，河北省就确立了充分利用京津和省内中心城市吸纳就业主渠道作用，通过在贫困县大力开展家政服务人员培训，着力推动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的工作目标。

第四轮高校学科评估的实施时间,恰逢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对高校和学科的筛选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本身就对高校的学科调整产生影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立生主任认为“这次的学科评估,不是为某些特定项目‘量身定制’,……评估结果被认可而被选择作为资源配置的参考依据,是属于使用者自主的考量”[17]。但由于恰逢“双一流”建设时期,一些高校管理者认为这次的学科评估与“双一流”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只不过可能存在直接挂钩还是间接影响的作用方式不同而已。基于“对‘双一流’入选主观卡位判断”[18],高校在参评学科评估时,集中优势资源来打造本校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为了满足学科评估指标,“借着‘资源整合’的名义做起了数字游戏,以‘砍杀’或拆并非重点、非特色、非优势学科为代价,来确保重点学科的权威地位”[19]。高等教育学在各大高校一般是处于非重点、非特色、非优势的学科序列中,通过裁撤关停来确保优势学科排名的提高。这种做法对高等教育学而言意味着生存空间的被挤压,失去所在高校支持而面临危机。

四、结语

现今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学术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的叠加效应。学术性危机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历程,主要源于“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命题的挑战。而制度性危机相对于学术性危机而言,则是最近几年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新危机,源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外部国家学科政策。随着以往国家学科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红利”消失,高等教育学科失去国家学科制度的支持而出现发展危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并非单一的危机表现形式,而是学术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的叠加,呈现“内忧外患”的交叉影响。

本研究显示Lp-PLA2及hsCRP的浓度变化有助于客观有效的判定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效果。但样本量少，仍需更多大样本的研究。

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学科危机的叠加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如欲获得新进展,必须直面这两种危机的存在和现阶段的叠加作用。未来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在坚持学科化取向的前提下,一方面从多方面论证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合法性,增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论自信;另一方面要秉持“有为才有位”的应用性学科建设取向,通过有影响力、高质量学科产出来提升竞争力,使国家和高校意识到其学科价值,“在国家学科政策层面和高校层面善待和善用高等教育学”[20],弥补以往二级学科建制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增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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